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在确认东下冯文化为独立考古学文化的前提下，将东下冯文化第四期遗存分为早晚两段，晚段时下七垣文化强势介入晋南，并在此后形成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在此基础上梳理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的关系，认为中原夏商王朝先后经略晋西南地区时对待土著唐人的策略有别。夏王朝以结盟合作为主，而商王朝则采用了武力殖民的方式。夏商王朝向晋西南扩张的主要动机，应与攫取当地的盐、铜资源有关。   一 东下冯文化是分布于晋西南地区且与二里头文化基本同时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自20世纪50年代夏县东下冯遗址[1]发现以来，晋西南地区陆续发现了若干同类型遗存。关于此类遗存的性质，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以邹衡[2]、李伯谦[3]、刘绪[4]、李维明[5]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其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最近常怀颖将新峡遗址视为二里头与东下冯之间的过渡性遗存，对二者的区别进行了弥合，认为其产生、发展与消亡同步，陶器面貌以共性为主，而在遗迹与器物组合上的差别主要是由自然环境和遗址等级造成的，支持将东下冯遗存作为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6]。另一种以郑祥杰[7]、张立东[8]、于孟洲[9]、孙庆伟[10]等学者为代表，认为东下冯遗址第一至四期遗存在空间分布、典型遗迹、核心陶器群、文化来源乃至人群族属方面均有别于二里头文化，应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只不过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本文认同后一种意见。 考古学文化的自身特色是当地人群生产生活习性和丧葬观念的物化反映，这种特色是长期且稳定的。根据以上诸家研究，东下冯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址方面，东下冯文化发现有“回”字形围沟作为防御的聚落，具有地方特色，不见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文化常见具有本地传统的圆形袋状窖穴，有的还修设台阶，这类遗迹在二里头文化中基本不见；东下冯文化中依托黄土断层建造的窑洞式居址不见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中地上夯土建筑也不见于东下冯文化。在东下冯遗址第五期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遗存中建有地面夯土城墙和圆形夯土建筑，可见其当地环境并非不适宜建造地上建筑。东下冯文化特色的窑洞等建筑样式，恐怕还是本地人群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固有习惯。 2.核心器物群方面，东下冯文化中的单耳罐、甗、斝、蛋形瓮等器类不见或少见于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中的三足盘、刻槽盆及觚、鬶、盉等陶器也几乎不见于东下冯文化；二里头文化中有一定数量的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基本不见于东下冯文化。孙庆伟指出，二者核心器物群在盛储器和食器方面比较一致，但是在炊器和酒水器方面差别显著[11]。考虑到炊器和酒水器还涉及到生活习惯和礼制等深层内涵，这种差别更能代表使用人群的不同。新峡遗址出土遗物以深腹罐、圆腹罐、鼎等为主[12]，与二里头文化面貌接近，但不见东下冯文化特有的单耳罐等器物。常怀颖将三者遗存中鬲、甗的比例较低且特征不稳定作为其共性，恐怕不能反映其在核心器物组合上的差异。 3.墓葬方面，二里头文化墓葬多数为南向或北向，而东下冯文化墓葬则方向杂乱，无此规律。前者随葬品种类丰富且以酒器为主，中型墓中见有撒朱砂等葬俗，而东下冯文化墓葬随葬品种类远少于二里头文化，且基本不见酒器，同级别的墓葬中也不见朱砂等葬俗。墓葬特征是一个文化人群精神信仰及礼制最集中的体现，二者在这一方面相同点甚少，尤其是头向规律的差异更不能用聚落层级的高低来解释。 4.文化来源方面，二里头文化是由嵩山南北的煤山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相整合，并吸收了若干周邻文化的因素而形成的[13]；而东下冯文化是三里桥文化后裔受二里头文化强烈影响形成的[14]。 综上可见，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面貌迥异，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文化因素分析表明，前者对后者存在逐渐学习和接收的过程。常怀颖认为东下冯文化的存废与二里头文化共始终，是前者为后者地方类型的理由之一。东下冯文化因二里头文化之兴而发生，因二里岗文化之兴而消亡，是由于夏商王朝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强大影响力，而不应看作文化面貌上的共性。东下冯文化的兴衰与中原王朝的更迭关系密切，也反映了晋西南地区重要的战略位置，这一点会在下文详细论述。 于孟洲指出，东下冯文化的主体人群应为《左传·昭公元年》中提到的“服事夏商”的“唐人”，夏人与唐人之间可能为联盟关系[15]，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史记·晋世家》载“唐有乱，周公诛灭唐……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16]。西周早期的公簋证明晋立国初期经过迁封，其始封地就在唐[17]。商代卜辞中有“昜（唐）”地，学者考证其地在殷墟之西[18]。田建文通过识别浮山桥北墓地中具有本地特色的陶器，认为桥北墓地属于晚商时期的唐人[19]。由此可知，晋西南地区在商周时期存在一个“唐”地，再往前，正好处在夏时期的东下冯文化分布范围内。“唐”很可能是西周早期封晋之前对“河、汾之东”这一区域的泛称，而该区域人群的文化面貌也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特色。明确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为相对独立的两支考古学文化，是本文讨论的基础。 二 发掘报告将东下冯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分为六期，认为其中一至四期属“东下冯类型”遗存，五、六期属二里岗文化。东下冯遗址的文化面貌在四、五期之间发生了剧变，作为二里岗文化主源的下七垣文化在第四期涌入晋西南地区，东下冯文化随之消亡，为随后产生的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所代替。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夏商王朝经略晋西南地区所产生的差异。
最近李鹏辉对下七垣文化进行了重新梳理，将其分为五期，其中第五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20]，一般认为其年代晚于商汤灭夏，是夏王朝灭亡后文化面貌的过渡阶段[21]。检视已发表的东下冯遗址四期遗存资料，可知有些器物已经呈现出李鹏辉所分下七垣文化第五期的特征，在同一遗迹单位中与东下冯文化典型器物共存（图一）。以东下冯遗址第五地点3D层为例：T5531:3D:3、T5511:3D:1束颈斜弧腹鬲、T5508:3D:11折肩盆（报告称盂）等都是下七垣文化漳河类型的典型器物，而不见于此前东下冯文化中。从地层上看，第五地点3D层叠压三期房址F586、四期灰坑H541、四期墓葬M501、M502、M516、M522，在同期遗存中也处于较晚时段。同时，三期房址F586在第四期被利用为M527，与此类似的还有M509、M523、M524、M525、M528、M529等，死者均尸骨凌乱，直接弃置于原房内堆积上，有的还与兽骨混杂。刘莉与陈星灿认为此类墓葬与暴力现象有关[22]。M523（图二）出土的大口尊（M523:1）口径与肩径相若，颈部有明显翻折，具有下七垣文化偏晚时段的特点[23]。与之共存的牛肩胛卜骨经过整治，有钻有灼，但无凿，不同于东下冯文化的占卜习俗而更接近二里岗文化。结合东下冯遗址四、五期之际夏商更替的历史背景，这类墓葬中的暴力现象可能暗示着商王朝对土著唐人采取了武力征服的手段。而叠压于这些暴力遗存之上的第五地点3D层，其年代应已进入商纪年。
东下冯遗址第四期类似的遗存还有第一地点第4层和H418等。第一地点第4层T1082:4:85束颈斜腹鬲、T1082:4:73折肩盆，以及H418:35大口尊、H418:36平底蛋形瓮[24]，都具有下七垣文化风格。同时，上述单位也出土了如单耳罐、深腹罐、圆腹小罐等典型东下冯文化器物。在以第五地点3D层、第一地点4层、H418及若干非正常死亡墓葬为代表的单位中，东下冯文化因素与下七垣文化因素混杂，面貌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并且具有暴力现象，反映了下七垣文化人群进入晋西南地区，逐步建立统治秩序的过程。因此，可以把这类具有过渡性面貌的单位划分为东下冯文化四期晚段，而将那些出土较单纯东下冯文化器物的四期单位归入东下冯文化四期早段。东下冯文化四期晚段的年代，应当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下七垣文化第五期及郑州地区若干过渡类遗存[25]相仿，晚于商汤伐夏，而略早于稳定的二里岗文化的形成，是剧烈社会变动造成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不稳定的现象。 此外，在曲沃县曲村遗址发现的东下冯文化遗存（如79QWD1）[26]中，也发现了具有“先商及早商因素”的器物，包括素面足根的细绳纹卷沿鬲式斝、厚胎中绳纹卷沿鬲、弦纹簋等。发掘者认为这些因素“也许是受先商文化影响；或者正是在商汤灭夏之后，夏商两种文化开始融合的结果，其绝对年代应该在夏商之际，或者已经进入到商代纪年的范围了”。根据本文的分析，曲村的这类遗存也应当归入东下冯文化四期晚段之内。 由于东下冯报告采用例举式发表器物，已公布器类的多少并不能代表其在整个遗存中的比例，只能参考报告附表中公布的典型单位陶片器型统计表。在已发表的数据中，属典型东下冯文化的H60与H417出土可辨器型的陶片中鬲的占比分别为5.56%与2.88%，而这一比例在属上文所划东下冯文化四期晚段的H418中为15.22%。作为参照，东下冯遗址第三期H413出土陶片中鬲的占比仅为1.45%，第五期H104出土陶片中鬲的占比高达21.83%，而二里岗遗址早商时期的探沟和灰坑中鬲的占比皆达到了20%以上[27]。总的来说，鬲在东下冯文化前三期遗物中占比甚少，出土的少量鬲也具有自身特色，多为直沿或卷沿、无实足根的单把鬲。而东下冯文化四期晚段中陶鬲的数量猛增[28]，且多见下七垣文化末期典型的束颈斜腹实足根鬲。这一典型器物在器型和比例上的剧烈变化，是下七垣文化强势介入的直接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东下冯文化四期晚段中出现的束颈斜腹鬲多见于下七垣文化漳河型，而基本不见于辉卫型。王立新和胡保华曾提出，辉卫型可能代表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群，在以漳河型为主的商族取道豫东，继而向西进攻伊洛地区时，辉卫型人群才作为同盟从北面向夏王朝发起了进攻[29]。东下冯文化四期晚段只见有漳河型遗存，说明只有商族主力向晋南继续进军。同时可以观察到，东下冯文化四期晚段中来自晋中地区白燕文化的因素也显著增多[30]。上述典型单位中T1082:4:66敛口甗、H418:37高领鬲等器物均属白燕文化因素。这可能暗示着，商人在进军晋西南时，得到了白燕文化人群的协助，得以对东下冯文化南北夹攻。而白燕文化的族属，蒋刚等学者认为是文献所载与商人关系密切的有娀氏[31]。 东下冯文化在四期晚段时因下七垣文化的强势介入而迅速消亡，单把鬲、单耳罐、深腹罐等典型陶器在东下冯遗址第五期遗存中基本绝迹。下七垣文化进入晋南地区后，与东下冯文化碰撞、融合，并吸收了晋中地区同期因素，产生了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在面貌上与郑州—伊洛地区的二里岗类型更为接近，而与东下冯文化差异较大[32]。大约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也为二里岗文化所取代。东下冯遗址第五期（相当于二里岗下层）建起的城址直接叠压在东下冯文化的环壕聚落之上。这一系列的考古现象当是夏商王朝政权更迭及其改变对晋西南地区经略方式的直接反映，而当地丰富的盐、铜资源，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驱动力。 中条山铜矿和运城盐池所出产的铜、盐资源是关系三代国家命脉的重要战略物资。冶金考古学者已经指出，夏商西周时期晋南地区中条山脉和太行山脉的铜矿确实为三代王朝提供了大量青铜原料[33]。东下冯遗址一至四期遗存中出土了若干与铜矿冶炼和采盐有关的遗物，绛县西吴壁遗址[34]的发现也表明，二里头时期东下冯人群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采矿和冶铸活动。结合东下冯遗址的位置和规模，说明这里在二里头时期就已经成为了夏王朝获取资源的区域性中心，负担着为中原政权储存和输送战略资源的重任[35]。但是，从文化面貌来看，东下冯人群仍然是这一区域的主导，二里头文化人群并没有采取占领式的殖民手段来对这一区域的资源进行直接管控。而且从防御态势来看，相对于修建多座城址重点防御的东方地区，二里头文化对西北方采取了相对开放的控辖模式[36]，可以窥见其与东下冯人群相对友好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东下冯遗址第三期的M401随葬品中除了一件具有本地特色的单耳罐外，其余陶爵、陶盉和绿松石均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常见。这一疑似的二里头文化墓葬，墓主人可能属于夏王朝派驻这一区域，与本地土著协调资源输送的代理人。二里头文化与东下冯文化虽有相似之处，但二者文化面貌仍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序列，并未体现出介入式的强势影响。据此看来，夏王朝对于晋南地区铜盐资源的经略，在多数时间里是以与唐人结盟合作为主要方式的。 到了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在东下冯和垣曲古城南关[37]两地几乎同时建立起两座城址，掌控资源和军事殖民的意味十分明显。根据前文的分析，对于东下冯的征伐是夏商更替战争的一部分，商王朝占领这一地区的时间与占领伊洛地区基本相当。出于控制夏遗民的战略目的，东下冯商城可能如偃师商城一样，在二里岗文化下层一期就开始营建并使用了。东下冯城址内发现的若干成排的圆形建筑，经土样检测分析，其建筑表面上下土壤中钠等可溶性离子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土层，可能与储存食盐有关[38]。东下冯和垣曲商城出土的蛋形瓮中，有见内壁粗糙并呈灰白色现象，有学者认为可能与长期储盐有关[39]。垣曲商城内发现了若干与铸铜有关的遗迹，检测结果也表明城内冶铜的原料直接来自中条山区[40]，并且在西部城垣发现有夹墙，很可能是城内冶炼作坊向城外运输铜料的隐秘通道[41]。商王朝在涉及重要资源的地区设置两座具有显著军事功能的城址，反映出在商人进入晋南地区后，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在东下冯商城和垣曲商城的二里岗下层遗存中发现的低等级墓葬，其头向缺乏统一规律，北向、东北向、东向、东南向者皆有，少见于以南北向为主的二里岗文化墓葬，这暗示着商王朝在这一地区仍然使用本地人群作为资源开发和粗加工的主要劳动力。少量的商王朝殖民者面对大量被征服的本地唐人土著，自然要修筑城址来保障自身安全和资源集散运输的通畅。 二里岗文化上层二期或稍后，商文化在多个方向全面收缩，其在晋南地区建立的若干据点也突然被废弃。刘莉和陈星灿认为，由于晋南地区铜矿资源的枯竭，导致商人不得不将获取铜料的重点向南转移，是其退出这一区域的重要原因之一[42]。中条山铜矿大多深埋地下，表层矿开采完后，以早商时期的技术条件就难以继续开采[43]。根据冶金检测分析结果，以妇好墓为代表的若干晚商时期青铜器原料的确来自长江中游的铜绿山古铜矿[44]，也印证了上述观点。由此表明，商王朝在晋南地区除了获取资源外，未能建立起长期有效的统治秩序。直到晚商晚期冶炼技术有所突破[45]，可以继续对中条山铜矿进行开采，且面临来自西北方向戎狄与周人的威胁时，商王朝才重新着力掌控晋南地区[46]。 总之，下七垣文化对晋南地区的强势介入，使东下冯文化迅速消亡，并在其影响下产生了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东下冯文化四期晚段不稳定的文化面貌，墓葬中所见的暴力现象以及东下冯和垣曲两座商城的建立，都说明商王朝对晋南地区的扩张和经略是一个激烈的军事征服过程，即使在完成征服并建立资源攫取秩序后，外来殖民者与本地土著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所以修筑城址加以防御，这与夏王朝和唐人结盟合作的态势截然不同。 三 东下冯文化四期晚段发生的剧烈变化，与夏商政权更替的征伐战争关系紧密。关于晋南战事的地点，历史文献记载大同小异。《尚书序》载：“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47]《史记·殷本纪》亦载有此事[48]。其中涉及到鸣条、三朡等地点的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值得仔细考量，以窥见商王朝向豫西及晋南地区扩张的具体态势。 鸣条，其地望历代有安邑、陈留、东夷、南夷诸说[49]。按商汤伐夏应自东向西，除安邑外其余地点均不可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认为鸣条在安邑之西，今运城临猗到夏县之间有鸣条岗，战国魏都安邑故城（俗称禹王城）及东下冯遗址皆在其东南不远，故此说可从。 三朡，《史记集解》与《史记正义》均认为在山东定陶，不可信。屯留县有三嵕山（现称老爷山），今晋东南地区也广泛存在着三嵕神信仰[50]，三朡很可能在这一地区。古本《竹书纪年》载：“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51]《尚书序》中所说“俘厥宝玉”或许是指桀的这两位宠妃而非玉石，三朡或是其母族岷山氏（《韩非子·难四》作崏山，《左传·昭公四年》作有缗）之所在，为桀在鸣条战败后提供了最后的庇护。但目前晋东南地区夏商考古工作还比较薄弱，其具体位置待考。 综上，夏商更替的战争应当是在以鸣条岗为中心的晋南地区进行的。有学者将鸣条、有缗等地皆考证在豫东鲁西一带[52]，但结合考古发现，这一区域并非夏商文化最终对决之地，故不可信。上文分析得出夏商王朝与唐人关系的不同，夏王朝统治者很有可能在二里头夏都被攻克后退往晋西南地区，企图借助与其友好或结盟的唐人势力进行反击。而商人随即西征追缴，在晋西南击败了夏王朝残余势力和唐人组成的联军，占据了夏王朝的资源基地，取得了对夏战争的最终胜利，并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殖民统治和资源攫取。东下冯遗址四期晚段遗存中所见到的暴力现象，应当就是这一改朝换代重大事件的真实反映。 附记：本文得到于孟洲教授、陈小三教授、张振腾博士及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谨致谢忱！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2]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36页。 [3]李伯谦：《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4]刘绪：《东下冯类型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 [5]李维明：《再议东下冯文化》，《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6]常怀颖：《从新峡遗址再论二里头与东下冯之关系》，《文物季刊》2022年第1期。 [7]郑祥杰：《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47~254页。 [8]张立东：《论辉卫文化》，《考古学集刊（10）》，地质出版社，1996年，第240页。 [9]于孟洲：《东下冯文化及二里头文化比较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春秋》2004年第1期。 [10]孙庆伟：《鼏宅禹迹》，三联书店，2018年，第365~374页。 [11]同[10]。 [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济源新峡遗址二里头与二里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1年第3期。 [13]王立新：《从嵩山南北的文化整合看夏王朝的出现》，《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10~423页。 [14]张忠培、杨晶：《客省庄与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及其相关问题》，《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年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4~38页。 [15]同[9]。 [16]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635页。 [17]a.朱凤瀚：《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年第3期。b.王立新：《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性质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3年第1期。 [18]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30~338页。 [19]田建文：《初识唐文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21期。 [20]李鹏辉：《下七垣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21]王立新：《也谈文化形成的滞后性——以早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为例》，《考古》2009年第12期。 [22]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23]此器物在遗物报告、遗物介绍和图版中编号为M523:1，但在墓葬线图中编号似为5。 [24]笔者之一曾指出，平底蛋形瓮是下七垣文化产生的特有器型，在东下冯文化第四期进入晋南地区。参见井中伟：《蛋形瓮研究》，《考古学报》2006年第4期。 [25]包括洛达庙三期遗存、南关外期遗存、郑州化工三厂遗存等。参见王立新文，同[21]。 [26]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等：《翼城曲沃考古勘察记》，《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 [2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等：《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8~19页。 [28]孙庆伟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但没有在第四期单位内部进行区分，参见孙庆伟文，同[10]。 [29]王立新、胡保华：《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考古学研究（八）》，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9~193页。 [30]蒋刚也注意到了夏代晚期白燕文化对东下冯文化影响的加强。参见蒋刚：《太行山两翼北方青铜文化的演进及其与夏商西周文化的互动》，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39~140页。 [31]a.蒋刚：《论白燕文化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b.许伟、卜工：《万邦林立，有娀乃大》，《中国文物报》2021年12月3日第5版。 [32]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1~174页。 [33]崔剑锋、吴小红：《铅同位素考古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1~51页。 [34]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2018-2019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7期。 [35]戴向明：《晋南盐业资源与中原早期文明的的生长：问题与假说》，《中原文物》2021年第4期。 [36]李鹏辉、井中伟：《从二里头文化设防聚邑看夏王朝的控辖模式》，《江汉考古》2020年第3期。 [37]a.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商城（一）——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b.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等：《垣曲商城（二）——1988-2003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 [38]赵春燕、陈星灿、刘莉：《东下冯遗址圆形建筑土壤的化学成分分析》，《考古学集刊（18）》，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43~548页。 [39]同[22]。 [40]佟伟华：《垣曲商城与中条山铜矿资源》，《考古学研究（九）》，2012年，第346~361页。 [41]胡子尧、井中伟：《垣曲商城夹墙设施功能探析》，《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4期。 [42]同[22]。 [43]李延祥：《中条山古铜矿遗址的初步考察研究》，《文物季刊》1993年第2期。 [44]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中国铅同位素考古》，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9~291页。 [45]易德生：《商周青铜矿料开发及其与商周文明的关系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14页。 [46]如灵石旌介墓地、浮山桥北墓地、闻喜酒务头墓地等。参见：a.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旌旗介商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b.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地》，《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c.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山西闻喜县酒务头商代墓地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0期。 [47]胡秉虔：《尚书序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9页。 [48]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96页。 [49]东夷或陈留之说见于《尚书正义》，南夷之说见于《史记集解》。参见刘宏伟：《关于商汤伐夏桀的几个历史地名的地望问题》，《中国地名》1998年第6期。 [50]杜妮：《晋东南三嵕信仰与民间社会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51]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页。 [52]杜金鹏：《商汤伐桀之史实与其历史地理问题》，《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 （作者：杨昱浩 井中伟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原文刊于《文物季刊》2023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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