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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1日,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18个大队的基干兵力1,对八路军冀中军区发动为期近两个月的扫荡作战,即“三号作战”。战斗结果,冀中根据地主力部队被迫转移,冀中抗日力量受到极大损失;而且引发了连锁效应,山区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关于此次反扫荡经过,当年的亲历者们留下大量回忆资料,如聂荣臻、吕正操、程子华的回忆录等。一些军史、党史论著对此问题亦进行了研究,如姜克夫编著之《民国军事史》对此次反扫荡中冀中八路军首脑机关的转移过程以及较著名的战斗有较为详细的梳理;田苏的专题论文《冀中根据地在“五一”反扫荡中对党的策略的正确运用》不仅研究八路军反扫荡作战过程,而且扩展了“五一”反扫荡的时间范围,把八路军主力转移后的隐蔽斗争阶段亦归入此次反扫荡来研究,深化了对八路军主力转移后冀中抗日斗争的认识。2尽管前人已对“五一”反扫荡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扎实的研究,但仍有不少讹误,资料挖掘和具体历史过程的探讨尚可进一步深入。理解一场战役的关键一点在于理解交战双方的作战意图。关于此次反扫荡,需要弄清楚日军的作战意图是什么,以及八路军对日军作战意图的认识达到何种程度。但是,之前关于此次反扫荡的研究往往忽略或者最小化了此点。故本文拟重新梳理此次反扫荡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以对此作出说明。 一、日军扫荡冀中的计划
随着中日战争长期进行,日军华北方面军(下文称“华北方面军”)在“五一”大扫荡前对华北共产党和八路军已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从1941年开始,华北方面军意识到“华北治安肃清之成效,迄难如我意之根源在于共产党军之对民众渗透工作的深入与扩大”,因此,华北方面军在增加兵力的同时,加强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研究,对“剿共”策略作出调整,提出“剿共工作专靠武力讨伐,将难期待其成效。必须以热烈执拗之努力与军政民能力有机的综合发挥,以彻底摧毁、扼杀其组织力与争取民众之能力最为重要”。31941年6月15日创刊的《剿共指针》月刊中也指出:“近代的武力视政治性为重大要素,为剿灭以政治七分、军事三分进攻之八路军,我方之武力必须具备高度之政治性”。4为此,华北方面军为华北治安作战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与“蚕食”,发动“治安强化运动”与之配合;而且在扫荡中大肆破坏根据地人力与物质资源,通过政治工作班进行所谓“搜索剔除”、“匪民分离”。
与此同时,在具体扫荡作战方式上,华北方面军也在不断反思和总结,提出“扫荡战改为歼灭战”,因为对八路军“仅施以扫荡性示威,使其感受恐怖,并不能使其挫折瓦解,为消灭渠等实力之最有效办法,唯有实施小部队之游击战计划,一举而歼灭之”。对作战目标的选择上,则提出“歼灭敌之政权机关”,因为“控制游击地区居民,支援游击队之根源为政权机关”。5对扫荡作战具体战术,则实行构筑封锁线,限制八路军机动,“以大部队展开于广大正面而缩小包围圈”,注意采取发挥机动能力从远距离一举构成包围圈、便衣行动以及防谍等隐蔽作战意图的手段,反复地局部包围、奇袭包围以及运用“反转攻击”等等。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方面军更急切地期望恢复华北治安,变华北为战争的兵站基地。华北方面军高层意识到:“很难保证方面军不致因新作战之扩大而逐次调往作战正面,或随着兵力的抽调而改变防守观念。一旦洞察将来战争发展之动向,早日完成确保华北之安定,占有得以顺应新企图之态势极为重要”。7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指出“今后方面军……不仅须极力确保现有之管辖区,更应制敌蠢动于机先,加强作战,以谋求提高治安之稳定性,并努力开发取得重要国防资源,以厚植我国力,提高并促进军在现地之自给自足”;“确保华北国防资源及交通线之重要性大增,此为方面军使命之一半”。8日军治安作战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剿灭敌对势力、保证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与运输。 1942年2月,华北方面军制定并下达该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确定本年度“尤其先将重点指向河北省北部的治安,并力求完成国军总兵站基地之使命”。9
选择冀中作为年度计划重点10,在于该地区对日军治安肃正和资源开发有重大意义。华北方面军高层考虑到“此地区为河北中心部分之谷仓地带,在战略上及经济上均属重要,但中共势力已在此蔓延,且根深蒂固,并且成为培养缺乏农产品之太行山脉北部中共根据地战力之主要来源,攻击此一地区对扼杀其生机亦有重大效果”。11而且,冀中抗日根据地对日军主要交通线平汉、津浦、石德和北宁铁路的运营形成重大威胁。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这种威胁会大大减轻,并可使冀中丰富的资源为日军所用,对其把华北建成战争的兵站基地有积极作用。华北方面军报导部长在“五一”大扫荡开始后的5月12日说,“日军乃欲由于持久之作战与彻底肃清作战,行将使其一举完成为治安地区者……尤其因该地区乃华北之棉产地区,乃华北最有望之可耕地区,确信不久之将来,必能成为一大棉产地,而在'大东亚共荣圈’内占一重要之地位”。12完成冀中地区治安肃正,能达到一箭三雕的效果,符合华北方面军高层恢复治安,确保华北的国防资源和重要交通线的愿望。也正是这种愿望,使日军冀中作战强调要“以消灭敌根据地、加强对敌封锁等为主要作战目的”。13
但是,当华北方面军开始具体计划冀中作战时,日军内部出现反对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声音。长时间驻守于冀中的第一一○师团认为“像秋风扫落叶似的讨伐方式无法捕捉敌人”,部队应编成机动性强的多数讨伐队分置于作战地区内之要点待命,“利用现地之各警备队的侦察及联络网,一获得敌情立即出动,采取反复合击之守株待兔方式为宜”。分散配置之部队的指挥官握有相当之机动力量,则效果更大。“在无敌情期间,各队推行原来的治安工作,不论有无作战,必须谋求一贯之对民众工作的深入与透彻”。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则考虑到“政治、经济、思想宣传等对民众之策略固然重要,但民众系跟随可保护其生命及保障生活之强者。此系压制中共党军之基础”,由此“治安工作才得以开花结果”;而且冀中地区“中共党、军、政、民的结合根深蒂固”,军队成为中共组织抵抗日军军事、政治渗透的坚强后盾,故最终决定采取积极作战,经过大扫荡“使敌之据点粗略暴露,破坏其党、军、政、民之结合体,然后将此一地区做为真渤特别行政区,分散配置二个精锐兵团,以长时间确立我方之军、政、会、民的组织”。14
在华北方面军看来,彻底扫荡冀中的困难有四。一是分散在广阔地域内的八路军主力难以捕捉;二是中共党组织深入民众组织起来的民众武装大多与生产完全结合,难以区分中共与民众;三是冀中中共之政治机构逐渐脱离军政范围而成为独立系统,拟由军事压制转为各种政治施策;四是中共深入伪组织内部的情报组织使日军军事行动难以保密。15故华北方面军除抽调原驻山西的第四十一师团与从武汉返回之混成第九旅团归方面军直辖作为此次战役主力外,还进行如下战前准备工作。一是开展特种情报工作,成功破译冀中军区电台密码,设置谍报班进行监听与测向。一是对作战企图严格保密,并从4月初开始接连对冀东、冀西与冀南扫荡,使冀中军区产生例行讨伐的错觉。此外,特别强调在武力支持下的政治攻势。华北方面军参谋副长有末精三4月中旬指派有关政务军官在保定附近进行现地调查。华北方面军各参战部队也积极准备,如扫荡主力第四十一师团提出扫荡中采用“追兔战法”;为提高部队机动力而在每个大队编有20人左右的自行车队、骑兵小队;并且加强联队附属特务工作队。16
4月中旬,华北方面军确定此次作战方针为“对以吕正操为司令之冀中地区中共军主力实施急袭包围作战,消灭其根据地,同时并用政治、经济及思想等各种策略,一举实现治安地区的目标”。以第四十一师团主力(6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两个步兵大队、第一一O师团白泷部队(4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第二十六师团坂本支队(两个步兵大队为基干)、骑兵第十三联队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小川部队共计18个步兵大队为扫荡基干部队,第一一O师团、第二十七师团、第二十九飞行队、河北省特务机关及石门特务机关配合。整个作战分三期,采用压缩包围战法,由白泷部队、小川部队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从5月1日开始分别扫荡滹沱河以北地区、河间与肃宁地区以及石德路以南地区(共约10天),使八路军难于判断华北方面军企图并将滹沱河北的八路军赶入滹沱河南由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构成的三角地带17,同时,第四十一师团乘火车佯动至邯郸,做好向石德路展开之准备;继而第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从石德路由南向北,白泷部队和小川部队从滹沱河北向南将三角地带内的八路军包围消灭(约5天);然后进入第三阶段第一期作战(约10天),进行反复扫荡,消灭敌人和根据地设施,尔后进入第三期第二阶段作战(约15天),在扫荡同时大力推进各项建设。最后,第四十一师团转入对此地区的警备状态,正式开始推进建设。18
不少资料称华北方面军“五一”大扫荡出动了5万人左右的兵力19,从上述作战规划看,这一数据似乎不确。华北方面军为此次扫荡集中18个大队作为基干兵力,而日军一个大队的人员编制在810-1270人之间,因此,华北方面军此次扫荡的基干部队兵力应该在1.7万人左右。20而冀中军区此时经过军队编制调整,改为每个军分区辖一个主力团、一个基干团和三个地区队,主力军包括主力团和基干团,地方军由地区队、县游击大队和区游击小队组成21;此外,冀中军区直辖骑兵团和回民支队。因此,冀中军区主力军在1.4万人左右。22日军训练、装备远远超过冀中八路军,加上平原作战便于日军机动,日军拥有的巨大优势不难想见。
华北方面军根据形势要求和总结过往经验而准备发动的“五一”大扫荡,使冀中抗日根据地面临空前险恶的局面。程子华后来在反扫荡总结中认为日军“对冀中区有了新的认识,它并采用了五年来'扫荡’华北的经验,特别是近一年来对晋东南和北岳区'扫荡’的经验,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使用了四万以上的兵力,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毒辣和阴险”。23应该说是对日军“五一”大扫荡比较准确的认识。 二、八路军的反扫荡准备
1941年日军对根据地进攻加强时,抗日根据地内部也面临巨大困难。八路军扩军已近根据地人力、物力极限,武器装备严重缺乏,部队技战术能力较差。24中共意识到“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在武器未改变之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提出“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25该方针落实到反扫荡作战上,则是针对日军构筑封锁线、以大部队展开于正面而逐渐缩小包围圈的战术,提出“一般的应采取灵活的、分散的、先后的转移,遵照一般的内线作战指导原则已不适用了,一般是初期以积极的游击动作,其主要目的是查明情况,中期是分散的转移,末期向敌作分散的或适当集结的打击敌人”。261942年2月,八路军总部进一步指示反“扫荡”作战“应以破坏敌之长期'扫荡’与分散'清剿’为目的”,“当敌主力进入我腹地后,我主力部队应大胆的向敌之重要交通线上,特别是进攻我根据地敌之后方乘虚积极活动”,同时“应以有力部队宽正面的向敌人之临时补给线上活动,打击敌运输队,中断其后方供给”,“另以一部兵力配合各地方部队及人民武装,向深入我腹地之敌开展大规模之游击战争”,“在有利条件之下,亦不放弃集结较大兵力消灭敌之一股或一路,但一般在反'扫荡’末期为宜”。27冀中军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指示下属军分区:“我之方针一方面在于熬时间的坚持,以渡过更加残酷与困难的局面;另一方面要从各方面来保持与储存我之力量,以准备与迎接这更加接近了的新局面”。“对巩固区、敌占区、接敌区不同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应更加注意。对敌之'扫荡’,必须反抗之,粉碎之,但不能了解为战术之拼命,而且打击敌人之抢掠”。28实力差距决定了中共反“扫荡”作战不能以保守地域为原则,保存实力乃为长期坚持敌后抵抗日军的上上之策。
需要注意的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由山区和平原两部分组成,平原根据地的情况与山区存在一定差异。随着日军对根据地进攻加强,冀中等平原根据地的形势比山区根据地恶化更快。日军据点的扩张在平原力求面的扩散,在山区呈线式,到1940年底,日军在冀中区据点超过500个,数量为当时华北八路军各根据地之首。29进入1941年后,由于日军实行分区扫荡和蚕食政策,冀中根据地处境更加艰难。冀中根据地十分区在1941年日军扫荡中沦为敌占区。对日军的“蚕食”政策,尽管八路军已注意到革命的两面政策和派遣武工队等策略,但此时主要打击方向在正面,破路填沟,攻打据点。30由于敌我军事力量的差距,1941年底,抗日根据地“在敌'蚕食’下缩小六分之一,在平原[损失]更大”。31这期间,作为冀中军区上级,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都感到平原根据地形势严峻,要求冀中区提高警惕。聂荣臻于1941年7月即电示冀中区领导人黄敬等:“冀中游击战争的方针,仍应以明的武装斗争为主,配合以其他斗争形式。但要考虑武装斗争可能逐渐转变为隐蔽的方式,对此应预有部置,否则一旦被迫转变,就会困难多,损失大。”32彭德怀于11月电示冀中区领导人,批评冀中区提出的“今年是决定命运的一年”的口号,指出“这种提法将使下属发生轻敌与忽视战争长期性的思想”。3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总部对形势判断趋于乐观,认为“华北的局势虽然仍是严重的,但无论如何是会比较轻松与缓和些。估计:1.敌人增兵到华北的可能是减少了或不可能了,还有[可]能从华北调些兵出去。2.在军事上敌以巩固现占领区为目的,加强占领区之巩固,仍向我进行不断的小'扫荡’,特别是平原,以图扩大占领区,逐渐削弱我军,摧毁我之根据地。大'扫荡’特别对山地大'扫荡’一般减少了,基本上是巩固已占领区”。34冀中军区受此影响,于1942年1月17日指示各军分区,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之大部陆军,特别是华北军队虽不能调地,但增兵华北的可能暂时消灭,兵力也更加消耗与分散,势必以[不]可免的在军事上的力量必相对的减弱,为供给战争,必须确保占领区,更加强对我根据地资源之抓取。此种矛盾产生了敌后抗战的新形势”。“敌组织较前规模更大的'扫荡’将暂时不可能了,但小的扫荡,分区的'扫荡’则不会停止且将增加”;在日军攻占南洋得手之后,会“增强对我'扫荡’,可能集中较大力量进行局部地区的突击……集中较大与机动兵力于主要交通线及重要据点,以便确保重要点线及进行突击。因此,某些小的据点可能被迫放弃”。35显然,这种判断低估了华北方面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恢复占领区治安、支持战争而更加积极进行作战,发动大扫荡,摧毁根据地的可能性,冀中根据地轻敌思想迅速蔓延开来。曾任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参谋长的苏锦章回忆道:“自从'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这个口号提出后,一方面对部队起了一些鼓舞作用;另方面部队中也相当普遍地滋长了轻敌速胜思想。1942年1月17日,冀中区党委发出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工作指示》……部队中的轻敌速胜思想有了进一步地发展。”36思想松懈致使冀中军区对武装斗争可能变为隐蔽方式的必要准备工作也没有完成。冀中工委后来总结此时“准备更残酷局面的任务在精神上及思想上即忽视、放松,如精兵简政与两套干部的准备大部未完成”。37
形势没有按八路军总部估计的那样发展。1942年2月初,日军同时对晋西北和太行山发动扫荡,持续一个多月。因此,八路军总部于2月11日指示各兵团要“打破把目前新形势下敌之'扫荡’当着[作]以往一般'扫荡’看待的观点,反对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战局估计不足之乐观主义,反对麻木现象”;3月18又电示晋察冀军区,指出对敌后战争严重性估计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在群众中、一般干部中,甚至在某些领导机关干部中特须注意”。38而且,日军扫荡晋西北与太行山后又增兵于冀中主要点线。这些不能不让冀中军区警觉。4月,冀中军区接连下发反扫荡指示,“纠正了一月十七日《指示》中的基本观点,明确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不可能对冀中大的长期扫荡的观点,必须即时肃清。应进一步从思想上、物资上积极准备多事之秋的春季大扫荡’”。39但是,冀中区从上到下对形势的判断并没有完全转变。吕正操事后指出:“我们对敌人挟其太平洋战胜后,准备新冒险前的新优势来迫我作战,这一整个局势缺乏正确认识(这是从上而下愈下愈甚的缺点)。”40
尽管冀中军区能够通过日军兵力调动、民夫征集及日军对友邻根据地的行动等迹象来判断日军是否发动扫荡与扫荡规模,但是,日军此次扫荡的关键,即摧毁冀中、变冀中为治安区这一目的并没被冀中军区侦知。吕正操回忆当时“没有料到敌人这次反复'扫荡’时间长,而且到处建碉堡、修岗楼,实行'分进合击’、反复'清剿’和'梳篦扫荡’,往返寻找主力,捕捉干部,破坏领导机关。配合其守备队,进行'强化治安’,'确保占领’”。41
冀中军区不但形势判断出现偏差,没有侦知日军摧毁冀中的意图,而且,抗战进入第五年时,经历过日军多次扫荡的八路军对扫荡也形成了一些经验性认识。黄敬在“五一”大扫荡前做思想动员时提出:“我们要和敌人'换防’,看谁换得好。”42时任冀中九分区清苑县大队敌工干事的王作战回忆此次扫荡开始前他认为“这样的'扫荡’年年都有,历年的'扫荡’也都是以敌失败、我们胜利而终结。我们的根据地就是在敌人的'扫荡’和我们的反'扫荡’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传达反'扫荡’指示后,人们并不觉得特别地吃惊”。43时任冀中军区锄奸部干事的石明则回忆“五一”大扫荡前他对日军扫荡的认识:“敌人折腾十天半月,反'扫荡’就过去了。”44因此,4月下旬冀中军区以应对日军例行扫荡办法确定反“扫荡”方针为:各主力部队要突破敌人“扫荡”时的包围圈,由内线转到外线,转到敌后;地区队留原地区进行游击战;在敌人没有接近之前,冀中军区首脑机关仍留在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深、武、饶、安)一带活动,待敌人接近我们,基本形成合围态势时,再开始突破一点向外转移。积极部署战前准备工作:1.精简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党政领导机关,编余人员分散到地方坚持反扫荡;2.调第二十七团随领导机关活动;3.加强侦查、通信联络和保密工作。45与此同时,冀中军区各军分区也部署精简人员于地方、坚壁物资和主力分散伸向外线等反扫荡准备。冀中军区如此部署,使其战前准备存在缺陷。时任冀中军区作战科长的高存信回忆当时“对敌'扫荡’形势的估计,是'雨过天晴’'敌来我去,敌去我回’的想法,所以在各种准备上,都是不够的,特别放松了对敌长期、连续'扫荡’出现异常残酷与困难环境的足够警惕和准备”。46 三、5月15日之前的扫荡与反扫荡
4月28日,华北方面军下达作战命令。5月1日,按既定计划,坂本支队出定县、新乐,白泷部队出安国、博野、蠡县,小川部队出河间、肃宁,对滹沱河北冀中军区七、九分区从北向南进行扫荡,试图把这些地区的八路军压缩到滹沱河以南。独立第九混成旅团与骑兵联队配合冀南扫荡,护卫石德路;小川部队一部在小范镇附近滏阳河上筑坝拦水,利用河水构成障碍地带,并在滏阳河献县至小范镇段构筑阻截线。此时,冀中军区对日军的企图不明,凭借经验与敌作战。苏锦章回忆:“我分区第十七团、二十二团,虽然当时还不了解敌人'五一扫荡’的性质及其第一期作战阴谋,但是却凭借着过去的反'扫荡’经验,贯彻敌进我进的外线作战的反'扫荡’方针。”47
随着日军扫荡逐步深入,冀中军区对日军军事行动步骤开始明晰。5月7日,冀中军区指示下属军分区:“敌人企图第一步在于滹沱河北反复'扫荡’,建立据点,这样,向内推进,封锁周围,压迫我机关部队于深、饶、安中心区。第二步形成铁壁封锁,(然后)以重兵向我合围,要求决战。第三步长期'清剿’我基本地区,掠夺我人力、财力,破坏地方组织,摧毁根据地之生存力量……现在敌之'扫荡’正处于第一阶段之末。然其第二次动作即将开始”。但是,冀中军区此时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明显乐观,认为“'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败日本’已成为国际形势的结局”。基于对敌情和国际形势的判断,冀中军区提出“反'扫荡’总的方针,在于发动全民武装自卫,展开广泛的全面的游击战争,进行全面的坚持。一方面要求尽可能地保存军民人力、武力,避免'扫荡’之敌人摧毁。另一方面要抓紧一切可能积极托住阵地,以消灭敌人”;命令“主力除必要留一部分分散坚持外,应迅速先机跳出外线,伸向反'扫荡’作战重点及敌后空隙,积极向主要点线进行袭扰”,划定各分区的破袭目标为:“六分区磨头、衡水、束鹿、深县、宁晋及石德线”;“七分区定县、安国、西伯草、新乐,定安线及平汉线新乐至定县段(正定北)”;“八分区沧县、青县、文安、新镇、大城及津浦、平保、津保线”;“九分区饶阳、任邱、肃宁、望都、张登,高保、保蠡线及平汉线(保定至定县)”;“十分区积极乘机向大清河挺进,并相继爆破北宁路”。此外,“各分区大量使用便衣工作,编成爆破小组,向重要点线进行飞行爆破”。48冀中军区预判日军第二步作战地域深县、武强、饶阳与安平为冀中军区第六、八军分区辖区。根据冀中军区扫荡前确定的外线作战原则和此时的敌情判断,六分区主力之大部分散提前转出预估的日军合击圈,留下地方武装坚持。但是,六分区司令员王长江仍决定率领主力团的一个营留在深南根据地,理由是“敌人'扫荡’深南根据地,人民群众正需要子弟兵之时,我们不战而离开人民,失掉了根据地,责任至关重大”。49八分区主力同样大部分散转出外线,留基干团第三十团与地方武装坚持中心区。各县党政领导机关就地坚持反扫荡,有的县委还提出“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口号。此外,冀中军区骑兵团亦担负内线作战任务。
此时,华北方面军指挥部也面临一个难题:冀中军区主力部队是否还在第二期作战地域内。日军虽在特种情报上投入精力,并有所收获,但仍无法确定八路军的准确行动方向,能够得到的情况只是:“各军司令部转变无常,在同一场所不超过三天。敌军部队是否确实在于作战地区内,系方面军最关心之问题,但其动向并不详。”50而日军第二十七师团5月7日急电华北方面军:“综合研判各项情报,在三角地带内之敌军主力正向其东北方地区陆续逃避移动中。因此方面军必须改变作战计划,将第四十一师团调至天津方面,在子牙河、任邱、河间地区包围歼灭敌军。”对此,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综合分析各种情报后,判断“三角地带内之敌似已预知我作战企图而动摇,部队及居民确有移动,但军区之主力依然在三角地带内,第一(二)期作战之方针无变更之必要”。因为:第一,冀中地区是“晋察冀边区之供应来源地区,已经多年努力建设,不致于轻易放弃。尤其最近为防备日军之征讨,紧急构筑根据地的地下设备”;第二,“从对民众工作而言,中共军不可能抛弃民众而单独逃到远隔地区。尤其已变成根据地之地盘,为了将来的生存要加以空屋清野将难于实施”;第三,“即使正规军暂时逃避,但尚有土著之军、分区军及民兵存在。而且并无正规军大部逃避之确实证据,勿宁有敌方宣传之意味”;第四,“军区及各军分区司令部虽然不断移动,但依据通信情报研判,依然在三角地带”。为防止八路军突围,是日夜华北方面军命令小川部队“扼守滹沱河及小范镇以北之隆(滏)阳河的主要渡河点,并搜索企图逃出之敌加以捕捉歼灭”,骑兵联队“迅速集结于束鹿,于8日清晨开始行动,扼守小范镇与衡水间的隆(滏)阳河之线”。51
当日军试图加强滏阳河封锁线时,活动于滏阳河西岸的冀中军区机关已开始向外转移。因其5月7日发觉滏阳河水位上涨。这意味着日军把小范镇附近水坝的水闸放下,令该镇以上滏阳河水位上涨形成障碍。因此,冀中军区机关和随同活动部队趁日军合围扫荡还未开始之际,于5月8日夜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小范镇南边附近渡过滏阳河,进入滏阳河、子牙河以东地区,跳出了日军第二期作战的包围圈。
冀中军区机关选择此时渡过滏阳河跳出日军包围圈是一个恰到好处之举,因为冀中军区机关在日军包围圈的薄弱环节被弥补前形成了突破。整个冀中区核心地带呈三角形,而这个三角形的两边滹沱河与石德路在扫荡一开始日军就形成严密封锁,但第三条边滏阳河却略显薄弱。小范镇至衡水一线日军最初只希望通过筑坝形成障碍地段。当日军察觉滏阳河封锁过于薄弱并增兵时,冀中军区也开始行动。日军增援部队从束鹿至小范镇差不多要行进100公里,而日军增援部队7日夜接到命令才开始集结,8日晨开始行动。冀中军区机关8日夜渡河,很可能因日军增援部队没有完全形成封锁而避开了日军堵截。八路军敌后抗战经验说明:“跳出敌人的合围圈,要掌握好时机,不可太迟,也不可太早。迟了,就会被敌人围住,遭受损失。早了,就可能跳出敌人这个合围圈,又陷入敌人另一个合围圈,或者使敌人发觉,改变计划,重新组织对我之合围。”52
5月11日,华北方面军按预定计划开始扫荡冀中军区腹地。白泷部队、小川部队和骑兵第十三联队封锁滹沱河与滏阳河;第四十一师团沿石德路由南向北扫荡,独立混成第九旅团(配属坂本支队和白泷部队的两个大队)由西向东扫荡,分别对深县东南和安平西南地区形成包围圈。扫荡和封锁部队统由第四十一师团指挥。为出其不意,日军第四十一师团按计划没有直接运送到冀中,而是先佯动到邯郸,于10日夜急速运到辛集与衡水之间展开。53因此,11日扫荡开始前,留在石德路北的冀中军区内线部队并没有发现异常。时任抗大二分校三团教员的王俊杰回忆:“在大'扫荡’的前一天,分区周围大小据点没有发现任何变化,也没有派夫要车。”54由于八路军主力提前转出,尽管日军费尽心思,仍没有捕捉到冀中军区的领导机关。按照日军对5月11日战果的说法:“中共军早已分散,穿着便衣,战果乏善可陈。”55但冀中军区坚持于深县等处的内线部队被挤压至饶阳、武强县境内。在日军紧接着对冀中根据地腹地划分区域、分区扫荡的行动中,冀中军区内线部队遭到日军合击。5月12日、13日,日军第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对武强至安平公路东北地区展开反复扫荡。12日凌晨,日军“从沧石路沿线各据点出发,分路进兵,从深安路以东、滏阳河以西、沧石路以北、滹沱河以南向我'合围’”;“东西长二三十公里,南北长一二十公里的封锁线上,日本兵一个挨一个,并肩向中心推进,连庄稼地里的野兔都被赶得东跑西窜”。一天下来,骑兵团“三四百名指战员壮烈牺牲”。565月14日、15日,上述部队又对深县东北和安平地区反复扫荡,并调派小川部队和骑兵联队对滹沱河以北地区进行搜索与攻击。亦在5月15日,日军第二期作战结束,准备开始第三期作战。 四、八路军主力向外转移
5月15日,冀中军区向各军分区下达反清剿作战命令,一方面指出“主力除一部仍留基本区及少数机关未能跳出外,大部均已脱出包围,我之反合围已获得初步成效”,“德对苏夏季攻势已开始,日寇有发动北进配合可能。因此,对我'扫荡’有更加急迫与迅即转入'清剿’阶段之势”。提出反清剿的关键在于“保存干部,保存地方下层组织,保存青壮年”与“加强农村团结”;“在外线主力军不是分散活动,而是集中一定兵力袭击重要城镇与交通线”。另一方面,冀中军区对日军保持警惕。考虑到日军“因其合围扑空,有移兵一部回到外线重组合围的可能”,冀中军区把当前阶段定位为“处在敌人准备再合围与转入'清剿’的时期”,提醒各军分区“准备反对敌人之再合围'清剿’”。57
但是,冀中军区对敌情的估计和己方的部署在五天后发生改变。早在日军第二期作战末期,冀中军区腹地坚持反扫荡的干部中就流传日军扫荡快要结束的说法。王俊杰回忆:“深南的县委领导集中以后曾说:'这次反扫荡,我们又胜利了!’”585月16日后,部分日军的撤退迹象似乎更印证了他们这一判断。吕正操回忆:“5月22日,住在后陈庄,从几天来得到的情报分析,敌情可能发生变化,因为敌人分区扫荡以后,撤走了六七千人。同时,平大公路上天天有敌人的汽车向北开去,好像是陆续撤兵。”59时任冀中八分区青救会主任的张曙光也回忆他于5月20日得到消息:“敌人除留下百十个伪军、十几个日本兵外,'扫荡’的大队人马都撤退到县城去了……据传,下一步还要'扫荡’,成立伪政权,建立情报员,查户口,建立什么爱护村等。”60而且,冀中军区“从天津、保定等大中城市收到的情报,都有日本天皇被刺的传说”。61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八路军总部于5月18日电示晋察冀军区,判断日军扫荡“企图是彻底摧毁和重新建设”,提出“为了长期坚持冀中,坚持华北”,需要“改变某些斗争方式,以求减轻这次损失……甚至部分地区根据地改变性质也是极难避免的,与其被迫,不如主力先机的予作准备,减少损失为有利”;建议冀中军区“抽出正规军3个团及部分地方军转移至山地(冀中平原留地方军2万—2.5万),加强山区作战,争取扩大山区根据地”,“某些地区的地方斗争方式须立即准备和采用两面政策”,做好长期反扫荡的准备,“在最后阶段之反清乡斗争中巩固群众与军队的政治情绪……准备随时打击敌伪分散'清剿’是全战役的重心”。62但是,冀中军区判断日军扫荡可能进入末期,没有接受八路军总部的转移建议。635月20日,冀中军区电示第六军分区:“敌扫荡部队已暂时回撤,应迅速整顿部队进行恢复根据地工作……目前反扫荡的中心任务,在于内线展开反清剿,反抓捕斗争,外线部队展开破袭,开辟地区……以得力部队深入内线,六分区的一团应立即回深南恢复社会秩序,打击敌人的清剿,收容失散的部队。”5月21日,冀中军区对第六、八、九分区发出《关于反敌'清剿’恢复根据地》的指示,“要求第六、第八、第九军分区主力部队,回到中心区去,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积极打击小股'清剿’和立足未稳的敌人,阻止敌人修路、挖沟和平毁我们的道沟”。64而且,与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一起活动的第二十七团也奉命侦察滏阳河东岸的日军重要据点小范镇。
可是,此时日军并无撤军计划,反而正如冀中军区15日所判断的那样,除对冀中根据地核心区进行清剿外,移兵一部到外线扫荡。据日军战史资料,日军5月16日开始第三期第一阶段作战。因日军判定“中共拟加以固守到底,分散潜伏试行坚强抵抗”,故“第四十一师团(配属部队同前)扫荡滹沱河、隆(滏)阳河和石德铁路三角地带;白泷部队及小川部队以高阳、饶阳连线为地境线,扫荡滹沱河以北地区”,“第二十七师团搜索预期自任邱方面(白洋淀东南地区)逃逸之敌军集团,力求急袭击予以歼灭”;而且日军判断位于三角地带的八路军被压缩到深县东南地区,计划由第四十一师团于23日发起攻击。65
5月20日,日军扫荡冀中区外围青县、建国地区。5月23日,已返回根据地的六分区部队在深南遭到日军合击。日军战史称:“敌军之行动敏捷,当初不容易加以捕捉,但到处均发生不期遭遇战,亦有据守部队,进行顽强抵抗之敌,24日的扫荡战更获得相当大的战果。”66亦在同日,位于冀中根据地核心区外围的任河大地区也被日军扫荡。与此同时,冀中军区的外线作战亦不顺利。冀中军区七分区5月15日后集中部分部队三次向日军的城镇和交通线进攻,结果是第一次“奔袭定县未果,毁敌城关桥梁一座”;第二次“当日就遭到邯郸、东长寿、寨里和南孟等据点敌守备队的进攻。激战竟日……黄昏后,被迫返回我原中心区”;第三次亦是受日军数个据点合击,“激战至黄昏……被迫退回我原中心区”。67
5月26日,日军开始第三期第二阶段作战。华北方面军“鉴于三角地带尚有残敌潜伏继续游动,同时外围之敌亦有加以策应蠢动之状况”,决定主要攻击“沧县、高阳、望都之线以南为主之冀中地区的敌军势力,尤其实施三角地带内之根据地设施的清除工作,并强力推行与此密切结合之各项建设工作”,计划进行15天。68为此,日军设立“真渤特别行政区”,管辖冀中22县,由第四十一师团对于该地进行警备;白泷部队和小川部队归还原建制,重新派遣第一一O师团和第二十七师团参加作战。 在第三期作战中,对根据地进行政治清剿,破坏中共党、政、军、民间牢固结合是日军的一个重要目的。为此,日军在大规模修路建碉,分割根据地的同时,下大力捕捉干部、挖掘坚壁物资及建立伪组织。日军此次扫荡中除了用酷刑和烧杀来向老百姓逼问八路军、地方干部的去处和被坚壁物资的埋藏地点外,打出诸如“光打八路军,不打老百姓”、“在野外是八路军,在村里的是老百姓”、“参加集会的是老百姓,藏在家里的是八路军”69的口号分化八路军和老百姓;在各村建立维持会;提出“没收逃亡民众土地和先用法币再换伪钞的土地金融政策”。70因冀中区在思想、组织、政治上准备不足,日军这一整套军政策略对冀中区中共基层组织产生极大破坏。冀中区党委在6月4日指示各地委“今天最危险的就是我们许多区村干部孤独地爬在窑里(群众一般已回村),空喊斗争,或不顾及群众的觉悟与实际困难,只是咒骂群众,而村子里面却陷入群龙无首的状况”。71吕正操在反扫荡总结中谈道:“缺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暂时退守的准备……不积极领导群众作有秩序的退守与掌握两面政策,爬在洼里空喊斗争;或对新形势到来束手无策,放弃斗争,放任混乱现象扩大。”72冀中工委后来则更为全面描述混乱局面为“在组织上各种制度停止,上下左右失掉联系,阵容大乱”;“在政治上、思想上动摇,自首投敌叛变,单纯坚壁、逃跑、恨自己、打自己、参加伪组织和道门、托人照相登记、弄证明书、对抗战胜利没有信心、情绪低落,坚持'三不主义:妥协不投降,坚持不工作,投敌不叛变’”;“在工作上迷失方向,对'扫荡’后形势无明确的认识,工作东抓西抓,无组织无计划或者停止工作”。73
冀中军区此时处境异常艰难。首先,冀中军区部队从地方上和老百姓中得到的支援减弱。苏锦章回忆:“由于上级领导对形势估计不足,对敌人这种性质的'扫荡’没有相应的准备。所以,当敌人的'扫荡’突然展开,特别是到了五月下旬,我区干部和群众中,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即一度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混乱现象。使我军不易得到地方和群众的有力支援。”74时任冀中根据地武强县委书记的严镜波回忆:“维持会有的通敌送情报,有的来求情:'鬼子知道了会把全村杀光烧光,老百姓遭殃,你们心里也不忍’。婉转地把我们拒之村外。”她还回忆:“面对强敌,部分同志失去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有的人躲进据点或回家隐蔽,也有人带队投敌。”75其次,日军同时在根据地腹地和外围扫荡,大大压缩冀中军区部队的活动空间。冀中军区反扫荡总结谈到日军第二期作战结束后,向外线“进行奔袭合击,到处建立临时据点,对我转出外线之主力,则以连续奔袭与拉网式的合击,以图与其内部围剿的兵力互相呼应……阴谋使我军内无立足之地,外无喘息之机”。76再次,冀中军区部队后勤补给遇到困难。苏锦章回忆:“卫生所被敌人摧垮后,伤病员则无处收容,无处疗养,而出现了在哪里打仗,就将牺牲的同志掩埋在哪里的战场上,将伤病员就地'坚壁’在哪个村庄的群众之中……但是,在残酷的反'扫荡中’,群众本身尚且自身难保,对掩护伤病员当然就力不从心。所以,不但伤病员缺医少药,而且也难以栖身,以致不少的同志被敌人杀害”;“修械所、造弹厂和被服厂被敌人摧垮后,我军的弹药来源被断绝了(缴获敌人的弹药是很有限的),武器不能修理,被服不能补给。”77而且,冀中军区战前配发给部队的弹药极为有限。苏锦章回忆当时“每支步枪平均子弹约30发,每挺机枪平均子弹四百发”。78六分区部队在5月23日李家角战斗中子弹所剩不多,战士们不得不用砖头来迎击日军。79第四,冀中的地形环境已不利于八路军大规模活动。“自五月下旬以来,我根据地逐步被敌人的碉点沟路所分割,敌人的碉点间逐步构成了步兵的火力联系。我军遂处于敌人战术包围之中”。而且,“敌人把我于1938年所挖的道沟大部平毁”。80第五,冀中军区情报通信系统受到打击,上下级间联系经常中断,影响作战。参与七分区情报工作的牛臻回忆:“五月上旬滹沱河北各情报站特别藁无中心站处于瘫痪状态。滹沱河南中心站还可以坚持上送情报,到了五月下旬,工作也基本上停顿下来”。81苏锦章则回忆:“无线电通讯的联络时间也难以保证。电报时常不能按时发出和接收,以致各级不但难以了解战役情况,就是一、二十里之外的战术情况也很难了解,甚至临近村庄有无敌情和我军也往往不了解”;“部队分散活动,虽然也规定了联络地点,但是由于各级的位置变动快而且多,当派出的通讯员回去后,部(分)队转移了而找不到他们的位置;同时,联络地点也时常发生意外情况,难以起到它的作用。”82
面对艰危局面,冀中军区领导机关终于明确“冀中为敌北进之后方基地,敌欲确保已具决心”,日军“反复奔袭我之主力与机关,使我无立足之地,无喘息之机”,“目前形势之严重非短期所能打开,因此我之方针,除不放弃一切可能与敌作斗争外,必须尽一切可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836月1日,冀中军区电告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准备转移。6月4日,冀中军区“为保存有生力量以待时机”,命令各军分区部队向冀南和路西转移,“自拟路线,自定移动时机”。84但是,外转并不容易。八分区司令部6月8日在肃宁薛村遭日军合击,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牺牲。至于八分区司令部受日军合击的原因,吕正操回忆:“司令员和政委意见不一致,错误地选择了转移方向。常德善……主张按军区的指示向大城一带外线转移。王远音……认为根据地可靠,他主张向肃宁内陆老区转移。”856月12日,冀中军区首脑机关在冀南威县掌史村被日军包围。八路军采用“示弱”策略,用步枪、手榴弹及轻机关枪迎击日军,直至下午才使用重机枪和迫击炮,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夜晚,冀中军区利用夜幕掩护,突出日军包围,转进至太行山。其他奉命外转部队也遇到或大或小的麻烦。
日军指挥系统此时亦发觉“敌方之颓势显著,因而研判敌军将离开根据地实施游动,现正面临全面的困境”,故6月4日决定把5月26日开始的第三期第二阶段作战于6月11日后再延长10天,“以谋治安作战的彻底,及促进建设”。866月20日后,部分扫荡日军撤走,第四十一师团对冀中地区转入作战警备姿态,实行高度分散部署,修碉、筑路和挖沟,继续进行清剿剔抉。
此次冀中作战双方的伤亡人数,八路军与日军的统计有较大分歧。日军宣称敌军“遗弃尸首9098具,俘虏5197人(另有嫌疑犯20568人)”,而日军“阵亡161人(其中军官9人),伤323人(其中军官14人)”。87但这个数字并不可信。因为不少日军所谓的“遗尸”很可能是普通老百姓。至于日军的俘虏人数,可以从王雪文的经历中看出个大概:“到中午时间,日军将换上军装的老百姓充当活捉的八路军……用汽车运到定县城。”88八路军的统计结果,高存信回忆冀中“五一”反扫荡作战中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伤亡指战员4671名,区县游击队损失5300余人,被杀害、抓走的群众达五、六万人”,“击毙日伪军坂本联队长以下官兵3891名,击伤日伪军加岛大队长以下官兵7521名”。89 五、结语 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外转后,冀中被日军的点线细碎分割。这种情况下,冀中是否还要坚持?如果要坚持,怎样坚持?这一系列问题摆在华北地区中共和八路军领导人面前。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6月10日即确定冀中必须坚持。“冀中对敌对我都极重要。如冀中不能坚持,不仅北岳区将感更多困难,冀南与冀鲁豫边平原亦必难以坚持。因此,坚持冀中游击战争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在如何坚持冀中问题上,晋察冀军区指出:“在中心地区与外翼环境日益严重地区,将<转>变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我之斗争应按保存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原则,防止过左的突击……但也不能消极地等待时机”。90冀中军区进一步提出“今后斗争形势[式],主要是高度分散的(在互相联系的各个小块中)、广泛的(从主力到民兵,从公开武装到秘密武装)游击战争与两面政策的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在组织形式上,主要是短小精干的非法组织与利用公开半公开合法组织的互相联系,互相配合。目前方针应抓紧青纱帐时期,克服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混乱现象,作有秩序的退守,切实收容与整理布置工作,完成各种斗争形势[式]与组织形式的转变”;“目前对敌斗争要点,在于把敌人疯狂凶焰避过,使之失去攻击目标;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软化与争取汉奸叛徒及对我有成见者,力求关系缓和;对内则力求团结,巩固党与群众联系”。91但是,此时没有把各种形式斗争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晰,“对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坚持武装斗争的思想不够明确”92,出现把“武装斗争降为配合的地位,两面政策升为主要的地位”93的情况,甚至“个别区域发生了取消武装斗争的现象,及一切对敌人无条件让步的倾向”。94
八路军总部察觉了这一现象,彭德怀适时提出“敌兵力不足,与我军事力量对比只占相对的优势,而我政治上占绝对优势”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以为在平原应是合法的、隐蔽的斗争为目的,实质上是不承认平原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存在,取消了公开的武装斗争,其结果是必然退出平原”。95最终,冀中的总方针确定为“坚持平原群众抗日游击战争”。目前方针为“隐蔽的掌握乡村政权,建立与开展城市工作,加强交通点线区域的广泛统一战线工作。斗争方式,以隐蔽的武装斗争为主,但必须有公开的、小型的、来往不定的武装斗争与之配合……同时须善于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96
这样,冀中的抗日斗争利用青纱帐掩护开始艰难转变。在党组织上,冀中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统一领导武装斗争和各种秘密斗争;公开的基层党组织改变为秘密党支部,建立秘密区委和平行支部,新发展的党员组成新支部,和原支部平行。在政权上,精简政府组织,改变组织机构,开展两面政权斗争,建立堡垒户,积极挖地道。在统一战线上,积极开展对伪组织、伪军工作,冀中区各级党委设立敌伪军工作部,区委设敌工委员,基层党支部设敌工小组;同时,更注重对各阶层团结的巩固。在武装斗争上,化整为零,部队以班组为单位穿便衣活动,派遣大量武工队开辟地区。冀中敌后斗争进入一个新时期。 八路军与日军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使日军常常为出招者,而八路军只能是接招者。这一过程中,减轻日军扫荡带来的损失的关键在于准确预判日军的意图。但冀中军区在此次反扫荡中受各种因素制约而误判日军意图为一般性扫荡,直至形势全面恶化,才最终认定日军的意图为彻底冀中根据地。
这种误判带来两点直接后果。第一,事前反扫荡准备不充分。冀中区党政基层组织、民众武装对根据地变质毫无准备,造成了一时的大混乱。第二,八路军主力部队过长时间留于冀中平原与日军周旋。虽然八路军主力采用转移至外线的战术较顺利渡过了日军第一、二期作战,但是,当日军在第三期作战中实行内线清剿、外线加紧合围的战术时,八路军立刻陷入了困境。也许正因为这利结果,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回忆此次作战时,认为“冀中作战,以日军之对共作战而言,或许可以说是最进步而最有改善之政略战略”。97
虽然冀中八路军主力部队转移,但冀中不能轻易放弃。日军兵力不足,形成了前紧后松、此走彼伏的态势;同时,日军大量扩充伪军来弥补其兵力不足,造成其战斗力不断下降;加之冀中曾是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八路军调整对策,采用隐蔽斗争的形式,运用两面政策、派遣武工队和扩大统一战线,显现出愈挫愈勇的态势。此后的事实证明,八路军和日军的较量远远没有结束,中共在冀中平原的恢复、发展难以阻挡。（《抗日战争研究》2013.5，作者：邹铖） 注释 1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黄朝茂译:《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版,第219页。 2参见姜克夫编著《民国军事史》(第三卷下),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442页;田苏:《冀中根据地在“五一”反“扫荡”中对党的策略的正确运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廖运潘译:《大战之前华北“治安”作战》,“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版,第716、718页。 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之前华北“治安”作战》,第770页。 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之前华北“治安”作战》,第812-813页。
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之前华北“治安”作战》,第717、836-837、896、903、905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60-62页。日军关于扫荡的新建议从上述两册资料看,有些建议为1942年初才得出的经验。其实,这些新战法在1941年对抗日根据地的作战中已经大量使用。参见《第一二九师一九四一年前四个月作战总结报告》(1941年7月28日)、《反对敌人大“扫荡”的战术指示》(1941年10月16日),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军事文选编辑组:《刘伯承军事文选》(第1册),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4、402-403页;《粉碎日军秋季“扫荡”的经过及基本经验教训》(1941年11月21日),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160页。 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33页。 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34-35页。 9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163页。 10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日军计划大纲中的治安重点河北省北部是否指冀中平原。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此时河北省北部确实是指冀中,详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199页。 11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00页。 12转引自程子华《敌对冀中“扫荡”与冀中战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92-593页。 1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00页。 1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37-238页。 1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12、217-218页 1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199、218、223-224页。 17指冀中军区的中心地带饶阳、安平、武强和深县。 1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19-221页。 19涉及此数据的资料,如吕正操回忆:“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调集其直辖部队四十一师团和独立第九旅团的主力,以及一一○师团、二十六师团、独立第七旅团各一部共五万余人(不包括伪治安军和警备队在内)……”(参见吕正操《冀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页);曾任冀中七分区政委的吴西亦回忆五一大扫荡中日军调动了5万多人(参见吴西《老骥忆烽烟》,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 20日军一个大队的编制因该大队所属师团或者旅团的不同而有一定差距,常设四单位制挽马师团一个大队1091人,常设四单位制驮马师团一个大队1150人,临时三单位制挽马师团一个辖三个大队的联队2909人,丙种师团一个大队1270人,独立混成旅团一个大队810人(参见耿成宽、韦显文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351页);此次日军扫荡部队中第四十一师团和第二十六师团属于临时三单位制师团(参见耿成宽、韦显文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第115-117页),关于第一一○师团,《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一书把此时的该师团作为四单位制的师团,但是,因白泷部队指挥官白泷理四郎是步兵团长,故可以判断第一一○师团已经改为三单位制师团,因为步兵团长一职只有三单位制师团设立(参见荣维木《关于日军的编制及其译名》,《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第212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23页);因此,此次扫荡的日军直接参战部队中师团所属大队的人数应为每大队接近1000人,故18个大队的基干兵力大概有1.7万人。 21《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冀中武装领导问题的决定》(1942年4月15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633页。 22根据现有资料显示,冀中六分区主力团和基干团的兵力分别为:1632人和762人(参见《冀中军区第六军分区大事记》,《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8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6年2月编印,第185页);七分区主力团和基干团的兵力分别为:1950人和655人(参见《冀中七分区人民抗日斗争大事记》,《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9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6年3月编印,第53页);十分区主力团的兵力约为1200余人(参见成学愈《“五一反扫荡”中的冀中领导机关》,《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3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7年1月编印,第104页);基干团的兵力为1300余人(参见《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第二十九团抗日斗争史略》,《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2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5年11月编印,第164页);八分区与九分区的兵力状况不清,但是,已有的资料显示九分区主力团辖11个连,基干团辖5个连(参见《冀中九分区人民抗日斗争大事记》,《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3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5年12月编印,第50页),而日军的情报显示冀中八路军一个团的兵力为1000—1500人(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11页),因此,可以大概估计出八、九分区的主力团兵力应为1500人左右,基干团应在700人左右(参见《冀中应进行反“扫荡”准备》(1941年7月11日),军事科学院《左权军事文选》编辑组:《左权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9页);冀中军区直辖骑兵团的兵力为1200余人(参见李耀华《战斗在冀中平原的骑兵团》,《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0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5年10月编印,第107页),回民支队人数1700余人(参见徐斌《回民支队纪高庄突围战》,李秉新主编:《血色冀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故冀中军区主力部队约1.47万余人。而日军的情报估计冀中八路军为1.4万余人(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11页),结合以上数字,冀中八路军主力应为1.4万余人。 23程子华:《敌对冀中“扫荡”与冀中战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华北大扫荡》,第594页。
24参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244页;《朱德、彭德怀、左权关于冬季军事教育的指示》(1940年11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89-590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之前华北“治安”作战》,第804-805页。 25《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第716页。 26《关于一年来作战、建军情况及明年军事方针与任务》(1941年12月),军事科学院《左权军事文选》编辑组:《左权军事文选》,第807页。 27《日军“扫荡”太北、太岳区的特点及我应采取的对策》(1942年2月11日),军事科学院《左权军事文选》编辑组:《左权军事文选》,第861页。 28《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工作指示》(1942年1月17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01-602页。 29《敌寇在华北之现行军事政策》(1941年3月31日),军事科学院《左权军事文选》编辑组:《左权军事文选》,第656-657页。 30张达:《“五一”变质后冀中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河北党史资料》(第5辑),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1986年编印,第7-8页;吴西:《老骥忆烽烟》,第187、193-194页。 31《关于一年来作战、建军情况及明年军事方针与任务》(1941年12月),军事科学院《左权军事文选》编辑组:《左权军事文选》,第798页。 32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页。 33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257页。 34《关于一年来作战、建军情况及明年军事方针与任务》(1941年12月),军事科学院《左权军事文选》编辑组:《左权军事文选》,第805-806页。 35《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工作指示》(1942年1月17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01-602页。 36苏锦章:《冀中第七军分区“五一”反“扫荡”的回顾》,《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5年7月编印,第60页。 37《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中工委关于冀中反“清剿”斗争的指示》(1943年12月),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38《日军“扫荡”太北、太岳区的特点及我应采取的对策》(1942年2月11日)、《太行区春季反“扫荡”经验》(1942年3月18日),军事科学院《左权军事文选》编辑组:《左权军事文选》,第860、876页。 39苏锦章:《冀中第七军分区“五一”反“扫荡”的回顾》,《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第60页。 40吕正操:《两个月来冀中反“扫荡”斗争经验初步整理》(1942年6月29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71页。
41吕正操:《冀中回忆录》,第206页。 42原星:《忆冀中“五一”反扫荡中的领导机关》,《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4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5年12月编印,第42页。 43王作战:《“五一”大“扫荡”亲历记》,李秉新主编:《血色冀中》,第440页。 44石明:《“五一”反“扫荡”中的一段经历》,李秉新主编:《血色冀中》,第244页。 45参见吕正操《冀中回忆录》,第200-201页;高存信:《冀中军民粉碎日寇“五一”大“扫荡”渡过难关,赢来胜利》,《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第5-6页。 46高存信:《冀中军民粉碎日寇“五一”大“扫荡”渡过难关,赢来胜利》,《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第7页。 47苏锦章:《冀中第七军分区“五一”反扫荡的回顾》,《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第62页。 48《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关于敌“扫荡”冀中及我之对策》(1942年5月7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38-640页。 49王俊杰:《冀中六分区反“扫荡”片段》,李秉新主编:《血色冀中》,第222页。 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18页。 51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27-228页。 52成学愈:《“五一反扫荡”中的冀中领导机关》,《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3期),第108页。 5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28-229页。 54王俊杰:《冀中六分区反“扫荡”片段》,李秉新主编:《血色冀中》,第223页。 5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29页。 56严镜波:《我与武强县委在中心区反扫荡》,李秉新主编:《血色冀中》,第132-133页。 57《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关于反敌“清剿”的指示》(1942年5月25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47-649页;该命令在《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中标示为5月25日发出,可是,在苏锦章关于此次反扫荡作战的回忆文章中,该电报日期为5月15日,此外,吴西回忆录中该电报的日期亦为5月15日,根据电报中的内容:“敌对我区缩封锁阶段已于10日形成,11日开始向我基本区深、武、饶、安地区围攻,其兵力已超过2万,但外线特别是平大路以东兵力甚为空虚,我主力除一部仍留基本区及少数机关未能跳出外,大部均已脱出包围,我之反合围已获得初步成效”。这些对于战场态势的描述丝毫没有涉及15日以后的情况,似乎有些与常理不符;其次、冀中军区20日对下属军分区的指示提出“目前反扫荡的中心任务,在于内线展开反清剿,反抓捕的斗争……六分区的一团应立即回深南恢复社会秩序,打击敌人的清剿,收容失散部队”,这说明冀中军区已经发现日军扫荡进入清剿阶段。而在这封日期并不确定的电报中冀中军区把当时的形势定位为“日寇对我'扫荡'有更加急迫与迅即转入'清剿'阶段之势”。这句话似乎可以说明冀中军区只是判断日军可能快要开始清剿,而20日的电报表明日军已经开始了清剿。从这两者时间顺序上判断,似乎该电报日期为15日。 58王俊杰:《冀中六分区反“扫荡”片段》,李秉新主编:《血色冀中》,第228页。 59吕正操:《冀中回忆录》,第207一208页。 60张曙光:《忆“五一”反“扫荡”》,李秉新主编:《血色冀中》,第66页。 61黄桦、张硕忱、赵进元、韩守营:《回忆冀中“五一”反扫荡》,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河北文史资料》(第一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62《彭德怀等对晋察冀反“扫荡”部署的意见》(1942年5月18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43-644页。 63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即吕正操是否及时得知了八路军总部这封电报。关于这一点,1942年6月8日彭德怀给刘伯承的电报中给出了答案,吕正操应该及时得到了这封电报。因为彭给刘的这封电报指出:“冀中野战军应向山区转移,五月中旬彭、左、罗已给以提议,但因当地同志对此认识不足,推迟至现在被迫转移”,详见《彭德怀关于冀中的斗争形势问题致刘伯承等电》(1942年6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第812页。 64《六分区人民抗日斗争大事记》,《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8期),第57页。 6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29-230页。 6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30页。 67苏锦章:《冀中第七军分区“五一”反“扫荡”的回顾》,《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第67-68页。 6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30页。 69《八路军冀中军区关于“五一”反“扫荡”初步总结》(1942年7月),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97页。 70《彭德怀等对晋察冀反“扫荡”部署的意见》(1942年5月18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43页。 71《中共冀中区党委致各地委的指示信》(1942年6月4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58页。 72吕正操:《两个月来冀中反“扫荡”斗争经验初步整理》(1942年6月29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72页。 73《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中工委关于“冀中”反清剿斗争的指示》(1943年12月),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第135页。 74苏锦章:《冀中第七军分区“五一”反“扫荡”的回顾》,《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第56页。 75严镜波:《我与武强县委在中心区反“扫荡”》,李秉新主编:《血色冀中》,第137-138页 76《八路军冀中军区关于“五一”反“扫荡”初步总结》(1942年7月),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96页。 77苏锦章:《冀中第七军分区“五一”反“扫荡”的回顾》,《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第54-55页 78苏锦章:《冀中第七军分区“五一”反“扫荡”的回顾》,《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第61页。 79王俊杰:《冀中六分区反“扫荡”片段》,李秉新主编:《血色冀中》,第234-235页。 80苏锦章:《冀中第七军分区“五一”反“扫荡”的回顾》,《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第55页。 81牛臻:《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情报工作回忆》,《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2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6年10月编印,第141页。 82苏锦章:《冀中第七军分区“五一”反“扫荡”的回顾》,《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第52-53页。 83《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关于坚持冀中工作的指示》(1942年5月31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50-651页。 84《吕正操等关于坚持地区保存有生力量的指示》(1942年6月4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55-656页。 85吕正操:《冀中回忆录》,第219页。 8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31页。 8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34-235页。 88李志惠:《北疃“五二七”大惨案》,李秉新主编:《血色冀中》,第534-535页。 89高存信:《冀中军民粉碎日寇“五一”大“扫荡”渡过难关,赢来胜利》,《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4期),第17页。 90《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军区关于冀中形势与今后工作方针的意见》(1942年6月10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60-661页。 91《中共冀中临时区党委关于青纱帐时期工作指示》(1942年6月25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64、668页。 92吕正操、程子华、杨成武:《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93张达:《“五一”变质后的冀中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河北党史资料》(第5辑),第10页。 94《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对彭德怀〈坚持平原游击战争问题答复)讨论后的说明》(1942年8月18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91页。 95《彭德怀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对魏巍同志的答复》(1942年7月15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85-686页。 96《中共中央北方局对目前冀中工作的指示》(1942年7月28日),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92页。 9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第23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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