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光绪的努力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6日，天色尚未完全放亮，康有为就匆匆起身赶奔紫禁城内的朝房，他是奉光绪皇帝的谕旨，前去觐见当今圣上的。

康有为的心中，激动和感慨的心情交织翻滚在一起。30 多年的光阴总算没有白费，今日终于可以一展宏图，大显身手了。

康有为并不是第一次进入紫禁城，三年之前参加殿试时也曾来过，不过军机处倒是第一次来。在侍卫的带领下，康有为略有些好奇地进入军机处，侍卫打了个千，躬身退出去了。康有为从外面进来，只觉军机处内逼仄昏暗，尚自点着一盏灯，居然有些看不清楚。康有为揉揉眼睛，赫然发现在墙角的灯影里还坐着一个人。这人原本正在闭目养神，听到康有为进来的动静便也睁开眼睛打量来人。康有为定睛一看，不禁脸色微微一变，原来此人正是新任直隶总督荣禄。

荣禄

对康有为来说，荣禄并不陌生。1898年的农历正月，朝廷重臣们曾经安排接见过一次康有为。那时候，康有为侃侃而谈，将自己变法维新的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可是这些大人们似乎并不买账，特别是荣禄，屡次搬出祖宗之法来压制康有为，让康有为大为恼火，几乎和荣禄争吵起来。后来他从帝师翁同龢那里得知，荣禄是慈禧太后面前的宠臣，又手握重兵，无论是朝中大小官员，都要让着他。从那时候起，康有为就暗暗地将荣禄视为维新变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可是如今再次相见，倘若不打招呼，反而失了体面。康有为正在盘算，不料荣禄一见是康有为，居然主动站起来拱手为礼，邀请康有为坐下。康有为见此，也只好拱拱手坐了下来，然而却是脸冲外面，把半个身子侧对着荣禄。

荣禄见此情景，脸色不由得一暗，旋即又恢复了轻松，笑容可掬地对康有为说道:“当今圣上下诏变法维新，真是可喜可贺。长素老弟，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荣某斗胆请问一句，以长素老弟经天纬地之才，对于当今时局，可有良策啊?”

康有为闻听此言并未回头，硬邦邦地回答道:“当今局势，唯有变法。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

荣禄又道:“变法固然很好，可是，祖宗之法，迄今已经二百年有余，一时之间，恐怕急切不能变通，反而伤及国本呀。”

康有为沉默了一下，并未立即回答。而荣禄也没有再说什么。气氛一时竟有些凝重。这时，只听得军机处外面侍卫的声音:“康老爷，圣上已经在养心殿东暖阁了，宣您进去回话。”康有为腾地一下站起来，几步走到门前，正要挑起竹门帘出门，却又想起什么似的停住脚步，头也不回地说道:“倘若新法不行，那便杀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大员，则新法行矣!”说完，一躬身出门去了。

以颁布《明定国是诏》为契机，光绪终于享受到了君临天下的快感。他几乎每天都要发布两三件诏书，其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

政治方面的改革诏令共有90多件，其中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冗官冗职，例如通政司、光禄司、太仆寺、大理寺等已经明显过时的机构应立即撤除，而设置京卿学士一职，以集思广益。此外，大力倡导和鼓励“官民论政”，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并开放新闻自由，创立京师报馆，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方报纸等。

经济方面的改革诏令共有70多件，其中包括制定以工商立国的国策，并且鼓励民间兴办实业;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在中央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特别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开放更多的口岸作为商埠;农业要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开垦土地，并广泛开设农会，编译外国农业书籍，刊印农报，购买农具;此外，还要放开不准八旗子弟经商的禁令，废除其优待，允许其学习士农工商各种行业，并自谋生路。

光绪

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招领则有80多件，明确要求废除科举考诸制度，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等科目，还会定期加考经济特科; 在京师开办京师大学堂，在省会城市开办高等学堂，道台驻地设中等学堂，州城府县设立初等学堂，将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新式学堂，兼学中西学问，并且鼓励私人开办学堂，此外还要设立翻译、农务、医学、商学、矿、路、茶务、蚕桑等专科速成学堂; 挑选优秀学生到日本游学，同时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 还要设立译书局，对著书及有发明创造者给予奖励，保举录用具有格致之学的人才。

在军事方面，则要全面废除旧的军事训练方法，改用西洋先进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实行精兵简政，还要大力推行团练，鼓励民兵;在武备教育方面筹办武备大学堂，并停止考核弓刀矢马步箭，改考枪炮技能，并鼓励兴办军事工业。

为了切实执行变法的各项规章制度，光绪帝还重用了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员。除了之前他就有所了解的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外，在大学士徐致靖的推荐下，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也被召入宫中，光绪帝将他们四人提拔为军机处章京行走，并令这4人全面负责新政之事。

康有为只获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官职。这一职务并不能让他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康有为虽然有些失望，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实行变法的念头。在变法维新运动期间，他一再给光绪上奏折，陈述各种意见，提供各种建议。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自从那一次接见以后，光绪再也没有接见过康有为。不仅如此，就连后来的谭嗣同等人也极少见到光绪皇帝。一切事务来往，都依赖上谕和奏折。

7月，变法似乎陷入了瓶颈，光绪帝推行的所有新政几乎都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光绪帝决定让康有为到上海去办报，继续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康有为拒绝了这一提议，继续留在北京，可是他并不知道，由于他和荣禄的那次碰面，不得体的对答使荣禄已经暗暗定下了对策，要清除他们这些可能会对大清朝统治不利的“乱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