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德威
来源 | 《倬彼云汉》
转自 | 理想国imaginist微信公号
其实我不是“史语所”出身，我自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就直接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念研究所，这些年多半都在美国，先是在哈佛大学，后来去哥伦比亚大学，再回到哈佛大学。1990年代中，许先生他们希望“蒋基会”在美国有一个比较常态性的研究机关，所以他们找到我，我也很愿意做一点事情。因为许先生当时是北美汉学相关事务的负责人，包括不同学科奖学金的审核、发放等都是他在主持。最近十几年，因为年纪大了，健康情况也不如以前，所以他就将越来越多的责任转到我这边。他退休后，我接任北美的工作，有很多事务上的意见需要交换。到了最近几年，许先生因为行动不便，我们虽然没有见面，但是有很多电话交流，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学术上的问题，有关中国海峡两岸华人世界的问题，他都非常关心。我自己对历史有强烈的兴趣，也想过做历史方面的研究者。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文学更适合自己。在这些年里，我在哈佛大学举办过很多论坛、会议活动，2014年我和欧立德（Mark Elliott）教授在哈佛合办Unpacking China 国际研讨会。这个活动的主要的起因，是我与葛兆光老师的交流——我们是很熟的同事、朋友。那一年我邀请了葛老师，还有他夫人戴燕来哈佛燕京学社做研究。葛老师同时还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个新设立的全球历史研究项目的访问学者，他应该是第一位受邀的学者。会议也是受葛老师《宅兹中国》这本著作的启发，还有其他机缘凑在一块——但我们没有刻意去张扬——这个是严肃的题目，我们希望有比较深入的学术讨论，而不是流于在海外的这种表面的、政治的辩驳等等。
许倬云先生
许先生是我们会议的专题演讲嘉宾，因为身体原因不便出席，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视频演讲，把整个中国放大到一个历史的面向来看待，用更包容的眼光来思考批判。那次会议非常成功，后来的许先生有一本书叫《说中国》，邀请了葛兆光老师帮他写了《导论》。我想我们共同的关怀是差不多的，我只是从比较偏向现代的角度来看待作为共同体的中国，或称之为历史实体、文化传承等等。所谓“共同关怀”，指的就是我们对现代中国作为问题与方法的共同关怀。我不是从政治科学领域或者历史研究领域的学问立场来谈，但至少从文学的场域，我个人觉得“中国”这个名词代表了一种“呼唤”、一种“形塑”或者一种“辩证”。这些往往都集中在近现代这一百五十年到两百年之间，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
中国的这一两百年间的剧烈变化，我想让大家感同身受，所以有很多基于不同立场的辩论。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把这个“中国”放大到五百年的尺度，从明、清以来的长程视角来看待；或者放到八百年到一千年的尺度，从五代、唐、宋以来的视角看待；或者放到两千年甚至三千年的尺度，你看到的中国其实是很多层次的，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只从现当代的立场来看待问题，我们当然也可以强调“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意义。但是我觉得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似乎应该有更多的能量。因为我们有更多的知识跟史料的积累，以及更多的想象力来构思一个更大的文明议题。这点是我个人比较有兴趣的，就是不把“中国”只当作一个政治实体或者历史传承的一个脉络，而是一个广义的文明。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我想许先生更有资格谈论。不论是葛老师或者是许先生，他们所坚持的“历史的立场”给我很多启发。但是这个“历史的立场”并不意味对当前主流论述照单全收——即所谓天下无疆、博大精深、万流归宗，我想许先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他有很多有趣的、结构性的论述：他把中国当作是一个辐射性的历史经验的累积，不是一以贯之，而是把它看作一个不同的环状的或者逐层推移、辐射内外的一个发展过程——葛兆光老师强调的是一种犬牙交错的历史进退，华夷之间的互动，南方跟北方、中间跟周边的辩证等。这都给我们很多的启发。相对一般“大叙事”，我们作为学者，是不是在思辨的过程应该更严谨一点？也更应该容纳不同立场的声音之间的辩证。这点我觉得许先生特别擅长。他从经济的立场、农业的立场以及从人口流动的立场，从考古发掘所看到的各种不同地区跟时代的文化遗址来论证，包容性特别丰富，而且有辩证性。许先生成长所经历的是一个乱世，尤其是在抗战的时候，乱世飘零中他目睹了很多浩劫。所以，他有一种愿意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历史问题的倾向。这个视角，与他个人的学术训练与家庭背景似乎有所不同，因为他来自书香门第，来自一个有良好教养的环境，但他始终强调的是他所经受的这种乱离的经验。他亲眼看到大量的死亡、战争、逃难、饥荒等等，刻骨铭心，所以他来到台湾之后的这些年，一方面做上古史的研究，一方面对当代的问题也非常关心。后来，他思考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方面出发的，特别想要强调民间立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不能用简单的政治上的“庙堂”和“江湖”，或者是学术上的“高雅”和“卑俗”来分辨。所以，他特别喜欢想象中国广义的民俗世界或民间世界，他最近的这几本书都是从这个立场出发的。我和他也常常谈到关于抗战的话题，他不能放下这种情怀。你很难用意识形态来说明，因为他关心的不是哪一个政党、哪一种“主义”或教条所标榜的东西，他是真正经过战火的人。也正因如此，他对当代的、眼下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有两岸的关系特别关注。他作为知识分子，面对这个世界的局势有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似乎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共通的，是他们的血液里、DNA里的一部分。那种紧迫感，用一种很俗的话来讲就是“感时忧国”。
年轻时的许倬云在美国
所以，他对我们当下可能也有类似的感觉或者想象。当然，我们如果没有身临其境，就很难理解许先生感时忧国的心绪。他甚至还有一种悲怆的情怀，我觉得这几年尤其强烈。他在八九十年代也参与台湾的实际政治、政党转型等，以一个海外汉学界大佬的身份为台湾的政界建言。但现在没有这种机会了，所以他心里的失落感，我觉得是有的——很多他们当年的期许，与当前的台湾现状有很大的差别，这让他有很多的失落。80年代末，蒋经国先生过世之后，由许先生他们几位海外的重量级学者，包括余英时先生，应该还有哈佛的张光直先生，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校长等，他们提议：应该有一个超越党派及政治立场的学术交流基金会，纯粹以“推动世界汉语学术”作为唯一的诉求。在这里面，许先生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他是能够运筹帷幄办事的人，能量非常大。在他们的强力主导下，我认为“蒋基会”在过去三十年里，的确保持了学术中立的立场。“蒋基会”和大陆的合作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比如最近这些年和大陆各重点大学设立的“历史文化研习营”等。我想，许先生从一开始就很在意学术的独立和自觉，不愿意受任何其他的干扰。这个基金会在大陆得到了相当的信任，因为基金会的对口单位是宋庆龄基金会，这两个单位不断在合作。我觉得，这应该是许先生引以为傲的一个成绩——他强烈地主导，绝对不让政治介入。当然，承担这份责任，他的压力非常大，在主导很多学术活动、做决定的时候，是不容易的。那时候我以为他高不可攀，我非常尊敬他——我们在年龄上有差距，在专业上也有差距。可相处久了就知道，他其实是很实在的一个人。我们都在美国，但他在匹兹堡，我在纽约或波士顿，我们很少有机会真的面对面。每年开“蒋基会”海外咨询委员会的时候，我们会见到。他是主席，所有能做的预备工作他都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对此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你以为他行动不太方便，可他总是准时到。而且，他有精明的一面：基金会总是谈钱的事，要谈基金的营收、发放策略是怎么样，要怎么补助，补助学者还是学生等，有很多枝节的讨论他都参与——这个是许先生和一般伟大学者又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很在乎个别学者的感受，所以我们后来把研究生的奖学金、助学金提高了。我后来所做的，其实也就是接过许先生树立的一个模式，萧规曹随。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两年没有面对面谈过了。如今许先生算是功成身退，他关心，但是不过问。我和他的互动，其实最开始是事务性的。到最近一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觉得他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疏离的危机感特别强。后来他就问我能不能定时跟他联络、对话，我们就约定一周一次。他非常健谈，第一次把我吓坏了：讲两个多小时，滔滔不绝。我说：“许先生您九十岁了，要不要休息一下？”而且，多半都是我有一些问题请教他，我对历史尤其上古史是外行，但我们做学问总是会碰到一些广义的历史问题，他就会从源头上有很多细致的发挥。他最近一两年在做《万古江河》姊妹篇的思考和写作，这可能也是他晚年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如今已经写完，暂定名为《经纬华夏》。他一直在思考，思维惊人地活跃。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哪怕是九十二岁了，他也不会甘心躺在那里养老或者消遣。
我们的谈话内容其实天南地北，但基本围绕大历史的框架，不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有时候他会问我个人对美国的意见，对当下两岸的一些想法等，也没有刻意地定话题。我们都在学术界，常常会碰到都有兴趣的话题。比如有一次，我在做50年代台湾籍背景的哲学系“大佬”的研究，如洪耀勋、殷海光等前辈学人。因为许先生就是台大的，我打电话问他，他就给我讲殷海光，让我几乎有一种就在现场、身临其境的感觉。他分享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也有批评和保留。所以我在做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思想史这方面，许先生提供了很多第一手的观察和点评。
《万古江河》书影
平时的聊天内容，大都和中国有关系，在谈话中也可以感受到他的焦虑和他对中国的关心。他关心当下，但总能延伸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对广义的人类文明持续的关怀。但这些年，他的无力感也越来越强烈，这和年纪、和现在中国及世界局势的快速发展也有关。感觉在八九十年代，他们那一辈学者还是有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但后来台湾变了，世界变了。我在90年代或更早，在报纸上看到许先生的很多论述——对台湾的期许、对大陆的建言等等，我觉得责任感是很明确的，余英时先生也是如此。在那个年代，重量级的海外学者，都是有分量的发言者。但后来，民主时代的台湾不需要这些“学术大佬”的建言，他们也老去了，台湾整个的政治生态也改变了。所以我觉得许先生这些年最大的收获来自中国大陆，包括许知远对他的访谈，以及日渐增长的读者群体——至少他有另外一个平台。我觉得与其说许先生有一个理想主义的倾向，更不如说他其实有从后之来者的一种建构性的史观。他的格局有时候拉得太大，就不见得能够容纳很多历史实证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当然看起来有一点理想主义，但我觉得用“想象力”更合适。他是一个有想象力的人，有时候打电话，他会分享说自己有个新的想法，比如猜想上古的人民如何生活、迁徙之类的。我想做历史的学者，他一定还是需要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敏锐感觉。他愿意做“假设”——这个词比较重要，我觉得他并不忌讳做假设，然后再用材料论证、理解他的假设。这是一个大气派的做法。他喜欢构想一个论述模式，《万古江河》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这本书中，他重新定义了看待历史的方法：不再是线性的描述历史，而是以环状推展、架构历史叙事。这本刚刚完稿的新作里面，他就改变了原来论述的逻辑，希望重新塑造一个新的模式。我觉得，这是史学家一个重要的能力：他有他的材料，他有他的想象，他有他的愿景。我认为许先生不希望自己回溯中国士大夫的这种风格，虽然他的确很“先天下之忧而忧”，但他不喜欢这个描写。他有很洋派一面，他其实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对西方的东西知道得特别多。所以他游走在两种不同的历史观——中国传统历史观与西方的历史观——之间展开论述，我觉得很不容易。而且直到七八十岁，他还不断去看大陆的考古遗址，他强调要现场看到。所以，许先生是个奇人，活力充沛，到现在我都不觉得是在与一位九十二岁的老人讲话。我看过《许倬云说美国》，我觉得许先生对美国是很失望的。他看过美国好的一面，我1970年代末期来到美国，那时的确与现在是不一样的。我当然不会贸然地说美国现在就真正进入困局中，但是对当下美国的状态，我用一个比较温雅的词，就是一种很混沌的感觉，不明朗，也看不出民心士气的走向。我的个人感觉是，绝大部分在美国的非华裔同事，不论是做汉学研究，还是做经济、政治研究的群体，都会有一种特别迷茫的感觉，都不知道政治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那种无力感是有的。尤其大家基本上不能只做研究，而要进行政治上的表态，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许先生的这种感受比较强烈，但他不是唯一的，我觉得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阶段。中美关系现在虽然紧张，可是每年申请来哈佛的中国同学还是很多；来访问的学者，至少我的接待都没有断过。
许先生的无力感，其实在《许倬云说美国》那本书中写得特别明确。许先生毕竟是中国人，他有很多儒家的理想，有时候很像自由派。我觉得他对美国失望的心情可能比我更深一点，因为他是做历史研究的。我们搞文学的，可能还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浪漫。所以他的焦虑和失望，其实不只是对美国，他对大陆、对台湾，我都感觉到了一种焦虑。
所以，许先生是典型的“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骨子里还是有很执着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我觉得很惭愧，自己没有他那样的情怀。其实我跟余英时先生也比较熟，他们俩的个性完全不一样：余先生就是云淡风轻，许先生身上有另一种坦然——他几十年如一日，对身体的障碍都很坦然。哪怕如今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他一如既往地坦然面对，“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尽其在我，唯学为尚。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