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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毛泽东称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毛泽东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钱的作用 1919年，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被捕入狱，在里面待了三个月，李大钊把他营救出来并送上了南下的列车，去了上海。 1921年，中共一大后，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继续住在新青年杂志社的老住所里。陈独秀的家属住楼上，中央开会在楼下客厅。 张国焘原本在中央负责组织工作，他回北京后，中共中央当时主要就三个人：陈独秀、李达、李汉俊。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 陈独秀估计自己这下要坐7、8年的牢，革命的风险就是这样大。 结果没几天就被无罪释放了，陈独秀很诧异，又惊又喜。 原来是共产国际代表、苏联人马林花了几千大洋，请了法国大律师，同时打通了会审关节，结果陈独秀关了三天就被释放了。 对比之下，去他家的柯庆施等人都被关了五天才释放。 这件事让陈独秀感悟很深，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从监狱和枪口下救人，也离不开钱。 在那个时代，钱不仅能通神，还能买命。 现在是否也是如此？ 钱能解决的这些现实问题，不是凭书生的空口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 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出狱后，陈独秀态度180度大转弯，开始会晤马林。 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陈独秀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同意在经济上接受其提供经费，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他的一个支部。中共二大正式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可不是纸币，而是珠宝和钻石。硬通货。 马林把珠宝藏在皮靴子里，加一块皮子就能多藏好几块，随便掏一颗就是几个月的经费。 经费问题 中共党史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作为外因的共产国际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马林是共产国际的第二任代表，第一任代表是维金斯基。 维金斯基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令心高气傲的陈独秀也愿意倾心相交。陈独秀因此非常欢迎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革命加以指导。 然而，在中共一大筹备业已就绪时，1921年1月，维金斯基回国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了。他在中国待了10个月。 1921年6月，继任者马林抵达上海。 马林的风格和维金斯基截然不同，他一到中国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索要工作报告，并以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而自傲。 陈独秀被惹毛了，干脆一个月都不见马林，派李汉俊、李达与马林会谈。但二李也不满马林的作派，总是发生争执。 马林干脆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 你们经费怎么办？ 马林说，你们提交工作报告，弄个经费预算，共产国际立即给即将成立的中共提供经费。 二李和陈独秀都相当硬气的，据张国焘回忆，他们回绝了马林。 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 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 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 陈独秀下台后的个人反省期间，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 “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这句话，后来由毛泽东实现了。 缺席一大 当时的人们都没有意识到中共一大的历史重要性。 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 李大钊担任北京八校的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由于向北洋政府请愿讨薪，李大钊还遭到军警殴打，头部受过伤，在这场斗争的结骨眼上，李大钊不能离开北京。 就这样，两位党的创始人都是为了要钱而放弃了出席一大。 舍本求末、因小失大。 这正是历史的真实所在。 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一大的历史地位是后来才重视起来的，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谁也没有这种预见性。 事实上，北京小组的成员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开会通知后，认为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所以，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相互谦让一番后，最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据刘仁静本人回忆，本来在选他当代表之前，大家曾推荐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事实上，就是当年亲自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 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这恰恰说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后，由历史和人民认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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