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华，顾雨璇，萧卓立，郑慧婷 | 重新审视中国农村寄宿学校：留守与非留守农村青少年的社会纽带、自我效...

（钟华副教授） 

 作者简介：钟华，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顾雨璇，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萧卓立，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郑慧婷，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大量农村父母迁移至城市务工，由此导致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近年来，农村寄宿学校大量增加，这类寄宿学校中留守和非留守的农村青少年在学业表现上是否逐渐趋同？根据广东和湖南省农村寄宿学校1464名初中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在农村寄宿学校中，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影响机制同时存在相似性和异质性。对于所有寄宿学生，参与常规活动和道德信念这两种社会纽带和自我效能越强，学习成绩越好。在留守与非留守差异方面，非留守学生学业表现更佳，且更易受到师生关系的正面影响；对于父母双方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更加依靠自我效能提高自身的学业表现；对于父母一方留乡陪伴的青少年，对父母的依恋反而显著降低他们的学业表现。研究表明，通过增强社会纽带（特别是参与常规活动和道德信念）和提高自我效能，农村寄宿学校可以促进所有农村学生的学业表现，而且有助于缓解留守青少年在家庭方面的劣势。

一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从农村第一产业向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快速转移。中国正经历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村进城务工人口规模呈指数级增长，2020年全国已有农民工2.925亿人，占中国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种由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留守儿童问题尤为突出。为什么进城务工的父母倾向于将子女留在乡村？学者普遍认为，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是造成庞大留守儿童群体的最重要原因，同时这也加剧了中国的城乡差距。户籍限制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享受包括医疗、住房和教育在内的社会福利，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很难被城市公立学校接收。因此，数以百万计的儿童被迫留在农村地区，2018年，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占71.4%。

父母迁移导致的留守经历对青少年发展影响重大。类似于其他类型的父母缺席（例如，父母离婚/分居、丧亲等），父母外出务工被视为一种主要的压力源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大量研究发现，父母的缺席与青少年发展的多个指标有关，包括学业表现不佳，更易抑郁、焦虑，甚至自杀，以及其他情绪和行为问题。现有的国内外研究表明，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有充分证据表明，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可能使留守儿童获得更好的住房、营养、医疗保健及教育资源，因此，他们相对非留守儿童可能有更好的学业表现。另一方面，父母监督的缺失及情感纽带的减弱，导致留守儿童更易产生情绪/行为问题。遗憾的是，目前鲜有研究探讨农村寄宿学校这种统一的社会环境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

农村寄宿学校是中国学校系统中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自21世纪初实施“撤点并校”以来，农村学校重新规划调整的政策受到了更多关注。该政策通过支持乡镇或县级中心寄宿学校来提高农村教育的整体水平，力图使处于教育资源弱势的农村学生通过规模效应受益。然而，在一些研究中，研究人员只评估了政策执行而忽略了寄宿学校作为农村青少年重要日常生活场所而发挥的作用。无论是留守青少年还是非留守青少年，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与寄宿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互动的，与他们的家庭隔离开来。在这样统一的校园环境里，父母一方或双方的缺失给留守儿童带来的负面作用是否能够得以缓解？父母的陪伴和监督对非留守儿童的积极作用是否也不再明显？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农村寄宿学校，在理论指导下探索影响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各种社会机制。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Hirschi的社会纽带理论和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论来构建青少年发展的综合模型。作为解释青少年行为问题最广泛采用的理论之一，社会纽带理论也可以为青少年积极发展成果（包括学业成绩）的检验提供指导。基于一项在中国的广东省和湖南省农村寄宿学校初中学生的大规模调查，本研究首先探讨农村寄宿学校中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我们将进一步检验社会纽带和自我效能对这些差异的影响以及它们的调节机制。

二

  文献综述

（一）中国农村寄宿学校

中国农村目前的寄宿学校主要为公立学校，旨在为经济弱势与（或）教育弱势群体提供优质教育，是一种具有保护性和支持性的社会福利体系。大多数寄宿学校是在21世纪初大规模的“撤点并校”计划实施中建立的。为了优化配置教育资源，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教育部关停了偏远乡村地区规模较小的学校，将教育资源集中到了镇级或县级的大规模中心学校。中心学校旨在为更广泛地区的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考虑到家校距离较远，国务院和地方政府都大力支持农村寄宿学校的建设。

由于学校合并，农村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空间被重构，农村学生被转移到中心学校并开始在学校（特别是农村寄宿学校）度过大部分日常时间。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统计数据，2016年农村初中寄宿生人数约1670万，占农村初中生总数的58.6%。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和管理的意见》中明确指出，2020年湖南每个乡镇至少建1所标准化寄宿制学校。因此，在进行农村青少年发展研究时，研究者应考虑到农村寄宿学校的特殊背景。

（二）社会纽带和学业成绩

Hirschi认为，青少年与常规社会的联系可以预防或减少他们的行为问题，因此社会联系更强的个体对于失去常规社会中他人的认可将更为敏感。根据Hirschi社会纽带理论，“社会纽带”包含四个相互关联的要素：1.对父母、学校和同龄人的依恋；2.对社会常规目标的承诺；3.常规活动的参与；4.对传统价值观和规范的信念。青少年如果在这四个方面表现得越强，他们与常规社会的联系就越紧密，其行为也越会遵守社会准则。

换言之，社会纽带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过往研究已经为这种负向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但很少有研究采用社会纽带理论来检验青少年的积极发展成果。近年来，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社会纽带可成为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强大保护因素。正如Huebner和Betts研究中的证据所示，对成年人和同龄人的依恋以及常规活动的参与可以提高中学生的学业成绩。在寄宿环境中，与父母的情感联系也可以促进寄宿学生的学习成果，而从学校和教师处获得的实质帮助和情感支持也有利于他们的学业成就。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假设社会纽带有助于中国农村寄宿学校青少年的学业成绩。

（三）自我效能和学业成绩

自我效能的概念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指个人对成功完成一系列任务和活动这种能力的信念和期望，强调个人信念的正面作用。自我效能决定了个人如何感知情境并对其做出反应，因为它与人们的行为和行为意向密切相关。Bandura认为，自我效能主要来源于掌握经验、替代经验、口头说服和情绪唤醒这四个方面。低自我效能则与负面生理特征、负面心理状况以及未满足成就的经历有关。

在既有研究中，自我效能不仅仅是学业成绩的重要预测因素，通常还被认为对某些行为会起到激励或抑制的作用。怀有强烈自我效能信念的学生可能会积极参与学习和给定任务，而自我效能较低的学生则可能会选择逃避。高效能的青少年会努力进行自我激励，并采用更多的自我调节策略，这对他们的学业成绩有积极贡献。社会认知理论进一步指出，自我效能和各种社会资源可以弥补彼此的不足，甚至有叠加效用。比如Hamilton et al.的研究就发现朋友支持与自我效能可以共同影响青少年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意图和行为。基于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的广泛证据，我们预计即使社会纽带有一定缺失，高自我效能的农村青少年仍然能够独自应对问题并取得更好的学业成绩。

（四）当前研究

总体而言，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纽带和个体的自我效能都可以用来解释青少年学业成绩，提醒我们在研究青少年发展时既要考虑到社会因素，也不能忽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社会纽带理论常被用来研究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但是近年来也有研究者发现，这一理论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青少年正向发展结果。同时，由于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道德义务，青少年与常规社会的联系可能对其发展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然而，大量相关研究主要在西方背景下进行，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较少，农村寄宿学校背景下的学业成绩综合机制文献缺乏。更为重要的是，过往研究过于关注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困境，忽略了农村非留守青少年同样面临教育资源弱势以及在寄宿学校就读而远离家庭的问题。

为了弥补这些研究缺口，本研究聚焦于农村寄宿学校社会纽带和青少年自我效能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机制，并对农村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的情况进行详细比较。基于先前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我们提出了两个主要假设：1.社会纽带（即依恋、承诺、参与、信念）与学业成绩呈正相关，其效果可能因留守或非留守家庭背景而异；2.自我效能与学业成绩呈正相关，其效果也可能因留守或非留守家庭背景而异。

三

  研究方法

（一）参与者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留守青少年受到了多少伤害？关于迁移以及农村青少年受害的情形和社会相关因素深入研究”项目。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该项目分别在中国南部的广东省和中部的湖南省农村县展开。考虑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背景的区域异质性，本研究对两省初中进行了分层整群抽样。分别将两省农村各县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划分为五个社会经济级别，在两省省内的每个社会经济级别分别抽取一个县，每个抽样县选三所农村初中进行研究，每个参与学校随机抽取一个初二班级和一个初三班级收集数据。最终分析样本包含从10个农村县中30所抽样学校中抽取的1529名农村寄宿学校学生。数据收集方式为在教室内向受访者发放匿名的自陈问卷。该研究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调查及行为研究操守委员会的伦理批准。通过学校协调，我们获得了参与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二）变量

1.因变量：学业成绩

学业成绩通过学生自我报告的成绩进行衡量。问题：“你过去十二个月在班上的成绩排名如何？”回答范围从1（下游）到5（上游）。

2.自变量：社会纽带

根据Hirschi的社会纽带理论，六个变量反映了构成社会纽带的四个主要“要素”，即对他人的依恋（包括主要照料者、学校、同伴）、常规活动的参与、对常规行为准则的承诺，以及道德信念。对主要照料者的依恋。以下五个问题用以衡量学生对家庭中主要照料者的依恋：“你觉得他们在生活上对你的照顾如何？”（1=非常差，4=非常好）；“你不开心的时候，会跟他们倾诉吗？”（1=从不，4=经常）；“当你需要安慰和鼓励时，他们会不会给你？”（1=从不，4=经常）；“他们理解你的想法和感受吗？”（1=完全不理解，4=非常理解）；“你同他们的沟通满意吗？”（1=非常不满意，4=非常满意）。分数越高意味着学生对家庭中主要照料者的依恋程度越高（Cronbach's alpha =0.778）。

对学校的依恋。以下五个问题用以衡量学生对学校的依恋：“在当前就读的学校，你觉得有多少老师比较亲切？”（1=无，4=大多数）；“你平时和老师交流吗？”（1=从不，4=经常）；“你觉得老师关心学生吗？”（1=完全不关心，4=非常关心）；“你觉得老师对学生公平吗？”（1=完全不公平，4=非常公平）；“你遇到困扰时，会向老师求助吗？”（1=从不，4=经常）。分数越高意味着学生对学校的依恋程度越高（Cronbach's alpha =0.786）。

对同伴的依恋。以下三个问题用以衡量学生对同伴的依恋：“当你遇到烦恼事情时，会告诉朋友吗？”（1=从不，4=经常）；“当你跟朋友讨论事情时，朋友会在乎你的想法吗？”（1=完全不在乎，4=非常在乎）；“当你需要时，你的朋友会不会给你适时的安慰和鼓励？”（1=从不，4=经常）。分数越高意味着学生对同伴的依恋程度越高（Cronbach's alpha=0.794）。

承诺。承诺指青少年对社会常规目标的渴望和追求。以下问题用以衡量学生的承诺情况：“你认为学习成绩有多重要？”回答范围从1（完全不重要）到4（非常重要）。

参与。学生的学习时间被用以衡量学生对常规活动的参与情况。回答范围从1（不努力）到4（非常努力）。

道德信念。信念通过问题“你是否遵守学校的纪律？”来测量，具体回答为从1（完全没有）到4（非常强）。

3.自变量：自我效能

本研究使用了10项一般自我效能感（GSE）量表，它构成一个全局维度。量表中的典型问题：“如果我努力尝试的话，必能把困难解决”（1=完全不正确，4=完全正确）。GSE量表可以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使用，其高稳定性、可靠性和建构效度在先前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892。

4.分组变量

为探讨留守经历对农村寄宿学校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我们以父母是否外出务工为标准，将学生分为三组（1=父母双方都留在农村，2=父母一方进城务工，3=父母双方进城务工）。

5.协变量

为了尽量减少潜在混淆，我们控制了一系列协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学校所在省份（0=湖南、1=广东）、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以母亲受教育程度衡量：1=最低社会阶层；6=最高社会阶层）。

（三）分析策略

我们首先报告描述性统计结果，包括一系列主要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此外，我们检验了父母一方、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及非留守青少年间的差异是否显著。然后，我们使用了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来检验社会纽带和自我效能对农村寄宿学校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分别对父母一方、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及非留守青少年进行回归以探讨留守经历的影响。为进一步分析三组青少年的组间差异，我们对相似的回归系数也进行了z-test的检验。对相关系数矩阵（见表1）及方差膨胀因子的检查显示多重共线性问题较小。为最大程度减少对标准误的错误估计，我们使用了学校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四

  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描述了父母一方外出务工、父母双方外出务工以及非留守青少年三组样本数据。非留守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明显优于留守青少年。对于父母一方外出务工的青少年，其对主要照料者（多数为留在家乡的母亲）具有较高的情感依恋。非留守青少年相对于父母一方或双方缺席的留守青少年，在传统信念方面表现更好。其他社会纽带及自我效能的组间差异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二）社会纽带及自我效能对留守/非留守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

表3展示了在父母一方外出务工、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及非留守三组青少年中，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中社会纽带和自我效能感两个因素与学业成绩的关系。农村寄宿学校中留守/非留守学生的学业参与及道德信念与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在所有寄宿学校学生中，对主要照料者的依恋仅在父母一方外出务工的青少年中显著，与假设相悖，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为负相关（b₂ =-0.165，p<0.05）。而对于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及非留守青少年，其对主要照料者的依恋并没有显著影响学业成绩。对这两组学生而言，其与学校老师的关系似乎更为重要，他们对学校老师的依恋与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对于父母一方或双方缺席的留守青少年，与同伴的情感纽带对其学业成绩有显著影响，说明父母缺席的青少年可能更需要同伴的情感支持。而对于非留守青少年，其对学业的更高的承诺与更好的学业表现显著相关（b₁ =0.171，p<0.05）。

自我效能和学业成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仅在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留守青少年中显著（b₃ =0.212，p<0.05）。自我效能对其他两组寄宿学生学业表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通过对协同变量的分析，我们特别注意到在农村寄宿学校的留守青少年中，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的男生的学习成绩显著低于女生，而这种性别差异在非留守儿童的组别中并未发现。

五

讨论

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各种问题引起了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公众的强烈关注，但对农村非留守儿童的研究一直有所欠缺。少数研究者已经指出，农村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其实经历着类似的困境，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弱势是共通的。为全面提高农村儿童的教育水平，发展农村寄宿制学校成为当前的政策选择。但这种发展寄宿学校的政策在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工作领域一直备受争议，学术界亟需对农村寄宿学校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聚焦于农村寄宿学校青少年的学业发展，通过比较留守与非留守农村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及其影响机制，基本证实了社会纽带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在农村寄宿学校内的适用性。社会纽带理论在学术上多用于研究青少年问题行为，而本研究将其延伸至更广的领域，特别是用来增加我们对于青少年积极发展结果的理解。尽管前人研究为社会纽带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但很少有研究同时采用这两种理论来解释农村不同组别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在本研究中，我们开发了综合模型以更好地理解影响农村青少年发展的个体与社会因素。数据分析主要基于来自广东和湖南的1464名农村寄宿生样本的截面调查。

描述统计发现，虽然生活与学习都主要集中在同质的寄宿学校环境中，但非留守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显著优于留守青少年。非留守青少年只是更遵守社会规范（信念），在其他社会纽带和自我效能方面，其与留守青少年相比并无显著优势。为什么非留守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更好？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影响机制。

假设1主要关注四种社会纽带与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表明，对所有农村寄宿初中生而言，参与和信念都能显著提高他们的学业成绩。无论是否为留守儿童，学校都可以尽可能让学生多参与常规活动并对其加强社会规范教育以提升他们的学业表现。对于非留守学生而言，只有对寄宿学校老师的依恋和其学业表现显著正相关（这种关系强度显著高于留守学生），父母和同伴依恋的作用都不明显。我们不排除农村寄宿学校老师对于非留守青少年有一定的倾向性，促进了这类学生的学业表现。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进行教师的访谈以及参与观察。与假设1相反，对父母的依恋与所有寄宿学生的学习成绩都呈现出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农村父母或祖父母（留守儿童的主要照料者）普遍较低的教育水平与较为落后的教育观念，使其无法对农村学生的学业提供正向的帮助。这与他们是否在乡村留驻或者外出务工关系不大。在这一点上，农村寄宿学校似乎是提高农村学生整体学业表现的理性选择。在三组学生中，父母一方外出务工的学生最为弱势。他们对留下的照料者（主要是母亲）的依恋显著降低了他们的学业表现。在不发达农村父母双方普遍外出务工的大背景下，父母一方放弃外出务工机会留在乡村，有可能是因为其对子女存在一定的溺爱，也有可能是家庭内部有其他严重困难（比如照顾重病老人），这种选择性也许能够解释其子女不佳的学业表现。未来研究可以通过选取更多单留守样本，详细分析这类家庭所面临的独特挑战。

假设2主要关注自我效能与农村各组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对于父母都缺席（社会纽带部分缺失）的留守青少年，自我效能与其学业成绩呈现显著正相关。自我效能对其他两组学生的学业成绩也有正向作用，但并不显著。这些发现进一步表明，对于父母双方都外出务工的双留守青少年，寄宿学校似乎是更好的选择：一方面，他们的学业成绩与其父母纽带并无显著联系，反而更取决于他们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寄宿学校可以提供给双留守青少年生活上的必要照顾。

研究结果还揭示了农村寄宿学校的性别差异。在农村寄宿学校中，非留守学生的学业表现与性别不存在显著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寄宿学校可能有助于减少农村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女生不需要放学后在原生家庭中承担更多的家务责任，减少了被家中长辈反复教导传统性别观念的机会，她们在相对平等的寄宿学校中受到相对平等的对待，所以她们的学业表现和男生持平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在两组留守青少年中，男生与女生相比，其在学业表现上都呈现显著弱势。在过往的留守儿童研究中，学者们多强调女性留守儿童的种种困难，这种留守儿童中的男性弱势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关注。与非留守男生相比，两组留守男生在家庭方面的共同弱势是父亲的缺失（单留守家庭中主要是母亲留下）。未来研究可以着重探索这方面的关系。

六

启示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试图探索现有的社会纽带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在青少年学业成绩模型中的效能，这种结合了社会和个体因素的模型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农村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的发展。本研究以农村寄宿学校学生为重点，其发现将有助于与农村寄宿学校相关的教育政策和实践改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寄宿制学校在农村的发展似乎不可避免。学者们表示，农村学校重新规划调整政策显著改善了学校条件和教育质量。从理论上讲，对于寄宿学校的学生来说，隔绝校外负面影响、拥有较高质量的师资与沉浸在积极同伴环境等可能是保证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寄宿学校环境中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机制存在一定差异，且非留守青少年与留守青少年相比有更佳的学业表现。寄宿学校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留守学生父母缺席的问题，比如通过学校来加强留守学生对常规活动的参与，培养他们的道德信念，以及提高其自我效能。对于单留守学生，学校需要更加关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争取减少他们对父母一方的依恋造成的负面学业后果。对于留守青少年中学业弱势的男生，学校也可以有的放矢地提供更多的学业支持。

七

局限性与前景展望

读者需在方法学局限性的基础上考虑上述发现。首先，鉴于研究的截面性质，我们能够捕捉到社会纽带以及自我效能对其调节的同期影响。但是，农村寄宿学校青少年学业成绩在留守与非留守差异方面的长期影响仍然未知。其次，由于问卷篇幅有限，我们没能涵盖受访者及其学校的其他重要特征，比如其他个体心理、生理差异和学校氛围等。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可能会受未观察到的混淆因素影响。通过分析纵向数据以及增加更多信息，未来研究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的发现。

原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第4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