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alentine's Day 明嘉靖年间的“真御史”崔涯（四）  （嘉庆）《太平县志》崔涯，字若济，号笔山。八岁能文。由嘉靖己丑会魁，擢监察御史，遇事敢言，纠劾不避权贵。时陛见，上目其风采，称为“真御史”。视鹾河东，条陈《盐政七事》。岁大祲，疏发盐课数十万以赈，蒲解之民，赖以全活者众，祠祀之。继按福建，始下车，纠一墨吏，闻风解绶者七人。陈《山海十二策》，悉中利弊，上嘉纳焉。比亢旱，有司祷弗应，因疏滞狱，从宽恤，肃戒亲祷，霖雨周渥，时称御史雨。寻以劾冢宰汪鋐，忤旨见斥。会倭寇东南，部院、台省荐天下名士三人:唐顺之、邹守益，涯与焉。续又荐名士二人:江问及涯并，以老疾固辞。筑室桐山，赋诗自娱。闲与邑令刘元凯吟咏赠答，相得甚欢。涯学术醇正，始从湛甘泉游。叙古文《小学》，构考亭书院，奏请罗豫章、李延平从祀孔庙。典试八闻，得士最多。至毙妖虎，谳冤鹊，正气直与鬼神通。乡居则倡义，翼成文庙，振起斯文。尚书康大和状其“清风令德，无愧古人；政事文章，堪仪后学”。  8 奏请罗豫章、李延平从祀孔庙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崔涯“按巡八闽”，时间有三年之久，也是他为官一方时间最长的一次，可能也与当时海防形势严峻和难于治理有关。 福建位于东海与南海的交通要冲，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的起点，也是海上商贸集散地。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就出生于福建尤溪，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朱熹（1130-1200），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汉族人。 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后寓居福建。朱松北宋宣和五年（1123）赴任政和县尉，途中驻跸建阳，武夷山南麓的碧水丹山给朱熹留下深刻的印象。朱熹晚年便从其父遗愿，于绍熙三年（1192年）在建阳麻阳溪畔筑室定居，并在居室东面建成竹林精舍，即后来的“考亭书院”。朱熹在考亭书院授徒讲学八年，著述甚丰，完成了他理学思想的最后体系。 考亭书院因年湮代远，风雨侵蚀而倾圮。明嘉靖十年（1531）御史蒋昭着手创修，崔涯嘉靖十一年赴任后，继续考亭书院的重建工作，并设定划拔世祀田给书院，以便书院日后正常运转。 朱熹因其弟子多为福建人，形成的学派世称“闽学”。朱熹自号“紫阳”，因此闽学又称为“紫阳学派”。在福建，崔涯遍访结识当地缙绅名贤，积极溶入到发扬和广大“闽学”的思想传播中去了。 “闽学”，是有鼻祖的。宋代以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和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洛学道统在南渐的过程中，一传杨时，二传罗从彦，三传李侗，再传朱熹。杨、罗、李三人是洛学道统化转闽学的重要人物，由于他们三位学人的桥梁作用，才有了南宋理学家朱熹成为集大成者。 杨时是将乐人、罗从彦是沙县人、李侗是延平府人，他们三人在历史上曾有“南剑三先生”之称，被后世尊为“闽学鼻祖”。到了明代中期，时人又把出生于尤溪的朱熹，合称为“延平四贤”，今人则称，“闽学四贤”。 李侗，字愿中，学者称延平先生，为程颐的二传弟子，是朱熹之父韦斋先生朱松的同窗，李侗对朱熹十分器重，把贯通的“洛学”传授朱熹。朱熹曾从游其门，并将其语录编为《延平答问》。自此朱熹不但承袭二程的“洛学”，并综合了北宋各大家思想，奠定了他一生学说的基础。因此康大和言，“盖晦翁（朱熹）受业于李延平者也。”李侗长期隐居山林，谢绝世故，著书讲学，主张学问之道不在多言，务必默坐澄心，体认天理。 杨时，字中立，自号龟山，学于程颢、程颐，同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又与罗从彦、李侗并称为“南剑三先生”和“闽学鼻祖”。杨时一生精研理学，曾为学理学，在29岁时拜程颢为师，41岁时杨时投于程颢的弟弟程颐门下，到洛阳伊川书院学习，此时，他对理学已有相当造诣，但是，他仍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奋好学，他与游酢“程门立雪”的故事成为尊师重道的佳话。他将“二程”洛学传播至东南等广大地区，在“二程”和朱熹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闽学及其思想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为理学南传及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考昔程明道（程颢）送，杨龟山曰：'吾道南矣。’”（康大和语）这句千古流传的名言，是有故事情节的。 当时福建人杨龟山从师于程明道，杨归，程明道送他出门，曰:“吾道南矣!”这话是说杨龟山学到了北方的程学，将向南方传布。事实上正是如此，杨时成为理学南渡的关健人物，后人颂扬杨时“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道最笃，其上接濂洛之传，下开罗（从彦）、李（侗）、考亭（朱熹）绪者”（见张伯行《杨龟山先生全集序》）。 但杨时“究其授学渊源，入奏罗豫章”（康大和语）。 罗豫章，名从彦，字仲素，北宋教育家，福建南剑人。他笃志好学，一生以传授“圣人之道”为己任学。宋元符三年，他闻同郡龟山先生的“洛学”真传，遂徒步往将乐县见杨时。 《宋史》列传载，“从彦初见时三日，即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尝与时讲《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说甚善。’从彦即鬻田走洛，见颐问之，颐反覆以告，从彦谢曰：'闻之龟山具是矣。’乃归卒业。”罗从彦听杨时讲学三日就惊叹，但听杨时伊川程颐学问更深后，他即变卖田产作旅费，由福建到河南几千里路，赴洛阳拜见程颐，当发觉他们俩所说差不多一样，尔后于政和元年（1111）重返杨时处学习四书五经，尽得其师真传，时称“道南第二人”。悟道后的罗从彦抛开一切，绝仕途，不求人知，在南平筑室讲学，收李侗、朱松等为学生，常聚九峰山峡处讲道。 罗豫章最著名的学生是李延年和朱韦斋。李延年是集宋代理学的大成者朱熹的老师，而朱韦斋是朱熹的父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就是语出《罗豫章先生集》。 “延平四贤”，是民间称谓。但按从祀孔子庙位次排列，只有朱熹一人列祀西哲先贤，杨时、罗从彦、李侗均称先儒。古代申请从祀孔庙，是一件难度很大历时很长的事，它先由高官个人向礼部送奏本，举荐从祀先儒的事迹，经审查后，礼部便奏请皇帝批准，一般不会批准。如清代二百多年，皇帝对从祀的先儒只批准4人。因此，有的从申请到批准，跨越几个朝代，历时几百年，如罗从彦、李侗从祀孔庙，从宋代淳祐开始申请，到明代万历才获准列祀孔子庙，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时间长达368年，帮助申请的高官多达十几人，奏本数十个。 可见崇祀孔子庙是何等不易，也说明从祀孔子庙贤儒地位的崇高和尊贵，他们不仅是久经考验的历代杰出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同时还是德才兼备的师表和楷模。具备了从祀孔子庙的条件，但还要有高官的推荐，如罗从彦、李侗去世不久，便有福建提刑杨栋的举荐，南宋淳祐六年（1246），他在《请谥罗李先生状》中，他第一次提出延平杨、罗、李、朱的师传关系。 到了元代，有胡瑜《请封爵从祀蔬》。明代林钿有《请补宋罗李二得天独厚儒从祀庙廷呈议奏疏》、提学副使熊汲《奏补罗李二儒从祀蔬》、延平人刑部侍郎《请从祀疏》、福建督学熊尚文《请从祀议》，吏部侍郎翁正春《复从祀议》等多位明代高官向朝廷申请罗从彦、李侗从祀庙廷，经明成化、嘉靖等几任皇帝都未获准。 崔涯担任过嘉靖皇帝的侍讲经筵，对于程朱理学应有很深的造诣，作为钦差大臣按巡八闽，“臣今幸滥职其生长之地，深考其历履之详”，对于“延平四贤”的崇敬是自然的事了，见有此惯例，他随即向嘉靖皇帝禀呈了《巡按福建谨题为从祀先贤以明道统疏》，全文如下： “谈到古今诸儒从祀孔庙的情况，提到宋儒罗从彦、李侗者而可使之远在宫墙之外耶？此实盛典之有待而公论之不容已也。 臣尝溯其渊源也，昔濂溪周敦颐远绍孔孟之绪于千载之下一传于河南，程灏倡明绝学以授其徒，及门之士惟龟山杨时独得其传，故灏之送时曰：'吾道南矣！’时传之豫章罗从彦听时语三日，惊汗浃背，曰：'几枉过了一生！’由是潜心力行，任重诣极尽得时之学焉。 从彦文以春秋中庸语孟说授之延平李侗。侗乃从容潜玩有会于心，文尽得从彦之学焉。新安朱熹则亲受业于侗，纂注经书，身任道统，集诸儒大成以绍后学，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儒者，皆以道统相传，有功于往圣来学者也，义于从祀为宜。 今考朱熹已同周敦颐程灏从祀于宋弘治年间，我孝宗皇帝始用儒臣之言，以时从祀而从彦与侗独未之及也。臣今幸滥职其生长之地，深考其历履之详，二儒者。皆有得于心学之正，非如汉唐诸儒只以训诂传经为功者也。从彦之教侗每令静中观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是深得中庸戒惧慎独之旨。侗尝称其性明而修，行完而洁，扩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极其至。则从彦所得于时者可知矣。 侗之教熹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一毫人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是即大学正心，诚意之功。熹尝状其行曰：'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又述邓迪之言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则侗所得于从彦者可知矣。 今人知时之“载道而南”也，而不得从彦与侗则何所传。知熹之功大也，而不得从彦与侗则何所授。是其道脉渊源，端绪明白。而罗李二儒乃今不得从祀者，此盛典之有待而公论之，不容已也，或者有以著述少之。臣以为传经之学，不若传心。立言之功，次于立德为。 从彦与侗盖务于传心之学，而以立德为先者也。即如圣门颜闵，何有于立言而列于四科之首。况今考从彦所著有《春秋解》、《毛诗解》、《中庸说》、《论孟解》、《台衡录》、《遵尧录》毁于兵火，世不及见。而侗之言文多为熹所辑录，则所谓著述文可少哉。夫吾道之明晦糸乎人，而斯文之遭偶存乎世，然则二儒未得以同升祀典，岂非有待于今日哉？” 当然，崔涯这奏折，是很难得到皇帝批准的，但是，他加快了罗豫章、李延平从祀孔庙的步伐。 直到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二月二十六日，翰林学士、熹宗时任礼部尚书的孙慎行的奏议具题感动了皇帝，孙慎行在《复从祀议》奏本中说：“夫程子之笃实，非二贤不传，朱子之笃实，非二贤不启。”就是说河南二程理学，不是罗从彦、李侗很难传下去，朱子理学不是罗从彦、李侗也是无法建立的。孙慎行的疏“伏乞皇上”，将罗李二贤“分列宋儒胡安国（今武夷山人）之下，朱熹之上，入庙崇祀。” 四天后，即三十日奉旨：“是”。明神宗皇帝朱翊均批准了罗从彦、李侗列祀孔子庙。万历四十二年（1614）甲寅六朋，奉圣旨，崇祀圣庙。罗从彦列祀孔庙东庑宋代理学家吕大临之后，李纲之前；李侗列祀西完胡安国之后、吕祖谦之前。孙慎行的成功举荐，关健是因为他是万历时任职礼部右侍郎，以这样高的身份，而且是直管从祀的部门。 而在太平县文庙，（嘉靖）《太平县志▪学校▪历代封祀备考》载“（万历）四十七年，以宋罗豫章、李延平从祀。” 今年两会期间，“将教师节调整改设于孔子诞辰日”的建议获得了53名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提议，我想，这可能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觉醒和自信的一方面吧？  未 完 待 续  1993年作者在太平湖畔工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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