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自由主义的精神传统已近死亡。不错，在公共和商业生活领域的许多领袖人物的思想中，这一传统仍极有地位，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属于把自由主义思想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代。他们的公开言论常常使一般大众相信，恢复自由主义经济是大多数领袖人物希望达到的最终目标。然而当时有影响的知识界的力量，却已经开始转到一个十分不同的方向上去了。30 年前，无论是谁,只要他熟悉下一代人的思想，特别是那些在他们的大学里向学生讲述的观点，他都可以预见到与当时某些公众人物和传媒界的希望大不相同的发展。在那个时代,能够点燃年轻人想像力的生机勃勃的自由主义思想界已不复存在了。不过，在自由主义思想史所经历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 15年至20 年的衰退过程中，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体系一直受到捍卫；当然，为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的也正是这个时期。这几乎完全应当归功于我这里要谈到的一小部分人的活动。无可置疑，他们并不是惟一一群竭力坚守自由主义传统的人，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各自工作、相互隔绝的人，是惟一通过教学活动成功地创造了新传统的人，最近他们再次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潮流之中。鉴于上一代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人们并不会感到奇怪：一个英国人、一个奥地利人和一个美国人想法一致的努力，需要花上如此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承认，才能变成下一代人共同的工作基础。但是，现在确已存在的这个新的自由主义学派——关于它还有许多话要说一一是自觉地以这些人的工作为基础的。 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 最年长、大概在其国家之外也最鲜为人知的是英国人艾德文·坎南(Edwin Cannan)，他去世已快 20 年了。他所起的作用，除了一个小圈子之外，几乎不为人知。这是因为他的主要兴趣其实是在别的领域他只是在偶尔写出的文章中谈及经济政策问题；大概还因为他更感兴趣的是实际细节而非基本的哲学问题。他发表的许多经济学论文收录在两本书里：《经济观》(The Economic Outlook，1912)和《一位经济学家的抗议》(An Ecomomists Protest，1927)即使在今天，它们仍应重新受到更广泛的注意，应当翻译成其他语言。这些文章简洁明快，讲述常识，堪称讨论经济问题的楷模，甚至有些写于 1914 年以前的文章，也令人吃惊地切中要害。不过坎南最了不起的功绩，是他多年来在伦敦经济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生，正是他们形成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或许是最重要的核心——虽然这一发展事实上也已悄然出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谈到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工作之中，不过还是让我先来谈一下坎南的学生吧。最年长者是著名的财政专家西奥多·格雷戈里(Theodore Gregory)爵士，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担任教职的许多年间，也对学术界的年轻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多年前他就放弃了教学。目前，担任坎南教席已有 20 年之久的菜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成了一个年龄十分相近的青年经济学家团体真正的核心人物，这些人都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从伦敦经济学院脱颖而出的。罗宾斯具有把文学才华与组织才干结合在一起的非凡才能，这使他的文章广为流传。罗宾斯的同事阿诺德·普兰特(Arnold Plant）爵士在该学院任教时间几乎一样长他最重要的贡献在少数鲜为人知的出版物中隐而不彰，其情形较之于坎南尤甚。几乎他的所有朋友，都长时间热切企盼着他的一本论述私有制基础的意义的著作。如果他真的发表了这本书，它肯定会成为对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坎南那些对我们的论题有所贡献的所有学生。为了对他的影响范围有个印象,我们可以再加上本汉姆(F.CBenham)、赫特(WHHutt)和佩什(F.w.Paish)的名字，最后这位虽不是坎南的学生，却是属于同一个圈子的人。有一定的理由可以这样说：坎南确实为英国接受一位十分年轻的奥地利人的思想奠定了基础，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开始，这位奥地利人就一直以一种比任何人都更为扎实、系统和成功的方式，为重建自由主义的牢固大厦而工作。他就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Mises)，他先是在维也纳工作，后来去了日内瓦，目前仍在纽约积极地工作着。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米塞斯就以其关于货币理论的著作而知名。战争刚一结束，他的颇富预见性的著作《民族、国家和经济》(Nation，Staat und Wirtschaft，1919)便开启了一项发展，并在1922 年的《集体经济》中达到第一个高峰,这是对当时的社会主义的一次全面审视，也意味着对经济政策文献中导致所有严重后果的全部意识形态的批判。本文的篇幅不允许把米塞斯在此后直到 1941 年在日内瓦完成第二部主要著作这段时间里的重要著述列一份长长的目录。第二部著作是用德语写成，最初取名为《国民经济学》(Nationaloekonomiie)，修订后的美国版是《人类行为》（Human Action)就一部这种篇幅的理论专著而言，它取得了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成功。米塞斯的著作作为一个整体，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狭义的经济学。他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的深入研究，以及他的杰出的史学知识，使他的著作更像 18 世纪那些伟大道德哲学家的作品。米塞斯的不妥协态度，使他从一开始就受到猛烈攻击。他树敌甚多，迟迟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但是，他所发挥的影响尽管姗姗来迟，却更具有持久性和广泛性。甚至米塞斯本人的一些学生也倾向于认为，他在推导结论时那种走极端的态度未免“过火”，但是他在判断当时的经济政策时习惯于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悲观主义却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并终于得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圈子的逐渐承认。他那些几乎在每个方面都同当代思想主流对立的著作，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甚至还在维也纳的时候，米塞斯也不缺少亲密的信徒就像米塞斯本人一样，他们如今大都在美国，其中包括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哈佛大学)、麦克鲁普(Fritz Machlup)(霍普金斯大学)和笔者本人。但是米塞斯的影响现在已超出了这些人的范围，其影响所及比我下面要谈到的两个主要人物还大。在他们中间，只有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全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广泛研究。在细节上我们可以赞同或反对他，但是在这些领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问题，他的读者不会从他那儿获得真正的教益和启发。 奈特(FrankH. Knight) 米塞斯不但对伦敦的团体有重要影响，他对第三个团体，即芝加哥团体也同样如此。这个团体将其源起归功于芝加哥大学的奈特(FrankH. Knight)教授，他比米塞斯小几岁。就像米塞斯一样，奈特最初的声望也来自一本理论专著，他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1921)一书尽管最初未得到承认，后来却成了最有影响的经济理论教科书之一，并且在许多年里一直如此，虽然当初它并不是按这种书设计的。奈特此后又有许多讨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著述，其中以论文居多，大部分后来都以文集的形式再版。最著名、大概也是最有特色的一本是《竞争的伦理学及其他论文》(The Ethics ofCompetition and Other Essays，1935)。通过自己的教学活动，奈特的个人影响甚至超过了他的著作。几乎可以不夸张地说，凡是真正理解并倡导竞争性经济制度的年轻美国经济学家，几乎一度全是奈特的学生。从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角度看，他们中最重要的是西蒙斯(HenrySimons)，我们对他的不幸早逝感到惜。他的小册子《自由放任主义的实证纲领》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 Faire)在20世纪30年代为激发美国年轻的自由主义者提供了新的共同基础。人们希望西蒙斯写一本系统而全面的著作的愿望落空了,他仅仅留下了一本论文集即1948年出版的《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Society)。这本书思想丰富，又因西蒙斯在讨论工会等棘手问题上表现出的勇气，使它变得很有影响。如今，一个勤于思考的经济学家团体——已不再局限于芝加哥一一的核心，围绕着西蒙斯最亲密的朋友迪雷克特(Aaren Director)以及另外两位最著名的美国年轻理论家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形成了。迪雷克特编辑了西蒙斯的文集，并在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为了言论得体，我不便说一个伟大民族的国家首脑赞成哪个具体的经济学派，不然的话我还得提到第四位科学家，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那么还是让我立刻转到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最后个团体，以此结束我们的叙述吧。这是一个德国人的团体，它和其他团体的不同之处是，它的来源不能直接追溯到上一代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它是一些年轻人的组合，他们对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共同关切，使他们在希特勒攫取政权后的岁月里走到了一起。无可怀疑，这个团体也受到了米塞斯著作的决定性影响。直到 1933 年，这个团体还没有在经济学文献中留下自己的痕迹，那时它的一部分成员不得不离开德国。但是在这个团体的最年长者中，仍有一位留了下来，他就是奥伊肯(Walter Eucken)，他当时很少为人所知。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他在一年多前突然去世，使自由主义的复兴失去了一位真正伟大的人物。他的成熟是缓慢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限制自已发表东西，主要致力于教学和实际问题，他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默默从事的工作是多么富有成就和教益，直到德国崩遗之后才变得显而易见，因为直到那时，他在德国的朋友和学生的小圈子，才作为合理的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堡垒显示出来。也是在这时，奥伊肯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开始扩大影响，同时他也开始在另外几部著作中阐述自己的全部经济思想。未来将会证明，他去世时留下的论文有多少内容有待后人发现。由他创办的《奥多》(Ordo)这份年报，仍会是这一运动最重要的出版物。这个德国团体中另一位领袖人物，是最初就与奥伊肯过从甚密的罗普克(Wilhelm Ropke)。1933 年罗普克在公共生活中留下的记录使他一刻也不能在希特勒德国再呆下去了。他先去了伊斯坦布尔，现已在瑞士居住多年。他是这个团体中最活跃最多产的作家，为广大公众所熟知。如果说在狭小的专家圈子之外也有人知道存在着一个新的自由主义运动，这主要应归功于罗普克，至少就德语公众而言是这样。前面我已说过，在过去 25 年里出现的所有这些团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相互认识，此后我们看到了活跃的思想交流。今天，再谈论相互分离的各国团体已成历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是讲述这一发展概况的适当时机。少数幸存的自由主义者孤立无援、遭人嘲笑的日子已成过去，他们在年轻人中找不到知音的日子也已过去。相反，他们现在承担着重大责任，因为新一代人要求听到自由主义对我们这个时代重要问题的解答。自由主义思想有必要建立起严密的结构，它对不同国家的问题，也要制订出相应的方案。只有让各种头脑相聚在一个大团体中，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在许多国家，现有文献的传播仍存在着严重困难，某些最重要的著作缺少译本，仍然阻碍着这些思想较迅速地传播。不过现在大多数支持者都有了个人接触。瑞士作为东道主，已为一个非正式但合作无间的团体举办了两届会议,他们在那里研究共同的问题,并且它的名称便是取自瑞士的一个地名。第三次会议于 1950 年在荷兰召开，第四次会议将于 1951 年在法国召开。我们本文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可以说已经结束了。30 年前，自由主义在公众中虽然还有一定影响，但是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已几近消失今天它的实际影响或许尚有不足，但它的问题已再次成为一个活跃的思想体系。我们有理由预期对自由主义未来的信念将会复兴。本文来源：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英)哈耶克著；冯克利译。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9。ISBN 7-214-02791--7 。部分内容由编者整理，注释从略。本文仅供个人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如有侵权可通知本公众号予以删除。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请注明原始来源和“经典摘读”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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