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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金庸、古龙笔下那群武艺高强、侠肝义胆，为国为民的大侠往往为我们所欣赏、喜爱。 实际上，金庸、古龙所创作的这些小说被人们称为武侠小说。 他们构建了一个腥风血雨的江湖，在那里有着正道和邪道之分，许多好汉因为高强的武艺和内心的正义而聚集在一起，自动自发地为天下苍生打抱不平。 这些小说实际上受到中国传统武侠精神的极大影响，可以说，它是在继承古代侠士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纵观中国历史，侠士以秦汉时期的最为著名，因此，通过对秦汉时期的侠士文化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对“侠”这一角色的深入了解，也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为什么传统武侠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 秦汉时期侠士文化的定义及表现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早期，“侠”和“士”是两类不同的人群，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风评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说人们比较熟悉的“士”，它的概念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扩展。 早在西周时期，“士”还是一类官爵，是西周分封制度下最低的一等统治阶级，是由卿大夫分封出来的小官爵，在社会待遇上仅优于一般平民。 到后来，随着西周衰亡，分封制被破坏，世卿世禄制的存在已经引得上层统治阶级缺乏治国理政的人才，于是，“士”这一阶层在此时期反而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 “士”阶层进入到国家治理的上层，他们为各诸侯国的国君出谋划策，帮助他们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在《战国策》中，就记载了当时人们对士的评价，认为他们游说各国，辅助国君。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士本身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地位较高的阶层，又因为战国时期游士的卓然风采，人们将“士”的外延扩大到了有卓然风采、有实际成就的一类人。 而“侠”，在早些时候的名声可不是那么动听。 “侠”这个字，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常常与“铗”这个字有关，后者的本义是宝剑，是与兵器有关的，由此可见，“侠”的产生与崇尚武艺的文化传统有着一定的联系。  通过先秦时期的对于“侠”的记载，我们可以窥见此时期人们对于“侠”的一个看法。 在《韩非子》中，他认为侠这种风气表现在不重视社会的地位和政治制度，反而将人与人之间的义气作为头等大事，这种行为在崇尚严格治理的法家看来几乎是不可原谅的。 在《五蠹》中又提出儒生凭借言辞试图扰乱法律，侠士则依仗武力试图干犯国家法律，对这两类群体都进行了批判。 且不论这种批判是否恰如其分，至少这告诉了我们一点，“侠”在形成过程中是与暴力行为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的。 当然，这里的暴力行为指的是一切与武功、武艺这种联系起来的行为，我们常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在这里恐怕要说侠士动手不动口了。 到此，我们已经分别对“侠”与“士”的形成作了一个分析讨论，那么当侠士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表达了人们对侠这一群体的看法。 人们认为，“侠”也是“士”的一种，是凭借着自己的武力取得了卓越成就的社会群体，而且他们往往是为了拯救百姓民生才使用武力的。 我们知道，在先秦时期有一个著名的侠士，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刺客，那就是燕国的荆轲。 为了报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同时也是为了强迫秦国停下这种征服六国，将天下拖入战火的行为，荆轲以身犯险，不顾生死，前往秦国刺杀当时的秦王嬴政。  虽然他的刺杀行动并未获得成功，但他这种气概却得到了人们的极大赞赏，至今仍留下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歌。 秦汉时期侠士文化的成因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秦汉时期是中国侠士文化表现得最为强烈的一个时期，同一现象在秦汉两朝产生，却有着不同的原因，接下来分别就这两者的不同予以叙说。 首先，秦朝时期侠士的产生主要受到战国时期的历史影响。 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年代，社会动荡不安，社会阶级的流动十分频繁，朝不保夕的生活迫使更多人脱离原有的社会生活，寻找新的出路。  早期的布衣侠士往往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一部分身份高贵的贵族侠士，他们是各诸侯所养的士。 尽管秦朝以武力结束了六国的分裂，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但这种长期历史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毕竟是短时间内难以摆脱的。 因此，侠士之风在秦朝不仅没有绝迹，反而愈演愈烈，最后甚至成为推翻秦王朝的重要力量，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秦朝所采取的严苛的统治手段引发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抗，这也是助长“侠士”之风的重要原因。 在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来，他一直以来以一个足智多谋的军师形象出现，但在他早年时期，他的生活方式，纯然是一个侠士。 这个人就是刘邦的开国军师，张良。  也许，对于张良这个人，我们只知道他在成为刘邦军师之后的故事，但在这之前，他的人生同样十分精彩。 根据《史记》记载，张良出身韩地，这也正是战国时期侠士之风大兴的三晋之地，张良是韩国的世家贵族子弟，秦国攻破韩国以后，对张良及其家族带来了深刻的打击。 受此打击的张良，决心报复秦始皇，将一切资金都投入到对于嬴政的复仇之中，连他弟弟死了都不举行葬礼，将这些家财都用来招募义士，最后他还亲自和招募来的义士前往博浪沙试图刺杀秦始皇。 这次行动失败了，张良不得不隐姓埋名，但他对于秦始皇的复仇计划并没有终止，而是转向了更加宏大的规模。  到了汉代，侠士之风的盛行则更多地受到了汉朝政治特色的影响。 我们知道，汉朝，尤其是西汉，是一个草莽布衣建立起来的王朝，上至君主，下至朝臣，大部分都是秦朝原来社会底层的成员。 刘邦就不必说了，且说汉初的开国大将韩信，在少年时期同样也是佩剑肆游，颇具侠的气质精神。 除此以外，我们不能忽略，一个早已隐没于历史的学派曾对侠士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就是墨翟所创立的墨家学派。 即使是在春秋战国的诸多学派中，墨家学派也是十分独特的存在，它不像儒家那样，继承自遥远的夏商传统，也不像道家那样，向往着悠远的僻静山林。  墨家是一种平民百姓的学派，它强调和平，认为天下人应该团结起来，不要打仗，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和弟子有阻止战争爆发，争取和平的义务。 在这一点上，墨家形成了严密的组织体系，首领称为巨子，他的身侧往往跟随着一批技艺精湛，甘愿为巨子出生入死的墨者，而这巨子本人，也必须要是为天下百姓所着想的高尚精神领袖。 这样特殊的学派组织为侠士文化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墨家的巨子及其门徒，可能就是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的第一批“侠士”。 对传统武侠精神的影响 通过研究秦汉时期侠士的群体构成，我们可以发现，侠士依据出身，主要可以分为平民侠士、贵族侠士和豪强侠士，这三者在表现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也因为主体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 但就总体而言，这三类侠士的精神气质都对传统武侠精神起到了影响、塑造的作用，接下来就分别对其共性和差异性予以叙说。  就其共性而言，这些侠士都具有悍不畏死，甘愿舍生取义的精神特质，都对于当时的传统社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抗。 如果要做一个比喻的话，这些侠士就仿佛是北欧神话中的洛基，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他们或咒骂众神，或违背命令为人类送来火焰，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这种反叛的倾向。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真实社会往往并不像史书典籍中所记载的那么美好，他们凭借有限的生产力耕种土地，在土地水肥情况都不佳的情况下种植作物，收获的粮食不能第一时间满足自身需要，而是要先向封建王朝缴纳税赋。 如果遇到旱涝灾害、贪官污吏、地方恶霸等意外情况，那么这些百姓的生活几乎可以用困苦交加来形容了。 由此观之，侠士文化在中国的长盛不衰似乎也收到中国古代这种社会现实影响。 这一点，我们可以类比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人们希望下一世能比这一世更好，因此向佛教寻求超脱苦海的方法。 那么，在现实中所遭遇的苦难与不公，他们也自然希望能有那么一位英勇的侠士站出来，替他们打抱不平、主持公道。 这样的侠士为人们所喜欢、所盼望，这样的侠士形象也自然成为中国传统武侠精神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共性之外，他们也颇具个性，这一点可以通过侠士与权贵的关系看出。 一般说来，由高门世家所招募的侠士，往往同权贵保持着一个比较良好的关系，世家大族为他们提供吃穿用住，侠士则以自己的武力作为回报，这一点，就颇有种武侠小说里世家大族的护院高手的感觉。 除此以外，平民侠士和豪强侠士与权贵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有的侠士出名正是因为他打击豪强，与他们斗争，得到了百姓的赞扬和权贵的敌视。 然而也有一部分人，他们既是豪强，也是侠士，一方面，他们凭借着自身的力量以及周边所跟从的幕僚，成为一方的豪强，是为侠。 另一方面，他们所做的事情又不是那么的光明正大，其中也包含着部分对于普通百姓的压榨。 这同样对传统武侠精神造成了影响，正是因为侠士群体的复杂性，导致人们在塑造侠士时，并不是塑造了一个无欲无求的圣人形象，而是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长处，有短板的活人形象。 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传统武侠精神一直以来都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结语： 武侠小说里面为民请命、匡扶天下、侠肝义胆的大侠形象往往令我们着迷不已。 实际上，这种武侠文化并不是在中国近代随着武侠小说的问世而出现的，它在中国文化中早有渊源。 早在先秦战国时期，士阶层的活跃就带动了侠的兴起，两者凭借有利的社会时机迅速发展，最终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重要一环。 通过对侠士群体和侠士形象塑造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的侠士并不像西方基督教里的圣徒一样完美无缺，侠士更像是许多仁人义士的综合体，也具有自己的爱恨情仇。 或许，也正是这种真实性与虚构性的完美结合，才使得秦汉以来的侠士文化能够流传不息，直到现代还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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