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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天地③ © 许燕吉／文 
第三章 不一般的婚姻
1．“收拾”老婆儿的波折
汉语中，“收拾”一词是整顿、修理的意思，但在关中，却有另一种含义：“收”者，收留也；“拾”者，把地上没人要的东西捡起来也。具体到人，就是娶寡妇或“活人妻”（离婚的妇女），总之，就是娶一个身价不高的女人。河南的水灾，四川的镇反，甘肃的饥荒，流落到关中大量的妇女，正好填补上关中大旱时流落到山西去的妇女缺失。“收拾”这词，大概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兆庆要收拾老婆儿了！”在我去官村相亲之后，村人就都知道了。收拾外省女人，解放前到60年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多数人在官村生儿育女，繁衍了后代，也有少数短暂停留又离开了，没人太去关注。但兆庆要收拾的可不一般，是个反革命前科犯，还是个知识分子大学生，这就引起有阶级觉悟、政治头脑的干部们的警惕了。首先来做兆庆思想工作的是县里派来官村挂职的粮食局长路德宏同志。他说：“兆庆，你想收拾个人儿，这事本来没啥，可你为啥要收拾个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可怕得很，他们把头皮一掻，就是一个坏点子，你没文化，大字不识，你可斗不过她，你还是收拾个甘肃婆娘好些，才能过个好日子。再说，你好好儿一个老贫农，往家里招个反革命，你娃还碎，将来他当不了兵，招不上工，还得和你生气。听说，那人还信啥啥教？来了再和她那一教的联系上，连你也得倒霉，要是把你也连害进去了，你娃还没人管了。”讲了个把小时，苦口婆心，面面俱到，利害分明。兆庆只是听着，没有表态，心里的主意笃定：第一，这人没有娃，还不要我出钱，机会难得；第二，俗话说，凤凰落架不如鸡，是她自愿走进我家的，她把头皮再搔，还能在我的家里、我的村里欺负我？我也不是个傻人，她当她的知识分子，我当我的文盲，我不怕她；第三，官村附近没有她那个教，也问过，她早就不信那个教了，反革命也摘了帽子了。我只一个娃，既不当兵，也不出去当工人，我不顾虑。不过，村干部的办法就是不给开介绍信，没有村的介绍信，就办不到准迁证，这人你就收拾不了。
兆庆到村办公室去了好几次，不是人不在，就是图章不在。快到麦收时节了，若再开不到准迁证，这一年的口粮就成了问题，这一次又推托说会计带着图章到杨陵公社开会去了。兆庆不敢再拖，回去把科科的午饭托付好，急忙跑了15里路，到公社一问，根本没有开什么会，官村的会计也没有来。兆庆恍然大悟，村干部是在故意刁难他，耍弄他。他走到火车站前的小广场，蹲下来仔细地思考：六七年前，村里搞“四清”运动，他揭露了他们小队里队长一伙人偷走集体的棉花和粮食，小队长因此下台，大队长和小队长是否有利害关系，现在借这件事报复？他应该如何办？越想越复杂，也不知低着头蹲了多久，忽然听见有人喊他，抬头一看，是他姨妈的干儿子，叫马生方。
马生方就住在他姨妈家隔壁，对干妈特别好，经常过来，虽然比兆庆小了10岁，但二人很熟悉，关系不错。马生方知道兆庆有小孩绊扯是很少出门的，这老姨兄蹲在那里，一定有事。一问果然，马生方爽快地说：“别的事我不一定能帮上，这件事或许能行，县里公检法的头头儿也姓马，我们很熟悉。”马生方在县里运输公司开大卡车，今天他要去宝鸡出差，所以昨晚就回到杨陵家中，这时正准备西行，来到火车站。他马上去退了买好的票，又买了两张去普集的，拉上兆庆上火车去了县公检法，嘱咐兆庆先在门外等他。兆庆揣着忐忑的心蹲在门口墙下，门里出来一个人，很严肃地说：“你这老乡，这里是公检法，要紧的地方，你赶快走开！”兆庆只好挪得远些。过了一会，马生方出来，找到了兆庆，带他进了办公室。公检法的马书记叫人给兆庆倒茶，方才撵兆庆的那个严肃的人满脸赔笑地送来了茶水，还连声向兆庆道歉，兆庆也起身还礼。马生方已经把事情和马书记说妥了，马书记见了兆庆只简单地问了下情况，特别强调不可和教会的人来往，还说了以后儿子不能当兵的影响。马生方急着代言说：“只要我老哥有个人能过几天舒缓日子，不用管碎屁娃的事。”兆庆也赶紧表示赞同。马书记说：“那就好了，我马上给开准迁证。”兆庆说：“正好县里有邮局，我马上就拿去寄。”马书记说：“不用你寄，我们直接寄到新乐县的公检法。你也不用再来了，在家候着，那边的户口就寄来了。”兆庆喜出望外，千恩万谢地告辞出来，路过传达室，也和那个吓唬农民的人打了招呼，为没请马生方吃饭，挺过意不去。
只过了十来天，大队通知兆庆，户口已经寄来了。兆庆特别得意，因为大队那些刁难他的人，至死也不会明白这是怎么搞得。
2．登记——第二轮谈判
我离开新乐县，行李都托运到杨陵去了，随身只带个小挎包，可谓身轻，但心情沉重。过郑州，在刘娘处住了一星期，给她搞卫生，晒箱子，打扫厕所，帮了她儿媳的忙，没让她讨厌。下火车还是先到我哥哥处，正值麦收大忙，所谓“龙口夺粮”，不好请假。三生已调到杨陵分场，哥哥就托来往的交通员带信给他，说好了日期，让他通知兆庆到分场汇合，去公社登记领证。
走的前一晚，都9点多了，哥哥他们还在麦场上干活儿，我一个人在房里坐得心烦，便到麦场去看看。路过一片小树林，看见两只狗在交配，想到明天晚上我也就得像那只母狗一样，让公狗爬跨，从心底升起一种厌恶，还掺杂些愤懑和憎恨。扭过头急忙跑到了麦场，也无心看人们碾麦、扬场，绕了一圈儿，避过那片小树林回去了。整晚都被懊恼的情绪缠搅着。第二天清早，哥哥送我过河到杨陵分场，见到三生，他就赶紧回去了。兆庆也来得及时，没有耽搁三生上班。
我跟着兆庆到了公社办公室，是个小伙子管登记，简单地询问后，要去了我的离婚判决书，仔细看过后，又把我从头到脚地看了几个来回，特别核实我是大学毕业，自愿和这文盲农民结婚的。得到肯定后，就把我的离婚判决书刷上糨糊，贴到结婚登记证的存根上了。我真后悔没有事先抄录一份，给自己留个纪念。领了结婚证出来，我还跟在兆庆身后，只见他把脑袋刮得锃亮，也没戴上次见他时当地农民老汉都戴的那种瓜皮小黑帽子，裤子后面还吊着一块儿花布，走路还有点儿颠脚。我想这种滑稽打扮可能是娶“活人妻”不吉利，需要辟邪之故。走到火车站前，那里有卖菜的，他说买几个西红柿，娃爱吃，说着就把身后的花布忽地扯下来，原来是个花布小提兜。买了菜，我就跟他往塬上走，走到半坡，他说停下歇歇，于是二人坐在地上，进行了第二轮谈判。兆庆先说：“咱们辈分大，这里的风俗，孙子辈的可以对爷奶辈的开玩笑。他们说什么，你不要生气。”
“河北省农村也一样，我不生气。不过你娶老婆和你娃说了吗，他愿意不？”
“娃还碎，不懂个啥，他若是不叫你，你也不要生气。”
“忽然家里就多了个后妈，娃自然不习惯，时间长了就好了。以后咱们在一起生活，还会有好多的不习惯，我希望各人还保留各人的生活方式，不用要求和自己一样。譬如你蹲着吃饭，我就得坐着吃饭，我用不着你坐着吃，你也别叫我跟你一样蹲着吃。”
“那是当然，你是知识分子，我是农民大老粗，就不能一样嘛！可是古人说：入乡随俗，种庄稼还讲个因地制宜，咱们也就不能弄得太特殊，总得让大家都看得惯，对吧？”
“对的，在群众中自然要和大家一样，我是说在家里，为些生活小事，不要强求对方听从自己。”
“行！只要条件许可，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办，我没意见。”
就这样，我们订了个“互不侵犯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和平共处条约。
回到官村，麦子虽已割完，麦场的劳动还很紧张，人们都疲乏，没有人来“闹房”、开玩笑。后来大家熟悉了，他们说当时对知识分子有些顾虑，若是知道我这么爱说爱笑，早就来闹个大开心了。
头一夜，因为天热，兆庆把炕席揭来铺在院子中央，虽然有院墙，但被雨水冲了个大豁口，不用走门也能进来，所以我们三人躺在院中，还是穿着整齐。后半夜，兆庆把我摇醒，被我拒绝，他问是否嫌脏，我马上想到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才最脏，赶快否认，只说等过些日子，互相熟悉了再应承他。他也没强求，我松了一口气，没有当那母狗。第二天我就上工了，在晒场上边劳动边和大家交谈，还挺高兴的。回到家里，惆怅和忧伤就袭上心头，我不是不习惯农村生活，而是极不习惯给一个生人当老婆。满心还想着吴一江，还不敢流泪，只有在灶下烧火时，借着烟熏，让泪水流个畅快。一个星期后，哥哥来看我，虽然没说什么，我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可感激他来的这一趟了。
3．农妇的生活和老头子
我和兆庆一起过日子，自然要互相说话，他要对我说话，就先“哇”一声，再说句“我跟你说话呢！”这么个程序。我若对他说话，不能呼他兆庆，因为“兆庆”只有长辈或比他年长的人才能称呼，又不好称他为老魏，因为这村人都是“老魏”，于是想了个称呼，叫他“老头子”。
我初去时，都是老头子做饭，不久这就成为我的任务了。关中农家，早上都吃玉米渣煮的稀饭，称袗袗饭，还有馒头称馍。中午是面条，塬上缺水，不好种菜，就是白水煮白面。用个长柄铁勺伸到锅下面，热一点点油，撒几个葱花，叫作“下锅菜”。调味用醋或者“浆水”，就是头一天经过发酵的酸面汤。晚饭称作“喝汤”，一般就把中午剩的面条热一下，若没有剩面，就煮点儿白面糨糊，称作“糊涂”。馍是经常必备的。我在二监狱时就学会了擀面。煮袗袗饭的要点就是水开后才能下锅，还得放点儿碱面儿或苏打粉。蒸馍用的是自制的酵母，不用放碱，面发起来得摊开晾凉之后才能揉做成团，都用不着多高的技术。只是老头子嫌我烧的火不好，他要求面条下锅里，几秒钟就得起来，说煮时间长了，就没咬劲儿，不好吃了。所以我等他把面扔到锅里就急忙让位，老头子自己来烧。来了客人，要吃“汤汤面”或者“凉皮子”，平时也有人家吃玉米面的“搅团”，和用漏盆漏出来的“鱼鱼”，这都费事，我都不学，不会。
我还管洗衣服。村边有个池塘，当地称“涝池”，是下雨积成的，倒也不脏。饲养室饮牲畜，小孩们游泳，妇女们洗衣服都在这里。我也去过，走到池边就滑了个坐墩儿，沾一屁股泥。回去换了又滑一坐墩儿，再不敢去了，怕没裤子换了。听老头子的指点，攒多些衣服，用背篓背到村北大坡下的后河去洗，下去时轻松，心想回来时，背上一篓湿衣服，爬这一里来的大坡，可不是件好事。没料到，洗一件，晾在河边的小灌木上，再洗一件，先洗的就快干了，都洗完毕，坐在河滩上，看看蓝天，听听鸟叫，休息好了，衣服也干了。下河洗衣成了挺惬意的事。
做饭洗衣之外，我还得尽为人妻的义务。院中露宿的日子结束后，我就睡到小烧炕上。老头子的炕很窄，我也不愿挨着他睡。他那房子是三间，东边是他们的炕，中间是擀面的大案和水缸，西边是锅灶和小烧炕。锅灶的烟气是通过小烧炕排到院子里的，所以小炕总是热温温，用来发面，不是睡人的。我自嘲一日三热，地里劳动一晒，回来烧锅一烤，晚上睡觉一烘。所幸黄土高原上昼夜温差大，我们人少，烧锅的时间短，睡烧炕不算太热。老头子打光棍儿已10年，年岁也临半百，对性的欲求淡漠，很少到烧炕上来骚扰。我们真是做到互不侵犯，和平共处。
农业社清早天不亮就响起了大喇叭，唱秦腔戏，催人们上工。早饭在9点多，午饭在1点多，中间休息时间都是一个来小时，晚饭时天都黑定了。饭后还得去记工分，多数时间，接着得开会，名曰学习，其实是集体打盹儿。只有下雨天，社员们才能好好休息，可惜西北地区雨水不多。老头子是外向性格，虽然交谈时间少，慢慢地，我也知道了他的家庭他的经历，提起赵昂昂，他还泪眼汪汪的。分离已经10年，还能动情地怀念亡妻，我相信他是个具有善心的人。我们由生疏渐渐熟悉，但绝对没有爱情。我依然想念着吴一江，甚至冒出找个什么理由离开老头子的想法。
9月的一天，是吴一江刑满的日子，我曾望眼欲穿地期盼着的日子，现在日期是到了，却已“今非昨，人成各”。我心里难过，借口缝棉衣没去上工。科科早上用筛子扣住一只小麻雀，用细绳子拴住腿，绑在窗棂上，要我替他看着，不要跑掉，我答应了。一个人在家里，被感情折磨着，手拿着针线，低头发呆。不觉光线渐暗，抬头看见窗台上的麻雀，一只变成了两只，自由的那只依偎在被拴的伴侣身旁，就像一记重锤，捶在我心上，呼吸都停止了。若不是答应过小孩，不能失信，我马上就要去剪开小麻雀的桎梏。这又令我想起吴富融的无情无义，大仲马说过：“心灵的创伤是不会愈合的，只能被掩盖。一旦揭开，它仍是鲜血淋漓地在心头。”我的心在淌血，无人可诉，还得掩泪装欢。两个月后，我去马场看我哥哥，无意间看到吴一江的来信，原来我哥哥收到他询问的信后，告诉他我已另嫁，他回信中写道：“世界上只有像我这样的笨蛋，才会被人愚弄，上当受骗，她还不知道骗过多少人了。”就如同一盆冷水，噗的一下，把我爱情的火焰浇成一片死灰，豁然明了。这吴一江也和别的男人没什么两样，没如己愿，就能恶言相向，我若成了他生活上的包袱，他肯定也会和吴富融一样，踢我一脚，我当初的决定还是对的。我从爱情的苦痛中解脱出来，不再思念他了，就同这个有善心的老头子和平共处算了。
农村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要找个人来“说话”，就是调解、评理。说媒、娶亲也得有人在中间谈条件，死了人发丧，得有人分派劳力，计划磨多少麦子，买多少菜，等等。老头子年轻时当过村里的调解委员，后来不设这个职位了，就由当事人自己聘请。老头子经常被人请去“说话”。农民时间观念不强，一说就是大半夜，矛盾的双方还会单独来向说话人陈述自己的观点，所以家里常有人往来。好在我独睡烧炕，不用听他们的熬眼夜谈，偏安一隅。老头子每给人家说一次话，都要回来吹嘘一番，说他如何公正，多有说服力，别人都佩服他，等等。他在村里的绰号叫“本事”，我相信他懂得农村里的人情世故，但这般毫不含蓄地自吹自擂，还是少见。有一次我说他只不过是嘴上的本事，他大不服气，说植物研究所每次向大队要工，都指名要他，只有他才能犁出合乎要求的地来，还说不信的话，可以去问。我有一次想让他谦虚点儿，说：“你一个大字不识，算不得多有本事。”他反说幸亏不认得字，否则当了保长之类的官，解放时就被枪毙了。我说：“那起码也得认识男女两个字，否则上错了厕所，人家还以为你是老流氓了。”他把鼻子一哼说：“我还不上那公共厕所，我嫌那里又脏又臭！”我说：“街道上不比你那农村，随地便溺要挨罚的。”他说：“你还以为我真不认识啊！那女字就是这样！”说着把两只胳膊一交叉。
除了自我感觉特好之外，他的男尊女卑封建意识也很严重。有一次下雨，他白日觉睡够了，觉得背上痒，要我替他抓挠。抓完后，我要他也给我抓抓，他说：“哪有男人给婆娘搔痒的？！”出去了一会儿，拿回一个玉米芯子，递给我说：“拿这个蹭蹭吧！”自此，我在他的炕上经常放一个玉米芯，自己蹭去，以示我不屈从封建的一套。有时我也和他吵嘴。有一次嚷嚷完，我就出了大门，看见好几个妇女在聊天说笑，我也参加进去。隔壁的弟媳见状，疑惑地问我：“我刚才听见你和二哥吵嘴了，是吗？”我说：“是呀！”她说：“你真行，要是我，就得气上半天。”我说：“我根本就不生气，我就是吓唬吓唬他，打击打击他那封建思想。”把大伙都逗笑了。
老头子和关中的老农一样，吸旱烟，喝浓茶，买回来熏好的整片烟叶子，揉搓成末，按进烟袋锅里，吸一锅，磕一次，磕得地上满是烟灰。吸完烟还得咳嗽，吐痰。我给他用一个搪瓷茶缸当痰盂，改善点儿卫生环境。茶不是泡的，而是放小铁罐里煮的，煮得酽苦不堪，说是除提神外，还能治泻肚，治感冒。我勉强喝过一点儿，感冒还真治好了。那时没有小电炉，熬茶都用麦草，熏得房子漆黑，因为事先有“互不干涉”的条约，我只好听之任之。
4．基本建设
老头子家的庄基不算宽，但很长，只有一幢上房，没有偏厦，就是没厢房。赵昂昂在时，兆庆兄弟俩计划盖上一间，只打了墙，没钱买木料和瓦，便搁置下来。及后，只剩下了父子二人，偏厦也不用盖了。农业社用土积肥，挖去了一堵，剩下一堵，兀突突地立在院子里。我来后，睡小烧炕上，我哥哥来时，就睡到别人家。毛主席说，牛鬼蛇神三五年就会跳出来一次，意味着三五年就得搞一次运动。若是再来个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在城市就不如在农村安静了。届时我妈妈若来住，或者来看看我们，就必须再盖两间偏厦。
我来之前不久，老头子向村里贷了10元钱，买了一头十来斤重的小猪，他知道没有猪的工分就吃亏不少，所以贷款也得买来。可是他家没有猪圈，下雨天，那小猪在高高的房檐下淋得无处可卧，贴着墙根站着，一阵阵地打哆嗦，别说指望它长大卖钱，连保命都成问题。我看它可怜，把它抓到灶下，让它钻进柴草堆里才不抖了。在后院盖个猪窝，打个猪圈也是急需的。
入冬后，大队伐了村里自种的许多白杨树，可以作椽子用。妈妈一下子就寄来了1000元，买了200元的树，又到集上买了能做房梁和门窗的大木料，请人在取土地里打了够用的土坯，晒干了还得运回来，请木匠盖房，做门和窗。几十年的老上房由生产队出工，把墙换成新的，老墙和炕都是上好的肥土。盖个房子，大小事情，又烦琐又复杂，都是老头子一个人仔细考虑，细心安排的。1972年的春节之后我家就大兴土木，连拆带盖，人多力量大，不到10天，居然完工了。大房被熏黑的墙都换了新的，还开了两个后玻璃窗，房子显得又亮又大了。偏厦两间，北边一间当厨房，南边一间盘了炕，住人。上房中间是到后院去的通道，东西两边都是卧室，整个房上面都做了苇箔和泥抹成的二层楼，可利用的面积增加了一倍，粮食和不随手用的东西都放到楼上。后院也有了猪圈和一个很大的猪窝。前面临街的那个有大豁口的院墙也拆了，盖成一条柴房子。单扇的大门移到偏厦当了房门，另做了两扇对开的，能走小车的大门，漆得黑亮，穷院子马上就连升了三级。完工之后，老头子一下放松了，躺在炕上休息了三天，这次自吹自擂更有了新资本。其实，他有生以来从未盖过房子，也真亏他费了脑子，安排得不窝工、不乱套，诸事顺利，确是个聪明而有本事的人。
老头子的家具、厨具都破旧，水瓮是铁丝拧着的，和面的盆也是铁丝拧着的，木头锅盖得小心揭起，不然就散成木板了。风匣漏风，得添粘鸡毛，只有大铁锅和大面案是完好的。八仙桌面中央，烧煳了一大块。唯一的高板凳倒是很结实，就是特重，那是自家的老槐树砍伐了，二外甥拉回去还给老头子的。妈妈寄来的钱还剩下一些，老头子到武功大庙会上买了一个有好多抽屉的立柜，花了100元。又在本大队的木匠房定做了一张两屉书桌，两张靠背椅和吃饭用的小桌子、小板凳。妈妈在南京的旧货市场买了一个小碗橱，客运寄来，又买了一台蝴蝶牌的新缝纫机，也客运寄来，特别还寄来了装电灯用的一应物器。新房子，新家具，新装了电灯，大放光明，村人都说兆庆把财神老婆收拾到家里了，就是有本事！
夏天又搞了项基本建设，就是掏蓄水的窖，为的是雨水不会存留在院子里，弄得烂泥粘鞋。前院的窖是请一个小个子年轻人掏的，窖顶还弄上土，看不出来。后院的窖是我和科科两人掏的，严格地说，只能算是个深坑。这回下多大的雨都没关系了。
新厨房没有小烧炕，我睡到偏厦的南间，宽敞多了。偏厦建在院子东边。西墙边是一行树，已长了多年，上面有鸟窝，一种叫“铁连加”的候鸟每年都来下蛋，孵小鸟。它每夜会定时地嘎唧嘎唧大叫三遍，我家的鸡晚上不是卧在鸡窝，而是高高栖在房檐下的架子上，那大公鸡每夜也定时喔喔大叫三遍。我再疲乏也会被这合唱齐鸣吵醒，好在我马上又睡着了。
我初到老头子家时，他家没鸡，鸡都让黄鼠狼咬死了。我去后才有钱买了四只母鸡和一只公鸡，于是能吃上鸡蛋了。有了盛柴草的房子后，又基本建设，买了一只奶山羊养在草房子里，早餐一人能喝上一碗羊奶，下午挤的奶卖给前来收奶的人，还能换点儿零用钱。家务劳动自然就多了，老头子管喂猪、喂羊、挤奶、喂鸡，科科放学后也不能发呆望天了，他得去弄些羊吃的树叶和青草，我则承包了打糠的任务，就是把玉米秆拉到粉碎机房，打成碎末，以便和上玉米粉、麸皮等，作为猪、羊的饲料。三个人营养改善了，身体也壮实了，饭量也很大。我一早上能吃五大碗玉米糊糊粥，中午要擀一大块儿面，邻居来看见，说比他家六七个人吃得还多。马场隔三岔五地给职工们发些面粉，哥哥都给了我，衣食无忧，在村里也够上小康人家了。
5．孩子和后妈
科科是1961年末生的，我到他家时还不满10岁，上小学二年级。村里的妇女们哄他，说：“你妈从甘肃回来了，这胖老婆就是你妈！”他把嘴一撇说：“不是的，我妈的个子比她高！”老头子从来不跟儿子提他妈，认为这样才能保护小孩儿的心灵不受伤害。殊不知，孩子早就从伙伴们的口中知道，他妈走了，他妈死了，还知道他妈个子高，力气大，就是不知道他妈长得什么样子，因为大伙伴们形容不了，小伙伴们也不知道。我来后，自睡小烧炕，没有影响他捏着他爸爸奶头睡觉的习惯。这习惯怪可笑，但我没有干涉。他内向，话不多，每天上学，回来做作业，用不着我管他，所以我俩也能和平共处。只是他对我没有任何称呼，有时也学他爸爸，跟我说话前“哇”一声，我若不理他，他就拽拽我的衣服。人多的场合，譬如到我上工的地方找我，他知道“哇”或者拽大人衣服都会被人认为不懂礼貌，便站到面前，等我开口问他有什么事，不称呼。老头子一开始就跟我打过招呼了，我并不介意。
基本建设搞完后的1973年，妈妈计划到陕西来看我们，届时若孩子还不称呼我，必定不会喜欢，还得批评我。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炕上听老头子又讲他那过五关斩六将，讲渴了，要我给他倒碗水，我给倒来了，科科说他也要。我看是个机会，便说：“你得称呼一下，我就给你倒。”科科说：“我不知道把你叫啥嘛！”我看看老头子，他竟瞪着两眼向上看天花板。我不由就生气说：“我叫许燕吉！”科科“哇”一声就哭了起来，我扭头回我自己炕上去了，这事全在老头子身上。
夏收后，早玉米即将成熟，村子照例要在地头建个瞭望台，上面用席子做成一个小屋，像南方的小船篷，称作庵子，派人在那里昼夜看守，一防人偷，二防鸟啄。老头子领了村北庵子的任务，这工分不费体力，但费时间，还得有人替换吃饭。那是个星期六，老头子要赶集买旱烟，我替他看玉米，科科中午下课来替我，我好回去做饭。科科很乐意到庵子上，那里有鞭炮，看见鸟来，就可以点一响。我走出好远，听见科科在大喊：“喂！喂！”我还以为他发现狼了，他见我回了头，就喊道：“早点儿来替我，下午我还要上课呢！”我把饭做好，老头子就回来了，我当即冲他发了一通火。老头子说：“我跑了10里路，热旺旺地，你就给我当头一盆冷水！”我说：“你才跑了10里，我妈跑1000里来，听你娃把我叫'喂’，不更是一大盆冷水吗？”老头子不出声儿了，过了一会儿说：“下午我来说娃。”我说：“这就对了，叫妈开不了口，叫姨也行，就是不能叫喂。”老头子说：“就叫妈，叫别的都不对，别人听了也不好。”晚饭后，科科开了口说：“妈，我去黎张（村）看电影。”我问过和谁一块儿去，嘱咐还一块儿回来，他一蹦一跳地走了。我来以前，老头子是不让他到外村看电影的，我说服了老头子才开了禁。第二天早上科科说：“我要吃馍！”我问：“该怎么说话？”他蔫蔫地说：“妈妈，我要吃馍。”就此，他会称呼人了。我问老头子怎么做的思想工作，他说，先问你妈来了好不好，后问对你好不好，都得到肯定答复后，“那你往后再不要张口就说话，得喊声妈，知道吗？”“知道了。”就这么简单。这老头子舍不得让宝贝儿子受一点点委屈，哪怕应有的教育都可以放弃。
除了让孩子看电影，我还带他去杨陵镇上。他没看见过梨，以为有个把子的都是冰棍，我就买来给他开开洋荤。还陪他坐在铁路边看火车，他认为客车上的人能来回走动，还能吸烟，是不可思议的事，看过去一列还要等着再看一列。其实村里的孩子并不都像科科一样地孤陋寡闻，只是老头子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不带他，所以我有机会便带他出去。我带他去马场，过渭河，他认得了船和河滩，还有河滩上的小螃蟹。他在我哥哥处第一次吃了土豆、橘子、香蕉，在马场旁边的部队，第一次看歌舞节目。我妈妈来后，我们还带他去了西安，那更是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了。
科科上学后，一改幼时的顽劣，守规矩，也听话，做作业也认真。没有电灯前，他将家里唯一的那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放在炕上，自己跪着，撅着屁股趴着写，我看着都费劲儿，劝他明天再写，他都不答应。他学习好，又不打架，老师派他当班长。有一天中午，他拉长了脸回来，坐下就哭。老头子赶紧问：“咋啦？”“同学骂我了。”“谁咧？”科科说是谁谁的儿子。老头子生气地说：“你就打他呀！我不信你打不过，打不过还有我呢。”科科哭得更伤心了。这时正好来了一个他们班的孩子，一问，原来是老师上半堂课有事走了，吩咐自习，给科科一张纸，叫把捣乱的同学记名字，回来交给他。科科得令，把差不多的男生名字都记下了。那挑头玩闹的同学抢过了科科的告状纸，给大家一念，于是群起而骂之。原来这么回事儿，我说：“毛主席说要团结95%，你倒打击了95%，怪不得都反对你了，以后得讲究点儿策略。”科科听了，擦擦泪水和同学玩儿去了。
春天，家里买了十几只毛茸茸的小鸡，我和老头子上工去，科科那天下午没课在家，我嘱咐他看着小鸡，别让跑出大门。等下工回来，小鸡一只也没有了。科科说他一直在门口做作业，小鸡没有出去，没准儿是野猫跳进院子给吃了。我勘查一番，没有血迹，正疑惑间，东院的弟媳送来了几只，西院的弟媳也送来了几只，都说是在门外捉到的。再问来玩儿的同学，说他们在村外玩儿了半下午。失鸡事小，说谎事大，宣布要罚打三板手心。只打了两板，因为科科大声号哭，保证不再说谎，就饶了一板。老头子可心痛了，大喊：“我不得活了！”我没理他。科科也没因老头子的袒护而食言，后来就没再说过谎。
科科还犯过一次错误。夏天有个晚上，老头子叫科科拿上我俩的记工本去记工，人多一时记不上，他就在记工房的院子里躺下睡着了，忽然一阵大雨把他淋醒，昏头昏脑地跑了回来，把记工的事忘了个干净，记工本也不知所踪了。雨停后，我们提着马灯去找也没找到。清早又去找，还是不见。这下可麻烦了，因为我俩半年的工都记在上面，队里没有存底，丢了本子就说不清了。老头子赶快向队长报告，队长说研究研究再说。老头子窝了一肚子火，中午破天荒地说要把科科打一顿。我不赞成，首先，记工分原本是我们的事，不是科科的任务；其次，还没睡醒就慌着躲雨，丢了本子，情有可原，批评即可，用不着动武。没想到记工本被大雨冲到大壕坑里去了，别人捡到给送了回来。沾了些泥水痕迹，字还能辨认。科科没挨打，但也得了教训。
我到官村前，小孩们都知道科科晚上不许出门，也不来找他。我来后开了禁，他晚饭后出去和同伴们玩儿得满头大汗，困乏极了才回来，睡得太实就尿在炕上，把被子尿得一圈圈，好像画地图。我告诉他说：“你总画地图，将来娶媳妇都成问题，晚上少喝点儿稀的，不要玩儿得太累，就不尿炕了。”开始还很灵验，日子长了就又忘了。老头子说是一种病，得吃药。我认为是习惯，得给他建立个条件反射。这天晚上，我拿了他奶奶的大厚木尺，趁他上炕要睡，我让他趴着，在他屁股上使劲儿打了一板子，打痛了，他呜呜地哭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我还疑惑是否刺激不深，建立不起反射，不想一次就见效。他自己还说：“怪了，朝屁股上来一板子，噔地就好了。”
科科上到四年级，写作文就是抄报纸，我担心他像坚固村房东的儿子一样，高中毕业连个信都写不清楚，光会点儿政治语言。我就给他出个题，写写自己身边经历的事。他拿着笔，问我：“开头怎么写？”我告诉了他，过一会儿，他又问：“中间怎么写？”我又告诉他。最后还是我告诉他怎样结尾。我说：“你这不叫作文，成了听写，下不为例。”第二个星期日，我又出了一题，不跟他说，让自己思考。他拿着纸笔，坐在桌前，豆大的泪珠“吧嗒吧嗒”地掉在纸上。老头子回来看见，大声问：“怎咧？”我说：“这是做作文。”老头子声儿更大了：“不做！”流泪归流泪，作文还是憋出来了。过了几天，科科的老师还专为此事找了我，他说：“你给娃加点儿作业是有好处，就是出的题目太没有阶级性。”原来我出了个“我的爸爸”的题，他说应该是“我的老贫农爸爸”才合乎形势。强调老贫农，岂不是又要抄报纸讲套话了吗？学生哭鼻子，家长发脾气，老师还找毛病，我这不讨好的家庭教师最后选择了放弃。我妈妈来过以后，我就鼓励科科给婆婆写信，说说家里的事或者去舅舅马场的见闻。我妈来信说科科写的信比我哥哥写得还仔细、还好。科科师范毕业时，他的语文是同年级五个班的第一名，不知道与当初提笔落泪有没有关系。
6．姓名消失的好处
到了官村，我的姓名基本上就下岗了，由于老头子行二，辈分又高，我不是二嫂、二姨就是二妈、二婆，我很不习惯，往往被叫了好几声儿，也没意识到是叫我，可是叫我名字，我马上就能反应。和妇女们在地里干活儿，她们常以此为实验，开心大笑。
有一次中午，我一个人在家，生产队长在大门外喊科科，喊了好几声儿。老头子回来后，我赶快对他说：“科科大概犯了什么错误了，队长方才来喊他，我都没敢出去问，你赶快去看看吧！”老头子“嘿”了一声说：“那不是找科科，是在喊你！”“啊？”我竟成了科科，真不可思议。后来明白，辈分低而年纪大的，或者辈分高而年纪轻的，往往就以“科科”来喊我们。回想我小时在香港，人们称呼都是“先生”“太太”，没有辈分。回到内陆，就称“伯父”“叔父”“娘娘”“姨姨”。在河北新乐县，称呼长辈还带上名字，比如喜芝婶子、玉亭叔，有专用性。到了这关中，都成数字化了。我想，这也和封建思想的程度相关。这里人还绝对不称岳父母为爸妈，而只称叔、姨，只有死了哭灵时才用“爸妈”二字。
有几回，五六岁的小孩儿来问：“我爷呢？”我不假思索就回答：“上工去了嘛！”心里在想，是不是他家大人找老头子有什么事。小孩子说：“我不是问那个爷。”“那还有什么爷？”“我问科科。”令人啼笑皆非。以后来了小孩儿，我还得先断定他的辈分，麻烦极了。又一回，本家的一个大小伙，称老头子为爷的，来我家起粪土，推着个独轮小车，正好邻家两个小侄子在门外光着屁股玩儿泥，那小伙用脚使劲儿把两个小孩儿拔到一边儿，嘴上还说：“老人家，别挡路！”更可笑了。老头子说：“年龄归年龄，辈分归辈分，一点儿不能马虎。”他还说：“官村人都姓魏，是一个家族，所以好领导，要不公家搞什么点都选中官村呢！封建有什么不好？你嫁到我家，凭着我，别人就不敢欺负你，若没有我，狗拉的屎都说是你拉的，你信不信？”这点我还真信，我在官村比在坚固村强多了，有件事可说明。
1972年麦收前，本村的赤脚医生找到我，让我把自己的历史，特别是犯罪的经过，写份材料给队上，被我当即拒绝，告诉他，我的档案在公安局或法院，要了解自可去查。麦收期间，来了两个驻村的公社干部，半夜派人来传我，我正疲乏而睡得深沉，无奈地到了大队办公室。当时，农民给驻村的干部编了一段：“早上睡觉哩，上午看报哩，吃了闲转哩，见人寻事儿（找碴儿）哩，晚上害人（开会）哩！”我正没好气，心想你们“寻事儿，害人”冲我来了，我现在姓“二”不姓“犯”了，用不着怕你们。这俩干部，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唱白脸的先说：“听说叫你写材料，你不肯写？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我应对：“我离开监狱时，公安干部就交代过，到了社会上不能对无关的人说自己的案情，我正是没忘记自己的身份，所以才没答应写。”
“你生活在这村里，党支部怎么是无关的人？”
“叫我写材料的是个医生，他是不是个党员我都不知道，我就能听他的吗？”
“哦，你还不知道他入了党，这么说，你对党员还是信任的啰！”
“那当然！”
这时唱红脸的开口说话：“你来官村后表现得还不错，但你不要单只是上工，也可以给村里多做些事嘛！毕竟你受过高等教育，是个大学生嘛！”
“队上派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知你说的多做些事指的是什么。”
“队上养了这么多牲畜，你也可以去看看，提些有益的建议。”
“饲养室是村里重要的地方，绝对不是我随便就去的，我没忘记身份，有自知之明。”
白脸也没什么可说的，红脸看话不投机，对付了半个来小时，寻事儿、害人就算完毕。我最终也没答应写什么材料，算是恃“二”无恐。
7．走亲戚
陕西关中的风俗，除了春节要走亲戚，麦收前后还有一次。麦收之前，女儿回娘家叫“看忙口”，麦收之后，娘家人去看女儿，叫“看忙毕”。我认为是互通一下收成情况，也就是经济情况。老头子穷，又带着孩子，行动不便，和亲戚们走动得少。我到官村不久，就想走动一下，也有亮相的意思。走亲戚一般都要带上礼馍，就是最白的麦子面，三两做一个的大白馍头。我不会做，就买上点儿饼干、点心之类的也行。
头一回去的是老头子的姨妈家，跟着他表妹去的，我来官村相亲时就住她家，早已熟悉。姨妈八十多岁了，和大儿子一起生活，重孙子一大伙，小孩们是来要饼干、点心吃，媳妇、孙子媳妇们则是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把老姨妈的房间站得满满的。姨妈家在杨陵火车站南面，从官村走来有近20里路，到了中午已是饥肠辘辘，端来的面条真是稀汤挂水，比河北省的面汤还稀，一筷子就能夹干净，还没馒头，心中叫苦，只好喝汤吧！不料汤还没喝到嘴，碗就被夺下来，说这汤是不能喝的。大概表妹、表嫂们看出了我的失望，笑着告诉我，这叫“汤汤面”，味道在汤里，面条只几根，捞过之后，汤还倒回锅里继续煮，所以又叫“哈水面”，就是口水面的意思。讲究的人嫌不卫生，是不吃的，一般人得吃上二十多碗。我大概吃了三十多碗，味道还真不错。她们看我吃了这么多，特别高兴，无意间我得到了认第二家，去的是老头子的姐姐家，就是乖乖家，属扶风县，但不远，只五里路，科科带我去的。老姐姐也七十来岁了，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她和四儿一起生活，四媳妇也是甘肃人。她没做汤汤面，就是一般的面条，多放点儿油和佐料，也是待客的饭食。科科吃了一大碗又添了一大碗，吃了几口就用筷子在碗里翻，发现我在看他，他就说：“我吃不完了！”我想，这么白的面条还漂着油花，总不能倒掉吧。而且，孩子浪费粮食，也不是家长的什么光荣，便把他剩下的都给吃了。没想到又得了好评，倒不是为不浪费粮食，而是说我不嫌孩子脏，是爱孩子的表现。我这后妈被认可了。
只有到他表弟家是老头子和我去的。他表弟只比他小一岁，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都不大，生活很不好。老头子的外公、舅舅、舅母都是闹旱灾那几年去世的（外婆早就死了），剩下他表弟孤苦伶仃一个小孩儿，被一个地主收到家里当个小长工，解决了吃住。他家的地由那个地主经手给租了出去，土改时，他的成分就让人伤脑筋了。划为雇农？他还有出租的土地。划为地主？他本是个长工。于是二一添作五，划为中农。这中农现在比贫农还贫，孩子们都得自力更生，给自己挣念书的钱。比科科还小两岁的大女儿都得割草晒干，卖给马场换铅笔、橡皮。我很喜欢这些能吃苦的孩子。
有一天，院子进来一个老太婆打扮的妇女，手上还提了个篮子。我正要开口问，就听见老头子喊我：“快把娃接住！”我看她没抱孩子，环顾四下也没见小孩儿。我眼睛再不好，也不至于连个活人也看不见吧，便问：“哪里有娃？”老头子急得跑到跟前说：“这不是娃吗？还不赶快把篮子接过来！”这妇女定睛打量了我一下，便开口叫声“妗子”，原来是老姐姐的大女儿，比我还大五岁，我怎么好叫她为“娃”？给她当长辈都挺不自在。她丈夫比老头子小两岁，老头子葬了他妈，经济上最困难时，那外甥女婿给过老头子10块钱。外甥女和她女儿们还经常给老头子和科科做鞋做衣，老头子常常念他们的好。我们盖了新房子，那女婿来给抹墙和干些收尾的工作。他有三儿三女，那小儿子比科科小两岁，和科科玩儿得好，放了假往往就背上书包来住几天。后来这孩子考上西安交通大学了。
每年春节后，或是这几家亲戚有娶媳妇、嫁女儿的事，都由我作为代表前去。我找出老头子妈妈的大黑毛巾顶在头上，再穿一件中式黑罩褂，尽量打扮得老一点儿，好当长辈。提上一篮子白馒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和一般的农家老婆没有区别，感觉挺奇妙。
我家经济情况好转后，我还和老头子坐长途汽车到干县农村去看过他二姐乖祥。她在旱灾时被人贩子骗到乾县去了，家里也是很穷，我们住了一夜就回来了。
本文选自《我是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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