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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决定，在新的旅游法正式生效之前，“关于公民移居国外的规定”立即生效。根据这一规定，移居国外的东德公民“可经由东德与西德和西柏林的所有过境站离境”。 “有趣”的是，时任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君特·沙博夫斯基（1929—2015）“错误”地将新规理解为“开放柏林墙”。 于是，截至当日晚10时，位于市中心伯恩霍尔莫大街的边防检查站，聚集了大批东柏林民众。 东德边防军上校 Rudi Ziegenhorn一次次向上级打电话请示。可是，没有人能够给他一个“标准答案”。大约在11点17分左右，他“擅自”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开门。 成千上万名东柏林居民越过柏林墙，与等在检查站前的西柏林同胞们欢呼在了一起，“于是，柏林墙倒塌了”，“连美军的坦克都成了他们欢乐的道具”。  “于是，柏林墙倒塌了” 在今天看来，柏林墙的“突然倒掉”是非常出人意料的。
1990年10月3日，东德以“并入”西德的方式，完成了“两德”的最终统一。分裂了逾40年之久的德国，重新又走到了一起。 但需要指出的是，双方在形态上完成了融合，但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意识上的一致，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统一当夜，在国会大厦前欢呼雀跃的德国民众 现如今，大概有240段柏林墙残体散落于世界各地。作为对这段历史的纪念，有的在欧盟总部大楼外，有的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内，有的散落在巴黎地铁站、南非和哥斯达黎加。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柏林墙？为什么东德要主动修建柏林墙？柏林墙为什么会最终倒掉？  柏林墙上的涂鸦 1） 柏林墙的前世今生 1945年4月25日，苏联红军与美军在易北河会师，纳粹德国的灭亡进入了倒计时。30日，苏军攻占柏林，四面楚歌的希特勒饮弹自尽。 5月7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并签署了投降书。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以纳粹德国的土崩瓦解宣告结束。  纽伦堡审判 1）什么是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 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战败后的德国被一分为四，分别由英、美、法、苏四个战胜国占领。 6月5日，四国联合发表《柏林宣言》，确定了对德国的具体占领区域与管理体制。 根据《柏林宣言》，美苏两国的占领区约10.7万平方公里，英占区约9.7万平方公里，法占区约4万平方公里。 同时，位于苏占区境内、作为“特殊单位”的柏林也被一分为四。其中，被美英法三国占领的西柏林合计480平方公里，占柏林总面积的54%。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柏林被一分为二，但东西柏林之间是互通的。具体而言，除了公务人员以外，普通民众只需办理简单手续就可自由往来。 由于苏占区的两德分界线禁止一般人通行，因此很多东部德国人选择从东柏林跑到西柏林，然后再通过其他交通方式抵达西部。   被一分为四的德国和柏林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1874—1965）在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发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冷战序幕正式拉开。 1947年1月，西方三国占领区合并为一，整个德国被分割成了两大部分。 1948年6月20日，西占区率先启动了货币改革；3天后，苏占区也开启了货币改革。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德国的经济完全被分隔开来，双方在政治上的分歧也愈发严重。 1949年5月2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在西占区正式生效。一周后，德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通过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9月21日和10月7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相继成立。 至此，东西德国不再是领土的分割概念，而是“两个德国”乃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 2）什么是柏林墙？ 1961年8月13日凌晨，早已做好周密部署的东德特种部队与安全人员，迅速在东西柏林和西柏林与东德之间构筑起了一道铁丝网屏障。与此同时，穿越东西柏林的地铁线路被截断，地铁车站被封锁。 有趣的是，这样一场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封锁行动”，有一个看上去极其浪漫的代号——玫瑰。  一夜之间修筑的柏林墙
在今天看来，柏林墙更像是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面向西柏林方向的最外层是一道钢筋水泥墙，墙后依次纵深布置有壕沟、巡逻线、照明区、观察塔、防坦克路障、带警示灯的栅栏和隔离墙，总宽度至少在30米以上。
柏林墙建成以后，东德官方将之命名为“反法西斯壁垒”。这道漫长的“堡垒”从柏林市东南方向蜿蜒穿过市区，然后延伸至北部，在越过施普雷河后，经过纵横交错的街道和建筑，最后在“德国的标志”勃兰登堡门前隔出分界。 因此，西柏林成为了一个被高墙环绕包围的“西德飞地”。  柏林墙与柏林标志性建筑勃兰登堡门 3）为什么要建立柏林墙？ 在我们的认知中，“建墙”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被动、保守的内涵。比如一些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修建长城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此，很多人不禁要问，东德为什么要耗费如此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在一夜之间将东西柏林彻底隔开呢？ 坦诚说，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修建柏林墙的直接动机，毫无疑问是为了阻止东德人逃往西德境内。 资料显示，在二战结束之初，就有大量苏占区境内的德国人逃至西占区。在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因为战争被挟持到了东部，有的是为了和家人团聚，有的则是宣称“投奔民主自由”。  1946年5月，几个柏林市民正在国会大厦前面的空地上种土豆 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人东德人之所以选择“跑路”，主要还是出于生计考虑，与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资料显示，在逃往西部的东德人当中，接近95％的人是“为了改善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在柏林墙建成之前，究竟有多少东德人“主动跑了出去”？
 “东德连他的士兵都呆不下去” 2）东西德国的“渐行渐远”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满目疮痍，经济濒临崩溃，一度连最基本的生活物资供应都得不到保障。为了缓解燃眉之急，同盟国不得不在当地实行“生活物品配给制”。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占区和苏占区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显著差距。  二战结束之初的柏林 1）联邦德国的快速崛起 出于人道主义与地缘政治的双重考量，在二战中“未伤元气”的美国，在1947年推出了“马歇尔计划”，旨在帮助包括西德在内的欧洲各国重建。1954年，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高达440亿美元，折合今天的4200亿美元。
1948年4月3日，杜鲁门正式签署了马歇尔计划 在“马歇尔计划”与货币改革双重加持下，西德经济迅速起飞。
在社会消费品方面，西德早在1950年就宣布取消了配给制。其中，以肉、蛋、奶、黄油、奶酪、蔬菜等为代表的生活必需品完全取消了购买限制。 60年代的科隆街头 与此同时，以电视、冰箱、电烤炉、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等代表社会生活水准的耐用消费品，也陆续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进入50年代中期，西德有了自选商店，人们的购物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 另外，以鲁尔区为代表的西德工业区，积极实现转型和升级，探索出了新时期的“工业法则”。 作为一个战败国，西德在20世纪60年代一举超过英法等欧洲大国，成为了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60年代初期的西柏林市区 2）“先天落后”的民主德国 作为对比，苏联在战后一度向德国提出了1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要求。因为美国为西德阻挡了这一要求，因此赔偿的“大头”都落到了东德头上。 出于规避通货膨胀的考量，苏联以“抵账”为由，拆卸和没收了大量东德境内的工矿企业。
二战几乎打烂了苏联的工业基础，于是他们选择从东德找补 与此同时，苏联以“劳务赔偿”的名义征用了大量的德国科技人员，里面不乏诺贝尔奖获奖者、院士和理工科专家。
可以预见，大规模的拆迁与本国精英人口的大面积流失，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早已沦为一片废墟且缺乏重工业的苏占区，民生更得更为凋敝了。
1951年的东柏林 3）民主德国的改革举措 为了稳定当地人民的不满情绪，东德推行了一系列的“补锅措施”。 1947年10月，在开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政府还对工作在冶金、机械、煤炭和电力部门的一线生产工人，率先推行保障性的食品供应。 民主德国成立之后，政府继续千方百计地扩大供给，旨在保障民众最基本的生活和生产需求。为此，政府提供了大量低价配给的生活必需品并建立了很多高价非配给商店，推行了新的货币改革政策。 截至1950年，东德的农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1951年的东柏林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的工人阶级是世界上最早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熏陶的强大政治力量。因此，德国的工人们一直都保持着非常高的生产积极性。 1951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东德，制定了“优先发展机器制造、钢铁、电力、煤炭等重工业门类”的建设总方针。
参与生产的东德工人 可即便如此，截至1958年以前，东德一直维持着“配给制度”。具体而言，不仅生活必需品需要配给，就连鞋靴、服装等基本生活品的供应，也存在着不小的困难。 至于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吸尘器、摩托车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远未达到普及的水准。 实际上，即便官方在1958年宣布取消“配给制度”后，耐用消费品依然存在着供应不足的情况。居民购买电视机，需要经过多个层级的签字批准以及漫长的等待。另外，快消品的质量也不敢让人恭维，比如有人指出，“从商店购买的奶酪，吃起来像肥皂”。 1951年的东德机车制造商展会，“人民企业”（VEB）的标志非常醒目 1958年7月，德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名为“主要经济任务”的国家建设计划，提出了“截至1961—1962年，民主德国在人均食品和最重要的工业消费品方面，全面超过联邦德国”的目标。 但不可否认的是，刻意将“意识形态对手”视为自己的赶超对象，无疑也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在当下，本国的综合实力，与对方相比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1958年董必武出席东德执政党代表大会 3）为什么东德人选择跑路？ 得益于更厚实的家底与相对更高的人口素质，东德一直都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经济发展最快、社会最稳定和最富裕的国家。 因此，赫鲁晓夫认为，面对西方阵营的严峻挑战，“民主德国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橱窗”。可即便如此，这个“橱窗”与“同文同种”的“意识形态对手”西德相比，存在着肉眼可见的差距。 东德经济委员会所在地旧址 1952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主义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民主德国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东德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开启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改造。 于是，超过20公顷大土地所有者的全部土地被官方没收，那些没有按时纳税和交纳应交产品的手工业者的资产，也被尽数“纳入”官方合作组织。 如此冒进的“集体化”，必然会激起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不满。1953年，东柏林发生了较大规模的骚乱。事态平息后，东德不得不放慢了集体化进程。 罢工工人穿过东柏林的勃兰登堡门 不过，从1958年开始，农业集体化进程突然加快了。
尽管德国农民有合作化传统，但如此迅猛的集体化进程，无疑违背了很多农民的意愿，极大影响了农业生产积极性，进而引起了社会震荡。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肉、蛋、奶制品以及蔬菜、水果的供应变得愈发紧张。这样的现状，无疑给正在努力增加供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带来极大的压力。 由此可见，罔顾现实条件硬性实施强力手段的改革，必然会付出极大的维稳代价。 另外，基于“对抗资本主义”的需要，东德不仅加入了华约，还组建了自己的国防军武装力量。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就会发现，东德地处“对抗”资本主义势力的最前沿。因此，组建国防军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站在维稳的角度看，建立庞大的武装力量需要同时兼顾经济能力，考虑其巨大的财物力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东德人民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年轻人、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为首的数量庞大的东德人，因为无法忍受这种带有“勒紧裤腰带”意味的社会改造方式。于是，他们纷纷越过边界，前往西德寻找“答案”。 后来，时任东德最高领导人的乌布利希（1893—1973）也承认，在提出“主要经济任务”发展计划后，东德仍不断地面对来自西德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这是构成了10年间多达200万民主德国人离开我们共和国跑到西方去的主要原因”。 两度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乌布利希 4）遏制人口外流，只能“建墙” 1958年8月，在得知大量东德人出逃至西德后，据说赫鲁晓夫曾对乌布利希说了这样一句话：“由此可见，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同资本主义进行竞争”。 坦诚说，赫鲁晓夫的这句话是有着一定深意的，他道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者们面临的压力和危机——在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中，“我们似乎总处于下风”。 赫鲁晓夫在视察工业产品 1）“建墙”的深层次逻辑 1956年，赫鲁晓夫登上了权力巅峰。需要指出的是，在他将“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推向高潮的同时，同时着手推动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取得了不容小觑的成就。 1957年，苏联先后成功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一度让资本主义世界大为恐慌。 可即便如此，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社会主义领导者们，一直深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要想超过和战胜资本主义，光喊口号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必须拿出比资本主义还高的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准，才能吸引人民，才能对抗资本主义的诱惑。” 赫鲁晓夫 由此可见，在讨论“建墙”的事宜时，苏德两国的领导人不仅看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客观局限性，也意识到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动力。于是，一道绵延155公里的柏林墙被建立起来。 当然，东德“建墙”的目的，也不是单纯的“为了防守”。乌布利希认为，在“建墙”以后，东德可以利用时间“专心做自己的事”，暂时杜绝西方资本主义的干扰和影响。 可即便如此，依然有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建墙的是我们而不是西部？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主动拆掉这道墙？” 一名东德市民飞奔着翻越柏林墙逃往西德，拍摄时间不详 2）什么是第二次柏林危机？ 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意欲将管理柏林的职权移交给独立自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在27号正式照会美英法三国，要求“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给予西方三国“在6个月期限协议相关事宜”。 在接到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后，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890—1969）表态毫不退让。很快，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如“如果苏联封锁进入西柏林的通道，三国将不惜诉诸武力予以回应”。 双方互不相让，事态一度变得极为紧张——这便是历史上的第二次柏林危机。 柏林查理检查站，相互对峙的美军与苏军 为了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四国开展了一系列频繁外交活动，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在克服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分歧之后，最终将协议会议召开日期设定为1960年5月16日。遗憾的是，由于美苏之间爆出了U-2间谍飞机事件，谈判无疾而终。 直到1961年10月17日，赫鲁晓夫在主动放弃了对德和约签订的最后期限之后，第二次柏林危机才基本宣告结束。 1961年6月，约翰·肯尼迪总统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面 3）危机衍生出的“人口外流” “柏林危机”的爆发，导致大量东德人西逃。人们认为，“如果在六个月内，苏联与西方盟国达不成协议，民主德国接管了城市全部控制权力”。这就意味着，“东德人可能就再没有机会跑到西方去了”。数据显示：
截至8月，在柏林墙建立前的两星期之内，共有47000人逃过了东德边界。 修建柏林墙 1961年 这股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巨大“逃亡潮”，对东德的政治合法性和人心士气都构成了极大冲击。 对此，赫鲁晓夫也颇为无奈地表示，“遏制人口单向流动有且仅有一个办法，即采取果断措施封闭边境”。 1961年8月3日至5日，华沙条约国在莫斯科开会，批准了建墙决定。与此同时，东德安全部门准备好了共485吨带铁蒺藜的铁丝网。 8月13日一清早，一道震惊了全世界的隔离墙，惊愕地出现在了柏林街头。 1961年修建柏林墙 4）东德领导人的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修筑柏林墙的同时，东德统一社会主义党也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第一书记乌布利希认为：
因此，东德党中央根据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解，制定出了一个过渡时期的经济纲领，并特别提出了“要把计划和市场联系起来，有目的地把市场因素发挥出来”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新经济管理体制”。 1978年东德莱比锡 另外，东德政府一直承担巨大的财政压力，始终实行对人民生活消费品的高额补贴和非常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据说，为了稳定社会民心，西德政府也曾主动学习和仿效东德的社会福利体制。 遗憾的是，如同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所有的改革尝试一样，民主德国的改革思想也未能付诸实现。 1978年东德莱比锡 5）尾声：柏林墙的最终倒掉 资料显示，柏林墙建立后的几年，是东德政治经济生活最为平静的时期。他们依靠原有的工业基础，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社会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但不可否认的是。柏林墙的封闭作用，尽管缓和了由大量人员出逃引起的政治危机，但也隔绝了很多时代前进的信息。 两德统一后，很多东德的前领导干部们痛心疾首地表示：“当时党和政府未能充分利用相对有利的时机，牢牢把握已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科学技术新潮流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新变化，与时俱进，成功发展自己。结果，同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 1993年，昂纳克夫妇流亡到智利。据说，两人在东德的别墅有14辆汽车和8名司机 从柏林墙拔地而起的那一刻开始，它就被西方社会视为“罪恶的象征”。
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在一门心思地在国内推行“全方位改革”。 在这样的他大背景下，他向东欧各国传递了这样的一个信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实际上，就在柏林墙倒塌前夕，戈尔巴乔夫就曾在私下对西方记者说：“德国的统一，已不可避免”。 在勃兰登堡门前发表演讲的里根 今天，柏林城还留有六处柏林墙的遗迹。跨过这些遗址，人们能依稀辨认东西柏林的不同风格——西面的建筑自由挥洒，东面的建筑整齐划一。 看着柏林墙的断壁残垣，我们不禁想问这样一个问题——一道封闭的围墙，能保护自己并成功战胜对手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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