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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4年上学，在吉林市昌邑区第二中心小学学习了六年。学校在珲春街东侧，四商店（后来叫东方商厦）的北面，中间隔着一条胡同，就是现在东方商厦新楼的位置。校园西南方是围起来的几栋平房，做过教室，大部分时间是做教员室。东侧是操场，大约一百米见方。北面是一幢二层青砖楼，每层约有八个教室。楼南侧是明廊,柱子、栏杆、扶手及楼梯和二楼地面都是木制的。楼梯在中间，楼梯板很厚，由于年头长，磨下去很深的印，不知是多少个小学子多少次踩踏出来的。可惜毕业时未能象以后的学生那样，在楼前合个影，这木头楼早已拆除，再无踪迹，只存在于我的记忆里了。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尘封的往事就象电脑的菜单，一串串地蹦将出来，收拢不住，又那么清晣可辨。还是把它梳理一下，还原到当年吧。
一、爱我们的班主任梁老师 我们学校的声望在全市仅次于市实验小学，这当然要归功于学校优秀的教师队伍，班主任们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我们班的谢宗兰老师、梅老师、丛老师，他们个个都敬业精干，一丝不苟，是我们成长的好领路人。 三年级的班主任是梁玉梅老师，她高个、大眼睛，是学美术的，不知为什么来到了小学当老师，还不教美术，她篮球打得很好，是学生喜欢的那种年轻活泼型老师。梁老师很喜爱大家，除了在学校的学习、游戏之外，她领我们去北山野游，领略大自然的乐趣；她还让我们去她家里玩，给大家画素描，一会儿工夫，一个生动的我就落在了纸上；她单独领我去江南公园，冬天的老虎是关在屋子里的。她喜欢我这个小干部，在给我的期末评语中，开头便是“你是一个聪明、活泼、可爱的孩子”，让我感动至今。 班级里有几个淘气的男孩，时常不守纪律，很让梁老师操心。有一次在教员室召集我们干部开会，研究解决办法。中途老师出去了，过了一会，还没回来，我们出去一看，她喀血了，这大概是让同学气的。不久，梁老师就离开了我们，后来知道她到市歌舞团搞美术，那是她的本行。离开了三尺讲台，离开了这些小顽童，在那广阔的大舞台上泼红洒绿，她一定会很开心吧。
二、老师教我会唱歌 我的班主任老师都是女的，可有两位音乐老师却是男的。一位姓赵，胖胖的，有点黑，看起来不像文艺人，但他嗓音宏亮，唱起歌来就又是一副形象了，尤其是跳舞、打兰球、花样滑冰，动作轻盈，姿态优美，让人爱听、爱看。 还有一位音乐老师也姓赵，教我们时间长一些。他是瘦高个，大眼睛，瓜子脸，既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肯定是帅哥。他上课时用教鞭,不指挥时就杵在鞋牙子上，另有一番风度。 那时候的音乐课都很正规，课前先练发声、音阶，然后再教歌，如“让我们荡起双桨”，“小燕子”。不像现在，有些老师拿来流行歌曲的带子，一放了之。 老师认真地教，学生认真地学，给我的音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至于后来，我能捧着乐谱，一句句的抠唱样板戏。甚至长大后，邻家女孩拿来一张“天津时调”的歌谱让我教，不一会儿功夫，我就能把歌完整有韵味地教唱给她了。 我还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除了在校内演唱，有时还到外面演出。那时候中苏友好,我们唱过“莫斯科——北京”，这首歌符点多，不大好掌握。如“从伏尔加听到长江流水声，中国人民仰望克里姆红星”，表现得不好，就没有味道了。带着这首歌我们曾去电台录音，是位于江沿天主教堂西侧的红砖小楼。演播室里铺着地毯，又厚又软，感觉很好。我们进来后，屏气息声，生怕被录了进去，老师说，不要紧，还没正式录呢，我们才放下心，又活泼起来。密闭的演播室和录音室隔着大玻璃窗，只见其人，不闻其声，两边用话筒联系,一声“开始”就正式录音了。几天后，我和家人就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的歌声。
三、我是大队的旗手 三年级的时候，我当了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委员，除了佩带红领巾外，左臂挂上了有三道红杠的方形白布牌。一道杠是小队长，相当于小组长；两道杠是中队委员，相当于班委会干部；三道杠是大队委员，为校级干部。我心里充满自信，认真完成大队布置的各项工作，觉得自己真的在“天天向上”。 假期大队辅导员分派我们到其它班级的课外学习小组了解情况，这也应该叫蹲点吧。我是分到二年级，地点在江沿的一个学习小组，那组里有后来在教委工作的刘宏基。我和这些同学一块写作业，一块做游戏，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开学后向大队汇报情况，也蛮有意思的。 按照分工，我是少先队大队的旗手，每逢全校活动，或集会，或出行，由我举着大队旗走在全校队伍的最前面（每个班级前面是中队旗），迎风飘扬的红旗，镶嵌着星星和火炬，是我们全校少先队员精神的象征。 记得有一次校运动会，比赛时我举旗站在前面，遮挡了后面同学的视线,他们让我坐下。我正不知所措时，大队辅导员老师过来说，要维护队旗的尊严，旗手是不能坐下的。便让我到旁边一点儿的位置，这样既可以站着护旗，又方便了同学观看。这件事好象告诉我：该坚持的要坚持，能灵活的也要适当灵活。
四、学习小组的小伙伴 那时候上学全是按划分的学区，同学们住的都是前后胡同，相距不远。班级组织学习小组，每天放学后和寒暑假时，四、五个人聚在一个同学的家里学习。夏天就在院子里，冬天在屋里，围在桌子旁，完成各科家庭作业，有问题互相研究，考试前一块复习。同学之间来往很多，也接触到不同的家庭氛围。 学习之后，那就是我们自由的天地了，你尽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文静点的可以看小人书，看大书，画图画，写大字；集体玩的有打扑克，下跳棋，打口袋，丢手绢，过家家，捉迷藏。男孩子乐此不疲的游戏有叠烟盒、搧画片、打铁篓、打冰果棍，弹玻璃球，打弹弓，玩皮球，做木刀枪，玩战斗；女孩子偏爱跳绳、跳格子，跳皮筋，踢键子等等。冬天又给我们增添了不少欢乐：堆雪人，打雪仗，泼块小冰场，打滑坡，抽冰猴，滑冰鞋，放爬犁，真叫人忘却寒冷，乐不思归。这些玩具大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或是家长、哥姐们帮着做的，很少花钱去买。我们的生活是简单而丰富的，我们的心情是放松而快乐的。 我家住在牛马行三道胡同的一个老式三合院里，胡同西头就有燕志勇和孙玉成两个同学。南面头道胡同是于继洋同学，他家住在一个磨砖对缝高大考究有二门的四合院里，不知是清朝哪位将军的家。他爸爸好像是南方的商人，他的书本皮上总是写着于继洋记，显得与众不同，后来他学了建筑。这个大院的对门是骆永傑家，他家孩子较多，墙上挂块小黑板，每天都有大人和孩子写些指示、感想之类，是一种交流、提高的好方法。 住在东面东寺胡同的常恕洲，后来当了老师。他和我关系不一般，在幼儿园时我们就在一起，不知那叫不叫同学。这个幼儿园好像是我家办的、慈善性的，在通天街消防队东面，后来搬到吉泰胡同的赫赫医院旧址，再后来由政府接收，成了文庙旁的市委第二幼儿园。初中时我们都在八中，高中在一中又是一个班，他爸爸还是我们的物理老师（学校的权威，擅长无线电、摄影）。下乡时我俩又在一个集体户，是二十来年的同窗好友了。他家是明朝大将常遇春的后代，住一个三合院，有精致的门楼。家里有许多书，前苏联《我看见了什么？》里的谢廖沙天天要问大人许多为什么，引人入胜，是供我遨游的第一个图书馆。前些天我为他送行，刚办完退休手续，两口子就要到北京姑娘家照看外孙女并在那过冬了，真的成了“二人转”里所唱的那样“老的给少的拜年”了。
五、我也曾大炼钢铁 一九五八年，全国大炼钢铁，我们这所小学校也随着热火朝天，烟尘滚滚，全没了往日书声朗朗的气氛了。 学校主要是炼焦，所需的白泥是我们从市西北方向很远的山里挖出来，再用书包装上十来斤重的一块，背回学校。煤是从辽宁路铁道旁的煤场运回来，没有汽车，手推车也很少，更多的是独轮车。我从家里找个小车轮，用木方、木板钉成一个小车，能装十多斤煤块。 从学校出发时同学们是鱼贯而行，装上煤回来的路上是走走停停，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瘦小的身躯不堪重负，回到学校时已是散兵游勇，狼狈不堪了。后来不知老师从谁的家里借来石磨，大家轮流推着沉重的磨，把煤块磨成粉。 接着是用砖砌炼焦炉，有长方形的，也有圆的，大小不一，楼前楼后，共有十几个。一位矮胖的女老师，属于能干型的，领我们搭了一个直径2米的小炉子，说保证比那些大炉子好使。炼焦炉的下面要铺上一层木柴，上面装煤粉，用白泥封顶，就可以点火了。一炉要连续烧上几天，晚上得有人值班。几天后，炉顶裂开大口子，冒着烟气，里面通红，可以用来烤土豆，之后以大水浇灭，焦炭就炼成了。只是不知道这些焦炭是否合格，送到什么地方，派上什么用场。只有那些磨秃牙的石磨再无用处，很长时间都默默地歪倒在学校的东墙下。
六、多年以后 我们班的唯一合影是在1966年五一节（距离我们参加高考不到70天）拍摄的，谢老师和我们十九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细雨中漫步江沿，品味过去，畅想未来。 我把照片放在我的影集首页，为之集句曰：“杨柳依依，大江东去，逝者如斯，昔我往矣”。是啊，时光流淌，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顽皮的我们已是满脸苍桑，那是岁月的刻痕，写满了“废除高考”、“文化革命”、“下乡插队”、“招工回城”、“晚婚晚育”、“独生子女”、“恢复高考”、“范进中举”……记述着我们这些“老三届”中的“老高三”的独特而沉重的人生轨迹。 往者已矣，我们终于走过来了，我们依然心有梦想。此刻，我真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些白发同学能够重新集合在母校，走一走木楼梯，摸一摸木扶手，坐一坐小椅子，再在木头楼前合个影，唱上一曲“小鸟在前面带路，花儿迎着我们，我们象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2007.08.09 本文为高文杰先生（网名：阿杰 本文为高文杰先生（网名：阿杰）授权发布的原创文章，其他自媒体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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