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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国家理论 原文选自《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 （法）亨利·列非弗尔 著 李青宜等 译  人们将再一次拿起那些“伟大的文章”。是为了忠实地评介它们吗？是为了恢复原义和确立一种决定性的释读吗？或者相反，是为了诋毁和使这些文章说出它们没有说或不愿说的事？既非前者，也非后者。是为了说明黑格尔和马克思二人在各自的道路上，走进了死胡同，遇到了一个挡路石，今后的思想将会被撞得粉碎。是什么样的死胡同？什么样的挡路石？大家都在猜测。 伟大的文章!离开想成为“引自原文的”或“夹着原文的”一定的文学科学性的文章，若无背景，则一文不值。重要的背景，难道只是指时间、时代和造出（写作）某篇文章的人的背景吗？不是的。主要是指对文章的再释读、研究、解释和（或）恢复原义的背景。人们从中发现了什么一直没被发现的东西呢？从文章出发并回到文章中的运动，因而有两种节律：寻找真实性和“发掘”。 异化。这个“概念“从被人们遗弃的黑暗之中，从它搁置的哲学的阴暗之中浮现出来，巳有三四十年了。今天，人们可以沿着它那闪烁的轨迹，提出许多有关它的问题。它的“科学性”？它的“理论地位”？显然，都不清楚，可是这种蔑视的问题里包含着多少学究气和恶意的玩笑! 应该说，主要的问题是：这个也许不是一种概念的概念，其反应、其特殊的反响来自哪里？它是如何对真正的条件、妇女、大学生、青年、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等等投下一束强烈的光芒？这个“概念”集中了一些平庸的思想言谈，概括了一些陈词滥调。它所包含的一切都是已经被人说过的和重复过的：奴役、侮辱、剥削。就这些主题出过多少人道主义的文学作品啊！但是，马克思和主义马克思精辟地揭示了这三个主题的统一。是的，异化一词充当了显影剂和催化剂，它把被修辞冲淡了的和被知识弄枯竭了的无数事实，集中于唯一的一个词。它比剩余价值或生产力有计划增长概念的真正的——必须重复一遍，精辟的——理论更有意义。由于有了这个词，遭受的痛苦就转变成清醒的力量。凡是拥有这种清醒力量的人，就会知道为什么而斗争，应该反对什么，反对谁，依靠什么，依靠谁。提出有关异化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的黑格尔——因为一些我们将会发现的原因——将政治异化弃之不顾。谁提到政治异化的。是马克思。只要参考一下政治异化，就能避免国家拜物教，也就是说，可以避免在力量的“神赐的能力”面前吓得发抖，也用不着接受国家借以合法化的政治体现。因此，政治异化这个显影剂似的词儿便激起了仇视，遭到了结构一功能主义学派（路易·阿尔都塞）、新斯大林主义等等的教条主义的、学究式的沉重批驳。这个显影剂似的词儿的运用，直接导致了本书已经使用的并因其重要性而多次重复的政治断裂的概念。 Agriculture 2023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 (1918年10月16日-1990年10月23日)  在论及黑格尔的国家概念之前，下面还有两个先出自前因素的先决条件： a）关于法兰西的旧制度、欧洲的封建军事国家，法兰西革命和帝国战争所讲的话，逐渐表明，黑格尔的国家概念既不属于哲学史，也不属于思想史，而属于包括政治在内的一般史。黑格尔的概念是同它所孕育的东西，在一个互逆的起源中，一块诞生的。它也随之显示出来。缓慢准备好的国家出现了，这个（它的）概念也随之产生，随后的所谓“思想史”的政治代表——霍布斯、卢梭、康德、费希特等——伴随着国家的起源和出现而来。它折射出国家，并阐明了国家的某些方面，但并未形成概念，不过却为之铺平了道路。黑格尔主义自民族国家一诞生，还在摇篮之中时，就抓住了它。黑格尔主义也随之发展。因此，把黑格尔及其概念以及最后的发展归之于“幼稚“史（思想史和哲学体系——事件或机构史），以便日后再扬弃这种幼稚，如同J.P.法耶在《交换》杂志上之所为（第24期，158页，与他的极权语言研究相关的一段），那是不正确的。“异化”一词的效果以及其它许多的语言和意思的效果都已表明，语言和语言史有其意义和重要性。但是，革命史和国家史不能归缩为这些效果，历史也不能归缩为历史和历史叙述史。 b)毫无疑问：有权力论。权力论假设和运用政治异化。它产生或复制政治异化。这个权力论包括一个词汇（术语）和一个语法（词的组合）。换言之，它对其它的推论，尤其是以前的推论，进行译码和重新编码。这我们早已知晓。然而，必须把主题的出现和被国家的人不无曲解地重新运用、编码或（和）妄加解释的主题区别开来。毫无疑问，一个所谓历史的叙述，不像它所包含和承受的那样——对完成的、或正在完成的、或计划之中的夺取政权本身的叙述——与权力论相同。这个叙述应该有头（尽可能地追溯很远）有尾（有预言性）。从夺取政权这个方面看来，国家仿佛一个远远超出其自身的巨大的社会隐喻。这就是说，权力论、导致政权或保卫政权的行动论，包含着一个对起源多少带有神秘色彩的体现和对一个多少有点幻觉似的未来的预见。 夺取政权论连同相应的阐述，一方面涉及意识形态、异化、神话和蒙骗，另一方面，也牵涉到政治（实践）行动。它属于J.P.法耶的著作《极权语言》的研究范畴。然而，国家和国家体系——国家的世界化——的组成，不能以唯一的一种语言去构思。应该在它们出现的时候，去抓住它们，如同黑格尔在第一个国家出现时所做的那样。词儿是伴随着政治事物的，有时是随后而来的。只有哲学家才先于政治事物创造词儿。马克思（以及在他之前的圣西门）也不例外。他的概念只是根据将事物的出现搁置一旁的表面联系才归于思想史的。他们从一开始便抓住实业（圣西门）和实业与阶级关系的联系（马克思）。只是当人们不把生产活动归缩于先前的代表——也就是语言——时，一种思想才见其新颖。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 (1760-1825年) 咱们再来看已经谈及的国家拜物教。拨开这层迷雾， 便是认识（批评）的第一个活动。国家拜物教在法兰西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因为法兰西国家曾作为楷模。在法兰西，国家的力量造成国家代表的力量，以致人们在想到国家的功能时，或者（自觉不自觉地）赞成它，或者反对它。 每当社会活动的产物趋向于一种自治的存在，似乎在摆脱社会关系，表现出一种具有立时就要影响所考虑到的关系的特有活动的现实的时候，也就有了拜物教，也就是说，极端的异化。因此，这个广义的产物，在包含着生产活动的同时，又掩盖着它。所有大的“产物”——思想及其产生、艺术、技术、爱情、经济活动、商品和货币，最后还有国家一一无不如此。 只有中介才能被偶像化。直接性已经看见了。它充满了中介，现在大家仍旧这么看待它；要不它就是被融合、吸收之后消失了。对直接性的阻抗有着很大的重要性。物体不易偶像化；它不消失，即使承受着重压。情感性即使被抽象因素重压，也不会消失。中介和抽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中介对社会实践进行抽象；它使之变为实践；它使之具体化。中介和抽象在表面上和实际上同时脱离直接性，是自立的。它们有，或者不如说似乎有一种固有的存在。包括知识、语言等也是如此。 这样，从商品世界和货币世界发展之时起，经纪人的重要性便是不言而喻的了。在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权落入最积极和最神通广大的经纪人手中：实业家掌握着市场、集中贸易、金融家和金融体系等。 国家自此表现为在某个领土上抓住了各种中介——城乡之间、农工之间、知识（脑力）和生产（包括体力）之间——的那种最普遍的中介。这就是说，国家抓住了城市与城市之间、乡村与乡村之间的中介（商业网）。如同我们以后要详细介绍的，这从一开始就牵涉到对空间的攫取（强占）。 偶像不太区分地将表面和实际、真理和谬误、生产活动和感应启示结合在一起。对拜物教的认识说明了通过理论和社会实践对它的掌握。 作为预兆，人们可以在这儿，并从现在起说，黑格尔把国家偶像化了，并产生了被偶像化了的国家论，但是，他认为，国家把握着（统治着）先前阶段——国家产生的阶段——此阶段的现象学表明，国家通过阻止或绕开普遍运动，趋向于一种自立的存在。因此，（偶像化了的）国家盖过并统治着其它所有的偶像。这是个很出色的假设，必须使其根据或幻想得以证实。若是如此，在黑格尔和自治决定论的主宰——黑格尔的国家之后，就该把握住国家的生产进程和这个国家本身。这将对主义马克思理论和与之相关的实践提出一种解释。 在社会学家看来，自马克斯·韦伯之后，“神赐能力”在解释着政治家及其影响。一种神秘的才能——神学隐喻、政治范围的精神降至一个特权人物身上——在解释着“权力”。与这种拜物教的“解释”相比，政治语言研究代表着前进的一步。“神赐能力”的确不仅是个“因”，而且是语言的“果”，意义的“果”、国家的“果”。它已经假设了国家形式，将其阴影或光环笼罩在政权候选人头上。自某个时代(20世纪）起，神赐能力便产生了：和其它产物一样。在政治生产的某个组成时代，它随后便衰落了（也许是由于能触及人的感情深处的电视的出现）。国家的政治形式启发了拜物教和神赐能力，后者使受神启示的人能够以“可信的”方式谈及自己的全部的和极权的意愿。政治家周围的神秘气氛来自国家；它包围着来自国家的和向着国家走去的东西。受神启示的人需要什么？胆略、胆略，依然是胆略。这是对的！但是，分析偶像不应该产生新的拜物教。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  一种有关权力论的极其阴暗的看法把这形容成为“死亡话语”。的确，人们可以试图说明，实际上——如果不是法律上——国家在死亡的空间，在某种荒漠或冰川，建立了它的权力，因为得将死亡强加于其它事物。这种死亡的力量可能是什么呢？是历史的嫡吗？是商品、信息、字据和文书、重要性、代表性的普遍化了的抽象吗？国家机构将伴随着消亡。谁的消亡？什么的消亡？生命力的消亡、自发力的消亡、创造力的消亡。现代国家可能引导并将继续引导遗留的生命力。是为了向更远和更高发展吗？不。是为了完成消亡。 这种虚无主义的论断包含一个政治判断：对国家的完全拒绝。本书所采取的立场，与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无政府主义不同。如果说，人们用国家和革命相连的方式阐明了法兰西国家的诞生和发展，那是为了表明其当时的真实性和价值，因此，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其衰败。那也是为了把那场革命看成是生命力的出现。关于（黑格尔时期及其之后的）国家和消亡之间的关系，我们还要谈到的；它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同谋关系，也不是一种否定中的同体。对国家的完全拒绝既否定了历史，也否定了历史的终结（它的“超越”）。人们没有从实际去看待否定，而是把它形而上学地与实证对立起来，以便将后者从舞台上排挤出去。 先决的看法和先前的分析是建筑在黑格尔著作的几个“条件”上的。人们曾尽量在把这些“条件”确定为黑格尔概念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时代和理性的业绩——历史。人们就曾这样试图弄明白这个概念器官。黑格尔就是通过它来确定（也就是说，指明和使之吻合）语言科学及理性（逻各斯）、哲学语言——后者同知识语言——以及这两种形式同政治语言对语言科学本身的反思。 黑格尔用这个概念器官排列了思想和言论的阶段，指出它们之间是如何互应、互思和互相辨认的，亦即： a)因素和物质阶段、意识形象、历史阶段； b)因素和形式阶段、范畴，例如：质量和数量(“范畴＂一词，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使用时，意思不尽相同）； c)最后，联系因素、相对阶段、两极间的接合和连接、逻辑（包含和蕴涵关系）和辩证（排除和说明的具体关系）。 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不包括在《现象学》里。它引向现象学，引向同时假设和包括在真正国家和国家理论中的“逻辑一伦理一历史”的三段式。 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什么？他的定义牵涉到哲学和国家的同一性。他把哲学设想为政治的、也就是国家的体系；哲学来自国家，并与之一同形成。黑格尔又反转过来把国家设想为行动的哲学，因为国家随着哲学在它之中和通过它诞生而被阐明。国家是什么？众体系中的一个体系，而且如同哲学，众环节中的一环。自然界、逻各斯、绝对精神，从它身上和通过它互相辨认，直到成为同一。一些片面的或不发达的体系各带着自身的固有需要，带有各自的起源，带有各自的严密性，带着各自在哲学整体中的地位，进入整个（全部）体系。凡称理性者即为体系：逻辑的严密和实践的凝聚。只有体系拥有普遍性，并趋向具体，亦即趋向行动中的整体性。完全现实化了的体系，与被一种协调的绝对行动孤立地提出的、并被一个次要行动转变为一个绝对行动的抽象作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自黑格尔的提法之后，西方的理性没怎么改变。体系还是理性的模式或原型。为什么呢？由于它的双重特性：严密（逻辑）一凝聚（实践），因此是一种平衡，是对外来入侵的阻抗，是内部的规律性和调节。黑格尔为了表示组织的和制度的活动结果而向哲学借 用的思想因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体系”的概念分离出来，自立了；体系把理性和真实、理想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通过分析，发现了体系的几乎各个方面（环路、回路、圆圈、回转栏）。因此，黑格尔开创了“体系分析”，而且人们在后面的章节里会考虑，他是否一开始并没使之臻于完善，以致它后来便蜕化变质了。特别是他的追随者们一般来说并不知道自己是与黑格尔一脉相承的。 咱们来看看黑格尔的国家中极为重要的两个片面的体系，以便确定它们的关系1：需要体系（不发达体系）和生产活动体系。它们关系密切，因为它们是在各自进入中介之后建立的，相互间有着联系。的确，照黑格尔的看法，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社会的基础或依据，包括三个阶段： a)需要的和个人通过劳动以及通过其他所有人的劳动和满足而满足的中介，这就确定了需要体系； b)包括在该体系之中的自由因素，这就确定了在司法之中（个人的）自由和所有权； c)通过机关对因此而合法化了的利益进行保卫，一种是国家外的机关，亦即行会，另一种是国家内在的机关，亦即行政（见《法哲学原理》思想出版社文集，第223页，第188节）。  在社会实践（市民社会）中，与对需要的曲解、空想、日益不实际的同时，会出现对这些需要的减少和增加“动物对需要以及对同样有一定限制的需要的满足的方式有一个限定的范围，但人在这种信赖之中，却表现出他摆脱限制的能力，以及他的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首先是通过一些需要和手段的增加，然后通过部分具体的需要和成为各种特殊的，也就是更加抽象的需要的特殊方面实现的“（同上，第225页，第196节）。 黑格尔不赞成愿望的现代辩护者，主张反愿望的需要。后者含糊不清，落入坏的无限、不定、难定之中。愿望是通过另一种愿望出现的；它需要愿望，别人的愿望，以使自己产生愿望：为了成为所希望的，也就是为了认定为希望成为愿望；但人逃开了。愿望把愿望变成镜中之花，反射出无尽的、层出不穷的光。愿望的反射（通过另一个愿望和另一个愿望之愿望达到自己的愿望）达不到确定。没有建议，没有计划，没有超越，没有开放，没有对自身的摆脱，愿望就自行毁灭，而且只是在自行毁灭之中感受自己。而当需要被确定之后，它就伴随着作品和客观结果的生产活动，在其中，并通过它们，来达到满足。这个满足超越快乐，如同需要超过愿望一样。这一点，《现象学》已经介绍过了。需要达到了社会存在，而愿望却仍在自身的非理性的旋涡之中打转，停留在单个人和单个人之间的水平上。愿望仍漫无目的地、不受阻挡地在无尽的忧思中徘徊，而需要却遇上了一个如果不是被它就是为它面生产的物体；“主体”遇到了同样是 确定的而非随遇性的“客体”，因而满足了。这满足是理性的。 因此，“为变成特殊了的需要服务的方法以及一般的满足的万式，以同样的方式分裂和扩大；这些方法和方式也成了一些相对的目的和抽象的需要。就这样无尽地扩大下去……”尽管与愿望的不确定相比，需要和活动的这种无穷不是没有危险的（过度的精细），但对黑格尔来说，这是对真正的无穷的一种开放。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需要是连在一起的，它们互相之间紧密相连，组成一个体系。方法、工具和生产活动、劳动也是一样。劳动、特殊化（分成小块）和同样日益扩大的抽象作用也同样出现分裂和扩大。需要同劳动一样，因与自然界和在一种具体的，也就是积极的和生产的抽象作用的地位中的直接性的关系而产生。没有什么比一个需要，比一种劳动更具体的了；但这种“具体性”，作为已经历过的直接性和表面的满足，那只是幻想而已。需要和劳动依赖于另一个需要、另一个劳动以及所有的需要和劳动的既普遍又个别的关系。 是不确定的关系呢？不。相互作用使得一系列的需要和一系列的劳动（如同一系列的言论和事物）回到它们自身来，互相确认。真正的具体存在于整体——每一个系列以及它们的联系——之中。这就把抽象纳入具体之中。作为“主体”——社会的单个人——的确定状态的每一个需要，坚信能够遇到与之相联系的，也就是通过确定的劳动产生的、能使之满足的客体。 不同的需要体系和劳动体系是连结在一起的，以致双方有着一种自反关系。这种关系与镜子的反射毫无共同之处。一方从思维上和社会方面（实践上），在被诸如实体、属性、主观和客观、现实性和同一性等旧范畴没很好地确定的一种存在中，反射另一方。哲学的反射抓住了这些关系的这个反射的一面。它在数学中又遇到了后者；在数学中，符号在一种完全的互相性（反射性）中，用甲反映乙，而且只存在于这样确定了的关系（可递性）的整体之中，因关系涉及了反射。尽管黑格尔没有参考他从方法的角度予以抨击的数学，但在他的国家理论中包含的逻辑却完全是由数学而来。 保证这两个体系联合的需要和劳动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阻止它们的发展，尽管会经历一些冲突阶段。劳动手段也是把自然改变为使用和消费资料的行动手段（见第196节）。在手段和目的、需要和劳动的关系中，一种理论文化——表现和认识的总和、精神和语言的文化——和一种存在于自身重复的需要和活动之中的实践文化，同时得以发展（见第197节）。由于劳动分工，个体的劳动随着产品的大量增加而变得日益简单和抽象（在这里，黑格尔触及了实业的问题）。在手段（工具、技术、劳动组织）和能力的社会抽象作用的水平上，单个人和为了满足他们的那些小组之间的相互依赖，在继续和完成。因此，黑格尔得出如下著名的结论（见198节）：“生产的抽象作用使得劳动总是更加机械化，而且最终有可能把人给排挤掉，以机器取而代之。” 我们来概括一下，将重点放在方法（方法论）上。抽象的和具体的需要概念使黑格尔得以确定精神和社会 关系的紧密的一致——需要体系。这就是说，它包含着“一个使之变成各不相同的要素的有机整体的内在理性”(见第200节）。我们将这个体系称为A。它包含劳动体系B。黑格尔从亚当·史密那儿继承来的、后来又被马克思分析出其蕴涵的（社会的）劳动概念，使他能够确定另一个具有严密性，因此比他第一阶段的概念更加具体的整体。的确，“为了生存，概念牵连进概念和现实的不同之中”（见同书第207页）。A包含B，而B也包含A，因为区别和不同导致一种行动的相互性。B和A的关系因而不会在一种将是抽象的逻辑蕴涵中得到解决。这是社会实践中的有效的相互作用。尽管黑格尔在以一个思辨的哲学家在推论——这将促使他对国家抱有一些争议的看法——但他倾向于社会人的具体特征。他已经通过生产劳动对此加以确定，尽管他把这种驾驭自然的能力和逻各斯和绝对观念的力量结合起来。他因此而并未完全摆脱地走向后来在马克的《1844年手稿》中提出的人类学。马克思的人类学是从黑格尔那儿派生的，通过费尔巴哈及其唯物人类学渗透了的。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已经标明了一个政治断裂：黑格尔的国家的和政治理想主义的批判。 从A和B的关系中产生一种“集体的总和”，表现为需要的、技术的、劳动的、满足需要之方式的、理论和实践文化的单个体系的一种封闭组织，在这些单个体系中，个人是被分散了的，这就造成了“阶级差异”，（见第201节）。 在一个发展着的相互行动中，A包含B,B也包含A。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些冲突出现了。这是因为A和B的相互作用只能通过第三个术语C来产生，而这个C是既被相互作用所牵连又受其召唤，被显露出来的。这第三个术语C同时表现为结果、原因和在A-B相互作用中出现的冲突的缘由。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而是概念和理论展开之后表现出来的关系的总和，首先进入C的名下的是社会阶级概念（见第202页），然后是市民社会概念，最后是政治社会概念。每一种概念都将从抽象向具体发展。一开始就包含其中、但尚不明晰的国家概念，将会出现，总要（最终）会确定下来。关系总和C将像国家总和一样被确定。国家总和包围着各种不同阶段——经济、社会、政治——而各自又通过对差异的随遇性以及差异对最高随遇性的辩证运动，同时表现为对先前阶段的发展和包围（见第302节）。必须指出，在这些展开和发展过程中，黑格尔那儿已不再有异化的位置了。关系假设出相异性 （区分）和非异化。如同先前在黑格尔的理论中所阐明的那样，包含蕴涵的逻辑并不能禁止排除和说明、差异和矛盾的辩证运动。运动通过阐述，提供了动力。然而，在《法哲学》中，异化一非异化的辩证运动变得模糊，直至消失。相异性统治着异化。同样，逻辑统治着辩证，蕴涵统治着说明。这就出现了一个展开最初和最终蕴涵的运动：国家。因此，在黑格尔那儿，既没有哲学异化，也没有政治异化。  马克思从其著作的一开始起，便对这种理论反其道而行之。在这种理论中，他看到的只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因此，是一个真理和表象、幻想、表现、神话、蒙骗的一个混合物。他把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消失了的异化运动又加进来了。他结束了逻辑至上、逻辑对辩证的统治，恢复了辩证对逻辑的领先地位，因此，找回了被这位哲学家弃之于国家哲学中的“现象学”的运动。 这个双重运动包含着政治断裂：与对国家的辩护的决裂，同时将政治异化置于首位，扬弃了黑格尔国家结构的直接逻辑。这一切都是通过反对作为哲学一政治体系的黑格尔主义，反对作为体系之体系的国家理论，恢复否定的和建设性的辩证运动。方法论的和理论的断裂包含着政治的、也就是实践的断裂。需要和劳动之间的关系似乎是黑格尔思想的典范。人们选择它来作楷模，因为它在所谓主义马克思思想——马克思的思想——中，起着一个若非根本性的，也是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将看到他是怎样在《1844年手稿》中抓住这个关系的，又是怎样在缩小它的同时，也就是在避开需要，把需要退回到使用和使用价值上，而强调交换的同时，使之形式化的。这使得马克思的思想在《资本论》中，变得比黑格尔的思想更加严密，更加科学，因为它存在于一个概念系列之中，但又比黑格尔的思想更贫乏，更简单，更加降至为唯一的内容，或者唯一的一个水平：经济。然而，尽管开始极为复杂（尤其是在《现象学》阶段），黑格尔的思想也是模式化了的，只不过是变成了国家的和政治的思想。随遇性战胖了差异以及（逻辑—政治的）统一 性。 在黑格尔的国家结构中，人们将看到另一些从属的体系（不发达体系）。顺便指出，局部的和从属国家的体系的关系，在黑格尔看来，一点不像平静的和仅只是逻辑的关系。为了不让单个体系在孤立中生根、发育，也就是说，为了不让整体分化瓦解，不让精神烟消云散，国家应该不时地通过战争来震动它们。黑格尔在使之名声大震的«现象学》的一段著名论述中宣称，国家应该打乱整体与精神已成习惯了的秩序，践踏它们的自治权。黑格尔的概念和哲学在其中表现出了它们的强硬，甚至残酷。对于黑格尔来说，证明国家是个活的生物的是，它本身包含着殊死斗争的原则。没有军队，就无国家。始终有可能的战争，决定着现实。国家和民族（他将其引至历史的存在和意识）以战争作为考验。无现实的或潜在的暴力，就无国家。国家存在着，因为它可能消亡，尽管它是永恒的。所有活着的人通过它这个最高的活物再生，再造。革命的和帝国战争的哲学，将导致克劳塞维茨著作的哲学，绝不是一件经院上的事。在国家—民族之间，有一个被神灵赋予首要地位的上帝的选民，他应该通过得胜的战胜赢得他人对他的承认。 在黑格尔的构思中，需要和劳动体系（双重的不发达体系），在客观道德中，找到了位置，这难道不奇怪吗？在道德（主观道德，包括计划和责任，也就是所有权——见第116节——然后是客观的意愿和利益，包括需要和劳动）和法之间，有着先已澄清的关系。道德反映着法。它构成一个不同的体系，它并不关闭， 而是向法开放，而且通过法向国家开放。通过（客观的和主观的）道德，抽象的法——个人的、亦即抽象的意志的法——成为具体的法，也就是治社会内的市民社会的法。“法是某种神圣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是绝对概念、意识到自我的自由概念的存在。”自由的任何其它定义都在使它——自由——成为一种利用偶然和环境的艺术的同时，在蜕化。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黑格尔的市民和政治社会的阶级结构。它依据的是普遍化了的相互性，“单个人通过普遍性的中介，使每个人在为自身谋生、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为他人的幸福而战斗和生产...…”的确，在大家所依赖的纷繁复杂之中，产生了普遍的和稳定的财富（见第170节），使每一个单个人有可能通过其文化和才能参与其中（见第199和120有关财富的章节）。参加在财富的社会形式中实现的普遍性的可能性，有一个条件，一个直接的和适当的基础：资本。观念和法在社会中并不取消来自自然界的人的不平等。恰恰相反，这种不平等从思想上再生，并升至才能、文化、财富的不平等。 仍旧顺便提一下，难道对黑格尔宣称时的坦率不应该表示赞赏吗？他不容置辩地、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有谁能在权力，甚或犬儒主义上，与他等量齐观的？批判的附着点已指明了，可以说是呈现出来了，可是，必须有一种与黑格尔相匹敌的力量，才能把这些附着点区别出来，才能打得准。黑格尔认为，依据法和道德组成的现代社会，包括三个阶级：生产阶级、思想阶级、政治阶级。对这三个阶级，他在描绘各自特点时用的词，把借自哲学的思辨特征和源自法国和英国经济学 家以及源自经验的实践特征给棍淆了。 生产阶级被说成是“实体的气直接的、自然的。它在土地上劳作。第二阶级是自射的和通过中项的。它按照从手工业和工业到智力这条线，转变第一阶级的产品。黑格尔在这个阶级里，把区别于农业和农民的“生产者”和生产集合在一起。黑格尔没有很好摆脱重农主义者的教导，尽管也读了亚当·斯密的书，他并不允许一种自治的生产和工业进程，虽然他把制作、普遍的交换和商业看作是第二阶级实现的缘由（见第204节）。第二阶级因而按其定义是中间的阶级，包括所有非农民的生产者，从工人到商人、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几乎与圣西门在同一时期所言相同。 全称阶级（La classe universelle）把中介和直接性结合在一起，因而也就把经纪人和直接活动、生产和交换结合在一起。它因管理社会的一般利益而为之操心，这是高级阶级。它以不为需要而生产为宜，而且生产的闲暇应由国家补贴，如果个人财产不足的话。全称阶级产生思想、道德、法，并为一般概念和通过一般概念来工作和创造。它应该从中得到完全的满足（见第205节）。这就是政治阶级。 应该注意，黑格尔认为，每一个单个人，在年轻时，都反对进入某一特定阶级的思想，错误地认为，那是对为选择一般概念的一种限制。这种反抗与意志和概念、道德和法的抽象阶段相关联（见第207节）。 下面是（市民和政治）社会的图表。 第一阶级，特殊的、直接的、实体的、自然的阶级，也就是直接与自然界（土地、土壤）相接触。基础生产是农业。也就是农民。 第二阶级，是一般的、有关系的、中介的（经纪人）。它是人造的，但利用不同工具来处理第一阶级的产品。生产是派生的，从手工到文化。因此是中间阶级，手工业者和工人、物质生产者和各种成果的生产者、专家等都包括其中。 第三阶级，是全称阶级。官僚和统治者集于其中，也就是说，是政治阶级。不包括生产活动（生产性劳动），因为它致力于管理工作。包括律师、法律界人士、医生、大学工作者、公共事业等。它并不脱离中间阶级。“政府成员和国家官员构成了中间阶级的主要部分，有教养的智力和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存在其中。”（见第297节）。国家由这个整体，包括君主组成。 黑格尔的国家阶级构成 统治者 官僚 第三阶级 第一阶级 第二阶级 《大百科词典》把这个图表介绍得非常清晰、明确。“实体阶级有在肥沃的土地和土壤中的自然的和牢固的财富；它的活动接受自然的规定性；它的内容和道德建立在信仰和信任上。第二——反射的——阶级是基于社会财富、中介和全部偶然的体现之上；单个人在其中降至为他的主观权利：天资、知性、运用。第三阶级——思想阶级——负责一般事务；它如同第二阶级一样，有一个通过自己的知性中介而来的存在，如同第一阶级一样，有一个为社会全体保证了的“存在” (《韦森萨符腾哲学大百科词典》，第528条）。 前面的图表概括了黑格尔理论的一个主要方面。国家由互相叠印的、等级森严的三段式组成。如大家所见，每一个融合进去的体系都包括两个互相之间有着一种双重结合的术语：外在的（它们是不同的）和内在的（它们有一个反射关系）。日后的理论将把可理解性和严密性降至两个在面对面（直接相关的对立）中对峙的术语的关系，它将作为黑格尔理论的缩小和蜕化出现。这种理论排斥了在黑格尔那儿已经不确定了的辩证方面，把希望寄托在逻辑的优势上。因此，黑格尔的逻各斯随后或将降至一种固定化了的（学院的而非一般的）知，或将降至一种专门化了的（语言学、整体的或包含一蕴涵关系的逻辑一数学理论等的）知。对于黑格尔来说，有三种术语，但是，著名的三段式（主题一反主题—综合或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只带来一些固定的形象和依据黑格尔的三段式运动的缩小了的形式。第三个术语包括在前两个术语的反射之中；它由自身确定；它就是这种反射本身。正因为如此，无处不在的国家在整个社会之中才同时被集中于政府和国家首脑（即黑格尔的立完君主）身上。同样，也集中在哲学家身上。哲学家了解社会和政治整体，并反射出来。国家首脑也一样，他是社会的因和果，是尤处不在的反射，因而也就是主要的知、纽带和缘由。国家有一个悖理的存在：高踞于社会之上，但也包含在社会之中。 融于全社会之中的理性说明它集中在作为知的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既是双重的（君主和哲学家），又是三段式的（作为原因和概念的思想到处卷入矛盾之中， 构成了第三个术语）。必须注意，融于社会和国家的理性，在黑格尔那儿同市场和商品（同交换和交换价值，同商业循环），没有任何明显的关系。作为市场，是一般理性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它大大超出于此：是历史原因、社会支柱、经济缘由。然而，黑格尔指明了国家和自由使用的货币在他认为的现代世界里的关系（见第299节）。 这张二元图表（直接相关的对峙）处于静止状态。三段式图表包含一个否定的和积极的运动。每一个术语都在移动。以宗教和艺术为例，它们构成两个互相联系、互相反射的（局部的）体系。艺术源自与它一起达到鼎盛的宗教，但它通过自我表现，通过用模棱两可的方式来非宗教化，通过把宗教撇到过去，而大有取宗教而代之之势。然而，宗教作为哲学真理的阶段而顽强地抗御着。它坚持着，但只是处于知和国家的凝滞的、被保存的和保守的状态，以致艺术同音乐一块消逝，并化为哲学和国家。国家只把它作为表达其伟大的形式，保存在不朽之中。 可以说，静止图表较好地描绘了黑格尔的国家趋向的最终平衡（活或死？是死而非活！）。 黑格尔系统化的一个最好的表示，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个“环中之环”。国家既是周界，又是中心（旧的哲学形象），将把局部的环集中到他的大环之中，让一对对相互联系的环互相对应。如同君主这个环，哲学家集中在这个形象上的目光将达到构思的全体性。这个形象将比金字塔更好地表明，在国家中，在哲学政治体系中，没有外在性，除非是相对的、附属的、通过相互间更为亲近的因素中介而纳入整体的。对政府（君主）和哲学都有全体性。然而，全体性在立法权比在当然不排除立法权的行政权中，更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存在（见第300节）。 黑格尔的国家观念中得出几个结果： a)国家一民族内部的矛盾是弱的。这是由于这个国家、 它的理性、它各阶段和不发达体系的“反射性”的存在 和强大。殊死斗争及其结果——战争——只存在于各个国家——民族同其它国家——民族的关系之中。至于夺权斗争，只有出现错误或组建的缺陷时，才会成为殊死的斗争。正常情况下，它只局限于一种和平的、对整体有益的竞争：优胜劣汰；优者跟合法君主一起，并且像他一样地掌权。政权水平上的一种难以解决的冲突，藏着背叛国家的杀机。 b)发生冲突时，政治阶级和政府的人有能力发现、弄清，并能解决得让大家都满意。国家是决策机构。 黑格尔的国家的理性构成不能成为一个楷模，但可作为历史时代的一个产品以及历史的完成之作。因此，不管是如何表示的，它有着一个静止的特征。全体性蕴含着一种全体的秩序，（时间的）历时性溶于现实性（同步性、空间性）。像那样的政治是不为君主政权和权力的绝对性所确定的，它只有一点极有限的暴力，法律和强制在单个人的心中建立起来，它们内在化了，使得国家的外在活动变得无用。因而，没有对暴力的垄断。政治像哲学一样，由知来确定。因而，没有权力意志！像理性一样扩散在社会体中，成为“市民社会”的一部分的知，集中在政治阶级、统治者、君主身上。逻各斯中的一致导源于社会整体：导源于全体性。它合理地包括密切相连的全知和君权的承诺。但凡不进入“一致”的，都被逐出“社会”之外，国家之外。国家只是因为体现了造成社会人的对逻各斯的参与才获得一致的。黑格尔的“人”的人类学——政治定义，不从劳动（其重要性源自人类精华但并不决定它），也不从享受（尽管它是其中的一部分）出发，而是从无处不在的、每个行动、每个细节、总体（全体性）固有的逻各斯出发的。 c)如同固有于（直接于）需要和劳动的一样地固有于社会一政治现实的享受，不存在于快乐之中，而存在于满足之中。我们已经强调过黑格尔关于满足的概念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来自它在黑格尔理性中的地位。它的利益来自现代社会——简略地称之为“消费社会” ，一重新找到、但没能认出黑格尔的观念，而且在不 知道的情况下，处于这个标签之下，因而证明黑格尔的理性在于大范围内，与西方的逻各斯及资产阶级一资本主义一民主的理性融合在一起。它的雅各宾派和拿破仑派“亲属”即证明了这一点。满足不等于快乐。并不是说它排斥它，而是说它不把它放在首位，也不由它来确定。黑格尔主义无丝毫的享乐主义，伊壁鸠鲁理论只是不幸意识（它立即将《现象学》中的禁欲主义打发到它的系定理和关联词中去）的一个阶段。难道美好的灵魂不是在不可能的纯洁和逃开它的“纯洁“欲念之间徘徊吗？我们知道，满足是作为理性主体来确定主体状态的那个主体的状态。当欲望把主体重新投入不确定的、无边无沿的主观性中的时候，需要便确定下来，并确定主观性。因此，“纯洁的”欲望将同从外部强加的一个牺牲一样地异化。主体遇到客体，作为劳动产品的确定客体向确定的主体迎去。集体的（社会的）客体产生单个的主体（事物、利益）。主体通过它来消灭客体的它们的相遇行动，就叫做“消费”。消费完全地满足主体，亦即满足它的需要。 拿破仑·波拿马 拿破仑·波拿巴 (法语:Napoléon Bonaparte，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  黑格尔始终都对确定的（正常的）性需要在婚配中得到全面的满足提出怀疑，尽管结婚既不降至性需要的满足、服务契约、共同掌握财产，也不降至它的伦理的一面。婚配以它的方式组成了一个局部体系——家庭。人们尤其是通过婚姻，一般是通过契约，投身到相互性之中；尽管人各有特点，各不相同，但变成等量的了。交换中的外界事物亦然。对于单个人来说，契约等于是对于事物来说的交换和交换价值（见«法哲学》第77节）。人们将会在马克思思想和«资本论汪理论中，重新见到这些概念，只是提法不同，有所改变而巳。有时候，黑格尔和主义马克思这两种学说极其相近，以致看不出区别，甚至猜想会不会混同。黑格尔宣称：“我可以把由于我的能力的缘故而孤立的产品让给他人。通过我的全部劳动时间和我的生产之全体的异化，我将使他人成为物质的，成为我全部活动和现实的主人······”（见《法哲学》第68节）。这正是处于岔道上的异化理论；黑格尔同马克思一样，利用了这个词儿的双重意义：经济和司法（出售时间）一伦理和政治（失去自我）。劳动的异化在黑格尔那儿悄悄地出现，也就是那种同时通过劳动者的时间和劳动产品的异化而超过契约相互性的使异化一被异化劳动。黑格尔不把劳动契约的合法性看作是（工业的和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社会。 但凡牵涉到默契的或成文的劳动契约，黑格尔也许可能宣称，从道德上和司法上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规定一种假的相互性，就规定了一种虚假的相等。马克思后来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作了理论的思考，才弄明白，这个已经实施的“契约”，确定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对剩余价值的提取。马克思早就肯定说，被黑格尔移归于政治精英的“全称阶级”的作用，应该归还工人阶级。 d)黑格尔“学说”的另一个方面值得思考一下：中间阶级的理论。我们重新看一看已经引述过的一段文章。“政府成员和国家官员构成了中间阶级的主要部分，有教养的智力和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存在其中”（见第297节）。中间阶级包括一大部分经纪人：商人、知识分子，他们充当事物的产生和社会一政治关系的产生之间的中介；正是为被统治者管理和号令的理性关系的产生服务的全称阶级即融合于中间阶级。在这个观点中，静止图表的出现将稍微不同于把它释为一种金字塔形或环中之环的看法。它将充满活力。中间阶级是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它不和这个社会统一，但构成其主要部分、其中心。是它组织成为职业和行会团体 （见第250节），对每个成员来说，是除了自己的家庭而外的另一个家庭。中间阶级充当“社会等级”的底层和上层之间的过渡；反之，来自上层的维系或改变不发达体系的号令，也是通过中间阶级下达的。它从一个方面触及了集中于国家首脑的普遍性和理性。政治精英从中间阶级产生。另一方面，它触及了劳动分工中底层的特殊性、在自然界范围内活动的生产者的分散的活动、事物和工的接触。中间阶级概括为这几方面：中介、经纪人、中间。阶级的划分既产生又再次造成活动和劳动、需要、工具及其分散的分离；但它归还了其统一，因为在国家中，各个阶级是互为补充的。在这个水平上，可以看出具体的进程，需要和劳动以及社会小组的扩大和分裂，通过这一进程，共同前进。是辩证的吗？是的，不过，要从属于逻辑。互补性在全部的、国家的和政治的理性中，超越潜在的 冲突之上。由理性这样确定的自由，战胜了特殊的确定和片面的确定。社会—政治整体部署在与分裂的后果战斗。 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的观念多么“现代化”。国家有中间阶级作为社会和政治支柱，尽管其功能和属性大大超出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需要。它给它以相同的服务；随着国家的巩固，中间阶级也得以加强和变化，以致夸大地称之为“诸中间阶级”为宜。因此，人们预感到在20世纪前半叶，在法国和别处被认为是抽象的和思辨的黑格尔的论断的现实性和创造性。然而，最思辨和最抽象的方面，在掩饰它们的同时，常常是包含着最具体的方面。必须在这儿引述的一段文章说：“通过它所固有的辩证，市民社会被推向自身之外”（见第246节）。如何推向？在产生政治社会和外部政治的同时。 另一方面：官僚学说，是它构成了中间阶级的核心和重点，体现了直接的理性，“支撑”着——用支柱一词的本义——国家和体系之体系。 必须回头看一看黑格尔的国家、战争和死亡。生，即殊死斗争。没有民族军队，没有动员民众的能力，就没有国家一民族。国家一民族中的军队有双重作用：外部的（主要的）和内部的（偶然的）。国家以战争为考验和尺度，以战争为天职。直接于社会人的历史如同直接于单个人的历史的冲突的（辩证的）因素因而变成它最高的要求。没有不冒对抗之险、不考虑对抗、不愿通过对抗、战斗和胜利得到承认的国家。国家了解并预见到可能将它引向消亡的是什么。从它身上，并通过它对冲突方面有所了解，才能把握和解决冲突。克劳塞维茨在黑格尔撰写«法哲学»(1815年到 1830年之间，因为他与黑格尔卒于同一年）的时候，解释了这一教导。  《法哲学原理》德文版，1821 黑格尔的国家源自革命和拿破仑大战——如克劳斯威茨所说的科学源自战争——，不能摆脱暴力。市民社会不断地被推向自身之外，超越自身。国家的精髓既是理性又是暴力。黑格尔国家的完全理性并不必然使之用暴力去反对它所团结和褒奖的民族。它使暴力对准外部。它的理性面是内部的，暴力面是外部的。它 应该斗争、冒险、拼死去达到双重胜利：反对敌人、反对消亡。它应该根据它的规定性和决定论去对抗其它国家，并试图统治、甚至扼杀后者（在得胜的情况下，它可通过政治灵活性避免这样做）。在国家通过高层避免再现的其它辩证进程中，主人和奴仆之间有着众所周知的关系；但国家再次通过它的首脑认识了这个关系，并可以试图避免使奴隶变为主人的倒转。随着战争的发生，国家一民族通过历史性的考验，以通过包括概念的人，简言之，通过在空间建立绝对的精神而包罗客观的主体自居。但这是有危险的。黑格尔的国家本身带有达到极点的冲突规律，所以自身也带有一种毁灭和自毁的规律。这就确定了它的独特的历史性特征。何谓黑格尔国家？也就是地神，但是一个诞生于历史、更接近圣子（被体现了的逻各斯：耶稣）和圣灵而非圣父的一个神明。 战争理论（在柯杰夫所著论黑格尔的书中揭示的）反映了黑格尔的冷酷、坦率、甚至反映了马基雅维里的犬儒主义。但凡有关感情、美好灵魂和爱情的东西全都消失了。他多次阐明了这一点（例如，关于婚姻， 见《法哲学》第168页）。政治单个人是从内部被逻 各斯转化并被国家全体性的恩赐触及的政治动物。“如果把职责强加给富裕阶级——或者，如果在一个公有制中，有办法把走向贫困的群众维持在一个体面的生活水平高度——贫困的人的物质就将有所保障，而不用通过劳动被中介。这将与市民社会的原则背道而驰” （见第245节）。换言之，劳动和劳动者创建了一般财富，劳动因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并因而成为政治社会的基础，所以政治阶级保证使人民处于劳动之中。这与黑格尔关于机器代替劳动的言论南辕北辙。当然，这些矛盾只是一个半世纪之后才出现！劳动的道德主义和伦理，宣布并贡献了国家使劳动中有工作的一个阶段的结果。劳动有一种道德的实体。该实体”包含连接于它的概念的自身反射的意识，造成了一个家庭和一国人民的真正精神”（见第156节）。 黑格尔国家辩证的悖理之处，为逻辑学家所不能理解，这是因为这种悖理之处在社会中比比皆是，无处不在，可它又统治着这个社会，矗踞于社会之上。没有这种悖理，（历史的、社会的、思想的）阶段就将分离；成员就将拆散。它凝聚着社会。它聚集着散乱的、但却局限于每个成员、每个阶段、每个部分体系的理性。然而，它却游离在社会之外，高踞其上。它在把握社会的同时，褒奖社会；它把理性集于一个中心。它是在它的宇宙剧中，地地道道地成了地神：圣父（概念）、圣子（意识、语言、认识和再认识、痛苦的考验、苦刑）和圣灵（国家元首）的统一。 正像许多别的政治作家所认为的，一只“无形的手”、一个上苍、一个先定和谐、一个臻于成熟的理性，使得始和末一目的因一国家，诞生和长大。 光嘲讽这一理论够吗？不够，那么多的人还在以这个模式考虑国家，而没有发现缺少神明和上苍，因为上帝死了，而且尼采的这个公式是专门对准黑格尔的观点的。黑格尔在提出它来的时侯，没有让它“头朝下” 吗？因为他是根据传统哲学，来解释这个真正的事实——一种神学的微妙的事实——和现代国家无处不在、它与道德和法的直接性，以及与此同时，它的高踞社会之上、它的统治、它的垄断的呀？必须说明如何和为什么、通过谁并为了谁才有这个垄断的。 下面是为了总结这一章，以论断的形式提出的几个确认，这些论断已经同它们的论证一起产生，但才刚刚开始证实： a)黑格尔的国家，从现在起，不是作为思想和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日期，而是作为自那时起，巩固并普逍化了的现代国家的原型和范型出现的。 b)黑格尔抓住了这个国家的多职能性、多功能性和超功能性，他的国家在号令、管理、战斗。它有两面：理性和暴力。可不可以说是双重逻辑：组织逻辑和权力逻辑呢？后面这个问题还将提出。从现在起，就可以回答：“不，只有一个带有两面，带有两个侧面，或 两个分支——一面是极限为增长的管理，一面是极限为战争的暴力——的逻辑：国家逻辑。“黑格尔确实是自它诞生时起，在它的故乡和它的原始阶段，在它的摇篮里，便抓住了现代国家的进程，对这个国家的管理将导致战争，因为战争本身应该从战略上加以管理（引导）。 c)因此，黑格尔并未创建一个模式，也没开始一种分析，也没提出一种意识形态，也没逼近，也没拟定一些行动的、但却是临时的概念。他做得更好：从国家一露头便抓住了它，如同马克思把握住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一样。因此黑格尔的理论没有“历史性”的好处。它从概念上再现了一个生产的、“不自觉的”，或者不如说是被曲解的进程，亦即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随着法国（资产阶级的、民主的）革命、拿破仑战争及其后果而来的欧洲政治的转变的进程。今天，由于国家普遍化而招致的回顾，导致对一个所谓“历史性的”，也就是说，对“现代世界”作出强有力的贡献的阶段作这 种新的阐述。 d)这就是黑格尔提出的国家概念的概括。依照这个概念，有效性与黑格尔的陈述相符，真理与现实，也就是说，同生产（历史性起源）相符。我们要坚决重复一遍，它对社会和经济，没有任何外在的要求。它在一个数量和质量上都很强的和中间阶级里，有它的社会基础；在中间阶级里，公民与他的位置、作用以及在市民社会里的地位相符，与他在国家中的作用，与他的动产和不动产相符。这一系列的相同性和统一性表明了中间阶级作为国家支柱的特征。国家在内政方面，只可能有一种战略：扩展中间阶级，并通过使之与经过考试遴选、确有行政才能的国家官僚紧密相连得以加强。经过挑选，把中间阶级的最有资格、最有能力、最为忠诚、最有学问的分子提拔到政治阶级。后者与其它阶级相重迭，它通过选举的道路脱颖而出，以致分散和融汇于社会整体之中的理性也未集于其中。这个政治阶级及其在自身之中招募的当权者们，面对着一个永久的问题——外部的问题。如果说黑格尔认为国家确实是因为会号令“一切”，（根据道德的和行政的命令，而不是根据自然的命令）而管理（利益）和裁决（冲突）的话，它也同样肯定是在与其它国家战斗。它遇到的是一种永久的、始终更新的、始终是血腥的和未竟的超越。并非出自它的那个国家，而是出自于它的那个市民社会想得以扩展。在现代世界中，战争始终是民族性的，不仅是因为它动员了全民族，而且每个民族走出了它的理由范围。 把黑格尔的国家假设为现代国家的原型或模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 a)一般来说，国家只是一种抽象。如果任何国家确实是 一种具体的抽象作用，确实是应该自问一下，抽象作用如何进行，也就是说，如何具体化的话，首先就必须避免在排开具体的同时，使之降至一种纯抽象作用。为了巩固这一分析活动，一个历史性的参照是不可缺的，黑格尔的国家是1789年-1815年当时的产物。 b)今天的一些国家千差万别，有着深刻的、也就是与历史原型无法克服的差别。尽管它们进入了国家的世界体系，这些差别仍然存在。制造一个抽象模式的计划，事先就把差异缩小了。找出共同点，譬如“国家一民族”的联系，或“国家一增长”的联系，并不意味着，人们去把现存国家缩小的唯一的一种类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断的错误之一就是，在存在着许许多多种形式的联系的时候，它构思了资本主义和国家之间的唯一的一种联系。在这一点上，这个论点和他的批评者中的某些人是一致的（如N·普兰查希著《社会各阶级和当今的资本主义》一1974年，法国入门出版社出版——的第169页。他以法兰西国家为理想原型，来论述一般的国家）。在批判性的分析中，是如何混淆日本的国家和美国的国家的？即使从新闻的角度，人们也知道，在美国，联邦国家及其机构，灵活地，但并非不无困难地，管理着巨大的工业—军事联合体。而在日本，国家调节着巨大的进出口，因为该国在国外几乎要购买全部的原料和出口大部分的产品。因此，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便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连接形式。（因为一些实际原因——这一卷的篇幅——对伊斯顿及其学派的现代的系统分析的驳斥部分，将放在著作的论争部分，作为第四卷的附件，而它本该紧接在黑格尔主义之后的。） 除了黑格尔的特征以外的其它一些特征，使我们得以确定民族特征。 重要的不同：在黑格尔的观念及其国家中，不存在政党的问题（除非是贬义的地下或半地下的阴谋小组）。然而，黑格尔通过英国，通过英国人，可能了解传统政党的存在及其活动。难道不该得出结论，黑格尔国家趋向的全面自立主义和最终状态使得政党成为无用吗？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党是从主义马克思派生而来的？可预见的回答是：现代意义上的党是在国家一民族范围内，源自一个整体战略的需要。这种战略既为内部增长所必需，又被外部竞争、也就是被一般由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儿指定的斗争所要求。 新浪微博账号：实践与文本 欢迎搜索并关注 实践与文本 编辑：杨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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