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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戏剧翻译,是一种“文化分析”行为吗?

 黑龙江波涛 2023-08-12 发布于黑龙江

因文类和文体的特殊性,古代戏剧的译者必然地要补充多出原作几倍甚至几十倍自己的文字来说明剧本,以便读者“身处其中”。这些文字区别于“移花接木”的翻译文字,属于译者“个人化创造”行为。

译者的身份顺理成章地由做“移花接木、代人作嫁的事情”转变为提供一种论述的学者。导致的结果是,古典戏剧翻译研究的重点不仅是译文的忠实度,而且应该关注译者对原作的评价注释、对作者的介绍译序或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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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创作成为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材料来源,其研究价值不亚于译本,甚至比重更大。译者为了每一个概念、形象和对话都能获得思想含义,除了语言转换时准确地呈现戏剧主人公的价值语境,还必须还原作者的价值语境。

因此,译文的“正文本”线索与剧本吻合是陈述性的,而注释、前言等“副文本”的线索是推论性的。对这些材料的整合是译者的“个性化创造”,它也成为研究古希腊戏剧翻译的核心对象。以阿里斯托芬喜剧翻译为例来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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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氏“喜剧的显著特点就是代表一种声音,一种敢于批驳、敢于惩戒雅典人的声音”,“……喜剧却'讲解’何为'正义’、何为'真理’,从而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因而“要熟悉雅典政客的演说、苏格拉底哲学、雅典法律词汇、欧里庇得斯悲剧,才能够理解《阿卡奈人》、《云》、《马蜂》、《地母节妇女》、《蛙》中的滑稽和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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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希腊戏剧的话语交流从“言语境况”(speech situation)的角度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剧中人物之间的内交流系统;二、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外交流系统。内交流系统中的话语称为“戏剧性对话”,外交流系统中的话语称为“代言性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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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性对话中,剧中人物之间保持着“我”与“你”的直接交流关系,观众只是旁听者,演员与观众则构成“我”与“他”的关系。在代言性叙述中,演员与观众构成话语中“我”与“你”的关系,演员向观众直接表白,这时与剧中其他人物之间反而变成“我”与“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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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托芬开创一种代言性叙述,被称作“活报剧似的插曲”技巧,它将演员与观众的关系变得极为密切。

以《云》为例,剧中人物苏格拉底与当时坐在观众席的真人苏格拉底本人形成演员与观众身份悖论,剧情陈述与现实真实衔接紧密,诗人采用鲜明的反差来达到讽谕的效果。阿里斯托芬在该剧中“抛弃传统谐剧中很多猥亵和暴力的场面,转而使用纯粹的语言机智”,塑造出与柏拉图和色诺芬著作中不同的苏格拉底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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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采用回忆录的写法,温和地描绘了虔敬且注重培养青年德性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虽然也采用的是戏剧的创作手法,但其所有作品共有一个主人公即苏格拉底,使之成为其哲学代言人,同时完成为对苏格拉底“不敬神和败坏青年”的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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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品在当时没有上演,因此诗人写作的阅读对象没有指向剧场观众,诗人的言辞不受观众的局限,而在后世被称为“对话录”也说明它与当时戏剧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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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的时代,诗人要受到观众的追捧(也可以说是局限),就必须“讨好观众,而讨好观众的手段就是逻各斯,也就是说,诗人的言辞只有满足了观众的需要才能获胜”。基于演员与观众之间直接关系的存在与否的考虑,笔者认为阿氏戏剧与柏拉图作品的翻译有本质不同。

巴赫金指出,戏剧“对话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在直接言语中以每一个词直接诉述对象和自己对对象的积极反应——语调具有生活的现实性,而作者则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但由于戏剧上演情境的丧失,如果要达到预期读者有效地认知千年前阿氏喜剧的幽默滑稽。

古希腊戏剧翻译,是一种“文化分析”行为吗?

译者不仅必须对这些事件作编年史式的记录,而且还要补充大量论证话语,阐明该种特殊生活方式和文化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即进行文化分析。

美国学者奥里根说,《云》剧“比喻、双关、猥亵语和各种笑话融为一体”,构成“谐剧与哲学、(谐剧定义的)'谐剧’人与'哲学’人、最基本的理智与生殖器、思想与腊肠之间的冲突”。

古希腊戏剧翻译,是一种“文化分析”行为吗?

英国当代最著名的研究阿里斯托芬的学者是K.J.Dover,他翻译《云》采用的是为经作注的方式,在他1968年出版《阿里斯托芬〈云〉:导言和注疏》之前出现较多的是翻译本和校勘本,此外还写作了《阿里斯托芬喜剧》等概论式书籍。

尽管他想要以客观的口吻陈述剧本发生的事实,但他始终是一种对原剧本的“反应”,即从译者的语境中评价剧中主人公或剧作家,因此话语方式是论证性的。

古希腊戏剧翻译,是一种“文化分析”行为吗?

笔者认为无论古希腊戏剧翻译还是其翻译研究都必须进行严谨的文化分析,进行文化分析有两条路径,即古典学研究和戏剧研究。

古希腊戏剧翻译,是一种“文化分析”行为吗?

这两条路径不可被理解为“林中路”,不妨可以被看作“交叉小径的花园”中的“路”。 如果不尽可能穷尽“花园”里的所有“小路”,就依然容易迷路,不能绘制出准确的“花园”地图。

我们会发现“跨文化”造成迷失的问题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前文所述沃顿说“河北梆子”时的英文为“Beijing Opera”,而后者多指“京剧”,它与“河北梆子”差别很大。

古希腊戏剧翻译,是一种“文化分析”行为吗?

这也体现了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统而笼之式地“不求甚解”,而笔者认为“不求甚解”乃翻译无论任何民族古典文学之大忌,乃人类再造可能通往对话与理解的“巴别塔”之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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