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之死

1974年11月23日，宋美龄向总统医疗小组提出，让蒋介石从荣民总医院搬回士林官邸休养。医疗小组极力阻止蒋介石出院，因为士林官邸的医疗条件远不如6号病房。

宋美龄对着医疗小组的医官吼叫:“他(蒋介石)如果不搬，我还是要回士林官邸CHRISTMAS(圣诞节)!我搬回去!”

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蒋介石两年多漫长的住院治疗，宋美龄一直在护理、陪伴着。宋美龄原是爱好社会活动、交际的人，病房单调、孤寂的生活太久了，不要说宋美龄，谁都会心烦。

宋美龄坚持“总统搬回士林官邸休养”，蒋介石也表示不反对，医疗小组只得从命。

于是把荣民总医院6号病房整个搬到了士林官邸。侍卫人员戏称士林官邸成了“小型荣民总医院。”

1974年12月22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从荣民总医院搬回士林官邸过圣诞节。

恐怕宋美龄不会想到，这是她和蒋介石一起过的最后的一个圣诞节。过完圣诞节之后正好一百天，蒋介石就死了。

有人议论说，如果蒋介石不出医院，还不至于死得这么快。难道说是宋美龄害死了蒋介石?不能这样讲。首先应该说，宋美龄是认为蒋介石的病情可以回士林官邸休养，再就是，”蒋介石出院，对平息社会上对蒋介石病情的谣传，对鼓舞士气、稳定民心都有利。这是出于对蒋介石的爱护，不能讲是害了蒋介石。

1975年3月间，又是宋美龄的主意，请来了一位美国胸腔科医学专家来为蒋介石看病。这位美国专家诊断后认为，要想使蒋介石的心脏病好转，必须对蒋介石的肺部施行穿刺手术。因为蒋介石的肺部大面积化脓积水，影响呼吸，造成缺氧。

当时，“总统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主任医生，向宋美龄一再说明，对蒋介石施行肺部穿刺手术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蒋介石的年纪太大了，抵抗力太弱，穿刺会引发许多并发病症。但宋美龄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倾向美国人的主张，于是，她坚定地说:“专家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试试看再说。就这样决定了，我负全权责任!”

美国医生从蒋介石的背后对肺部进行了穿刺手术，抽出了大约三百毫升脓水。于是美国医生和宋美龄都认为手术成功了。可是，手术后的当天晚上，蒋介石的体温由原来的摄氏37℃多上升到摄氏41℃，士林官邸上下又是一片手忙脚乱地进行抢救。

“总统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所担心的后退症发生了。王师揆他们对蒋介石肺部的化脓积水部位，一直采用注射大量青霉素将其包围，不让其炎症扩散，即所谓保守疗法。王师揆把化脓部位比做“土匪窝”，穿刺会打破包围圈，造成“土匪”倾巢而出，把蒋介石健康的肺部也感染了。

肺部穿刺手术的第二天，蒋介石又出现小便时大量出血，而且心脏停止跳动的现象愈来愈频繁了，心电图监视器的屏幕上，经常出现一条白色的直线，输血、输氧、输液等抢救场面接连不断。

1975年3月29日，当蒋介石又一次被抢救过来之后，他叫来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给他作笔录，他要口授遗嘱。

蒋介石遗嘱全文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 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以爱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仍必与我同志、同胞长期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急勿忽。

中华民国64年3月29日 蒋中正”

4月5日，是中国的清明节，按传统家家户户祭扫祖坟。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士林官邸看望蒋介石。这天蒋经国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的:

“清晨，走入父亲卧室请安之时，父亲已起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及张柏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喝曰:'你应好好多休息。’儿聆此言，心中忽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之最后叮咛。余竟日有不安之感。”

清明节这天，台北市上空乌云密布，特别闷热。蒋经国走后，蒋介石的情绪似乎比以前更加烦躁。这两天蒋介石的体温由高烧已经缓和下来，小便出血也渐少了。但他的情绪在这下午开始稳定不下来，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医护人员在一旁劝说他躺下休息，他根本置之不理，脸上露出不高兴的表情。侍卫人员事后回忆蒋介石这时的现象是“回光返照”。

蒋经国是去观音山给几位“党国要人”祭扫坟墓。由于祭扫的人群挤满了上山的道路，蒋经国就弃车步行，同日蒋经国日记写道:

“沿途与民众互相招呼问好……互话家常，至为亲切和洽，有如家人……再乘车至士林，问候父亲安，时已下午四时许。”

侍卫人员讲，蒋经国从观音山扫墓回来，是在士林官邸陪着宋美龄一起吃的晚饭。饭后他照例到蒋介石的室内向他父亲请安。他们父子还谈了几分钟话。后来蒋经国见蒋介石有些倦容，就说:“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

蒋经国走出蒋介石的卧室时，还吩咐医官给蒋介石服下几颗维他命药丸，哄骗蒋介石是安眠药，实行心理催眠术。

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发生心脏停止跳动的。晚8点半钟开始急救，按摩心脏、人工呼吸，最后使用电击，但效果都不佳，心跳时有时无。到了晚上11点50分，蒋介石双眼瞳孔放大，心脏不再跳动，人死了。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八时半忽接医师电话速赴士林。到达时，知父亲心脏跳动不规则，血压下降，情形甚危。此病发于睡眠中，经数小时之急救无效，竟与世长辞。母亲与儿随侍在侧，悲哀跪哭，昏迷不省。是时天发雷电，继之以倾盆大雨，正是所谓风云异色，天地同哀。子夜，党政军负责同志皆来瞻仰父亲遗容。父亲面容安祥，如在熟睡。余在父亲三月二十九日所立遗嘱上以行政院长身份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

蒋经国的日记印成了书，书名为《守父灵一月记》，大量公开发行。

台湾地处亚热带，北回归线正从其中部穿过，4月份台湾已进入雨季，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季节，时常有下雨的可能。蒋经国日记写的是，就在蒋介石咽气的时候，天就正好下雨啦，这不就正好证明蒋介石的死感天动地了吗，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蒋经国4月6日的日记写道:“晨二时许，侍母移父灵于荣民总医院，祭毕后回家，天已东方发白。”

再看看蒋介石的贴身侍卫副官翁元的叙述:“严家淦等来瞻仰了遗容以后，就准备为老先生(指蒋介石)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老先生新买的进口救护车。我们刚要把老先生遗体移上救护车，天上突然响起隆隆雷声，紧接着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天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就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

很清楚了，雨是在移灵时才下的，时间是4月6日晨2时许，就是在蒋介石咽完气之后的两小时又十分钟才下的雨。

在士林官邸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

签字的人物和顺序是:妻宋美龄、“副总统”严家淦、行政院长蒋经国、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殂”，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又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中华民为”的“国丧”期。

4月9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东方发白之时，余在荣民总医院照乡俗为父亲穿衣服，并着长袍马褂、佩勋章。10 时许，母亲(指宋美龄)将父亲喜读之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本书，亲自置于灵柩之中，另有呢帽一顶、手杖一根。……11 时，全家大小跪祭父母。于政府治丧大员公祭后，即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蒋介石的遗体停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经台湾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非勒。

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任首相佐藤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

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厝蒋介石之“灵柩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达成蒋介石的“心愿”。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了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去了美国，隐居在纽约市郊长岛拉丁敦区的孔令侃的别墅里。

停放蒋介石灵柩的“慈湖行馆”，不断有人去参观。蒋介石的尸体经防腐处理，身着长袍马褂，胸前佩带勋章，装在一个黑色大理石棺廓里，停放在正厅。接连正厅的厢房，保持着蒋介石生前卧室的原样，供人参观。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便条信纸，上面是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四个行书体的字: 能屈能伸。

设计这个情节，想要告诉参观者什么呢?蒋介石死在台湾，灵柩浮厝，可谓“屈尊”。但中共有言在先，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蒋介石先生的棺柩可移葬大陆，安葬在蒋介石生前希望的紫金山麓亦可。

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没有了。蒋介石死了，盖棺定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