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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山语录》一书为其语录汇编，分学术、政治、艺文、人物、拾遗五类。其论学术、政治，多为人人习见之理，而极明白醇正。谓“人得天地之气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格物穷理须是物物格，事事通”，“为学之方当依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论艺文诸条持论亦极平允，不像一般讲学家动以载道为词。其论人物于陈献章独有不满之词，谓“白沙不免流于作诗写字之间。”又谓胡居仁“持敬有功夫，但亦是死敬，适于用处不通，欠明义工夫”。谓吴与弼“出处第一着，白沙第二着，一峰第三着，我辈又是第四五着了”，则尊之太过。拾遗为拾前四类之遗。后附行实，录杨兼、湛若水、邵宝、蔡清、王守仁诸人对章氏的评论。有《四库全书》本、《指海》本、《借月山房汇抄》本、《金华丛书》本等版本。
枫山先生语录 先生谓董遵曰：得天地之理以为性，须是与天地之体同其广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做得一个人。若天地间有一物不知，一物处置不得，便与天地不相似矣。 学者须是大其心，盖心大则百物皆通。此须做格物穷理之功，心便会大。学者心又须小，正是文王小心翼翼一般，此须是做持正涵养工夫，心便会小。 学者工夫须极要细密，越细密，越广大，穷理须是精义入神方好。 学者须要实见得理明，应事方得力。徒守死敬，而见理不明，则用处不通，便差却。 时务须一一经理过，有事方可应古人。如孔子乘田便乘田，委吏便委吏，摄相便摄相；朱子救荒便救荒，主簿便主簿，经筵便经筵。 先生语遵曰：“为学之法须是敬义夹持。偏于持敬，而不事集义穷理，则是徒守死敬而已，久之必至消歇。既持敬，又须穷理集义以栽培之，则敬字工夫方活。”又云：“敬字须贴诚字工夫方着实。敬而不诚，则是伪也。 吾乡见先生请益。先生以为学之道居敬穷理，不可偏废。浙中多是事功，如陈同父、陈君举、薛士龙辈，只去理会天下国家事，有末而无本。江西之学多主静，如陆象山兄弟，专务存心，不务讲学，有本而无末。惟朱子之学，知行本末兼尽，至正而无弊也。 学者须是务实易言，忠信所以进得德。惟是忠信，方能进得德”《论语》开首便言：“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盖为学以忠信为本。
词章之学，治世用之不能兴礼乐，乱世用之不能致太平。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人当致其远者大者，毋徒以明经术取青紫为也。 学贵有用，然须是养气。气充，天下何事不可办？ 做举业，要不以得失为心。 学者须耐辛苦，不要有富贵相。 士修于家，尚有坏于天子之庭者。今之士子，惟事举业，以幸科第，进身之后，惟图禄位，安能做得好事业出来？ 天地以生物为心，而贞元相继，谓之继善，人以济人利物为心，而念兹在兹，谓之好善。天人之心，同一善也。苟人心能久于善，则天心必福其善矣。《书》称“作善降祥”，《易》称“积善余庆”。夫祥之与庆，皆福之大而命于天者也。岂一朝一夕之善可以袭而取之哉？故必曰：“作善积善，欲人之念，念不忘而久于其道，若《诗》所谓永言配命者，则多福不求而至矣。” 学者奉身，务要俭约，不可好华侈。苟好华侈，必至贪得，他日居官，决不能清白，盖宫室、妻妾、饮食、衣服之欲难足故也。人能俭约，自无此项病痛。 士清其心源，而后可以修身而致用。 人得天地之仁以生，故仁者，人之生理也。 三代而下，儒以无用，而取人之鄙薄讪笑者众矣。非儒之无用也，儒焉非儒，而盗名欺世之不足为用也。宜为人所轻矣。 今天下之财取于民者，锱铢不遗，不可以万计，名为官用，实无分毫入于公府，而悉归私室。苟能得人而钩考之，皆可以充国用，但非其人，则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 政体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为本，然后政事可举而行矣。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圣人在位致中和，下此则一泰一否，祗凭气运推荡耳！ 世道不好，都是小人用事。正如昏夜相似，盗贼、鬼魅、虎狼、蛇鼠交出横行，君子在斯时，鲜有不被害者。至于君子用事，则若日出，彼物自都不见。 先生谓董遵曰：“待客之礼，当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闻薛文清公在家，官客往来，只一鸡一黍，以瓦器盛之。酒三行，就食饭而罢。又魏尚书骥在家，官客相望，必留饭食，止一肉一菜而已。年虽高矣，必就舟次回访，不之公府，有所相遗，必有报礼，不肯虚受人惠。此二公者，亦可以为法矣。” 做官须置一簿，逐一私记，防吏人卖法作奸。 做官只理细务，判得一二纸状，不过小利，及一二百姓而已。何如行得些大体之事，使民皆受得些大惠。吾谪临武，因言者，留官南京评事。初至，将洪武至成化年间文卷逐一检阅过，如是者二三月。凡旧制、事例一应行移并案牍积弊由是悉知，后遇事便省力。尝恨不得临武一做，以施所蕴，以惠百姓。
人主一心，攻之者众。一惑于耳，则凡侈靡之声，皆乘间而入矣；一惑于目，则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进矣。人心愈危，则道心愈微，信夫！ 昔曹子建制《谯楼画角三弄》之曲，初弄曰“为君难，为臣亦难，难又难”；次弄曰“创业，守成亦难，难又难”；三弄曰：“起家难，保家亦难，难又难”。词皆悲壮激切，使有国有家者，闻而知之，必将惕厉于心，进而德，修而业，终日干干，弗敢一息自暇自逸。后克难厥后，臣克难厥臣，而天下国家无难治者矣。 谱者，一家之史也。国有史，则其君之明暗，臣之忠邪，政之是非得失，善可法，恶可戒，昭昭于后世。族有谱，则自大宗以及小宗，其人之贤愚、贵贱、贫富，一览具见。虽不若使民之褒善贬恶，而劝惩之意，固未始不存乎其间也。 自昔贤人君子，处顺境乐之者易，处逆境而乐之者难。若曾点之浴沂咏归，康节之击壤歌咏，皆顺境也。惟夫床琴于浚井之日，弦歌于绝粮之余，以至饭蔬饮水，箪瓢陋巷之中，无往而不乐焉，乃为境之逆而乐之真耳。是岂人之所易能哉? 香溪范先生之文，世知诵习者，《心箴》而已，他盖罕有知者。今观其言，如“以耻为入道之端，以古之圣贤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谓“学者，觉也，心且不存，何觉之有”？皆超然自得，于学极有警发，不独《心箴》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从谁学之语，先辈谓其得于孟子者为多。若先生者，岂非年谓豪杰之士战？ 范香溪之学，《心箴》尽有功夫。 吾婺有三巨担，自何、王、金、许殁，而道学不讲；自忠简、默成逝而功业不彰；自吴、黄、柳、宋谢而文章不振。后学可不勉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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