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共产国际始末

第三国际又名共产国际。1919年3月2日，在列宁的领导下，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建立一个新的联合组织。会议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成立，总部位于莫斯科。从此，第三国际成为了世界工人阶级自己统一的战斗组织。

第三国际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主义马克思，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它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负责向各国支部发布指示和监督他们的工作。

第三国际成立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革命的“风雨之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面临破产的风险。1915年，来自11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召开了反战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与会。很大一部分代表反对同第二国际决裂，并拒绝“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之后，在会议上组建了列宁领导下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坚持与第二国际彻底决裂，并强调只有社会革命才能确保永久和平。

1916年，在第二次国际反战会议期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通往真正民主和平的唯一途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吁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决裂。虽然会议的中间派大多数不接受布尔什维克关于和平和创立第三国际的口号，但左翼力量及其立场得以加强，团结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者朝着建立第三国际迈出下一步。

第三国际创建的组织工作始于1919年1月。在列宁的倡议下，莫斯科召开了苏维埃俄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芬兰、拉脱维亚共产党及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组织的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国际大会的召开，通过了告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团体的呼吁书，并制定了新的国际纲领草案。

“十月革命”为全世界的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各国社会党的左翼纷纷摆脱了机会主义，组建新的组织。第三国际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差不多都是从第二国际原有的支部分裂出来的。这说明由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而来的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相比，革命性与实践性是其典型特色。正如1919年3月7日《真理报》指出：“如果第一国际预测了未来发展并指出了其路径，第二国际聚集和组织了一百万的无产阶级，那么第三国际是进行公开的群众性行动、采取革命性措施的国际。”

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多数国家只有一些共产主义的派别和小组，并没有制定加入第三国际的确切条件。为防止重蹈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覆辙，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该文件21条内容主要包括：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斗争的主要原则，与改良主义者彻底决裂，承认民主集中制，合法和非法斗争方法相结合等。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支部提出了“入会”的招募标准与行为准则。

首先，进行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工作。各国共产党支部通过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必须在农村、工会、合作社、军队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和宣传共产主义工作，坚定地反对殖民主义，让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例如，“几乎在欧美所有的国家里，阶级斗争都正在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不仅要在这些组织内成立共产党支部，而且要争取各类社会力量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共产党人多半要秘密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成员的称号是不相容的。

其次，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运行。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人员成分，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会代表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再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当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同时必须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

对于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政党，共产国际拒绝其加入。例如，1925年与1926年，中国国民党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都被拒绝。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中，共产国际将中国国民党吸纳为“同情党”，即“准共产党”，并任命蒋介石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名誉常委”。

在共产国际存在的24年中，共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领导过65个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总体看，第三国际为各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多方位的指导与支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支持了各国共产党组织的成长与发展。共产国际在欧洲、美洲、亚洲帮助各国先进工人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加速了各国共产党的成长。例如，1920年，印度成立共产党；1921年，中国成立共产党，党的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22年，日本成立共产党。

第二，提供了各国革命事业发展需要的资金。根据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具体的发展需求和革命任务，共产国际对于弱小民族国家的革命事业的发展，既制定了不同的规划，也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资金援助。不仅支持了亚洲国家的共产党，也支持了美国等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三，培养了适应各国革命需要的人才队伍。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下，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列宁学院为亚洲国家民族解放事业培养了大批领导与专业人才。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有来自各国共产党的领导组成不同国籍的专业班。例如，被分成中国班、日本班、印尼班、伊朗班、土耳其班、蒙古班和朝鲜班。陈云、李维汉、滕代远等曾在列宁学院学习主义马克思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理论，越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朝鲜劳动党创立人之一金镕范等曾在这里进修。

第四，促进了各国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合作。共产国际不仅团结了各国的进步政党以及团结弱小的民族与国家，同时，也团结了非法西斯的资本主义阵营。1936年9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不仅有工人组织的代表，而且有各种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平主义者、宗教和资产阶级反战集团参加，应该说，共产国际在捍卫主义马克思，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促进国际共运发展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但是，它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失误，特别是长期受“左”倾思想的干扰，其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也曾影响了各党的独立自主和各党之间的平等关系。例如，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季米特洛夫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提出：“在每一个国家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都应当'适应本地的气候’，以便在本地种下自己的深根。个别国家里无产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底（的）民族形式是不违反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恰恰相反，正是在这种形式里，同时还可以胜利地拥护无产阶级底（的）国际的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有效地组织反法西斯的斗争，经各国共产党同意，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5月26日，苏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

中国人大都以为，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在上海石库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期间遇到了点儿小麻烦，而又转移到嘉兴南湖的船上继续开会，完成了党的第一代表大会的全部议程。

其实，1921年6月，正当上海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远在万里之外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张太雷、俞秀松、陈为人、杨明斋却正在为中国共产党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加入共产国际，进行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和较量。

原来这次会议已经是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三次大会了，前两次开会的时候，因为中国共产党筹备尚不成熟，根本没有前去赴会。但是，当时正值中国大动荡、大变革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出现了100多个政党和团体，他们经常经由哈尔滨往来于中苏之间。当时的共产国际就是要把中国的这些同情支持十月革命的团体联合起来，借以打破十月革命以后的外交困局。

1921年的春天，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突然接到共产国际的赴会通知。赴会的4个人有早期的党员俞秀松、张太雷、陈为人和正在中国积极参与中共建党的杨明斋。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共产国际还邀请了自称为“共产党”“民主党”的组织有五、六家之多。而且其中一个姚作宾的“中国共产党“和另一个江亢虎的“社会党”，已经得到了共产国际三大代表证。

当时的形势非常严重，姚作宾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还担任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江亢虎原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北大著名教授，当时的社会影响不亚于李大钊和陈独秀。而自称党员数已经达到52万之多，建立有490个支部。眼下，他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代表”的双重身份，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得了表决权。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危险万分。危险的不仅是是中国共产党能否被承认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而是，如果这三个党都被共产国际承认了，那么，中国社会今后将同时存在三个“正统”的共产主义政党，那么，中国革命将会面临极其复杂的局面。

在万分紧急的时刻，党的四位代表对姚作宾和江亢虎的两个党作了分析和比较。杨明斋是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加入布尔什维克，所以他对苏俄党的情况了如指掌。对江亢虎不利的是他的党不叫共产党，叫民主党，而布尔什维克以前就叫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的派系斗争给布尔什维克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使他们听到社会党就不痛快，列宁所以成立第三国际就是要与各国社会党组成的第二国际分道扬镳。而姚作宾的“中国共产党”，是他们自己在国内筹建的，没有苏共的参与和指导，对于他们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而与他们所不同的是，苏共自始至终一直参与了中共的建党的筹备工作。并且获俄共(布)远东局的支持与承诺，直接参与建党，这种情况其他两党所没有。杨明斋陪着维金斯基从苏俄到中国，从找李大钊到接触陈独秀，全程都竭尽全力煞费苦心。而且，他与维金斯基的个人关系也非常要好，其实这对于俄国人来说也是一个优势。于是，俞秀松在杨明斋的配合下，十万火急地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指姚作宾是北京学生运动的叛徒，不能代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要求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共产党”的承认，取消姚作宾的参会资格。接着，俞秀松、张太雷又直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发布了《俞秀松、张太雷给季诺维也夫的信》，揭露江亢虎是十足的资产阶级政客及其反主义马克思的真面目，强烈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给予江亢虎的参会资格。共产国际十分重视俞秀松的信件，进行了研究，立即收回了江亢虎、姚作宾的代表证。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唯一合法组织，正式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7月12日，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按原计划，张太雷将在这一天的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演讲。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走上国际讲台，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布宣言。为此，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陈为人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撰写了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长约一万五千字的报告。可在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大会突然作出决定：每位代表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中共代表，毫无思想准备。就在张太雷迅速镇静下来、调整思路的时候，大会执行主席已经宣布：“现在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发言。”张太雷从容不迫地走向讲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在全场代表们热情、新奇的注视下，亮相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之上。

张太雷毕业于北洋大学，在上海当律师，雄辩多才。1920年3月，张太雷参加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张太雷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协助李大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1月，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先后作出决定，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机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处理共产国际对远东各国的工作。张太雷担任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书记。正是在他参加共产国际大会时，又遇到瞿秋白在苏俄考察，张太雷还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的大会整整进行的三个星期的时间，直到大会最后的一天，才给张太雷各五分钟的发言时间。张太雷指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革命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已成为世界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对于远东地区的野心必将阻碍世界革命。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具有最好的劳动力市场，如果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无产阶级不能取得胜利，那么就必将让资产阶级甚至是帝国主义就有可能利用中国的巨大的资源与劳动力优势来对抗世界革命的崭新成果。那时必将引发更深更大的世界革命危机。”到五分钟演说的最后，张太雷说：“在未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人力，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呢？还是由无产阶级用来反对资产阶级，这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但是不应忘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运动重视的程度。”他预言未来的世界革命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

张太雷的“五分钟演说”，震动了共产国际的讲坛，震动了全体与会人员。张太雷的“五分钟演说”，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获得了共产国际以及世界革命力量的支持与援助。全场纷纷起立致敬，就连主席台上列宁等领导人也都含笑地站了起来，热烈鼓掌。

总而言之，共产国际第一次正式确认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唯一合法政党，从此，其正统性再也没有受到过挑战。能得到共产国际在财力、物力、外交方面全方位的支持，对于即将建党或者是刚刚建党的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重大的意义是不可言喻的。

第三国际与共产主义运动

1919年3月2日至6日，由欧洲、美洲和亚洲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组织的52名代表出席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经过与会代表反复讨论，会议从3月4日起改为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成立大会。

列宁在会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就提纲的内容作了报告。列宁的这个提纲成了共产国际的理论纲领。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告世界工人书》《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

《共产国际行动纲领》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它集中表达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任务就是把大工业、大银行、运输业、商业、矿山、土地、房产等转归国家所有，并通过吸引其参加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方式把小私有者联合起来。这个行动纲领还总结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强调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这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并选举列宁等5人组成执行局。季诺维也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共产国际的成立。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共产国际是继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之后出现的又一个重要共产主义国际组织，又称第三国际。它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根据新的世界革命运动形势，发起和召集各国共产主义组织和革命团体，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一个国际联合组织。

它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前期各国共产党的总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真正越出欧洲和美洲的范围，扩展至亚洲和非洲乃至全世界。同时，共产国际由于其机制和指导上的失误，也给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过重大损失。

共产国际对各国革命的指导，既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苏联未竟的巴别塔——第三国际纪念碑

第三国际纪念碑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要挑战埃菲尔铁塔。它就是一座有功能的，脱离古典主义所有窠臼的，完全属于新世界的红色埃菲尔铁塔，在高度上还能压资本主义的埃菲尔铁塔一头：它的设计高度是400米，比埃菲尔铁塔高出近100米。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1885-1953)是俄罗斯建构主义发展的核心人物。他借鉴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浮雕和俄罗斯未来主义，创作了融合雕塑和建筑的作品。

塔特林出生于俄国首都莫斯科，他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一位诗人，塔特林从小就表现出了在绘画方面的天赋。在小时候，塔特林就受到肖象绘画和俄罗斯民间艺术的启发。他在莫斯科开始了他的肖像画家生涯。1902年至1910年期间，他在莫斯科绘画、雕塑和建筑学院以及莫斯科东南部的彭萨艺术学院学习。

1913年末，塔特林去了柏林和巴黎。在巴黎，他拜访了毕加索，发现了他对三维混合媒介结构所采取的形式解析方法。毕加索以铁皮、木板、纸片等实物材料所作的拼贴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西方立体主义绘画深深吸引着塔特林，他多次表示希望留下当毕加索的助手，但都被婉拒。

到1915年，他游历了欧洲、土耳其、埃及和小亚细亚。回到莫斯科后，他创作了一些他称之为“绘画浮雕”的作品，并于1915-1916年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举办的“O·IO”未来主义展中展出。他成为莫斯科艺术家团体的领袖。他们将工程技术应用于雕塑建造，并发展成为建构主义。

塔特林把建筑和雕塑融合在一起。他探索材料的自然潜力，以及可以用这些材料创造的以几何为灵感形式，因而他的作品是抽象的。除了线条、形状和形式外，负空间或周围的空间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塔特林和建构主义者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探讨了当代俄罗斯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从1919到1920年，塔特林为列宁格勒的共产主义国际总部设计了一座纪念碑，被称为第三国际纪念碑。1920年11月，这座纪念碑的模型在该市展出并拍了下来。虽然从未建造过，但它成为了建构主义艺术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范例。

20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给物化的世界带来勃勃生机，人们相信，作为一个复数的我们完全可以满怀信心的控制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俄国人民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带领之下信奉社会主义，他们对公社宣扬的美好生活方式产生向往，表现在建筑设计中便是：建筑师构想建筑方案的过程受社会主义制度所宣扬的公社化思想影响并向这种形式靠近。为响应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领导，俄国的先锋派艺术家都积极投身于政权的宣传工作当中，塔特林便是其中的一员。他们有的为宣扬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法令而绘制街道宣传画，有的为庆祝革命胜利而布置设计舞台等。

1918年，列宁与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纪念碑”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有关部门提出了建造66座纪念碑的活动。在“纪念碑宣传法令”的大力支持之下，1919年，塔特林接受了莫斯科造型艺术部的委托为纪念十月革命设计一座纪念碑。1919年底，塔特林的纪念碑设计完成，当时正值第三国际宣告成立，为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塔特林将纪念塔命名为“第三国际纪念塔”。

根据预先的设计理念，“第三国际纪念塔”横跨涅瓦河，它的体型超过埃菲尔铁塔的高度，计划高度为400米。从外形来看，第三国际纪念塔整体设计给人一种微微倾斜的感觉，外形颇具动感。纪念塔采用由上自下逐步收缩的螺旋式金属骨架围合成一个倾斜的金属支架和玻璃核心中轴，从空中俯视设计模型，可以看到一条螺纹型钢架一圈圈与倾斜的挑杆连在一起，螺旋线从上至下贯穿了格栅网和空间的其他钢铁部件。螺旋式金属骨架为整体的结构骨架支撑，骨架由钢筋制成，以赤红色饰面；倾斜的中轴内自上而下悬挂着3个几何形体，分别为一个立方体和一个圆柱体的玻璃空间，这三个空间分别承担着这座建筑的核心使用功能。几何体空间主要供集会、演讲使用，使建筑成为具有多种功能的实用动态结构综合体：最下层的立方体空间设计为议会大厅，供共产国际最高权力机构使用；中间锥体空间供共产国际执行机构使用；最上层的圆柱体空间供共产国际讯息机构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使用。其玻璃空间构成的4块平台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以年、月、日、时为单位有节奏地分速旋转，具体来说，最下面的立方体空间旋转以一年为一个周期，中间的金字塔形体空间旋转以一个月为一个周期，处于最顶端的圆柱体空间则旋转一天为一个周期。很自然，作为新世纪的象征，第三国际纪念塔内部体块的不同旋转速率将是暗示宇宙的象征：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年），月亮绕地球转（一月），地球自转（一日）。建筑上空配有革命标语，在灯光照射下映射到巨大屏幕上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纪念碑顶端放置一面旗帜，旗帜上同样印有标语。

巨大的螺旋钢结构让那个时代熟习宗教经典的人也想到了另一座塔：那座实体的巴别塔完成之前，易怒善妒的神就用语言分隔了各个民族；那这座新的，钢铁和玻璃的塔建成之日，就是世界上无产者突破藩篱联合起来之时。完成了以艺术性关怀共产主义理想的“工程”。

塔特林做出了一个六米高的大模型，在1920年年底送到莫斯科展览，引起了一定轰动和一些评论。诗人马雅科夫斯基，一个同样先锋的家伙，对塔的夸赞有加：“这是第一个没有胡子的纪念碑”。

不过不少人也觉得这座巨构难以实现。这个方案虽然承袭了人类施展才能的技术追求，但是以艺术构成神化生活结构的理性组合过度幻想了，或是夸大、混淆了国家与社会的肌能。据一些记载，托洛茨基对这座塔的评价就是，“浪漫而不切实际。”

塔特林的模型被束之高阁，慢慢都不知所踪。

三

但第三国际纪念碑的价值似乎在于另一种维度的“实现”。那就是展现一种新社会的力量、证明一种新文化的梦想和抱负。似乎在这种意义上，越是在窘迫的环境里做出来的成果，就越有它的象征意义。或许，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似乎从开始设计的那一天，就没打算实现过。

之后的几年里，塔特林为苏联政府做出了更多的模型，在节日和展览上面展示。这似乎也说明了红色政权对这座塔的看法——也许我们没法建成它，但是我们证明我们有想象未来的力量。

在此之后，第三国际纪念碑并没有被世界各地的人们忘却。莫斯科、巴黎、斯德哥尔摩、伦敦等地都有后人重现这座塔的复制品，这座纪念碑也算是真正存在而无处不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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