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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知道这是迟早的事，但是当得知小舅去逝的消息时，我还是无法相信这是事实。那是今年正月初二的晚上，九点多钟了，大舅打电话来，说要我娘第二天一大早就赶过去，有急事，最好晚上连夜去。会有什么急事呢，大舅在电话里不肯说，说是去了就知道了。到外婆家少说也有四五里路，黑灯瞎火的，晚上怎么走，我娘知道我大舅的脾气，一点小事都喜欢搞得神密兮兮的，这一回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就想第二天早上去算了。再说第二天是初三，我们本来就是要去外婆家拜年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一家都还在梦中，电话就响了起来，又是大舅打来的，要我妈快过去。这时候，我就有个预感，一定是出什么大事了，也许与小舅有关，但我绝想不到小舅竟然不在了，因为就在腊月廿九他还好好的。那天，我打了的去我姨娘家接他，他刚从医院里煎了一大包药准备带回去吃(因为按农村习俗，过年这几天家里一般不好煎药的。)。我问他是回家，还是到他丈人家？小舅说，到家里不方便，还是到丈人家过年算了。小舅妈也在娘家。我便一直把他送到他丈人家，并且与他约好年初六再带他去医院看病的。没想到这一别，竟再也没能见到小舅了!到了大舅家得知是小舅死了，已经是三天了，是大年夜死的。因为小舅是在丈人家过的年，按照农村习俗，正月是不报丧的，而且刚好正月里他的老婆舅结婚，所以小舅的死一直瞒着。直到他老婆舅的婚事匆匆办完，才通知我大舅。这事外婆还不知道，大舅怕村里人外传，让外婆知道了，会一时承受不了，所以就没在电话里说。大舅想先把小舅火化了，按农村习俗，过了元宵再处理丧事。我一听到这消息，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再也无法止住。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更不敢想象如果外婆知道了将会对她一个怎样的打击。刚刚我去看外婆的时候，她还在与我商量是不是要去民政局反映一下情况，看能不能给点补助。因为小舅是当过兵的，而且入了党。我二舅也是，退伍回来还在村里任过组织委员等职，但两年前由于一次意外事故他丢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走了。外婆养了三个儿子，两个送出去当了兵，现在一个死了，另一个又病成这样，外婆实在不想再白发送黑发了。可没有想到这样的悲剧却在我外婆身上一演再演。我最早得知小舅得病是在去年的夏天，听娘说小舅在杭州打工病倒了，住在浙二医院里，需要很多钱，捎话回来让外婆借钱寄去。后来娘也一直没来城里，我也不知道小舅的病到底怎么样了。直到2002年元月15日，我接到小舅打来的电话。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下雨天，单位一同事的父亲过辈了，我去帮忙，小舅打电话到我单位里，我单位的小吴转告我，要我回电话去。我急忙拨了电话回去，小舅在他的丈人家，他说得的可能是尿毒症，两个肾都不太好，杭州没看好，现在家里药都吃光了，一点不见好，这几天尿也尿不出来，全身肿得很厉害，都不能走路了，看看兰溪有没有好的医生，如果没有也就算了。小舅讲得似乎很轻松，但听起来却很沉重。我知道尿毒症不是一般的病，一旦患上了，算是麻烦大了。我急忙去问医生，医生说，这病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只有靠透析，但也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死亡率比较高，行之有效的办法只有换肾，但这需要很多钱，一个肾至少要十万。天哪，一个肾十万块，两个肾就是二十万，还仅仅是换肾的钱，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无啻于是一个天文数字!那几天的雨下下停停，总不见晴，天气也特别冷，有一次竟然还下了雪子，我总以为要下雪了，因为好几年都没下雪了，大家都盼着下雪呢。可雪还是没下，天气依然很冷。我问了几个相熟的医生，心也似掉进了冷窟。我共三个舅舅，就数小舅对我最好，前年我结婚的时候还是小舅给我做陪公的。现在眼看他病成这样，却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我打电话给我爹，爹说，我娘刚去看过小舅，说他吃了一副郎中的草药，有尿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郎中，是不是吃了好药。但我有预感，小舅肯定是不行了。后来，我终于打听到了一位医治尿毒症很有名气的姜医师，我以前的同事说，她认识的谁谁谁得了尿毒症，现在都给姜医师控制得很好。我急忙打电话回去，要我小舅来。第二天，天突然放晴了，久日不见的太阳显得特别炽亮，晃得人在阳光下就得眨巴着眼睛。我小舅妈陪着小舅来了。我已经好长时间没见小舅了，这次见面虽然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吓了一大跳，脸上肿得两眼只剩下一条缝了，没说上半句话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胸腔也呼呼地响。我不知道该怎样鼓励小舅，他毕竟才只有37岁，正当壮年啊!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姜医师身上，希望他能妙手回春，让我小舅重焕生命的光彩。姜医师开了一大叠的单子，叫小舅去化验。我和小舅妈搀着小舅在偌大的门诊楼里跑上跑下。在验尿的时候，小舅拿了个塑料杯在厕所里呆了老半天才尿出那么一点点，而且红得像血，根本就不是尿。平时我们常说闲人屎尿多，我想如果人一旦真的没有尿了，那该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做B超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医生指着荧屏说，你看腹内都是水，这也是，这也是，都是。小舅说，我走路的时候都能听见水的晃荡声。姜医师让小舅住院。但因为治病家里已经借了不少的钱，小舅不想因此给家里增加太多的负担，便与医师商量，能不能住在离医院不远的我姨妈家。姜医师再三考虑，只得同意了，但要求小舅隔天便去改一次药方。我姨夫常年在外跑运输，姨妈带着两个孩子从农村搬到城里，住在租来的一间农民屋里，大约也就二十几个平方，本来就很挤。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床铺，显得更挤了。因为姨妈要到一个厂里去打工，小舅妈又得回家照顾家里的事，所以只得叫外婆来照顾小舅。小舅每天只能吃一点点的稀饭。外婆每餐都得做成两锅，一锅是给姨妈和两个孩子的，一个在厂里，两个在学校，等他们回来都可以吃现成的了；另一锅便是专门给小舅做的，要稀一点，淡一点。小舅长年在外打工，平时也难得有外婆做饭，这一次虽说简单了点，但却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小舅是十九岁那年去当兵的，是在山西大同当通讯兵。记得那时我还在读小学，小舅入伍的那天，我与外婆去镇上送他。小舅穿着新军装，背着打得方方正正的行包，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走在队伍里，神气得很。我对外婆说，长大了我也要去当解放军。但是当送他们远行的汽车开动，小舅从窗户里伸出头来的时候，我看见小舅的眼睛一下子红了，两颗眼泪滚了出来。小舅一走就是三年，期间他经常写信回来，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学校。小舅还寄回来一些穿军装挎钢枪的照片，我爹就把这些照片装在相框里挂在堂前，每每有客人来，我就会指着照片对人家说，这拿枪的是我小舅呢!三年后，小舅回来送给我一支带盒子的金笔，小舅说是他在部队的技术比武大会上得的奖品。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一支笔，一直珍藏着，直我考上了一所中专才拿出来用。小舅退伍后，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后来因战友介绍去大同做了几年。后来那边不景气，又去其它一些地方打过工。我记得小舅总是穿一条黑西装，白色牛仔裤，脚穿一双白球鞋。小舅有一张在天安门广场上照的照片，就是穿着白球鞋的。小舅酒量是三兄弟中最好的，他喝白酒就像喝白开水，一碗一口喝下去眼睛也不会眨一下。小舅喝酒是很爽快的，能喝就喝，喝得差不多了你再劝也没用，我从来没见他喝醉过。小舅结婚后，与小舅妈一起去杭州打工。小舅在一所大学的食堂里做，七八百块一个月。小舅妈开始给一个录像厅卖票，后来新来了人，不要她了。小舅就让她去卖报。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小舅就要起来去报社门口排队领报，然后交给小舅妈去公交车站去卖，他才去食堂上班。一天下来也总能卖个二三十块的，如遇有重大足球赛或者国内外重大事件发生，一天能净赚八九十元的。这一段时间，是小舅最累的时候。因为眼看村里的新楼一幢幢竖起来，小舅也想多赚些钱回家起幢新楼。1999年，小舅攒了点钱，回家批了地基就在老房子的位置上准备起两间楼。没想只起了一层，就与后面的邻居闹了起来。邻居说是挡住了他家门口的光线，还把后面的一块空地都浇了水泥说这是他的地盘，不让小舅开后门，要开也不能从他的地盘上进出。村里几次调解也调解不好。且说这邻居在村里也算是个人物，村里没人敢与其斗的，都说他家上面是有人的。小舅的房子也便因此停了下来，祼露的墙体被日晒雨淋，很快就上了青苔。2000年的暑假，因为大学里放假，小舅没事，回家想把房子盖起来。可就这一次，小舅与邻居发生口角，被邻居一家四口打翻在地，砍了好几刀。等到外婆和村里人赶去，小舅已倒在血泊里了。后来派出所立了案，但一直没有解决，直到2001年上半年，打来电话说要解决，但经熟人一打听，对方用的医药费竟然比小舅的还要多，解决起来对小舅极其不利。所以小舅也一直没有去。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小舅发病了。小舅说那天小舅妈回家了，他下班回来懒得做饭，就拿出冷菜想凑和一下算了，没料这一吃就犯病了，这一病也就再也没好过。尽管小舅如今已不在人世，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姜医师，他是我碰到的少有的一位很敬业很和善的医生，是他给了我小舅以希望和信心。小舅来兰之前，总是对家人说，算了，我没希望了。我真难以想象那些疾病缠身的日子小舅是如何熬过来的，在那些漆黑的夜晚又是如何入梦的。到了兰溪以后，在姜医师的精心调理下，一星期过后，小舅气色好多了，讲话、走路也不那么吃力了，尿也不红了。有一次去医院，他还骑了自行车去。我见了，就责怪他，病还没好，就骑自行车，坐个黄包车也要不了几个钱啊。那些天，小舅脸上展开了笑容，有时还会与我姨妈的两个孩子说说笑话什么的。每当这时，我就会怀疑小舅得的也许不是尿毒症。过年前，市、乡里的有关领导也来进行了慰问，带来了慰问金和慰问品。党的关怀给小舅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党员更增加了好好活下去的信心。小舅跟我说，明年不出去了，就在家休息一年，先把身体调养好再说。腊月二十九，我去姨妈家接小舅。姨妈家住在二楼，我在楼下叫了两声，小舅从二楼探出头来喊道，马上就来!说罢就提着一个袋子走下楼来，我赶忙迎上去，接过他的包一摸，还热乎乎的，问，这是什么呀？小舅说，是药，刚煎好的中药。我心一沉，人家过年带回去的都是年货，而小舅带回去的一袋子竟然都是药!小舅在车上告诉我，姜医师让他过了春节再去查一下，如果还有水肿就去住院。小舅说，他准备回去再借点钱，到初六来住院。我说，好的，我陪你来。但是没想到这一次竟成了我与小舅的最后对话。小舅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死的。据小舅妈讲，那晚他很高兴，吃了不少的年糕和汤团(事后分析起来，也许正是这些东西成了罪魁祸首，导致小舅的窒死。)。吃完坐了一会，小舅感到有些累，便上楼去睡了。没料这一睡就再也没醒来。我娘与大舅在年初三去给他搬尸体的时候，他的枕头下还压着厚厚的一叠钞票，是他刚借来准备年过后去住院用的。小舅的死一直瞒到元宵节过后，才让外婆知道。外婆经受不起如此打击，寻死寻活地哭。短短的十年期间，外婆先后经历了外公、二舅、小舅三个男人的死，他们可都曾经是硬棒棒的汉子啊，可如今转眼就都不在了，你想，我外婆能承受得了吗？外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小舅之死肯定与2000年的那一架有关，如果没有邻居的那一顿打，小舅不会这么快就走的。外婆说，小舅这么好的身体，就是想打死也有好一顿打，哪能这么快就死的？肯定与那一次被打有关。外婆哭着闹着要向邻居要人。我们都劝她，人都化成灰了，还闹个什么呢？!一连几天几夜，我娘与姨妈一直都守着外婆，怕她出事。小舅的骨灰被放在村子的公墓里，是在一块贫嵴荒坡上。但是从那里可以看得见村子通向村外的那条路，以及小舅那幢只盖了一层、墙上已长满青苔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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