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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伟民 第三章//共产国际 助建中共（续2） 舆论准备 就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密锣紧鼓地筹备建党的时候，1921年6月，汉口出版了一本名为《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的单行本小册子，小32开本，全文约5600余字，署名田诚。封面上印有英文书名和英文“一切权力归劳动者”的口号。它实际上是一篇文章，为方便发行，以宣传品小册子的形式出现。 文章只有一个主标题，没有使用对写作内容进行概括的分级标题，但文章的逻辑思维非常清晰，始终围绕“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而展开全文。其基本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主要分析了中国国情——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现状；二是明确提出面对当时的中国国情，知识阶级的历史任务——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文章的第一部分，一开始就提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世界便分为国际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两部分，认为知识阶级必须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在中国的统治，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帝国主义势力布满中国，他们利用发达的生产技术、商业保护政策和可怕的杀人军备作后盾 ，把中国变成“公共半殖民地”。本国的资本家附属在国际资本家上面，残酷地剥削着无数的劳动者。君不见，资本家们住着高楼大厦，劳动者们却缩在“矮小污秽的茅屋里”；地主们安乐地坐在家里，享受着佃户们供奉的田地产物，而佃户却“吃了一年的累，还要受饿”。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统治下，百姓们食不果腹、流离失所 。 这是对当时中国国情的基本分析，尤其是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提出了知识阶级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的迫切要求。俄国的知识分子们为了争取自由和政治上的解放，不怕杀戮 、监禁和驱逐，他们为革命成功所做的贡献，模范地为中国的知识阶级做出了榜样。 文章的第二部分，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回答了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策略和知识阶级的历史使命：中国革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只有成立共产党，并在其领导下，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除民族危难。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就是与无产阶级相结合，要觉得自己也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组织劳动者的先锋队，指挥他们与军阀官僚资本主义抵抗，引导他们向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走。 针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作者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论证了科学共产主义才是中国知识阶级的正确选择。 文章初步探索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为中共后来提出革命分二步走的战略提供了最初的元素。像这样在一篇文章里集中谈到中国革命的根本性问题，而且分析透彻，给出的药方也恰到好处，它确实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认识水平。从发表时间上看，它发表于中共正式成立前夜的1921年6月，这无疑是一篇在中共建党时期非常难得的、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著作，被认为是建党的舆论准备。 作者田诚是谁？他还发表过哪些文章？据任武雄考证，认为田诚只是一个笔名，而并非是一个人的真实姓名，因为在当时50多个共产党员中，没有一个叫田诚的。如果不是共产党员，甚至是党的骨干成员，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从各方面考证来说，任武雄认为田诚是陈潭秋的笔名，文章是陈潭秋写的。 陈潭秋，原名陈澄，字潭秋，1896年1月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书香之家。1912年，陈潭秋离开黄冈，来到省城武昌，就读于省立一中。1914年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文部，1919年毕业。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陈潭秋酷爱文学，精通英语，同时也以校内的足球健将和长跑能手著称。  陈潭秋（1896-1943） 陈潭秋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 十月革命后，尤其是五四时期，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如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等，还是像李大钊、杨匏安、李达、郑振铎等这样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介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都翻译和发表了大量文章，《新青年》《曙光》《共产党》《建设》《星期评论》《晨报》副刊等报刊也陆续刊登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文章或著作，对于陈潭秋在思想上接受共产主义产生了积极作用。维经斯基来华后，也带来了《共产国际通讯》等资料，更有利于陈潭秋研究和写作《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 1920年秋，陈潭秋和董必武等在武汉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发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又建立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陈潭秋和董必武一起去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后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曾见过几篇署名田诚的文章，分别为：第9期（1922年11月8日）、第10期（1922年11月15日）、第13期（1922年12月23日）、第14期（1922年12月25日）、第15期（1922年12月27日）、第16期（1923年1月18日）。此后，再也没有见到署名田诚的文章了。这可能与他工作变动有关系。 陈潭秋参与领导了二七工人运动，二七惨案发生后，避走江西安源路矿，负责工人子弟学校的教育工作，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先后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六大。在1934年二苏大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央红军长征时，留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9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与毛泽民、林基路一起，被盛世才秘密杀害。 海外来人 1921年6月3日，星期五，苏埃德·特利斯提罗轮船公司“阿奎利亚号”邮轮从意大利威尼斯出发，经过6个星期的航行，终于停靠在上海码头。 上岸的旅客中，有一个约莫40岁的荷兰人，一头深色短发，黝黑的小胡子，身体健壮。从其疲惫的面容可以看出，他经历了一次难以忍受的旅行。 这个叫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的荷兰人有一个中文名字——马林。  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中文名字马林（1883-1942） 1883年5月13日，马林降生在荷兰海港城市鹿特丹，中学毕业后，他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考入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接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1902年，19岁的马林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铁路部门从事工会工作，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才能。 1913年2月，马林远涉重洋，前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工作。虽然来自宗主国荷兰，可马林却站在印尼被压迫者一边，成为那里革命的组织者。1914年5月9日，在他的倡议下，发起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创办了荷兰文《自由呼声报》。后来，他又创办了印尼文《人民呼声报》，亲自撰文，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喜讯传到荷属东印度，马林兴奋不已，一连发表了多篇文章，宣传十月革命。荷属东印度总督由此将马林视为眼中钉。马林不但遭到通缉和审讯，还于1918年12月5日被驱逐出境。 1920年5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以荷兰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的筹备工作。此次大会正值共产国际在东、西欧策动一系列起义遭到失败，而不得不作出战略转折的时期，东方开始进入共产国际的视野。在莫斯科，马林见到了列宁。因为马林有在殖民地领导革命的丰富经验和超群的工作能力，列宁对他格外赏识，多次会见了他，跟他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林向与会者介绍了他在荷属东印度联合各派反对殖民统治的工作情况，引起重视，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进入共产国际领导人行列。列宁非常重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亲自担任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主席，马林被任命为秘书，二大后留在共产国际总部工作，主要任务是研究远东各国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革命运动。 马林能讲英语、德语、法语和荷兰语，也稍懂俄语，他奔走于世界各国，能用多种语言与人交谈，所以，在共产国际挑选赴中国帮助建立共产党人选时，马林进入了列宁的视野。1921年初，马林被共产国际任命为驻远东的代表，派至中国上海工作，研究并联系远东的革命运动，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办事处。 作为一个长期在荷兰和荷属殖民地从事革命工作的老牌共产主义者，马林早就上了荷兰警方的黑名单。这样一来，他的赴华之途便充满了惊险与曲折。 1921年暮春，马林离开莫斯科，在途径维也纳时突然被捕，经当地共产党人多方营救，6天后才被释放，随后被驱逐出境。4月21日，他从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登上轮船，朝东方进发，驶向上海，执行列宁和共产国际交给他的神圣任务。 由于维也纳警方已把他的护照交给当地外交部，结果所有给他签证的国家或地区都得到通知，于是在英属哥伦坡、槟榔屿、新加坡以及香港等港口，马林都受到十分严格的控制。 驻北京的荷兰使馆曾向中国政府提出不让马林入境，但没有得到答复。由于尚未收到北京的公文，马林在上海并没有受到阻扰。 当时的上海，已成为“冒险家乐园”，就像中国柔软潮湿的胃，吸纳进一切——没落的白俄家庭、各种冒险家、日本密探、没有国籍的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恶棍，以及那些曾在东京和巴黎探寻外国新知的青年。 马林沿着外滩往前走，经过高大的汇丰银行、海关、东方亚细亚公司；经过海员旅社与苏州河，最后到达南京路东方旅社（今南京路东亚饭店）。这家旅社因为大房间较多，许多华侨和北京来的官员都喜欢在此下榻。 马林四处观看着这个他将要开创一番新事业的城市。只见马路上挤满了中国人，他们大多身穿长袍，头戴巴拿马帽；衣着光鲜的洋行买办坐在由司机驾驶的福特轿车里；满是欧亚混血舞女的夜总会里，各种肤色的年轻人在这里通宵狂欢；衣衫褴褛的苦力，满脸汗珠滚动着，沉重的担子压弯了他们的腰；纺织厂里，女工与童工在车间里不停地跑动，她们每天工作达14个小时；苏州河两岸是臭气熏天的贫民窟，新兴的无产阶级就生活在这里。 1920年代初的中国，上海是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城市。同样的，在这座城市里，帝国主义势力像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和小贩的沿街叫卖声一样无处不在。帮派林立，三教九流混迹于此，社情、民情极端复杂。  1920年代初上海外滩 马林刚踏上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密探们的监视尽管非常严密，但最终还是被老练的马林甩掉了“尾巴”。很快，他离开东方旅社，住进麦根路（今淮安路）32号公寓。 马林到上海后，与从伊尔库茨克起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红色工会国际代表涅伊曼·尼柯尔斯基（实为苏俄情报人员，携带了开展活动的经费）会合，通过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获得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资料，并与在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双方交换了情况。 马林与尼科尔斯基了解到，五四运动以后，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已先后建立起党的组织及社会主义团体，并开展了实际工作，他们认为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为此，他们积极地参与和指导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李达、李汉俊分别征询陈独秀、李大钊意见，获得他们同意后，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选派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齐聚上海 1921年6月29日，下午6点，暮色已经降临。长沙小西门码头，一艘准备开往上海的小火轮已拉响了起航汽笛。 这时，有两个人踩着汽笛声，急急忙忙跳进船舱。未等二人站稳，小火轮在汽笛声中徐徐驶离了码头。 这两个人各持一把雨伞，拿着简单的行李。身着长衫，高高瘦瘦的是毛泽东，矮矮胖胖，戴着副黑框眼镜的那个大胡子是何叔衡，人称“何胡子”。他们此行是要去上海参加一个十分神秘而重要的会议。 因为刚接到通知，他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没有让任何人或者亲友来送行，临走前只跟家里人告别了一声。 “好险啊，再晚一步，我们就失之交臂啦。”何叔衡搓着双手，有些庆幸地说。 “是啊，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毛泽东也庆幸地说。 毛泽东和何叔衡是代表长沙共产党组织去上海参加会议的。 毛泽东，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6岁前在韶山读私塾，17岁入读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一年后转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911年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半年后退出。1913年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次年编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本科，1918年毕业。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受此影响，刚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蔡和森及何叔衡等人在蔡和森租住的小院中，组建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旨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青年毛泽东 1918年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思想影响。 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发起成立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主编会刊《湘江评论》，宣传新思潮。可惜，《湘江评论》前后只存续了一个月，但它还是影响了许多进步青年。年底，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1920年6月，在上海拜会陈独秀，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还向毛泽东介绍了建党构想，并就在湖南如何开展建党工作提出了意见，令毛泽东受教颇深。 事隔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接受斯诺采访时，谈起了当时的情形：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陈独秀谈到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产生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陈独秀曾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也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给毛泽东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这是陈独秀对毛泽东进行建党活动的直接指导和帮助。 毛泽东接到陈独秀的信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同何叔衡等以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为掩护，着手湖南的建党建团工作。 1920年11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郑重签名，共同发起成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先后从北京、广州、武汉、济南、长沙，以至日本赶到上海的这13个人，以“北大暑假旅行团”的名义，被安排住在法租界白尔路（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他们都是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分别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包惠僧（广州）、周佛海（日本）。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这样在博文女校的一幢宿舍楼里开始了。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推举包惠僧与会。 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会议开了两天之后休会起草文件。在马林的建议下，第5天转移到不远处的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家里继续进行。  中共一大会址 在陈独秀、李大钊缺席的情况下，大家推举张国焘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 为什么张国焘能主持会议，并在后来成为仅有的3名中央局成员？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出生于江西省平乡县（今萍乡市上栗县），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1919年从预科毕业转入本科。张国焘是北京大学一名非常活跃的学生。五四前夕——在北京大学科学礼堂的全体学生大会上，他和许德珩等上台慷慨发言。5月4日，张国焘成为游行队伍中的活跃人物。他擅长社交，联络各界人士，不久便被推选为北大学生会干事，成为其一生政治生涯的起点。 1919年6月，当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时，张国焘以北京学联代表身份到上海出席大会，并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  张国焘（1897-1979） 张国焘深受李大钊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述：“由于他（指李大钊——引者注）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张国焘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去，成了一个“特殊学生”： “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学业已经耽误了一个学期，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 南陈李北，相约建党。穿梭于北京上海之间做联络工作的便是张国焘这位“特殊学生”。每次到上海，张国焘都住在他的老师陈独秀家里，对陈独秀的建党思想理解深刻，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叫张国焘主持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马林到上海，没有见到陈独秀和李大钊，当得知张国焘到上海后，马林即同他会晤，谈到关于会议的筹备问题，彼此相当融洽。 张国焘主持会议，只讲了20分钟的话。他报告了大会的筹备经过之后，提出大会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他念了陈独秀托陈公博带来的信，信上讲了4点意见：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党的路线。 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说英语，刘仁静和李汉俊轮流替他翻译。 马林热情洋溢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当马林说起列宁期望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时，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倘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呼口号，以免惊动密探，到会的代表们肯定要热烈鼓掌和高呼口号。 接着，马林作题为《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介绍了第三国际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述，以及他在荷兰殖民地爪哇进行革命活动，特别是宣传方面的经验，使到会代表大开眼界。马林讲起话来，一派宣传鼓动家本色。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讲了3、4个小时，一直讲到子夜。 随后，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国际远东书记处及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 还在会议筹备时，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向李汉俊和李达索要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费方面的支持。但被两人拒绝。由于二李对共产国际的性质和任务还不了解，所以不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李汉俊提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并且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即使成立之后要加入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代表之间的关系如何，也还待研究。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马林碰了一鼻子灰，颇为不爽。 会议部分代表同意李汉俊和李达的意见，不接受把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认为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立场，而决不应自居于领导地位。 会议用两天时间听取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情况报告。接着是一连几天讨论、起草党纲和决议。 代表们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会议之前曾经有过的几个“党纲”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有些问题经过大家长时间讨论后，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对中共党员是否可以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一些代表认为，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反对的意见认为，党员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员不能做官和当国会议员。 在讨论共产党对待其他党派态度时，有人认为，在理论上、实践上，无产阶级都应该永远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另一些人则主张，在行动上要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不能失掉原则。会议决定不与任何党派建立联系。 会议对工人运动问题也进行了讨论。鉴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工人成分太少这一实际情况，马林建议中共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会议接受马林的建议，在作出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会议》中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 尽管这一年来毛泽东有了许多实际活动的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张国焘、李汉俊、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恩列著作，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他对马列主义理论了解的还不是很多、很深，除担任记录外，只做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党组织的情况，更多时候是坐在一边耐心听别人讲。 代表们对马林的印象不错，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说他“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但是，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却不以为然。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的教师或学生，他们“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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