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与淮河的密切交融，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开挖的人工运河鸿沟水系。当时，中华文明走到了重要的转折点。诸侯国之间以强并弱的步伐大大加快，各国君主在变法改制的同时，采用富国强兵之策，利用密集分布的天然水系以及人工开挖的运河渠网，作为军事征伐、纵横联盟和转运物资的重要水运工程。  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魏国两次动工修建了鸿沟。西自荥阳以下引黄河为水源，向东流经中牟、开封（大梁），南下入颍河通淮河，把黄河与淮河之间的济水、濮水、涡河、沙河、颍河等主要河道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运交通体系。通过这一水系，淮河以南，可以连接起吴国的邗沟，同长江连接起来。东北方向，又可沿济水连接起齐国运河，直抵齐都临淄。鸿沟水系的开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沟通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千里水路，通航无阻，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繁盛景象。  它不仅适应了当时魏国政治经济变革图强的需要，大大加强了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战国时期全局形势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黄河与淮河密切交融的另一个典型历史事件，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在徐州进行黄河抗洪。  宋神宗熙宁十年，也就是公元1077年，苏轼40岁，刚到徐州出任知州，便遭遇了一场黄河大洪水。当时，汴水和泗水绕徐州城而过，堤坝年久失修，徐州城墙在洪水连日浸泡和冲击下，形势非常危急。面对这种严峻形势，苏东坡决心以汉代王尊治水为榜样，誓与徐州共存亡。  苏轼所说的王尊，是西汉时期的东郡太守，当时黄河水大涨，淹没了瓠子金堤，许多人恐怕大水决口造成灭顶之灾，四散逃命。王尊亲自率领留下的官吏百姓，一面投沉白马，祭祀水神河伯，一面住在大堤上的临时房子里，决心用身体堵住金堤缺口。这时，成千上万的官吏和百姓争着磕头，请求他离开洪水危险之地，而王尊始终不肯离去。直到黄河堤坝被冲毁，官吏百姓全部奔逃，只有王尊依然坚守在大堤上，一直坚持到洪水渐渐退落。为此，官吏百姓赞美王尊勇敢而有节操。  与王尊相比，苏轼组织实施的黄河抗洪，既有勇敢与节操，更有行之有效的防洪措施，他发动五千民工日夜兼程，赶工修复堤坝，疏通河道，开挖沟渠，自己率先垂范，紧张投入修堤施工。徐州城墙就是他的府邸，堤防工地就是他的家园。苏轼身为知州，身先士卒，指挥若定的抗洪决心，极大地鼓舞了徐州军民抗洪的决胜信心。滔滔洪水在徐州城墙下，上涨二丈八尺，围城七十多天，民心不乱，民力不散,彰显出了强烈的凝聚合力。  通过官民同心协力和当地驻军的大力协助，被洪水围困两个多月的徐州城，终于解除危机。在这场同甘共苦的抗洪斗争中，苏轼赢得了徐州民众的衷心拥戴。 当时，苏轼的弟弟苏辙写下一首千言长文《黄楼赋》，由苏轼书写，记载了这次徐州黄河抗洪史事，以这次抗洪事件为主题修建的黄楼，也成为徐州的一座著名文化地标。  黄河与淮河的全方位交融，当属距苏轼徐州抗洪100多年后的黄河第四次大改道。 金明昌五年（1194 年），黄河在今河南省原阳县境决口改道，由江苏省清江口云梯关入黄海，直到 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黄河全面夺淮长达近700年，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在这期间，黄河与淮河水系密切交织，几经变化。  在宋金时期的83年间，黄河主流夺汴河、泗水。元朝88年间，黄河向南决口增多，淮河水系受到扰乱，水灾日益频繁。明朝统治的275年间，为了维持大运河的漕运，尽力避免黄河向北溃决，弘治年间刘大夏治理黄河，采取遏制北流、分流入淮的策略，在黄河北岸修筑太行堤，自河南河段至徐州长一千多里，迫使主流南行。在黄陵岗以下，疏浚贾鲁河，分泄一部分黄河水出徐州会泗水，使黄河主流继续由涡河和颍河入淮。直到明正德三年（1508年）黄河北移三百里，主流由徐州入泗水，黄河向南经涡河、颍河入淮河的水量逐渐减少。  万历年间，潘季驯治理黄河，采取蓄清、刷黄、济运的治河方针，大力修筑黄河堤防，束水攻沙，同时修筑高家堰，也就是今天的洪泽湖大堤，迫使淮河水进入黄河协力攻沙。经过这次大规模治理，黄河在一段时间内趋于相对稳定。但此后，由于河床不断淤高，黄河两岸决口增多。在万历皇帝统治的23年中，黄河决口多达18次，而且每次多处决口，平均几乎年年决口。  清朝时期，黄河夺淮行河共计211年（1644—1855年），黄河水全部经徐州南下夺泗夺淮，灾区转至徐州以下直至入海口，特别是苏北地区受灾十分严重。 康熙、乾隆、嘉庆期间，朝廷曾经竭尽全力治理黄、淮、运河，康熙和乾隆也曾多次到徐州、淮阴和洪泽湖大堤巡视，指导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 当时的治河人物，以靳辅为代表，他的治理策略是，导河浚淤，筑堤塞决，蓄清刷黄。靳辅治河22年，虽然成效显著，但由于黄河河床依旧不断淤高，黄、淮、运河水位日益抬升，洪泽湖大堤不断延长、加高、加固。 至道光、咸丰时期，黄、淮、运河已经千疮百孔，难以救治。当时的治河总督，像走马灯一样，差不多年年更换，仍然于事无补。清咸丰元年（1851年），黄淮同时发生大水，洪泽湖蒋坝大堤决口。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最终结束了黄河长期夺淮的局面。 长达近700年的黄河夺淮，洪水泛滥频繁，致使淮河入海故道被淤废，淮河不能直接入海，被迫从洪泽湖以下的三河改流入江。由于黄河夺泗夺淮，泥沙淤塞了淮河干支流，淮河水系被打乱，造成排水不畅。泗水、沂河、沭河洪水无出路，在中下游形成南四湖和骆马湖。豫东、皖北和鲁西南等广大地区的大小河流，都遭到黄河洪水的袭扰和破坏。 在中国历史上，黄河与淮河在地理维度的复杂交织，既产生过影响深远的水运之利，也带来过洪水泛滥和泥沙淤积的千年遗患。在这种恩怨纠葛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黄河与淮河在文化层面交融相长，黄河文化进一步融合扩大，成为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淮河治理，为了控制洪水，在上游先后修建了佛子岭、梅山等30多座大型水库和2000多座小型水库。淮河中游进行了河道疏浚整理，开挖了许多新河，大大增强了排洪能力，扩大了灌溉面积。在淮河下游，开辟和扩大入江入海水道。经过70多年坚持不懈治理，淮河旧貌换新颜，发生了深刻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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