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疼痛 “您已经跑步8公里，平均每公里用时4分5秒，加油吧…”运动软件机械的声音提醒我运动量到了。浙工大的操场上，我呼哧喘着粗气，逐渐把速度降下来，大颗的汗珠喷涌出毛孔，随后汇合成小溪，把全身浸润透。
从腰包上取下运动饮料，小口喝着，体会流失的水份和能量慢慢地回到体内。“今天跑得不错，就是这该死的疼痛怎么老也好不了，都已经发病快两个月了，后背和左胸还是疼的不行。”十分钟力量和放松练习后，我起身朝着家里走去。
决定 “啊！！！”我郁闷地低吼一声，颈背部的疼痛简直让人没法好好干活了。从电脑前站起身来，我凑到更衣柜的棱上左右摩蹭着脊椎两侧的酸痛处。科里的文字工作很多，同事的肩颈部位都有些问题，几乎都在用这个土法按摩放松肩颈。 同科室的一位同事休假去了，手上工作多得脱不开身，“等他回来后一定要去医院好好查查。”我决定。 颈椎病？ 同事终于回来了，我马上请了一周的病假，打算先把颈椎病彻底治好。 浣纱路上的S医院里人山人海，每个科室都塞满了来自省里各个地市的病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医生。如果没人介绍，就必须在很早起床排队挂专家号，还不一定能挂到。我不打算做清高的圣人，于是通过熟人介绍，和老婆一起直接到住院部找了医生。 医生姓F，很年轻，但是看得出在专业上很自信。由于同院的同事提前打了招呼，F医生非常热情，虽然从我描述的症状来看基本认定是颈椎病，还是给我开了磁共振检查。2013年初以来，各种体检时已经拍过两次片子，我对影像检查其实是抗拒的。但是由于这几年肩背老是出问题，老婆放心不下，坚持彻底查明病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付了钱，我也只能认了。好在不用排队等候，检查结果隔天就能出具了。
肿瘤？ 隔天下午老婆要去接孩子，我一个人慢悠悠的晃到医院，取了片子在医生办公室等着。F医生在开会，听说要半小时后才结束。虽然不能完全看懂片子，但是我想总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骨骼没有明显变异还是看得出来的，不由得开始心疼那几百块拍片的钱。等待的时候玩了把游戏，翻了翻新闻，还麻烦一个不认识的医生帮忙看了下片子，他从纸牌接龙中抬了下头，扫了一眼，说是没有什么异常。我打算走人了。 刚走到电梯口，F医生急匆匆的回来了，一边从我手上接过片子，一边笑着说开会真无聊，早就想逃出来了云云，我也会心的笑了起来。突然，F医生眼神一凝，他快步走到读片灯前，夹好片子仔细看了起来，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起来。 “F医生，我的颈椎病很严重吗？”我有点担心，毕竟请假时间长了不好办，一周内搞不定就麻烦了。 “唔…说不好，你等一会，我请老师来看看，他应该还没走。” 两分钟后，一个50多岁的医生走了进来，看了一眼片子，然后问：“病人在哪里？” “是我。” 老医生有点诧异的看着我：“从片子上看，你应该已经…这样吧，你去E医院脑外科找A主任，就说是xxx介绍来的，你这病不是颈椎问题，应该是椎管内肿瘤导致的脊髓空洞…” 后面的话我没怎么听明白，整个人陷入了呆滞状态。什么肿瘤？什么脊髓？是在说我吗？ 又拍片了 解放路上的E医院明显比S医院更高大上，不找熟人带进去，排一周的队你都见不着脑外科的主任。A主任应该是圈子里的权威人物，坐诊时还带着个洋人学生，神情淡定，体态雍容。他认真地看了我的片子，问了些发病的症状，然后判断是椎管内肿瘤占位造成的脊髓中枢神经压迫（前一晚查了些资料，我已经能听懂一些术语）。由于片子拍的时候不是冲着肿瘤的判断去的，因此不够清晰，A主任建议再拍一张增强的。
瘫痪 增强的磁共振片子出来了，A主任却到滨江区的分院做手术去了。焦虑不安的父母和姐姐都急着了解病情，于是我又托熟人找了脑外科副主任先看了片子。副主任显然不是很乐意，毕竟已经是下班时间了，我又不是他的病人。漫不经心的扫了一眼后，副主任就判了死刑：“椎管内肿瘤，发病率10万分之2.5，做不做手术都要瘫痪。” “瘫痪的概率是多少？”老婆的嘴唇有点发抖，有点发紫。 “百分之百，做手术只是救命，瘫痪是肯定的。” “如果不做手术呢？” “压迫中枢神经，先瘫后死。”副主任目光坚定，神情冷峻：“要不你们去灵隐烧烧香，希望会大一点。” 我彻底傻了，甚至没留意到对方言语中残忍的调侃，呆呆地走出医生办公室，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口前一言不发。老婆捂着嘴，蹲下来开始干呕，这个诊断显然瞬间就击垮了她。我走过去把她扶起来，两人抱头痛哭。
走廊另一头父母和姐姐在四处打电话找关系，商量着哪怕是出国动手术也要保住不瘫痪。 医院大楼外，杭城夜色已至，在朦胧的泪眼中氲开构成了一幅不真实的画面，恍若地狱… 全家人不甘心的等待中，A主任终于行色匆匆地回来了。在仔细的看了片子后，他认为手术还是“值得一试”的，至于成功率则很难说，有很大的可能会瘫痪。这个保守的说法显然不是我们想听到的，而我们也隐隐地察觉到对方似乎并不是很愿意接手，难道是手术风险太大了？ 第二天，我和老婆咨询了S医院的神经外科B主任后，肯定了上述猜测。由于我们并没打算在S医院动手术，B主任可以把话讲得非常透。按照他的说法，由于肿瘤和脊髓是紧密结合的，为了减少术后复发的概率，手术中将不可避免地切除一部分中枢神经。现在医患关系紧张，出于避免纠纷的考虑，一般医院都是等到病人瘫痪后才施行手术，否则万一病人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就说不清楚了。同时，他还提醒我们，这种肿瘤是不能保守治疗的，拖的久了瘫痪是必然的，时间越长术后恢复情况就越差。 全家连夜动员起来，发动一切关系去寻找更有把握的医院或者说医生。 上海 隔天就有消息传来，姐姐和老婆的朋友分别帮忙联系了上海的C和H两家医院，同时，很多朋友都说浙江的神经外科和上海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病情不等人，我和老婆立刻连夜奔赴上海。 抉择 这天，注定是疲倦的，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宾馆的床太小，不幸的是我还认床，后背的疼痛和黯淡的前景让我更是彻夜难眠。大清早，我和老婆直接奔向H医院，结果被告知查房时间医生都在忙。
一个身材高大、颇有气势的中年男医生身后跟着几十号性别、年龄不一的医生，像黑社会寻衅般穿梭在各个病房间。看到我们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带头大哥”眉头一皱：“你们是干嘛的？出去等！” “呃…我们在等L医生…” “出去！这里没有什么L医生，哪怕有,我也不会让他见你们！” “带头大哥”身后闪现几个彪悍的身影，伸胳膊撸袖子，作势欲赶。我们被镇住了，琢磨着再不滚蛋他们会不会掏手术刀。小命比人强，我和老婆屏着气，迅速转身逃出病区，头都没回一下。 半小时后，病区的大门再次打开，我们随着人流冲向医生办公室，很容易就找到了朋友介绍的骨科L医生。L医生40出头的年纪，梳着大背头，很有点小开的味道。他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看了片子后表示一定是肿瘤，并且一定是在这里动手术，因为H医院是全国的神经外科权威。问及手术成功率，他很肯定的说是80%。为了增强我们的信心，他还介绍我们去同院的神经外科会诊，对方给出了相同的结论，并且同样说到，在H医院做手术是最合适的。好强的自信！让病人心里暖暖的，这点和杭州某些医院的风格完全不同。 吃午饭的时候，我和老婆几乎已经决定就在H医院动手术了，毕竟有了之前杭州的经历，H医院医生强烈的自信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根本没曾想，到了下午，我们幼小的心灵会受到更大的冲击。 下午，姐姐和姐夫从杭州赶了过来，姐姐的一个朋友辗转介绍了C医院的神经外科X主任。X主任很忙，办公室里人来人往，我们等候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得空。X主任50不到的年纪，身材高大，两眼眯成了一条缝，眼袋很大，看上去精神不是很好（后来才听说他经常通宵做手术，第二天照常上班，强！）。说明来意后，X主任一边看片子一边说：“肿瘤，不会有其他可能，马上住院动手术。”“成功率呢？”“80%吧…就算90%好了，难度不大的，你懂的。” 我的天！浙江省头把交椅的E医院不愿意接的手术，到了这里都排不上号？落差之大让我张口结舌。要知道，当一个医生说90%的成功率时，就意味着完全的把握！后来了解多了才释然，原来全国的脊柱肿瘤患者几乎都集中到了北京和上海的少数几家医院，C医院是其中的翘楚，一天做七、八台脊柱外科手术再正常不过了。这就好比让一个木匠十几年如一日打同一套柜子，哪怕闭着眼睛他都能完美地复制出同样的作品来，无他，但手熟尔。 听说为了确保质量，国外很多外科医生每周做手术的数量是规定的，所以从经验上来说远远不如中国几大城市的外科医生，他们经常会慕名来中国学习。这些都是题外话，打住。 话说我们的心神激荡得不轻，当晚回到杭州后还是满心的惊喜。虽然不可能像感冒一样吃点药躺几天就痊愈了，但至少从全瘫、必死的魔咒中解脱了出来。 到家后已经快晚上十点了，虽然很累，我们还是立刻分头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相关资料，了解到H医院的神经外科几乎是全国最好的，而X主任则几乎是全国椎管内肿瘤手术的第一把刀，这让我们很难抉择。 准备 作为军队医院，C医院的效率相当高，隔天下午就打电话过来说病房安排好了，两天后就能入住，这也帮助我们下定了决心。我和老婆把女儿送到丈母娘那里，收拾好行囊，坐在床上无言对视，内心忐忑… 住院
一大清早，姐姐和姐夫就开车接上我们直奔上海。高速公路上，我拍照发了个微信朋友圈，配上文字：我一定会走着去，走着回来！却没注意照片是横过来拍的。姐姐看到后觉得不太吉利，让我给删了。没曾想，最后我还是躺着回杭的。 到了C医院，X主任的助手L医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帮我们顺利的安排好病床。上海的医生基本上都很热情，包括我的主管医生Y教授等，术后但凡有什么问题打电话发短信询问，他们都会很耐心详细地解答，一些病历、病理报告什么的他们还会帮忙寄过来，亲，包邮哦！这在杭州很多医院是无法想像的。由于脊柱外科的病房在装修，只能借用其他科室的病房，而脊椎肿瘤手术的“生意”特别好，每个小小的病房中要塞进6张病床，我的还是加床，放在门口，靠近电梯间，供来往的病人和家属等参观。 病房里病人很多，家属更多，药水、体味、菜肴等各种气味在狭小的空间内蒸腾。椎管内肿瘤比较特殊，一旦复发就意味着终身都甩不脱了，而多数病友都不是第一次动手术了，因此情绪不怎么高，很少有人说话，偶尔忍不住疼痛了才呻吟几声。倒是家属们高声交换着病情和手术费用等话题，让病房里一直嘈杂得很，像早上的菜市场。 听着护士台不时响起呼叫铃声和家属的交谈，虽然这天后背的疼痛出乎意料地缓解了一些，我还是失眠了。 过敏 家里所有人都赶到了上海，按照医院的通知，今天是手术的日子。 从前一天晚上八点开始我就禁食禁水了，靠挂水维持着，18个小时过去了，真的、真的、真的很饿…L医生来过几次，让我们签了一大堆声明和协议，我没有仔细看，表示了对院方的充分信任，而事实上，我连完整的手术过程都不清楚，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脊柱上被切除了3块椎板骨，而用来替代骨骼的钛合金钉棒系统价格贵得吓人。当时我只是模糊的知道，手术中要切开背部的脊椎骨，然后切开脊髓，然后把肿瘤剥出来。护士小妹很温柔地把手术后的注意事项详细的做了宣讲，还帮忙找了个护工，把我的头发剃了个精光，我的光头造型很帅。 无聊的等候中，我昏昏欲睡，连手机都懒得玩了。正当我快要死于饥饿时，L医生兴冲冲地进来宣布手术台安排好了。打了镇定针，换好病号服，拿上片子和石膏床，躺到担架床上，老婆挤过来和我握手，我还没想好怎么安慰她，就被护工推走了。 手术区比想像中大多了，护工推着我七拐八绕的来到18号手术室前就走了。手术室的门开着，里面一群医生护士在扎堆聊天，只有少数人还在忙碌着，看来前一台手术接近了尾声。一个年纪很轻的麻醉师走过来给我上了脚部静脉针、手腕动脉针后就走了，期间没有跟我说一句话，搞得我很孤独。 10分钟后，没有任何人来问我任何问题，走廊上风很大，我开始感觉有点冷。 又过了10分钟，我还是孤零零的躺在床上，只盖了一条很薄的毯子，很冷。 终于有人来了， L医生穿着手术服，戴着口罩， 把我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室里同样很冷，我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像是有什么东西把喉咙堵住了。5分钟后，那个年轻的麻醉师施施然的飘了进来，打算给我最后一击。 “嗯？你抖什么？不要紧张，没事的。” “医生，我不紧张，只是有点冷。” “还冷？你身上和脸上都捂得发红了，等等，这个是…”麻醉师开始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了，把毯子整个拉开上下检查起来。此时我身上到处是疹子，双眼、咽喉、鼻腔都开始严重充血，说不出话也睁不开眼，像条离开水的鱼一样无意义的挣扎、呻吟着。麻醉科主任闻讯赶来，立即就判断我是药物过敏，中断了手术并给我上了抗过敏药物。 我像头死猪一样被推回了病房，家人们面面相觑，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稍晚的时候，X主任来了一趟，告知刚才是麻醉药物过敏，概率小于万分之一，但是既然被我赶上了，就必须脱敏后才能继续手术，万一手术开始后才发作很难抢救，几乎就是必死的结局。 姐姐的朋友很给力，马上就介绍了H医院特需门诊皮肤科的一个专家，约好了第二天早上碰头。 文章较长“长荣会”下次继续推送，且看作者又会经历了哪些风波，又是否可以恢复健康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