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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畈为何不姓蒋，而姓曹？很多人不明白。 蒋畈原为兰溪市洪塘里蒋氏在山下村前的一畈良田，故称“蒋畈”。蒋氏为方便耕作，在田畈中央建造了二间矮屋，用于存放犁、耙等农具，并派长工居此看守。明武帝年间曹氏仁一公从金华北山南麓洞井村入赘洪塘里蒋家，其曾孙又入赘山下蒋家，生下二子，一姓蒋，一姓曹，从此后曹氏便在东山脚下刘源溪畔安家立下，蒋畈因此成为村名。经过数百年风雨沧桑，蒋畈曹氏人丁逐渐繁盛起来。 由此脉络看来，曹家原来只是一个蒋家的一个长工，只是蒋家着老曹家的厚实、机灵，便将女儿许配给他，便成了倒插门女婿。然而这并不妨碍曹家发展成为“江南旺族”。在曹氏家训中有一条写道：“器量须大，心境须宽，耕读兼并，学会忍让。”耕与读原本就是两件相反的事，自古以来许多书生是看不起农民的，农民对田埂上的白面书生也都是敬而远之，路上见到都要低头叫一声“老爷”的。 然而曹氏祖上偏要叫儿孙们耕读兼并，但自从来到兰溪这块土地上，依然不能改变只耕不读的局面，一直到了曹梦岐才得以实现。
曹梦岐的祖父曹麒麟虽然有心想在后代中培养几个读书人出来，却是没有赶上好时代，清末的一场“洪杨之乱”让整个蒋畈夷为平地，只留下祖母钟氏，和一根独苗曹永道。在战乱年代，连命都不保，还何谈读书。曹永道虽然老实巴交，总算是为曹家留了一个火种。 或许为了火种不灭，让曹家单传能得以延续，曹永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面朝黄土背朝天，从零起步，硬是把这个家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一点点地重新站了起来。而曹梦岐得以受母亲、祖母的宠爱，开始了耕读兼并的努力。 曹聚仁后来称父亲曹梦岐是金华学派的最后一位先生，这话是站得住脚的。金华学派自范浚开宗，吕祖谦弘扬，得以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并称为三大学派，而在曹聚仁看来，程朱理学只会耍嘴皮子，陆王心学却是故弄玄虚，只有金华学派才是务实的。他打了个比方，说在战场上突遇敌机轰炸，他们将如何应付？依陆王的说法，应当让弟子们闭目静坐，不为机声所慑；朱熹会教弟子们到书架上去翻查飞机的种类性能以及防空措施等等；而金华学派的吕祖谦则会带着学生逃到峰顶山脚，在树木岩石下掩蔽起来，卧倒不动。曹梦岐便是金华学派务实求真的实践者，他主张“尽人事以听天命”。天命自在，虽不能改，然尽心人事是人之天职。曹梦岐曾给子女们留下遗训曰：看重当前，不做违心之事，宁吃一时之亏，则日后省些懊悔。这就是担当精神。
曹梦岐26岁去浦江参加“童试”，却被人举报赶出了考场。父亲劝他认命放弃仕途之路，他却偏要再拼一拼，借了宗谱到金华再次赴考，一举拿下童试第一的好成绩，成为蒋畈秀才第一人。第二年，他再赴杭州参加科举，当时的维新思想却让他看清了这个世界的腐朽与生机。回到家乡，决意要办一所学校，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山里壳笼”不读书的野蛮之风。 曹聚仁在《蒋畈六十年》里谈到，没有人会相信，在半个世纪之前，这里没有一个人会说官话（普通话），满嘴的方言过往的客人多半只能连猜带蒙的。而自从曹梦岐办了育才学堂之后，这里的读书之风日盛，甚至后来培养了一大批的老师与校长出来，像王琳、王鹏飞、项鲁天等等。如王琳深受曹梦岐影响，后来跟从陶行知先生，为浙江的十几所师范学校的创办立下汗马功劳。就拿我老家不足八百人的西庄村，就出过五个校长，都是育才小学培养的。这些老师与校长又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从此野蛮通化（现称梅江）也成了文化通化了。 曹梦岐并不是有家底的人，用自己家的房子拿来做教室。他甚至把那些泥塑菩萨砸了，丢到了梅溪里去，腾出庙宇来办学校。到了晚上和周末，他还带着老师到附近村庄里去开设夜校，让那些不识字的山野村夫也渐渐地能识得字来。他的学校开教育之新风，耕读兼并，既要懂孔孟之道，也要学桑麻之技。而且男女兼收，不管家里有钱的没钱的，只要愿意都可以来读。每年新学期第一天，他都会站在校门口问学生，为什么来读书？却很少有回答让他满意的，他便在开学典礼上亲自训话，说读书的重要性，说为什么要读书，怎么读书，怎么做人，等等。 他对学生严厉，对他的儿子曹聚仁自然也是非常严厉的，甚至连迎神、赛会、演戏、斗牛都不准去看，只怕他分了读书的心。就是除夕的晚上，还要背书，正月初一上午，扫了祖坟回来，还要写一篇文章，不让他偷闲半刻。但曹梦岐又是不主张读死书的，他是曹氏家族里第一个把“耕读兼并”四个字实践得很好的人。他在校园里专门设了一块地供子女们耕作的。当年曹聚仁被金华省立七中退学回来的时候，曹梦岐痛心疾首，便要他下田专事耕作。结果下田没几天，便是手上生茧，脚底冒泡，皮肤也晒黑了，他尝尽了稼穑之辛，再回到学校读书时便倍加的努力。曹聚仁一生笔耕不辍，连躺在病床上都未有停止专栏写作，留下了四千多万字，怕也是受了这种家风的影响吧！
据夫人邓珂云回忆，曹聚仁不吸烟不喝酒，却有饮绿茶、吃零食和买书的三大嗜好。零食是和家人们共享的，书却是自己独享的，别人想看也要等他先看完。家里的每月开支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拿来买书的。曹聚仁称自己的书房是“书似青山常乱叠”，甚至没有书架，都是这里一叠，那里一叠，家里废弃的苹果箱、牛奶箱里全是一箱箱的书。一杯绿茶一本书，便是他最享受的时候。平时出去也总要带上本书，坐在车上也看，走路的时候也看。有一次走路差点撞上汽车，司机探出头来骂道：“走路还看书，不要命啦！” 但曹聚仁并不完全是一个书呆子，主张知识并非来自于书籍。他引用叔本华的一句话说：“在读书之际，我们的头脑，不是我们自身的活动场，乃是别人思想斗争场；所以终天只顾读书，得不着思议工夫的人，自己思考的能力便要渐渐丧失，他们是因读书而把自己弄愚了的。”所以他说一个读书人，决不可念些死书，用别人的思想替自己筑成牢狱。他甚至设想，在不久的将来，科学再进步一些，用一张薄纸可以像留声机片那么收音放音，则所谓的“文字”便可以陈列在博物院里去了，而省下大段的念书时间，可以用来做其它的事情。 几十年过去，曹聚仁这种脑洞大开的想法还真是实现了，一张小小的芯片可以装得下以前的一个图书馆。人们的阅读也由书籍转到了手机与网络，现在真正买书看书的人确实是少之又少了。
2006年6月，曹景行对某大学学生作了一场题为《何必乱翻书》的讲座。他对中国当前的读书形势发出感慨：“读万卷书者少，行万里路者多。”他指出现代发达的交通工具使人们出行非常方便，万里路对于飞机来说也只是以小时就可以计算的路程，而读书的人群在我国却在不断的下降。他给出的几组数据使得在场观众都非常震惊。据统计，2003年同1998年相比，我国大众的读书率下降了8.7%。全国只有5%的群体保持着经常读书的习惯。作为祖国未来的中小学生，有30%的学生因为沉重的学习压力无法抽出时间读书，30%～50%的学生称老师与家长不赞成他们阅读课外读物，10%的学生说无书可读，35%的学生说家里没有读书的气氛。另外，近几年国内公共图书馆的使用率之低，群众的购书量之少，都是很令人担忧的。曹景行根据自己多年在外工作的观察指出，同样乘坐地铁，在纽约会发现很多人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书籍，在香港会发现很多人利用这段时间翻阅报纸，而在上海人们却是在摆弄自己的手机发送短信。 而这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数据，如果是现在再作一个调查，恐怕更让人担忧。 曹景行作为蒋畈曹一脉，骨子里却秉承了“耕读兼并”的基因，以父亲为榜样，一生读书、著书，并且总结了一个从“乱翻书”到“翻乱书”的读书经验。他的同事陈鲁豫回忆说他每天至少要看20份报纸、5份时事杂志、做数不清的剪报。他有个习惯，看到报上有用的信息就会影印下来，公司复印机的旁边总能看到他。所以他也被称为“影帝”，意思是影印之帝。1999年5月7日，美国炸了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曹景行和他的同事全国首创《中国人今天说不！》时事开讲栏目，他成了全国首位时事评论员，每天15分钟的评说，为凤凰台创下了高收视率，《时事开讲》也成了凤凰台的名牌栏目。这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与深厚的读书功底是难以做到的。
2017年曹景行回到兰溪，作了一次深度寻访。这期间，刚好我女儿学校里要做一个碎化片阅读与传统阅读的辩论课题，她们借机采访了曹景行老师。曹老师非常认真地接受了她们的采访，回答了她们的问题。在曹景行看来，互联网所蕴含的信息量很大，但是因为碎片化、快餐化，有很多是没有经过思考与浓缩的东西，有些时候是经不起推敲的。而书本上的知识是大多是经过了历史几百年的沉淀才形成的。所以说在关注网络的同时，不能忽视传统阅读。他觉得最大的根源在于教育体制的不合理。他认为，当前的教育体制要把更多的孩子从沉重的学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去阅读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中的经典作品。差不多一个小时的采访结束后，他又与孩子们一起合照留念，并在她们本子上留下了“面对世界，思考中国”的题词。  当年，在蒋畈育才小学的教室里，就画着一张世界地图。这在当时连县城都没去过的通化人来说，这简直是一部“天书”。然而正因为这张世界地图，让梅江这个山沟沟里的孩子们看到了未来与远方，一代又一代地走出了梅江，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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