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的戴高乐（47）

​果然戴高乐这一想法，很快就被证实了。11月15日，他着手组织政府，遇到了种种抵制。各党派都争着多要部长席位，经过多次协商，终于在11月21日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四个部长由共产党的代表担任，四个部长由社会党人担任，四个部长由人民共和党人担任，两个部长由民主社会抵抗联盟的代表担任，一个部长由激进社会党人担任，两个部长由无党派人士担任。此外，还有四个国务部长负责全面的工作，他们是社会党的奥里约，人民共和党的盖伊，温和派人士雅基诺和共产党的多列士。

1945年11月23日，戴高乐在国民制宪会议上讲了一次话，突出地说明了国家所处的严重情况，指出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保证"行政机关有职、有权和稳定"，最后讲到法国人和他们的代表为重建法国而应当团结的责任。

这一次，人民代表机关又一次一致批准了他的主张。12月份，戴高乐又使政府通过了把法兰西银行和四个信贷企业收归国有并建立属于财政部的全国信贷委员会的法令，并使议会批准了这个法令。不久，又通过一项国有化的法令，其中规定了把电力和煤气的生产和分配交给国家管理的办法。在讨论这两项法令时，一切哗众取宠的修正意见都被否决了。此外，12月15日，戴高乐还满意地看到国立行政学院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使国家主要工作人员能够得到合理而统一的录用与培养的主要机关。

就在这座学院诞生的时候，公务人员的总罢工严重地威胁了政府的团结和戴高乐的个人威信。当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确实由于通货膨胀而十分困难。他们薪金的提高，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但是，只有冒着预算和币制崩溃的危险，才能完全答应工会为他们提出的要求。若出现这种情况，对国家对民族是十分不利的，对当前的经济恢复工作会带来更大的困难。经过戴高乐耐心说服解释，和共产党出面工作，才使这场风波平息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46年度预算进入了讨论阶段。政府为了建立良好的秩序，要求在1月1日最后表决预算。

那一天，在讨论将要结束的时候，社会党突然要求把国防费减少20%。可是在这方面的费用，任何人都知道，在短期间内是不能减少这么多的。戴高乐认为，"这是选举前的蛊惑宣传和对我的敌视。"当天晚上，戴高乐深入地研究了一下各党派的态度和力量，觉得事情已经十分明显，各方面都在为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而玩弄着旧日的把戏，他再领导下去徒劳无益，甚至也不会有好结果。他感到，现在是应该处理他个人下野问题的时候了。

戴高乐在议会作了两次简短的发言，指出有些代表对他施加压力，为了某个党派的阴谋而轻率地要求削减国防费用，这是愚蠢的行为。他说："我和你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双方对于政府和政府与人民代表机关的关系的整个看法不一致。我们已经开始了共和国的复兴工作。我离开以后，你们将继续这样做。毫无疑问，这是我在这个会议室里最后一次讲话了。我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在做这项工作时，不理解我们近50年的政治史，如果你们不考虑政府的权力、尊严和责任是绝对必要的。

那么，我可以预言，你们这样下去，迟早会有一天要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痛感后悔莫及。"代表们心不在焉地听着。但表决时，几乎全体一致通过了预算方案。

现在，有待戴高乐决定的唯一问题，是选定退职的确切日期。看来，他需要一段时间考虑一下。为此，他选择了地中海滨的昂提布。在那里住了一周，这是他七年多来度过的第一个假期。现在他明白了，他应该不声不响地离开，不攻击任何人，也不接受任何公职和私人职务。

他于1946年1月14日回来，用了一周的时间处理积压下来的政令和法令。同时，他将几个部长召集到办公室，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辞职了。1月19日，他请各位部长第二天到圣多明克路来。除了奥里约和皮杜尔当时在伦敦、苏斯戴尔回加蓬去了以外，所有的部长都在1月20日（星期日）上午齐集在"盔甲大厅"。他走进去，同大家握了手，没等大家坐下来，就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要卷土重来了。我是不赞成这个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一个我所不能同意的、无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独裁政治，我无法制止这种尝试。因此，我必须告退。今天，我就要向国民议会议长递交政府辞职书。我衷心感谢诸位所给予我的帮助，并请求你们在继任人到职之前，各守岗位，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部长们感到惊讶，但更多的是心情难受。他们默然不语。戴高乐走了。部长们在交谈着他们对戴高乐此举的看法。多列士说："这样的辞职方式确实伟大！"莫克说："这种辞职方式的确是严重的！但是，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将军的成见已经压得国民制宪会议喘不过气来。现在，议会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了。"普利文以痛苦而不安的语调说："这就是你们各党派搞出来的结果！"他谴责了给政府制造障碍的各党派人士。盖伊和戴让说："我们要继戴高乐担负起重大的责任，我们党要尽力做到胜任愉快。"多列士对此大声喊道："算了吧！将军在的时候你们做不到，将来没有他。你们又怎么能做到呢？"

戴高乐在1946年1月20日致国民制宪议会议长的信中，避开了一切争论的问题。他的信全文如下：

议长先生：

谨请您通知国民制宪议会：我辞去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的职务。

从我负责领导全国同胞争取解放、胜利和主权之日起，我一直认为一到全国性的议会机构组成、各政党能够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我的任务就应当结束。

我所以在1945年11月13日以后又接托领导政府，是为了满足国民制宪议会对我的一致召请，以及很好地完成一个必要的过渡。这个过渡今天已经完成了。

另一方面，艰苦的考验已经过去，法国已经不再处于令人忧虑的状态。当然还有不少痛苦折磨着法国人民，还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有待解决。但是，法国人的生活本身基本上得到了保证，经济活动正在恢复，我们的领土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在印度支那又站立起来了，社会的安宁不受骚扰了。在国际上，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独立已坚如磐石，我们控制了茉茵河，我们在国际组织中占有头等地位，今春还要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和平会议。

表示我诚恳的愿望：祝我曾经有幸领导过的政府，在尚待完成的确保国家命运的任务中获得成功。

辞职之际，该议长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敬。

戴高乐虽然"平静地辞职了，但政客们仍忧心忡忡。奥里约匆忙地从伦敦赶回，他担心戴高乐会通过电台广播激起人民对各政党的愤慨。他在1月20日给戴高乐的信中说："如果你有这个意图，这将会使国家分裂，使民主的敌人得利和称心。"其实奥里约无须担心，戴高乐不想在火上加油。他满足于沉默。因为他确信，法国人民迟早"将大声疾呼地要他回来"。

戴高乐辞去政府领导职务后，住在远离巴黎的科龙贝的自己一座旧有的房舍里。这里地势很高，也很安静。戴高乐的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靠角的房间里度过的。在这里，眺望远方的落日的余辉，周围空旷，15公里以内没有任何建筑物。

他的视线越过原野和树林，沿着一个缓长的斜坡一直望到奥布河谷，然后爬上河对面的山坡。他站在花园的高处，可以看到树林包围着的野地，它好像被海水拍击的地岬。晚上，可以静观夜幕覆盖的乡村，或仰望星空，回忆往事。

戴高乐带着妻子和患病的女儿安娜迁到这里，开始过着与世无争的幽静生活。在这偏僻的农村，戴高乐既检讨过去，又展望未来。他在静观法兰西大地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在议会里，"抢座位的迷人游戏"又时兴起来了。戴高乐曾经破坏了这个游戏，现在，政客们皆大欢喜，他们可以告诉人们第四共和国跟第三共和国是多么相似了。正如基督教民主人民共和党领袖乔治·皮杜尔所说的那样："一个伟大的人不受欢迎，几个庸才倒很得意。"1946年1月24日，戴高乐辞职的第四天，几个所谓大党的代表便签订协议，定下了游戏规则。政客们许下诺言，今后不再热中于进行攻击性或侮辱性的争论了。他们保证"要在政府、议会、报刊和全国发扬忠诚团结的精神，来对待共同通过的决议"。可是日久天长，这些可钦可佩的意见越来越不受人重视了。

在国民议会里，社会党领袖费利克斯·古安是大家信得过的人物。他在550张选票中，以497票当选总理。三个议员凄惨地投了离任的戴高乐将军的票。然而使政客们感到吃惊的是，在1946年5月5日的全民表决中，法国选民以1050万票对950万票否决了宪法提案。直接提请国民公断而遭到否决，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这个关于赞成还是反对宪法的运动期间，陷于失意和怨恨之中的戴高乐没有公开发表言论，也未参加投票。

就在法国政权发生更替的时候，戴高乐一家一直在科龙贝村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拒绝了只要他愿接受就可获得的荣誉。如今他唯一的收入是作为一个准将所得的养老金。

1946年4月，新任总理费利克斯·古安曾指示国防部长草拟一项法令，把戴高乐的军衔提到国家所能授予的最高一级。但是，要戴高乐接受一个次要人物的提拔是违反他的个性的，何况这种提拔既不合时宜，也不是因为他作战有功。因此当他得知政府首脑的意图时，他回信说：

"兹复来函……自从1940年6月18日我打破常规走上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以来，事态已以如此规模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人们很难对一个史无前例的地位作出合法的规定。况且，在5年7个月零3天的英勇斗争岁月中，显然没有人曾想到需要作出任何改变。今天想要采取一项行政措施加以解决，会令人感到奇怪，甚至可笑。正确的办法是维持现状。如有困难，到时候死神会来解决的。"

本着同样的精神，戴高乐把杜鲁门总统赠送给的私人礼物﹣﹣一架 DC 型飞机交给空军，并把他自己的一部美国大型轿车卖给了一个叫弗洛雷尔的艺术家。戴高乐的夫人伊冯娜．戴高乐学习驾驶汽车，并经考试及格。不久，她便驾驶一辆普通的法国小轿车在村里或到临近的城镇购买食物。因为手头拮据，戴高乐家饮食常常比较简朴，酒要留着招待客人。对有些客人也不得不以白水相待。

在戴高乐房舍周围，有三英亩园地是戴高乐寻求慰藉的地方。他在伊冯娜·戴高乐和一个园丁精心护理的花园里漫步，从不感到厌倦。花园中心的大花坛的花草种成洛林十字式样。戴高乐在这座18世纪的建筑物上增建了一个阁楼，在阁楼上可以眺望三面的景色。他在这里消磨了漫漫长日，校订了他早年的文学著作；若干年后，他也在这里写他的战争回忆录。戴高乐自称，他在小花园里徘徊过15000次！

上马恩省的冬天漫长，压在戴高乐心头的烦闷也变得难以忍受起来。他经常借景生情，抒发自己的心怀。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冬天，它向我呻吟：'你看我这荒凉严寒的样子，我所生所爱的植物、性畜和飞鸟，有多少因为我不能哺育和温暖它们而死在我的怀里！难道说命运已经注定了吗？死亡永远得胜了吗？不是的！在我这无力的地面底下，已经在隐隐约约地积聚着一种力量。我虽然在黑暗里静眠不动，却已预感到光明和生命复始的美妙前景！'"5月5日的全民对宪法提案的表决，为戴高乐打破沉默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借口。

1946年6月16日，戴高乐经过深思熟虑，向不久前刚在投票表决中遭到失败的政府和宪法开了火。他在法国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城市贝叶发表演说，当时人们正为他于诺曼底登陆纪念日时访问该城举行庆祝活动。这次贝叶讲话极为重要。尽管它没有产生直接的效果，但它却精确地预示了12年以后颁布的第五共和国宪法。

戴高乐说："在我们遭到破坏的光荣的诺曼底、贝叶及其郊区目睹了历史上的一个最伟大事件。我们确认，它们是这个事件的当之无愧的见证人。在这里，法国和盟国经过最初的失败以后四年，开始走上了最后胜利的第一步。在这里，那些从未屈服的人，那些从1940年6月18日以后团结了全国人的意志和重新组织了法国力量的人，从这个伟大事件中证明了自己的努力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是在这里，政府又在我们祖先的土地上出现了！"戴高乐说，"这个政府是合法的，因为它是以全民的利益和意志为基础的；当屈从政策使政府空有其名的时候，拥有实际主权的政府已转到战争、自由和胜利方面来，这个政府在贫困交加和阴谋交替中维护了它的权力、尊严和威信；这个政府防止了外国的干涉；这个政府能够在它的周围恢复全国统一和帝国统一，团结祖国和法兰西联邦的一切力量，与盟国一道取得了最后胜利，与世界其他大国家平等相处，维持公共秩序，实行公正的裁判，开始国家的复兴工作。"

戴高乐分析了取得上述成就的原因。他说："首先，从民族内部自发地涌现出一朵民族之花，他毫无党派和阶级的偏见，献身于为法国的解放、伟大和革新而进行的战斗。他有崇高的道义感，有一种牺牲和带头的觉悟，有冒险和敢干的热情，不怕骚乱、威胁和阴谋，对于自己在巨大的变乱中表现的力量和机智以及对于祖国的胜利和前途同样具有信心﹣这就是他的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