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及其滥用：伯林自由论述的再考察（下） 作者| 刘擎 ★★★★★ 三、自由原初的含义 依据伯林最明确的表述，两种自由都是重要的终极价值，在原则上没有高低之分，在实践中都有可能被扭曲和滥用而造成社会灾难。就这两方面而言，伯林在两种自由之间没有明确的倾向(除了警示积极自由的滥用更具欺骗性之外)。然而，在他看来，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接近自由“更为基本和更为日常的含义”或原初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林的确更倾向于消极自由。或许，人们对于伯林“支持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的普遍印象恰恰源自于此。但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这种偏好，针对的是概念化工作的恰当性，而不是在价值立场意义上的偏好。 既然两种自由各有其价值，也各有其局限，为什么伯林要倾向于以消极的方式来理解自由？为什么智慧敏锐的伯林要坚守这样一个似乎问题重重的消极概念？在此，我们需要进入伯林自由论述的第三个层面，涉及理论概念与经验世界的关联。他的根本问题意识是要让自由的概念最大限度地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自由”这个名词被用来表达如此多样的(个人或群体的)状态、愿望和理想，什么才是它最恰当的含义和用法？在伯林的视野中，存在着一种普遍、深刻、强烈而朴素的人类体验，一种否定性的(消极的)体验：强制、奴役是其极端形式。作为一种跨文化和跨历史的普遍经验，强制是不可化约的人类苦难(human suffering)，而与此共生的反对强制(“我不愿意”或“不要强迫我”)也是普遍存在于所有年代和所有文化中的人类经验。在伯林看来，摆脱强制在描述意义上是一种真切的和原初性的人性愿望，在规范意义上它直接关涉个人尊严的基本(底线)价值。如果需要为它命名(作概念化的表达)，那么将“自由”这个词留给这种经验和价值是最为恰当贴切的：“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如若不然，则是某种隐喻。”[38](P54) 自由当然可能(实际上已经)被用来表达其他的经验或价值(“自我主导”、“解放”或“道德胜利”等等)，而且并非没有其理据。但伯林坚持认为，在自由的“家族概念群”所指涉的种种人类经验中，他所界定的“消极自由”对应了最基本(低位)、最切近、最直接相关的体验，这就是伯林所谓“自由的更加基本的意思，以及胜利的更加日常的意思”，必须区别于“精神的自由”(如“道德的胜利”)。[39](P36) 伯林认为，自由不能被随意地界定为“任何一种挫折的缺乏，这会让这个词的意义膨胀起来，直到最后它的含义不是太多就是太少”。[40](P192)将摆脱强制作为自由的原初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将自由(以否定性的方式)界定为“外部人为干涉或强制的缺乏”，就赋予自由明确而特定的意义。这将有益于避免概念笼统化所造成的理论混乱，同时也有助于在实践中辨识“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和伪装欺骗。[41](P36) 伯林当然承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可能需要(或应当)向其他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他反复揭露并严厉抵制一种似是而非的修辞术或者一种“概念魔术”——能够将牺牲“转译为”所谓“更高的实现”。他要强调的是，如果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取了安全、秩序或别的什么。必要的牺牲仍然是牺牲，而不能被误作或谎称为获得了“更高的自由”。如果一个人因为幼稚、蒙昧或困于非理性的冲动之中，必须通过强制才能使他免于灾难，那么我们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也依然是强制，而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这是他内心“真正的”(虽然未被他自己意识到的)意愿，并进一步将此曲解为他“在本质上”没有受到强制，因而“在本质上”就是自由的。[42](P202-203) 诸如此类的修辞术(在最极端的扭曲情况下)甚至可以将强暴“阐释”为满足了受害者最深层而隐秘的愿望。伯林看到，在现代(尤其是20世纪的)政治历史中，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就是以自由为名实施强制，并将强制的结果宣称为“真正的自由”。这些政治灾难在理论上源自种种背离经验世界的自由概念以及对自由概念的扭曲和操纵，这正是伯林深恶痛绝的“概念的魔术或戏法”。去除这些魔术或戏法的魔力，正是伯林执意要以消极的方式来界定自由的用意之一。 当然，消极自由并不是人们追求的唯一价值，在许多情况下也不是最优先的价值。一个人获得了摆脱强制的自由，未必就拥有幸福的人生。但缺乏这个价值，他的生活总是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是残缺的，因为他处在“不愿意”的境遇之中。无论外人的强制有多少正当或伪装的理由，他“自己是否愿意”对他的生活仍然足具分量。虽然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自由的价值需要或不得不与其他价值作权衡与妥协，但自由的分量仍然不可抹去。无论是谁、无论出于何等高尚的动机，要根本抹去这个价值的分量，那就是“对如下真理的犯罪：他是一个人，一个要过他自己生活的存在者”。伯林很清楚，这个真理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观念，当然备受争议。然而，“每一次对公民自由与个人权利的呼吁，每一次反对剥夺和羞辱、反对公共权威的侵蚀，或者反对习惯或组织化的宣传给大众催眠的抗议，全部起源于这种个人主义的且备受争议的人的观念”。[43](P196)在伯林心目中，个人的自我意愿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因为尊重它所可能造成的错误(在通常的情况下)远远不及违背它所造成的恶果严重。 此外，伯林将消极自由视为自由更基本的含义，可能还蕴含着一个重要却未被言明的观点，可以称为“否定与肯定的非对称性”。⑦简单地说，所谓非对称性是指“negative”(否定的、消极的或负面的)与“positive”(肯定的、积极的或正面的)的判断并非处在同等(对称)的位置，前者比后者要求的依据或理由更少，也更容易达成。在日常经验中，知道“我不要什么”往往更确切和更容易，而知道“我要什么”则往往更复杂、更困难。一个人可能尚不明确自己“理想的职业究竟是什么”，却仍然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想从事的职业(我不想做搬运工或我不愿意当会计)；一个人未必清楚什么样的人才是自己的“理想伴侣”，但可以明确回绝某个追求者(你不是我要找的那种人)；一个人或许还不清楚自己的信仰或宗教，但却能够断然拒绝某种教义或意识形态(我就是不相信你这一套)。 在所有这些经验现象的背后，可能存在着深层的哲学和心理学的根据：在认识论上，有所谓“证实”与“证伪”的非对称性，在价值理论中，有所谓“非对称的实践理性”；在心理学中，这是所谓“坏比好更强”……它们在最近二十年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进展中获得了更为明确和系统的阐释。[44] 没有证据表明伯林有机会了解相关的研究论述(除了他和卡尔·波普尔的交往之外)，或许他凭借自己的思想史知识以及人生经历就洞察到否定与肯定之间的非对称性。虽然伯林对此没有做出明确的阐述，但他的某些文本段落暗含了极为类似的想法。伯林在反驳麦卡勒姆时指出：“一个挣脱他身上锁链的人或一个抗拒奴役的民族，不需要有意识地追求任何确定的未来状态。一个人不需要知道他将会如何使用他的自由，他只是想要解除束缚。”[45](P41注39)类似地，他在回应弗洛姆等人的段落中，强调自由是“行动的机会而不是行动本身”，也暗含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非对称性”线索。[46](P39-40)因为作为“行动本身”的自由要求明确的肯定性目标，而作为“行动机会”的自由则可允许人们“消极地”处在目标不明确的状态，但仍然拥有“存而不用”的自由权利。在笔者看来，伯林对消极自由概念的重视表明，他意识到了非对称性问题的重要性，他可能是20世纪第一位对此较为敏感的政治思想家。而这种意识对于理解自由及其依据的人性假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自由不是具有个人自主性能力者的特权，那些未能达到充分自主性的个人也具有正当的理由拥有自由的权利。在我看来，这是伯林消极自由观中一个隐而未发的重要论题，也预示了伯林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怀疑立场。 每一种自由观念都有其背后的人性概念。自我主导的积极自由观(“我要支配自己的人生”)与摆脱强制的消极自由观(“我不想让别人支配我的人生”)各自对应着不同的人性假设。启蒙理性主义建基于“自主性”(autonomy)的人的概念是更高级的，要求人是一个能动主体(agency)，具有理性反思能力和对能动性的自觉意识，这或许是内在于人的理性结构中的一种潜力，但实际生活中的人往往无法达成这种自主状态。未知、未决、茫然、拖延、等待和试探等等都是生命的基本状态。与许多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同，伯林不相信我们能够完全克服这种“蒙昧”状态而抵达自主。在他看来，所有这些幽暗不明的状态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人性事实，无法还原为通向“自主性”或“自我主导”的探索过程。因此，他怀疑那种基于自主性假设的积极自由，它可能会背离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世界而变得抽象与空洞。而在实践层面，积极自由论者需要回答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对待那些“缺乏主导自己人生之能力的人”？他们应当被赋予自由的权利吗？或者只有在经过启蒙之后？如果启蒙无效，应当强制他们成为“自主的人”吗？伯林的消极自由观对此给出了一种回应：那些未能获得自主能力的人们可以如是说：我虽然无法支配我的人生，但这绝不能成为别人强制我的理由(特别是以自由的名义)，我仍然可以拒绝让别人来支配我的人生，因为虽然我还不能肯定“我要什么”，但我能够明确地否定强制，我知道“我不要什么”。 维护这种消极自由的理由，拒绝强制的理由，当然可以是我有自己(自主的)不同的理想追求。但伯林给出了更低位的理由，一种否定性的理由：在我不知道我要什么的情况下，在“不需要有意识地追求任何确定的未来状态”的情况下，在“不需要知道将如何使用自己的自由”的情况下，我仍然可能知道并且只需要知道，我不要强制或束缚就够了，就有理由以自由的名义来拒绝强制或束缚。当然，“我渴望支配自己的人生”与“我不想让别人支配我的人生”，两者可以是一致的。但是，负面的表述比正面的表述更加基本。虽然肯定与否定的理由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相互转译，但有些否定性的理由不能被转译为肯定性的理由，也不需要以肯定性的理由为前提。 在政治实践的意义上，消极自由观为一个非自由社会中的个人自由权提供了辩护。伯林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启蒙主义理想，但他更敏感于人的现实处境，尤其是一个思想封闭社会的局限。人的自主与自觉是一种可欲的理想状态，但它无法仅仅依据个人的自我精神结构来达成。理性能力需要教育养成和启蒙，反思需要借助语言和视野，需要文化和价值资源，需要开放和对话的环境。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性的条件。而当人们处在一个压制性的、不利于“个人自主性”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比如伯林熟知的极权主义的苏联)、被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环境所包围、面对着一整套“伟大而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时，许多人对于自己需要什么、珍视什么和信奉什么，或者什么才是理想人生的理念，往往是虚弱的、幽暗的、迷茫的、未经反思的、不自觉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精神上的贫困者或弱势者，人们是不是能够要求自由的权利？凭借什么来争取自由？如果人们几乎没有积极的自主意识，难以提出正面的和理性的依据，是不是只能接受强者或者那套“标准答案”的要求？伯林的消极自由观蕴含着回答是：人们可以说“不”，或者可以从“说不”开始，这种否定性(消极)的要求本身就是在争取自由。也就是说，反对强制的消极自由并不要求以个人自主性为前提。 四、伯林思想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伯林是20世纪英语世界中一位重要而独特的思想史家和政治理论家。他的思想论述旁征博引，充满深刻而敏锐的洞见，但却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似乎印证了他对自己的认识——是知道许多小事的“狐狸”，而不是建构大体系的“刺猬”。每一位伯林思想的研究者都会遭遇特殊的挑战。伯林既不是一位体系化的思想家，也不拘泥于分析哲学式的精确论证。他的著作才华横溢，敏锐而犀利，但时常不够严谨和融贯，这造成了理解和阐释的困难。本文试图对伯林的自由论述做出相对清晰的重构和阐释，但我们也意识到，任何一种清晰的重构都难以完全吸纳伯林思想的复杂性，无法彻底消除其论述中时而出现的含混甚至自相矛盾。在某种程度上，伯林思想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恰恰体现在其不可消除的内在张力之中。他的论述风格与分析传统的政治哲学大相径庭，这或许是伯林本身的缺陷，但或许也反映出当代主流政治哲学的局限。 思想史家马克·里拉曾经评论说：“如今大学里所谓的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几乎完全缺乏伯林试图给予读者的那种心理学和历史学上的洞见。”[47]政治哲学家阿维赛·玛格里特将他的挚友伯林看做是“尼采所称的’Psychologue’，是法国人所称的’Moraliste’”。这里的两个术语并不是现代词典所指的心理学家和道德家。一个Psychologue能够“通过移情、穿透表象和语词，将自己置于人类灵魂的运思”。而在法语意义上，一个Moraliste“关切的不是道德判断，而是识破陈规、习俗和社会表象的层面，把握真正使人们行动的事物”。在玛格里特看来，“伯林是一位Psychologue，也是一位Moraliste”。[48](P135-136)的确，在20世纪的西方思想界，伯林不只与众不同，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本文作者：刘擎，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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