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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江西贵溪人，生于1904年1月。原为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经过二十七年的改造，于1975年3月19日获得特赦。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文史专员。 我是1948年12月25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 1948年9月间，蒋介石任命我为12兵团司令官，负责指挥18军、10军、14军和85军。 11月份，淮海战役打响，黄百韬兵团首先被歼，徐州成了孤城，蒋介石决定，把12兵团投入，由河南西部增援徐州，以解徐州方面刘峙的困境。 本来，我是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校是由美军顾问团提出开办的，1947年9月开始筹备，以美国西点军校做蓝本，主要培养海、陆、空三军的核心干部，学校设备将由美国提供，美国顾问已经有一部分到职，永久校址确定在北平，临时校址设在汉口。 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筹备进展迟缓，尚未招生开学，就个人的本意来说，我愿意办学，不愿意带兵。 这倒不是说我黄某人怕死，当时，我是从维护“党国”的长远之计考虑的。所以，当蒋介石把我从汉口叫到南京，要我当12兵团司令官时，我就当面向他表示，说自己“离开部队久了，带兵怕有困难”。 蒋介石却对我说：“打仗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把共产党消灭，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你不能从你个人来考虑。” 于是，我从新制军官学校校长调任12兵团司令官，仍兼新制军校校长。  黄维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组成兵团司令部后，开赴徐淮战场，原指望几个月后打完这一仗就可以返回学校，可是没有想到，学校还来不及等到我回来，就已经匆匆忙忙地迁到台湾。而我呢，却当了共产党的俘虏。 记得在1948年9月下旬，我到确山时，除第85军外，其余部队都在驻马店附近地区集结整训，随后，奉命向河南西部南阳方面扫荡，这是解放军导演12兵团的一次武装游行。 解放军把12兵团调遣到河南西部，而在淮海发动对蒋军的歼灭战。到这时，我才如梦初醒，知道上了解放军的当，又急忙回师驻马店，集结待命，随即奉命增援徐州。 11月初，我带着12兵团由驻马店地区开始行动，11月18日，到达蒙城，同解放军展开全面战斗。 起初，12兵团取攻势，由蒙城渡过涡河，攻下涡河北岸的解放军阵地，在北淝河攻下了解放军据守的坂桥集、乌集之线的阵地，进到浍河。 随后，又在浍河攻下南坪集，主力渡过浍河，眼看就要抵达离徐州不远的宿县了。 可是这个时候，解放军对我节节阻击，使我军陷入了解放军的袋形战线，我再想往前攻，攻不动了，而背后是几道河，后方已完全被解放军切断，怎么办呢？ 再这样子打下去，真是不行了，于是，我就想把部队转移到固镇方面去。可是，部队没有走出多远，就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被解放军粘住，逃脱不了啦。 从11月25日被四面包围，我们几次向解放军反攻，但都没能突围出去。12兵团是美械装备的部队，有十二万多人，拥有包括战车榴弹炮在内的机动车五百多辆，还有各种火炮、轻重机枪、冲锋枪等。 可是，这么多兵员、重型武器装备，不仅没能帮助我们在双堆集突围，反而成了作战的包袱。 十几万人要吃饭，必须有大量粮食和柴草，机动车需要汽油和零部件。时值隆冬季节，气候严寒，双堆集一带又是贫瘠的空旷地带，村民稀少，村屋零落，十几万人只能露天宿营，这一切困难都没办法解决。 当时，我们兵团每天急需后方支援的给养至少二百吨，空军空投的粮食和弹药不能满足需要，而且往往落到解放军阵地或两军前哨之外，都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 有的虽然降落到守军阵地以内，但由于没有燃料和热水，官兵们根本无法吃这种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面食。 就在这个时候，包围圈愈缩愈紧，解放军天天在战场广播喊话，让我们起义投诚，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也曾通过广播和写信，敦促我放下武器。 我当时把刘伯承、陈毅的劝降信撕得粉碎，不过，部队的确已经不能继续生存下去了，军心开始涣散，特别是11月27日，当我对解放军发动全面攻击，企图突围奔向固镇时，第85军第110师师长廖运周，率所部主力阵前起义，接着，第85军23师黄子华部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 在这以后，我只是死守待援，但没有援军，那么面临的就是全军覆灭，到了12月15日，我决心突围逃跑。 这天夜里，我已逃离双堆集战场三四十里路，可是，四面八方的解放军和民众，就像张开一张网，逃是逃不出去了，十二兵团终于遭到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我被俘以后，思想是很顽固的。开始的时候，我想不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当收容所人员要我在被俘人员登记簿上报名时，我对解放军说：“我叫方正馨，江西弋阳人，14军军部上尉司书。” 可是，要想瞒过解放军是不可能的，没过多久，我的真实姓名和职务就被他们查清楚了。 当时，杜聿明在陈官庄还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着，尚未就歼，负责管理12兵团俘虏的，是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 他是黄埔四期毕业生，动员我们广播和给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及各军军长写劝降信立功减罪，而我坚决拒绝了。后来，听说由几位将领起草稿子，写了封劝降信，并签了名，只有我没有签。 一次，一个解放军的青年干部来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拒绝广播和写劝降信，要我承认自己的罪行，我回答他说： “我的最大错误就是打了败仗！” 不久，我们被押上火车送往后方，途中路过河南商丘车站，有一个解放军干部拿着照相机要给我们拍照，我故意让他照不成，当镜头刚刚调准要按快门的时候，我就把头掉过去。 后来，火车到徐州以北的一个车站，大约叫韩庄车站，停了好几个小时。在附近，有一个解放军医院的负伤的指战员们听说抓到了我，都拥到车厢跟前，又喊又叫，非要看一看我长得是什么样子。 押送我们的解放军干部起初无论如何不肯，可是人愈来愈多，围住车厢不肯离开。于是，押送的解放军干部就和那些围观的解放军指战员约定：看是可以看看，但不许辱骂。 这才叫我和杨伯涛两人，走到车厢门口站了站，负伤的指战员们才逐渐走开。 后来，我被转送到河北西部的井陉，被关押在解放军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我被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和外面完全隔绝。 当时，我心情不好，总是想：我和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结下了那么大的冤仇，这个冤仇是没有法子解决的。现在既然被他们抓住了，就决不会饶恕了我。 后来我才知道，同时被关押在这里的，还有不少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比如，在湖北襄阳战役中被俘的原中央常委、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在洛阳战役中被俘的青年军整编206师少将师长邱行湘等人。 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烦躁和绝望，心想：我跟共产党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从1932年开始，直到1935年红军北上离开江西，我参加过对江西红军的多次“围剿”，江西苏区的红军和老百姓对我都有仇恨。 而这次淮海战役中，我又指挥12兵团十几万人马向解放军进攻，被围之后又拒不投降，顽抗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仗打得非常激烈，使解放军蒙受了很大的牺牲。 我原以为，自己是要受到惩办的，可事情却出乎我的意料，到了井陉看守所以后，解放军并没有杀我的意思，相反，在生活上还处处优待我。 除了一开始有一个姓张的科长来找我谈过一次话，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之外，此后，再没有人来打搅我，也从不找我的麻烦。 我每顿饭是三菜一汤，一个星期配给五斤白面，这在当时来说，伙食算是相当不错的了。后来听说，这个看守所的管理人员，无论是官还是兵，都是一个月才吃一次面粉，他们平日只吃玉米、小米和南瓜之类的粗杂粮。 我在那里，整天无所事事，就借几本旧书来看看，或翻翻解放区出的旧报纸，心情虽然不好，可日子倒也过得安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井陉看守所机构迁到北平的功德林。  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外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功德林原来是一所庙宇，在德胜门外，从清朝末年开始，这所庙宇就被改建为监狱，一直用来关押犯人，被称作“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以后，归国家公安部管，叫作“北京战犯管理处”。 功德林占地百来亩，四周有丈把高的围墙，院内，除了一排排关押犯人的房子以外，还有运动场、花园、菜地等。 刚到功德林，管理处宣布说：“政府做出决定，要对你们实行宽大改造政策。”可是，那时我对共产党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心想：“无非坐牢就是了，说改造只不过是好听一点罢了！” 到这里以后，我感到，管理和要求都严厉多了，并且，还要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管理处规定，我们除了同小组里的人以外，不许和其他组的人见面谈话。 我那个小组，一共有七人，组长王某（原某地行政专员），副组长董益三（原属军统）、李宰卿（某地方团队头目）。另外，还有阎锡山的旧部梁培璜、傅作义旧部陈长捷、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 我们这几个人，过去互不相识，又属于不同派系，因此，彼此心存隔阂。 那时，我的思想要算最顽固了，认定共产党的所谓“宽大改造政策”只不过是欺骗宣传，不过事已至此，自己也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了。改造就改造吧！改造到什么时候就到什么时候吧！ 由于心情不好，便经常和同犯争吵，抗拒管理人员的管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功德林，我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同犯争执以至动手打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管理处组织我们学习座谈揭露蒋、宋、孔、陈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书籍，我从内心就很反感。 一天上午，董益三刚把一本书的一部分念完，我就说：“我不同意这本书的说法，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蒋介石一家的！ 按照这种言论，那么共产党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就是毛泽东一家的！” 话音刚落，董益三就开始大声批驳我，其他几个人也都对着我来了，还要我写书面检查，反省思想。可是，你批你的，我黄某人无动于衷。 午饭过后，我拿出管理处发的学习笔记本，坐在桌子跟前写起来，梁培璜以为我在写检讨材料，好奇地凑过身来看，不料，他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检讨，而是两句骂他们的打油诗：“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这下子，可把梁培璜气坏了。这时，组长、副组长人多势众，大兴问罪之师，并向我动起手来，我便回手迎战，因为用力过猛，自己却跌倒在地上，脸也碰破了。 值班管理员闻讯赶来，才制止了这场“内战”。十分钟以后，功德林的最高领导姚处长来了，他没有斥责我们，听取了第三者林伟俦和陈长捷的汇报，然后严肃地说：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性在于这是发生在功德林里的第一个打人事件，而打人是严重违反共产党的政策规定的。 过后，他又分别找我和董益三谈话，指出我的发言“观点是错误的”。希望我继续学习，明辨是非。 他批评董益三，虽然“坚持正确观点，要求进步是对的，但身为组长，动手打人，并不能表明进步，只能表明落后”。 犯人夜间睡觉的房间里不准关灯，这是为了便于管理，但我却认为，这是不通情理，就向管理员提出“抗议”，并且指着一个值班的管理员的鼻子骂他。 管理员受了我一肚子气，只说这是制度，不理会我的无理取闹，我一直佩服这位管理员有修养，够水平。 由于我当时对战犯生活不满，遇事抵触，就借笔记本当作我发牢骚的唯一场所。 有一天，我在笔记本上写了几首古人的诗，第一首是明朝于谦的名诗《石灰吟》：“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在这首诗的右下角，我写道：“这是于谦骂狱吏的诗。”另外，还写了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时自悲英雄末路、壮志未酬的一首诗，拿他这首诗来显示自已的状况。 管理处为了对我们进行教育改造，鼓励我们多读书，允许我们自己掏钱买书，恰好这时我的内人给我寄来一点钱，她当时已被政府安排在上海图书馆工作。 我在管理处开列的书目中，挑选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名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小说，并不晓得它的内容，只觉得书名还合我的性格和胃口，便买来看。  图片来自网络 谁知，买来一看，里边尽讲些共产党人如何如何的事情，大感失望。于是，我就悄悄地把它一页页撕下来做了手纸用。 不料，这事又被同组的人发觉了。他们决定开会批判我。说我“侮辱革命，侮辱布尔什维克”，措辞非常严厉。而我却不以为然，说： “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我现在是在发挥它的第二次使用价值，这又有何不可！” 这样一来，双方相持不下，谁也不服。有人去邀请管理员来解决矛盾，被请来的管理员又偏偏是上次因为“电灯问题”挨过我骂的那一个。 谁知，他却说：“黄维手纸不够用，没有要求多发手纸，这是他的不对；可是我作为管理员，没有发现，这是我的失职。至于那本书，黄维自己看完了，可以借给别人看嘛，大家也不要因为他处理得不恰当，而做出同样不恰当的结论来。”这一席话，说得我们几个人都哑口无言了。 总之，那时我对学习非常抵触，常常说些挑衅性的怪话或做些挑衅性的动作。功德林里的人，无论管理员或同犯，都认为我最顽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溥仪体检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52年开始，我害病了，结核病突然暴发。本来，我身体是很壮实的，没有害过什么大病，可是被俘后，心情不好，对改造生活思想上想不通，于是到了1952年4月，病发了。 这一病还真的很厉害、很凶，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精囊结核、副睾结核，好几种结核病一齐暴发出来。其中急性腹膜结核、腹膜炎最危险，因为腹水很多，肚皮肿胀得老高老高，两条腿肿得发亮。 从发病那天开始，我就躺下不能动了，这一躺就整整躺了四年的时间，管理处把我送进了现在的复兴医院，那时，复兴医院是公安部的职工医院，我们这些国民党战犯也在那里看病。 我们在复兴医院住院，事先都是由管理人员联系好了的，一去就可以马上住院，复兴医院还专门单独划出来几个病房，供战犯们住院治疗使用。 我们住院都是单间，不和别的病人接触，战犯管理所派专人管理，什么都不用自己发愁，由他们安排妥当。 当时给我治病，那是费了相当大的力气的。当时，治疗结核病的药物，如链霉素和青霉素，我们国内自己还不能生产，都得靠苏联进口，可苏联的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而英、美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虽然过关，却对中国大陆封锁。 于是，我需要的药物都是通过公安部的卫生机构，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买回来的。所以，我的病治疗得很及时，很不错。 事实上，在国民党战犯中，除了我以外，杜聿明、康泽、文强，以及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这些人，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他们都和我一样，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 我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就连大小便也不能下床，都是由管理员负责照料，长时间这样做，真是不容易啊！ 中国有句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骨肉亲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我还是个战犯，曾经是共产党的仇人，在监狱里能得到这样的照料，是不敢想的！ 过去旧社会对待犯人是什么样子？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是什么样子？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国民党的监牢里，是不管犯人的死活的，死了活该！再嘛，就是有钱的人才能保外就医。 可是在新中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情况就完全不相同了，一般医疗条件都比较好，至于像我这样的人，那就更是特别照顾。因为病情严重，费了很大的气力进行抢救、治疗。 在这四年当中，我的病情有过几次变化和反复，好几次都差不多要完蛋了，又被抢救过来。有好几次，病情已经稳定，回到战犯管理所休养室休养治疗，可病一反复，马上又被送回复兴医院。 我这两条腿，在病重的时候肿得油光发亮，皮肤裂开并流水，腹部水肿也很厉害。一般的腹水是可以用导管来放水的，可我患的是结核病，用导管排水会使结核扩散，只能靠药物来排除。 有一次，我病情恶化又被送进复兴医院，打青、链霉素，每隔四个钟头打一针，这样我就一连打了好几百针，记得大概打了有三百多针，当然，还用了许多其他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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