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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功以后，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均曾出现军阀统治的局面。“军阀”的特点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左右政局。大军阀往往拥兵数万乃至数十万，占据一省或数省地盘，控制政局，有的甚至登上北洋政府元首的宝座。北方军阀大多出自清末北洋新军，因此又统称为北洋军阀。为了说明张宗昌在北洋军阀中的地位，不妨以实力和地位及其影响为标准，对北洋军阀做一粗略划分。  第一类军阀，首推北洋军阀的鼻祖袁世凯，袁手握重兵，而且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其次有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吴佩孚虽然不是国家元首，但他掌握直系数十万大军，控制中央政府，左右全国政局。曹锟身为总统，只是徒具虚名而已。张作霖统率奉系数十万大军，组织军政府，以“大元帅”名义君临天下，统御全局。至于冯国璋、段祺瑞虽然也曾一度登上北洋政府元首宝座，但掌握兵力有限，难以一呼百诺控制北洋政府全局。  第二类军阀的代表人物有孙传芳、张宗昌。孙传芳尤为典型，曾独树一帜，拥兵二十万，占据苏、皖、浙、闽、赣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占有直、鲁两省，任直鲁联军总司令，鼎盛时期拥兵四十万。他把张作霖捧上北洋政府元首宝座，为张作霖的统治支撑半边天。张宗昌虽属奉系，但非奉系嫡系亲信人物，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然而他为维护张作霖的统治，南征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由于内部矛盾诸因素的影响，其战略目标是志在占领山东，以便夺取京、津重地，将奉军逐回东三省，并利用奉军实力拱卫东三省。因此，其战略为“声西击东”,在京汉线上制造声势，实则重点进攻津浦线上的直鲁军。而奉军为掩护京汉线嫡系部队，又命令直鲁军进攻河南方面冯玉祥的精锐部队，致使直鲁军损失严重，而奉军嫡系部队实力得以保全。  第三类军阀人数众多，凡拥兵逾万乃至数万，盘踞一省的督军，均可纳入此类，其代表人物如李纯、王占元等。这类军阀虽然叱咤风云一时，但其活动范围只限于一省之内，也未经历过连年剧烈的争战，对北洋政局虽有一定影响，但不是直接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张宗昌具有较强的相对独立性，也即是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他绝对效忠张作霖，报答张作霖知遇之恩，不肯接受国民党的招降纳叛；另一方面他又要创造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局面，不肯俯首贴耳寄人篱下，不甘心任人摆布。他劝说姜登选时也表现了这一点。张作霖父子对张宗昌也因此怀有一定戒心。一是要利用，因其战功卓著；二是不放心，因其具有离心力，自作主张，又无可奈何。  一九二八年，北京政府崩溃前夕，矛盾暴露无遗。张作霖令张宗昌退守热河，东北三省根据地绝对不允许张宗昌染指，唯恐祸起萧墙。而张宗昌也心如明镜，既不我信，我亦拒不受命，宁可玉碎，决不瓦全，宁肯全军覆没，也不能忍辱从命。这是张宗昌向张作霖以“死”表自己的“忠心”，也折射出对张作霖的不满。据张作相谈：张作霖撤离北京时，曾谣传张效坤（张宗昌）乘老将（张作霖）出关路过天津时将有所举动。老将本不相信，但当时局势混乱，人心浮动，也不能不格外警惕。张作霖决定提前开车出京。张宗昌此刻在京等候伴送，突闻老将提前动身，急急忙忙赶至车站，专车早已开行。张宗昌专列随后急追，并沿站用电话联络，请老将停车少待。行至廊坊车站方才赶上。见面后，张老将问张宗昌：有什么事教我等你？张回答：什么事也没有，我只想跟着火车送送您。车过天津，张宗昌方始下车。谣言也随之灯销火灭。 张宗昌率残部退至滦河一带，恰值张学良决定易帜，他反复思量，一改初衷，拟随之易帜。但张学良坚持要张、褚两人下野，队伍改编。虽有张作相为之说情，认为张宗昌多年来有功于东北，应予照顾，但终难奏效，而张作相反过来又认为张宗昌过于固执己见，何不暂时委屈一步，再图后计。  综观张学良不肯收留张宗昌残部，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认为张宗昌难以驾驭，老将在时尚且如此，如今老将不在，恐更难以控制；二是认为张部人员庞杂，良莠不齐，一团乱麻。其实这两个问题由来已久。张作霖在世时，即作如是观。我任直鲁联军总参谋长暨山东军务善后督办公署参谋长时，始终负责军队铨叙工作即军衔的评定事宜。有一次，张作霖曾当面指示我说：“你们督办的人事保举工作乱七八糟,一次保举那么多的中将、少将。今后，你要严格审查把关，我按你审定的意见批！”我只能唯唯诺诺，表示遵命。事后，我不得不去找总部负责铨叙具体工作的杨毓珣等人设法疏通，请他们谅解：“我们督办也深感为难，那么多人都差不多一边高，给谁不给谁，比来比去实在不好办。今后，我们一定按照大元帅的指示，认真做好铨叙评审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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