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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9 10:24:54 来源：舜网-济南时报 作者：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江丹 责任编辑：高原 在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各种风格的着装穿搭，也默认了其所关联的文化。特别是随着电商的国际化，服饰的流行之广前所未有，服饰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愈加紧密。这样的景象，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人或者日本人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 学者刘玲芳在其著译的书作《异服新穿：近代中日服饰交流史》(以下简称《异服新穿》)中，以服饰、发型为媒介，借助报纸杂志、书籍、照片等资料，探讨了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中日服饰文化交流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情况。而读者也随之以服饰为切入点，去了解一段历史。 异国风俗文化的冲击和震撼 《异服新穿》研究的时代背景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启动，书中开篇即写道：“中日两国交流的历史启示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可是，由于江户幕府和清王朝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近代史上中日两国的交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被限制在了日本的一隅——一个叫作长崎的地方。而且，交流方式也仅限于一部分中日商人之间的贸易往来。然而，《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最终打破了这个局面。从那时起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具体来说也就是1871年到1894年的23年之间，中日两国互设公使馆开始互派公使，这成为近代中日两国间文化交流的开端。” 据《异服新穿》，在日本学界，东渡日本的中国人所写的书籍资料被统称为“东游日记”。随着1877年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率领清朝使节团抵达日本，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日本，他们或是清朝官员，或是文人雅士，或是年轻学生，进行公务、观光、留学等活动。他们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所想写进日记或游记，成为后来学者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其中当然也有跟服饰有关的内容。 “……中国人对日本方面越来越关注，像外交官、知识分子等赴日的人士也逐渐增多。当然，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东渡日本。因此，异国的风俗文化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和震撼是可想而知的。而其中日本女性染黑牙和剃眉的习俗让中国人尤为诧异。”书中写道。 当时，日本女性结婚后会将牙齿染成黑色，并将眉毛剃干净，这对习惯了柳叶弯眉和明眸皓齿这种审美的中国人来说十分不可思议。何如璋在前往日本途中，便为日本女性的这一习俗深感震惊。他感慨道：“长崎女子，已嫁则薙眉而黑其齿，举国旧俗皆然，殊为可怪。” 日本明治维新后，服饰也随之进行了西化改革，无论是华族贵族还是邮政、铁道人员皆着西服或西式制服，这样的景象显然也引发了东渡日本的中国人的注意。1876年，清朝《环游地球新录》的作者李圭，在前往美国参加费城世界博览会的途中经过日本，记录下了他眼中日本人的穿着，“皆泰西装束。闻其国君后，命妇亦然。”在他看来，日本学习西方知识值得肯定，但是连服饰也追求西化，未免是对西方的过度模仿。 黄遵宪也在他的《日本国志》中记录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服饰西化现象，《异服新穿》对他的那段记录进行了通俗解读，“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上到高官下至下级官吏，几乎人人都戴着帽子，穿着西式大衣，脚踏黑皮靴，手持手杖，鼻梁上架着眼镜框。而富裕的商人们及其他社会名流也受政治家的影响十分崇尚西服，每当外出之时必定一身西式的装扮。” 黄遵宪也表达了他的担忧，认为这样极端的服饰西化政策下，需要大量进口西服的原材料羊毛，可能会导致日本传统纺织产业的衰退。 新鲜又奇特的“中国服” 对当时来到中国的日本人而言，中国的服饰文化也是新鲜的。在日本190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全书》中，便记录了中国服饰不同色彩背后的文化意义。他们注意到，红色是喜庆的颜色，“红色是举办喜事时最常使用的颜色，像婚礼服饰、物品等都是以红色为主。在中国，所谓的红事就是指一切吉祥喜庆的仪式。”而在另一本资料《无尽藏的中国贸易》中，作者则指出了中国不同地域之间的审美是有差别的，其中写道：“黄河系也就是中国以北的地方以浓艳为美，扬子江系也就是中国中部地区则是以淡雅为美，而珠江系也就是中国南方地区则是以清纯为美。” 据《异服新穿》，这些记录其实都与当时中日之间的贸易相关，“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对日本制造的针织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大概很多读者都想象不到，袜子会是当时需求量增加明显的商品之一。 资料记载：“上好的袜子大概一圆三十四钱，而如今这样的价钱已经是最普通的了。一圆七八十钱到两圆的袜子在社会中下层老百姓中间大为流行。且现在这个需求非常旺盛。”日本商人还注意到，由于鞋子的关系，中国人的脚和日本人的脚形状不同，因此不能将原本为日本生产的袜子原封不动地销售到中国。 除了袜子，帽子的销售状况也十分可观。“辛亥革命之后，由于政府倡导的剪辫政策，人们对帽子的需求量暴增，这为日本的制帽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男人夏天喜欢光膀子的行为也十分不解，曾有来到中国的日本人如是对比：“如果仔细思考一下日本人的习俗，立马就会知道这与中国人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的。日本人的话，下半身不穿裤子，从腰部以下全都裸露着，仅裹着一条兜裆布。但是，上半身要么穿一件宽袖上衣，要么披一件薄衫，总之不会将衣物全部去掉。”在他看来，中国与日本虽然是邻国，但是两国的男性“却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裸露意识”。 服饰文化的交流并不是单向的。据《异服新穿》，1913年6月21日，《读卖新闻》与《朝日新闻》同时刊登了日本当红歌舞伎演员身着中国长袍马褂的消息，并评论这位演员“宛若中国的贵公子一般。” “当然，拥有超群美貌的歌舞伎演员穿着外国人的服装这件事原本就容易成为报刊上吸引人眼球的话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服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的确是一种新鲜而又奇特的服装。因此，可以推测，对当时的普通日本人来说，中国服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存在。”《异服新穿》中解释。两种“异服”时尚的流行 据《异服新穿》，日本服装也在20世纪初影响了中国女性特别是都市女性的穿衣“文明”。比如，清末女子教育在模仿日本女子教育时，也吸纳了女学生服饰的朴素之风，当时便有规定，女学生制服颜色为蓝色、浅蓝以及藏青色，后来变为黑色、蓝色、白色，这些颜色与传统服饰中的华丽色彩截然不同。 这种朴素之风一度风靡，由于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而成为一种时尚。1946年的《申报》在介绍上海妇女服装演变时曾如是写道：“后来留日之风大盛，日本服装也为一般时髦女子所醉心。当时流行的衣衫是既窄且长，裙上也无绣文，其色尚玄。配上手表，椭圆的小蓝色眼镜，加以皮包和绢伞，是最时髦不过的。此由留日学生介绍而来，表示她是一个具有'文明’思想的女子。” 有意思的是，同一时期，中国服饰也影响着日本女性的穿衣观念。20世纪20年代，“中国服”多次出现在日本高级时尚杂志《妇女画报》上。1926年，日本一位女演员身着旗袍拍摄杂志照片，并配文：“中国服的优点就是它的模样、刺绣演出色彩能让穿上的人看上去更加年轻。而且不需要像和服那样必须系上令人窒息的带子，光这一点就多么让人开心呀。还有，中国服的领子端端正正，穿上之后让人不由得挺直了肩和颈，看上去姿态更加优美。” 当时《妇女画报》有一个栏目专门介绍日本富家千金，其中一位女子在这个栏目里刊登的是自己最具有代表性的照片，便是穿着“中国服”，并打着一把中式的折伞。 “1920年代中期，中国服被日本女演员以及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和贵妇喜爱，并被实际穿着体验。由于这些女性要么是明星偶像等公众的焦点，要么是家世显赫、经济富裕的千金小姐和贵妇，她们比其他女性更早获得、享受最前沿的时尚潮流。”《异服新穿》分析道。就跟今天的时尚流行路径一样，迎合大众的大规模制衣让“中国服”也进入了日本的寻常家庭，真正地流行开来。《异服新穿》也留意到，这波流行的时间并不长，“1928年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直接导致了中日关系急剧恶化。” 《异服新穿》的作者刘玲芳的研究领域为东亚文化、服饰文化学、比较文化学，在她看来，东亚女性群体之间的交流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考察研究。刘玲芳发现，以谷崎润一郎为代表的部分日本作家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身穿“中国服”的女性，而郁达夫、郭沫若等中国作家笔下也时常出现日本女性身影。“遗憾的是，出现这些现象的背景究竟是什么，与本书所考察的中日服饰交流的小高潮是否有联系，这些谜团依然存在。总而言之，关于在日本出现的中国女性形象，以及在中国出现的日本女性形象，对这种东亚女性群体之间交流的整体状况的认知还比较模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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