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芝，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范双武，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使“在他乡”成为生存常态，庞大的流动群体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进行情感互动从而形成的数字乡愁，成为体察数字时代情感机制的重要切口。数字乡愁代表了数字时代情感叙事的平台化迁移，在人们情感流通与关系连接过程中全面内嵌了互联网社交平台的技术逻辑。数字乡愁为离乡个体创设了新的“人-地方”关系，也由此构建了基于新型地方身份认同的情感共同体。从媒介嵌入的角度研究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实践与社会互动，具备社会学与媒介学的双重意义。 引 言 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人口的高流动，使人们更加普遍地“生活在他乡”。近年来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加剧了人口流动，互联网与数字媒体等技术应用更不断推进这种流动性。人们越来越惯常地离开儿时所处，去置身一个新的地理空间和生活环境，数字技术为如此规模庞大的离乡人群创制了一个虚实结合的、高度数字化的社会传播/交往语境，人们情感世界中的熟悉而亲近的“地方”被纳入互联网超空间性的“地球村”范畴之内，其社会行动与情感表征必然得以重塑。 对个体的人而言，其出生成长的“地方”作为蕴含丰富意义的有序世界，不仅意味着具体的实践空间，更有重要的情感价值。当个体离开自身出生、成长的地方性空间后，会对这一空间及空间内的人、事、物等产生强烈的依恋与思念之情，即乡愁。这种情感如诗人的吟唱那般缱绻绵延：“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在媒介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文字是表达乡愁之情最有力的符码，乡愁体现在书信、诗词或其他文学作品中，但在数字时代，互联网社交平台成为乡愁表达的情感空间与行动工具，乡愁演化为一种数字乡愁。 面对这种情感世界以及人地关系的变化，学者们从不同维度进行了研究。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性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离土求生”会导致“乡愁情结”的广泛扩散，甚至成为构成现代社会的“给定性条件”。有研究从文化心理的层面来理解现代人的乡愁，认为离乡群体在心理和情感上缺乏对城市的深度认同，是数字乡愁的根源；文化身份上的自我割裂与冲突境遇，是现代乡愁的情感内核。也有研究从主体的角度阐释离乡者所坚守的“地方感”，认为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记住乡愁”是一种主体性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意识到，数字新媒介对乡愁情感以及表达方式有重要影响。作为个人感受和社会结构之间交互作用方式的情感体制，在数字时代已经发生了重要变迁，人们在交往领域的情感表达具有强烈的展演性；乡愁情感实现了由实入虚的空间转场；乡愁的数字化表达使不在场者可以拥有一个“感性真实”的瞬间；甚至围绕数字社交平台的情感表达，形成某种“乡村视频景观”和“媒介化时代新的乡愁叙事”。这些研究表明，乡愁作为一种情感内容，不仅是个体远离家乡与亲熟生活场景后的心理反应，其触发机制还受到社会互动、身份认同、技术环境等方面的制约。 数字乡愁之所以区别于传统乡愁情感，正是因为数字时代人们的传播方式、交往模式和情感体制都发生了巨大改变，离乡者的思乡之情以数字符码的形式在社交平台上流通，并因此赋予情感更大范围和程度的“可见性”。情感是一种主体性的意识，因此情感也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它必须有意向对象或者说具有指向对象或构造对象的能力。“故乡”与“自我”便是乡愁的意向对象，但这二者均在数字乡愁中有着新的呈现：越来越可见的乡愁故事，越来越自由的乡愁诉说，从“去地方化”到“再地方化”的故乡体认，强烈的集体共情以及在这种共情中激发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建构等，都是数字乡愁特有的情感实践。数字乡愁是数字社会情感体制的结果，是数字社会个体互动中特有的情感体验，数字乡愁体现出情感表达、情感流通与情感聚合等层面的特殊性，凸显了互联网技术逻辑的强大规定性。 互联网技术和形态的迅速演进使全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息交往等领域发生全面巨变，其所构筑的网络空间也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等超越了地方性的和层级性的局限，加速着传统社会形态的解构和重构。当互联网平台内嵌于社会情感机制之中，媒介逻辑规定下的行为规则与符号系统便成为离乡个体情感叙事的主要方式。流动中的离乡者们借助社交平台实现的乡愁情感的表达、记录、展演、聚合与互动，也在客观上支持形成了更为多样的情感共同体，体现出情感借由数字技术而呈现的强大的社会组织功能。因此，观察社交平台中的数字乡愁便成为我们理解流动社会精神世界的重要视角，这也是考察数字时代情感机制的典型个案。
一 数字乡愁：情感流通的平台化迁移 对于离乡者而言，乡愁主要包含三种情感，其一是因为无法身处故乡而感受到的痛苦，其二是对家乡人事物不得见而产生的思念，其三是对有可能无法回归故乡所引发的恐惧，除此之外，乡愁中还包括对家乡之地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信仰、对因为身体与心理层面的适应和熟悉而对特定地方环境产生的归属感、对地方事物与人际关系的依恋感等。乡愁是一种自然而恒久的情感，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感慨，比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辗转，比如“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的无奈……历史地看，乡愁作为一种情感状态有恒定性和共同性，但数字时代的乡愁，其表征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向。 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人们乡愁情感的表达与流通实现了全面的平台化迁移，形成了数字乡愁。数字乡愁区别于传统社会那种只能将情感深埋于心并独自承受、消化的情感内在循环方式，也不再是“睹物思乡”式物质性载体的情感寄托，从而让情感更加可见、可表。但从深层意义上看，那些出离故乡到天南海北的人们利用社交平台表达思乡之情具有更内在的精神追求。首先是寻求更多的“同情”之人，与他们交流互动以彼此安慰；其次是在离乡之后仍然可以通过数字乡愁的方式维系自身特定的、地方性的身份认同，比如可以迅速与分散各处的同乡人建立起“类故乡”的社会关系甚至组织，人们在其中拥有共同的身份，且这一身份识别以原来的“地方”为最重要的依据。因此，数字乡愁具备传统乡愁所不具备的情感形态和情感功能，它不仅仅是自然而然的、个体化的情感表达，更体现为一种内嵌于技术、地方与个体间的社会互动过程。数字乡愁使乡愁从一种潜在的内在情绪转换成显在的、高度可见的情感类型，使乡愁从个体式的心理反应转换成集体的、强互动性的共情共鸣，使离乡个体的身份认同从“去地方化”到“再地方化”，其中非常重要的变量在于情感流通的平台化迁移。 （一）乡愁叙事的数字空间 数字化生存的技术逻辑在于技术“决定我们的生存”，对于离乡个体而言，平台的技术逻辑也决定了他们如何怀念故乡。社交平台最大的技术优势在于关系连接与空间创设，平台首先能够为人们提供最大限度的社交可供性，让那些通过传统社交方式不方便甚至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在社交平台上轻而易举地实现，比如各种“同学群”“乡党群”等。这种社交可供性对于离乡者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离乡者可以将“身体的离开”与“关系的断裂”区别开来。从传统交往模式来看，一般而言，一个人身体离开某地就同时意味着许多与之附着的关系的断裂，身体与关系具备同一性，譬如当邻里不再是邻里时，很可能意味着彼此失联为陌路了。但互联网社交平台的社交可供性打破了二者的同一性，身体的离开并不必然导致关系的断裂，恰恰相反，甚至还有可能形成更为庞大而饱满的地方性关系。 除了对地方性关系的维系和扩张外，数字社交平台也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情感表述与更加自由的情感流通。其为每一位离乡者建构了多面向的社会互动空间，为乡愁叙事创设了多样化的数字方式，尽管这一空间并非故乡具体的交往场所，而是数字化的和非物质性的，但却发挥着为个体叙事与情感表达提供实践场所的基础设施功能。每一位在他乡的个体都可以在这一非物质性的交往空间中进行情感的自由叙事。“回不去的故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加速流动带来的普遍现实，而离乡者对家乡的诸多内容表达正在围绕社交平台进行，平台提供了一个可以寻求共鸣的情感空间，构成了数字乡愁表达的基本入口。可以说，社交平台成为离乡者自主构建的“地方-情感”空间，正是在此意义上，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个体的情感实践与地方想象。 （二）离乡个体的情感互动 传统的乡愁是个体的、私人的，它往往以隐秘内在的方式存在于离乡者的意识之中，而广泛表述于社交平台之上的数字乡愁则是公开的、交互的，甚至具有更强的公共性。具体而言，微信、微博、抖音等互联网社交平台成为人们表达乡愁的新场域，尤其是在“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特殊时节，以思乡之情为主要内容的情感叙事更为典型，“老家”“回村”“故乡”“父母”“发小”等词语成为触动人心的情感符码。但社交平台不仅提供了情感叙事的空间，更提供了情感连接的纽带，在社交平台上诉说乡愁的目的不仅仅是表情达意，更是为了情感互动和群体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平台上乡愁叙事所展开的离乡者群体之间的关系连接和情感互动，依托的是符号化了的家乡物象：所有关于家乡的山水、声音、影像、人物、特产等，都被转换成一系列文化符号在离乡者群体中传播，并在符号阐释与解码的过程中体会到共同的情感，完成对故乡的再度建构。比如方言，当那一句句极具特性的乡音土语在离乡者之间传递之时，其中包含的意义与情感就会立刻被大家心领神会。同时，这种情感连接也因为平台的技术支持而能够超越时空限制，从而具备连接的普遍性。从某个地方走散出去的人们，又从四面八方重新汇集起来，“湖北人在广州”“贵州人在西安”等这种之前无法想象的连接因为互联网技术成为可能，形成一种交往的景观。许多离乡个体从熟悉的本土场景中脱离出去，又在虚实融合的数字空间中重组，生成了饱含情感的乡愁景观。 （三）围绕“地方”的集体依恋 人们总是会对自幼生活过的地方怀抱情感甚至将其强化为一种依恋，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坦言：“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甚至“当这种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因此，故乡对于人们而言就成为一个情感的符号，并承载了许多重要的生命意义。当人们离开故乡时，这个特定的“地方”便抽象化了，成为一个地名、一个建筑物、一种声音或者一种食材；但同时，当人们离开了具体又熟悉的故乡环境而身处他乡时，上述抽象了的地方便以“想象性的方式”参与日常生活、呈现其意义。互联网社交平台为人们提供了这种想象性参与的可能。 家乡作为暂时回不去的地方会导致人的情感缺憾，社交平台构建的情感互动场域则有效弥补了离乡者的这一缺失，用“共在想象”的方式实现离乡个体情感归属的需要。人们可以随时在老乡群里分享家乡美食美景，可以在虚拟社区中寻找同乡友人，也可以在规模更小或更大的故人群体中找到依恋家乡的共有情愫。离乡者会主动寻找并加入许多以“故乡”之名为组建依据的社交群组，这些群组的核心功能便是表达对家乡的共同向往，群内人员共同的身份标志是“我们都是××人”，即都来自某个特定地方。人们在情感互动的过程中，为自己创造一个在身边的“故乡”：这个故乡可以被看见（尽管是碎片化的），可以被交流和交换，也可以被评价和赞美。因此，在社交平台表达乡愁是一个集体建构的过程，离乡个体表达与浸润其中的乡愁既属于自己，又指向某种共同性——围绕某一特定“地方”共同的依恋之情。
二 技术嵌入：媒介地方感的生成 从情感存在论的角度来看，情感是个体生命存在于世的重要体现，情感不仅是个人的，更是从人际交往、社会建构中习得的，因此在当下我们所处的媒介化世界中，情感表征与媒介技术有着深刻的联系。数字乡愁作为数字时代典型的情感样态，集中体现了情感生成过程中的技术建构。 （一）“故乡”的技术再造 乡愁最核心的意指对象是故乡，即一个人出生并长期居住生活过的地方，这个地方性的物理空间成为离乡者乡愁中最具体的情感指向。当人们离开故乡，这个现实的物理空间就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中消失了，但数字乡愁中的故乡却以技术嵌入的方式被再造从而继续存在，换句话说，远离和消失了的“故乡”又可以重现了。故乡在离乡者们日常又频繁的情感互动中成为某种“物质-文化”景观：故乡的山山水水以视频、图像、声音的方式在离乡个体中传播，故乡的美食或物产可以被人们集中关注，故乡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特征也在人们的交互传播中得以延续。如在微信朋友圈、抖音等社交平台上发布有关家乡、邻里之间照片等可见的表达乡愁的实物，将“在他乡”的思乡情感倾诉到微博、微信老乡群等具体的离乡组织中等。因此，尽管人在他乡，故乡却因为数字交往而时刻伴随在旁，成为生活中最日常的内容。 数字乡愁重建故乡的可能性，还来自离乡者基于社交平台技术支持而进行的情感流通。作为一种情感流通，数字乡愁在一个新的行动空间内展开，这一行动空间从物理性质的“地方空间”变迁为更为抽象的“流动空间”，从边界清晰的“私人空间”转换为边界模糊的“社会空间”，乃至形成一种融合了现实与虚拟的情感实践空间。离乡者在这个新型空间中围绕共同的“故乡母题”进行情感聚焦与互动，于是故乡以叙事的方式被建构完成。譬如，离乡者在社交平台的情感互动中以“再现”和“拼贴”的方式为自己再造故乡、重返地方。其中，“再现”以可见的物象来怀念家乡，“拼贴”则将“在他乡”所处的环境与家乡情景进行整合而为自己创设生活环境，人们从而能够“远距离地”看见故乡甚至感到自己就在故乡。 故乡在数字乡愁中是可见的甚至可复制的。“正如我们通过望远镜看远方一般，技术能够改变可见的范围，同时'看见’的实现往往需要以技术作为中介。因而，技术也是可见性研究的一个重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互联网社交平台提供一种技术语境，在这里，“在他乡个体”的乡愁传播是建构性的，它帮助建构了一个仍然可见的故乡。数字乡愁所再造的不仅仅是碎片式的、建筑学意义上的故乡，更是离乡者群体共同感受到的屏幕记忆。 （二）“身份”的脱域认同 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互联网社会，乡愁的情感内核都仍然是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尽管离乡者们远离出生之地，但他们仍然固执地认定自己是“长沙人”“贵阳人”或者更具体而微的地方——某镇人、某村人。然而这种身份认同在互联网时代是“脱域”的，即受制于地方性关联的社会关系瓦解了，社会关系的形成脱离了地域/空间的限制而被重构。人们得以在更自由的时空环境中重组社会关系，其中当然涉及“身份”的定义与再定义。 “脱域”作为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换句话说，是指社会实践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开始摆脱空间的（地域性的）限制，可以在时空不同构的条件下展开，这种脱离直接改变了社会关系的结构方式。吉登斯将脱域视为社会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并以此解释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在今天看来，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加剧了社会构型的脱域状态，经济领域的全球性和超地域性、交往领域的时空异步与泛在关系等特征，都越来越明显。这种脱域性在互联网技术系统的支持下，实现了无所不在更无所不能的社会连接，超越时间、空间、人、物的诸种限制，使脱域性特征渗透至人们的日常生活。 情感具有强烈的关系性，也就是说，情感生成的基础是社会互动，情感表达、流通和聚合的内在动力也来自社会互动，因此，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其社会互动方式和交往模式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情感样态。现代社会尤其进入数字时代之后更加强烈的脱域性特征，导致人们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在地式”关系模式，由此能够在脱域的关系中重新定义自我的身份，特别是文化身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是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持续追问的身份之思，是个体自我意识和文化认同的前提。地域是人们自我身份确认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也继而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同。 “身份”具有整体性和一致性，强调内在的统一和持续，具体而言，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具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因此，身份认同便是对自身身份一致性与整体性的确认，否则便会产生意识层面的分裂。对于身份的认识与认同，许多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比如民族、国家、阶层、群体、地域等。上述因素都具备一个明确的区别性作用，即这些因素都具有一种标志——使某人的身份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从而具备特殊性和个性，与此同时，也使某些具备同样素质的人可以被归属到一个共同的群体之中并且产生心理上的彼此认同。因此，认同是社会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与其他个体在认识上和情感上的趋同，人们通过“身份归属”和“情感依附”完成这一认同过程。由此看来，乡愁是人们以特定地域为标识的身份确认和情感依附，它强调地方（故乡）作为自身身份建构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也强调对自身与地方（故乡）之间存在一种不可割裂的依赖关系。在高流动性的数字时代，数字乡愁中体现和凝聚的身份认同是脱域式的，身为“异乡客”却心属“故乡人”，这种持续的、一贯的身份认同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加持而不断得以强化。 （三）“地方感”的媒介生成 按照人文地理学者的认识，地方感并非一种可以直接体察的具体对象，只能对其进行不同维度的推断，比如地方认识、地方认同、地方性社会联系与情感依恋等。地方感与地方直接相关，最早指人们对地方的认识与辨别，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的地方做以不同的行动反应。之后对地方感的理解则更多地强调了情感参与，在人与地方的关系中体现出人对地方的爱与依恋、认同与思念等，才是地方感的核心。由此可见，我们当下所说的地方感，已经从认识的层面扩展到行动与情感的层面，体现出人与地方的互动性。 数字社交时代，地方感形成中的媒介力量愈加凸显，媒介地方感既是一种新现象又是一个新议题。当然，媒介参与地方感的生成并非数字时代特有，也并非只在数字乡愁中体现其功能，但需要指出的是，“媒介即地方”这一认识在数字社交时代极端重要且典型。离乡者们借助互联网社交平台可以重返故乡，可以持续地建立对故乡的亲近感，因此，以数字媒介为中介而形成的媒介地方感是现实的。 离乡者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媒介地方感：其一，乡愁情感的媒介表达与流通；其二，数字场景中的“虚拟在场”。数字乡愁中最突出的行动是乡愁情感的表达与互动，情感的可见与外显是非常明确的，这种媒介表达可以有效地强化其地方感的形成。而借助数字技术得以实现的“虚拟在场”，可以为离乡者提供关于故乡“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真切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地方的缺位与情感的缺憾，有效维系着 “人-地方”持续的亲密关系。数字媒介正在与“地方”一起共造人的地方感。可以说，在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破坏着人与故乡、地方与身份统一性的环境中，地方感正在逐渐消失，但数字媒介帮助建构了一种新型地方感，让人们拥有了从“去地方化”走向“再地方化”的生命体验。
三 情感机制：共造、聚合、组织与情感共同体 互联网社交平台的最大优势在于为社会联系提供便捷的路径与低廉的成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社交平台被认为正在改变人们的社会性并孕育着新的社会形态。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理解，数字乡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怀乡之情的数字化迁移，其形成过程还蕴含着一种更为深远的社会后果：在现代社会高速流动与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文化语境中，由离乡者群体共同参与，经过互联网社交平台实现情感的聚合与组织，从而跨越“地方”边界得以形成的情感共同体，体现出数字时代交往模式与情感机制的典型特性。 首先，数字乡愁体现出强大的情感共造功能。社交平台让离乡者的情感表达越来越具备可见性，更让情感叙事体现出高度互动性。每一个离乡者在离开故乡之后，对家乡故人和与自己身处“同一个异乡”的人最为敏感，尤其是面对“我们是老乡”的身份认证时，其情感的共鸣与亲近感是天然的。同时，社交平台极其强悍的社交可供性，为每一个离乡者找到与自己具备相同“地方身份”的人提供了最大化便利，为他们成为“同一类人”烙上了深刻的情感印痕——老乡群里的身份认定、好友列表里的家乡叙事、节假日的互致问候、家乡物事的即时传播等，这些无不强化了离乡者情感层面的相互关联，并促使形成多样的、规模不一的情感共同体。可以说，数字乡愁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与他人“共造”乡愁的功能，这种“共造”虽然基于离乡个体之间的乡愁叙事与情感交流，但是它强调的是特定群体对情感目标的共同向往。 互联网社交平台作为技术体系具有结构化的功能,“媒介不仅是一种信息载体，也是一种技术体系和文化体系，还是一种历史结构”。社交平台中的情感表达让无数看不见或没有被听到的乡愁能够被看见、被听到，赋予所有默默无闻的离乡者记录情感和表达自我的权利，让许许多多个体“共造”的乡愁情愫得以突围，从而聚合形成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从情感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互联网社交平台就是一台“情感机器”，其中更重要的内容并非信息交互而是情感互动，它让信息的传播功能退居幕后，让通过社交寻找情感共鸣的目的更加凸显，因而“晚现代的网络传媒不仅是信息机器，还是带有巨大情感力量的叙事机器”。数字乡愁便是这种情感机器的产物，是数字时代的典型叙事。互联网技术平台改变了情感的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与建构机制，通过流通赋予情感更大的社会价值与建构功能。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在流通的条件下，情感才同时具备个体的和社会的双重价值。因此，情感流通能够促进个体之间的连接，帮助形成集体身份以及共同体的内在认同。 离乡者群体正是通过数字乡愁这种具体的情感流通方式建构起情感皈依与集体认同。“乡愁”最重要的生成条件就是离乡个体与家乡（地方）之间原本关系的脱离或者断裂，但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乡愁表达开辟了个体游离家乡之外的一个平行空间，其本质是重新获得情感皈依的过程。以个体心理反应为基础的内在情感被激活，在流通与互动的过程中为自己重新获得归属感。离乡者将乡愁情感表达与互动实践迁移至社交平台之上，其伴随的深层意义是将自己与有关于家乡的身份与文化如同行李一样带进数字乡愁之中，他们的每一次互动都镌刻着对于家乡记忆的强化与情感投射。“数字乡愁”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是离乡者主动建构的产物，他们以“共同体”的方式对抗“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 其次，数字乡愁具备情感聚集效应与情感组织功能。在社会结构平台化的过程中，平台也在不断社会化，原因就在于互联网平台并非在真空环境中发展，而是不断接受社会现实的反向规训，因此，互联网平台中的情感聚集体现出平台与现实社会关系的密切联合。从本质上看，平台构架服务甚至受制于社会关系。基于社交平台生成的数字乡愁具备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用情感凝聚、团结着散落的离乡个体，甚至形成一种“类组织”的离乡者群体。这种同乡会、亲友团等类组织群体因情感联系而生成，既是一个个规模不一的情感共同体，也是一个个特殊的数字部落或数字地方——因相同的情感，人们与他者相遇相聚，形成部落，并且从部落走向数字部落。数字乡愁是人们自发组织起来的情感聚合体并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某种力量，人们基于这种情感聚合与他人产生关联，在其中确认自我身份与价值，在共同的地点、场景、回忆与记忆中得到精神庇护和心理归属感。数字乡愁的出现也在提醒我们，通过平台组织勾连起来的技术系统与人际关系，唤起了互联网空间中早已存在的类似部落主义的共同体（群体）意识。 历史地看，共同体是处于一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现实的人生存生活的聚合状态，而情感共同体的核心纽带则是身份认同与情感聚合，每一个离乡者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找到与他人关联起来、聚合起来的决定性依据。对于数字乡愁所形成的情感共同体而言，其缔造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活在故乡（地方）所形成的共同记忆，共同体内可以共享的文化符号比如语言文字、各种物质载体等，共同体一致认同的历史传统与生活方式，共同体易于“同情”的心理反应与价值态度，以及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共同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等。由此可见，情感共同体既具备所有共同体的稳定性、一致性特征，也包括以地域身份为纽带的特殊性。 最后，数字乡愁所共造的情感共同体是想象性的，体现出数字关系的本质特性。沿用安德森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对“想象的”之解释，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集体内共同的行动或一致性的经验，而情感共同体的核心正是共同体内部成员在情感体认、情感内涵与情感倾向等方面相似的或一致的生命体验。但也正是因为共同体形成的想象性，揭示了共同体成员间关系在本质上是分离的。可以说，数字乡愁的形成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与数字技术应用，二者联手改造了都市离乡者们的交往方式与情感机制。都市化的现代处境导致了分离式自我，使人们被迫和“生命与意义的一个伟大源泉”相隔断，社交平台的深度嵌入恰是现代性处境中个体化的人对关系的重构。故乡作为个体生命与生俱来的身份特征，直接与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相关，因而当人们脱离这一源泉的时候，自我与“身份”的天然联系便遭遇破坏。互联网社交平台又利用技术赋能的方式重建了这一关系，数字乡愁可以帮助人们重回“地方”、重回“自我”，但这种关系必然具备数字关系的脆弱性特征。 事实上也是如此，传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是“小而紧”的，“我们的祖先，终其一生认识一群固定的人，在狭小的交往圈子里生活着，通过抽象的价值和规范以及有限的社会关系，跟外部更大的'想象的共同体’产生着关联”。乡土中国中的“地方”对关系的制约在现在仍然有效。互联网时代拓展了社会关系也改变了关系联结的方式，在传统的地方连接之外为人们提供了多种新的技术手段，人们因此可以对自身社会关系拥有更大的掌控能力。离乡者们以数字乡愁的方式为自己重建了一个“电子乡村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既坚固又脆弱，既团结又疏离。 结 语 数字社会中的情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引发关注、成为话题，各种情感现象包括数字乡愁等都与数字社会的媒介环境与交往模式变动直接相关，因而会同时引发情感社会学、媒介环境学、经典传播学等不同学科视角的共同关注。数字乡愁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体现了人们在数字社会中情感实践的诸种新变；另一方面其本身就是数字媒介形塑社会形态和主体行动的结果，是人们精神世界和情感领域深度媒介化的表征，因此，对数字乡愁的考察具备社会学和媒介学的双重意义。何处说乡愁，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媒介转向问题，而是基于情感流通的媒介转向衍生出来的社会结构问题以及数字社会的情感机制问题。探究社交平台上离乡者个人与群体的数字乡愁，不应局限于数字技术所呈现的乡愁景观的表征范式，更要关注其情感互动作为一种实践的社会后果。互联网社交平台将离乡个体的情感流通编织进数字关系之中，其情感叙事被镌刻上深远的媒介技术逻辑，平台成为数字社会情感机制形成与变化的重要推力。 如果以社会数字化进程为观察点会发现，我们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内容数字化、个人数字化、大众数字化和社会数字化四个层层推进的发展阶段，社会数字化意味着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实践领域到意识领域，都全方位地进入了数字时代，社会运行的机制发生了重大改变。数字时代的情感机制鼓励表达、互动、展演与聚合，社交平台更强化了此类情感机制对个人的影响。人类精神世界中亘古恒存的恋地情结与情感皈依，在数字时代和平台社会中转换了呈现方式，进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功能，使离乡之人对“地方”与“自我身份”的认同更多地在“个人-媒介-地方”的关系中体现出来。数字乡愁作为一种情感实践，一方面建构着人与地方、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另一方面指向数字时代情感机制的复杂演变。情感作为人存在的精神底色，越来越成为我们观察社会图景的重要维度，因此，从媒介嵌入的角度研究情感实践与社会互动，并非出于一种研究的理论偏好，更标识了一种研究的现实立场。 〔责任编辑：廖先慧〕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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