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自由主义的狂欢

IT-man 2005-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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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自由主义的狂欢

互联网周刊　　2005-09-05 02:31 　　姜奇平

　　“超级女声”终于在大众狂欢中度过高潮。广告价格超过央视；收视率高于春节晚会……异乎寻常的火爆表现，证明了“超女折射我们社会的稀缺元素”这个判断。这个稀缺元素可能还很重要是某种核心价值的缺位！

　　“超级女声”的核心理念是“想唱就唱”，按以赛亚·伯林的概念来套，就是“积极的自由”，即“去做……”的自由、“成为某人自己的主人的自由”。用我提出的概念说，则是“个性自由”。在“个性自由”这个内核下，“超级女声”包含的一系列价值元素：草根性、狂欢、无聊、娱乐等等，正是构成芙蓉姐姐、木子美、博客……等一系列无厘头现象中的相同的价值元素。它们都齐刷刷的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解构现代性。

　　如果说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还是一种第二次浪潮（现代性）理念的话，以“个性自由”为核心的后自由主义，则是一种第三次浪潮（后现代）理念。时代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发生新变化了。

　　“超级女声”现象说明，社会转型中新价值观的缺失，已导致严重的价值“供求失衡”。社会都认可了，我们却浑然不知。新新人类，是社会转型最敏感的人群。当务之急不是指手划脚，而是赶紧向他们学习，从他们身上识别（哪怕他们自己都还不自觉的）新的现代化要素，避免落到被埋葬的下场。

　　　　

　　转型期的填实物

　　在对“超级女声”现象的解释中，我认为有两种观点不得要领，一种观点是用“低俗化倾向”回应“超级女声”，认为“片面追求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另一种观点是“它是传统社会向民主政治过渡的良好试验场”。前者的立场是反对自由主义，强调社会秩序；后者的立场是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 “超级女声”所涉及的问题，既不关个人自由，也不关社会自由，它关系的是个性自由。前两种自由，是现代性意义上的自由；个性自由，是后现代化意义上的自由。

　　现代性的自由，是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后现代性的自由，是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同是对待个体，前一种自由，是指个人可通约的权利，是理性的；后一种自由，是指个人不可通约的权利，是个性的。个性化就是指不可通约性，所谓草根性、狂欢、无聊、娱乐，细想一想，都是由于价值不可通约，而被排除在现代性价值之外的价值。所以我说，“超级女声”的问题，与传统的价值判断，不在一个平面上。涉及了两次现代化的代差和代沟。我们先要把问题弄清楚，免得关公战秦琼。

　　像“超级女声”这样大规模的社会互动，接二连三发生，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一种先兆。反映的是中国社会正从半农业、半工业社会，向半农业、半工业、半信息社会转型。作为转型的基础，中国网民突破一亿个，信息产业和信息化突飞猛进，已经改变了中国。

　　后自由主义，正是一种转型期价值空白的填充物。它的核心特点是扬弃个体多元化价值与普遍主义的一元化价值之间的对立，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统一的基础上，向个性化复归，它是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

　　在工业化完成之前的社会中，对个性化有一种深深的误解，就是把个性化当作一种无聊的力量。这不过是二百多年来大批量生产形成的价值歧视。支配芙蓉姐姐、木子美、超女……背后的社会历史动力，并非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这些老问题，而是大规模生产条件下解决不了的有关个性自由的新问题。她们之“无聊”，实在是对泯灭个性的工业化流水线文化的一种反动。当然，谁都可以说她们超前，在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都还不充分、都还有待全社会通过工业化努力争取的条件下，指望通过互联网和现代通信一步登天实现个性自由，是非现实的。但是，完全忽视她们的进步意义，不研究其中包含的前沿信息，也会受到历史惩罚。

　　

　　有待发展的逻辑

　　用个性自由的逻辑分析“超级女声”，小男生小女生必然会反对，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逻辑。但这不等于说，他们的行为不能落入某种逻辑的解释区间。

　　从前沿角度看，当今中国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争论，有一殊为可笑之处，就是他们对信息社会的到来，全体充耳不闻，思维完全沉浸于十八、十九世纪工业化对应的社会问题中，难以自拔。事实上，自由主义发展到后现代阶段，问题和方法均已发生了变化。

　　在自由主义者中，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可能最接近后现代思想。甘阳称为“后自由主义”是有道理的。从早期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有一个共同的思维盲区，就是坚持普遍主义。伯林反对“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反对“通过理性获得解放的学说”，这使他的自由观与众不同。伯林思想介于价值多元论与普遍主义之间。一方面，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的倾向，将不可通约的自由，当作自由理论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在民族主义冲动作用下，又犹豫不决地把文化的经验形成，当作价值框架来对待。

　　伯林这样一种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相矛盾的立场，从个性自由这个不同的角度看，却正好与后现代自由观产生一种奇妙的共振。原来，个性自由虽然强调自由价值的不可通约性，但并非相对主义。因为它同时还强调框架（FRAME）的校正作用。但框架既不是理性也不是先验感性，而是历史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个性自由要求的是不能单纯地解构，同时又能建构，是建设性的后现代。

　　个性自由的本意是在悬置群己界限的条件下，将可通约的（作为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博弈结果的）理性自由，与个体不可通约的感性自由，进行相互锚定。针对的是普遍主义脱离具体语境的问题。它就相当于行为经济学的个性价值定义，认为这种价值是（可通约的）效用相对于（个体）参照点的得失。这其中的要点就在于感性与理性的双面结合。伯林的思想，正好具有这两个方面。

　　但是，伯林毕竟没有像卡尼曼那样，明确地把多元化的个人自由选择，与一元化的日常框架，以一种有层次的两平面锚定关系联系起来。相反，伯林更多是在同一个平面，具体说，在群己界限这个层面上，纠缠不休。这就使他并没有导出个性自由的逻辑，而陷在现代性的自我矛盾之中。

　　解释个性自由的最好的逻辑，就是把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前景理论，应用到自由理论当中。这方面的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回归最终感性价值

　　从个性自由的逻辑出发，当前一些模糊的价值判断需要澄清。

　　首先，如何认识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之人，从终极方面来说，是指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违背个人意志被当作手段的个人，而是作为社会发展目的的个人。这样的人，是复归感性的、具有个性自由的人。我们不应把个性自由，与社会发展的自由对立起来。因此，拥有个性，发展个性，不能混同于低俗。当然，个性化需要社会发展条件，这一点也不应忽略。

　　其次，幸福和快乐，作为终极价值，具有对于工具理性的优先地位。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这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之上的道理。在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幸福，对于这种终极价值，将起到建设性的促进作用。“超级女声”也好，芙蓉姐姐也好，也许从音乐角度、舞蹈角度不完美，但只要老百姓喜闻乐见，心情舒畅，我们就没必要反对。

　　第三，怎样看待无聊和无聊的力量？所谓无聊，实指无意义。有意义与无意义，先得看相对的是什么。如果相对的是中间价值、可通约价值、普遍主义的价值，无厘头确实是缺乏意义的。但如果相对的是最终价值、不可通约价值、个性化的价值，无聊可能反倒是有意义的。因为草根的价值并不低于精英的价值。

　　个性自由是一种最终价值，是落在每个具体的人身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通过体验获得，它是多元化的。而个人自由、社会自由，这是一对中间价值，是社会化的理性价值，是一元化的。可以预见，工业化越趋近完成，要求从中间社会价值，回归最终感性价值的呼声，就会越高。一元化的社会化价值，与多元化的个性化价值，最终会扬弃其矛盾，结成新的统一体。我们从现在起，就应关注这种未来社会的萌芽从传统社会中自发生成的现象，并为他们创造成长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