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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北京西郊银行抢劫犯对柜员说:我有六发子弹,一瓶硫酸

 兰州家长 2023-08-13 发布于甘肃

案发现场在北京西郊一家不起眼的邮电所里。

这一天是1998年1月23日,离一年一度的春节还有4天。

住在邮电所附近的居民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么多闪着红灯的警车一辆接一辆地停在门口。不少行人远远地驻足观望,议论纷纷。他们的话题是:邮电所怎么啦?

进进出出的警察们脸上表情透着严峻,从他们这种神情你可以读出:小邮电所发生的是大案子。

邮电所营业员王玉红、张平丽是这样叙述发生在半个钟头前令她们心惊肉跳的一幕。

'那会儿大概是12点50分,当时营业厅没有一位顾客,屋里很安静,这时门吱地响起来,有人进来了,我俩以为是来办业务的,没大在意,可谁想竟是个抢劫的。他是个年轻人戴黑色帽子帽沿压得很低,黑色长大衣领往上翻着,我们只看见那一对不算太大的眼睛,好凶呀。他右手握着把短枪,左手高举着一个打吊针用的那种玻璃瓶一下冲到柜台前。我们俩当时被吓呆了,这不是电影电视里常演的抢劫银行的镜头吗?可他拿那装着水的破璃瓶干嘛,安抚我们?怕我们口渴,让我们喝点水?他用枪指着我们,把玻璃瓶往柜台一搁。我们想他肯定要说我是从号里出来的,要命的把钱交出来之类的话,那也是电视里报纸上那些枪银行的人必然要说的话,可眼前这事有点怪,他什么话也没说,却从衣兜里掏出半张信纸大小的字条扔给我们。纸条写着:'我有六发子弹,一瓶硫酸,请勿冒险稍安勿躁,我保证你平安过年。将钱装入袋里,动作要快,别耍花样,否则格杀不论,绝症患者。'这会儿我们才明白那玻璃瓶里装的是硫酸,他见我们没动,又把手枪晃了一下,扔进一个牛皮纸袋,命令我们把钱装进去!我俩被逼无奈,只好打开抽屉,胡乱装些钱进去,又把纸袋扔向柜台外边。有一捆厚厚的百元钞从纸袋里掉到地上,不知他是没看见,还是太慌乱顾不上捡,他把枪塞进兜里抓起牛皮纸袋和那瓶硫酸,连头也没回,冲出邮电所大门不见了。'

对于这起光天化日打劫邮电所的案子,出现场的刑警们是这样说的:无疑,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持枪抢劫金融系统的大案。邮电所兼办邮政储蓄业务,劫匪是有备而来,有枪有硫酸,不露真相的遮掩面部,这些都与劫匪的行为逻辑相符,可那些抢银行的亡命之徒大都是有前科,没文化,要钱不要命。这回抢劫,却有些新鲜,嫌疑人不言不语,使枪足矣,又多此一举地带着瓶硫酸。蒙面本应无所顾忌,却不露声色地用张纸条代言,尤其是那张纸条更叫刑警们费解,持枪抢劫的恶行,竟用如此文诌诌的语辞表述,实属反常。

现场勘查完毕,刑警们没能得到有价值破案痕迹。两个女营业员描述的嫌疑人的大致体貌特征,也只给刑警们留下年轻体态偏瘦及衣着外表的粗线条印象。

唯一值得研究的是那张用繁体字写成,内含威胁性语言的字条,根据文检专家的判定,写这张字条的应是文化人。

刑警们都说,这个案子难破,除非遇上奇迹。

凡是跟他共过事的人,都喜欢这个活泼、健谈、有文化涵养的小伙子,他说不上英俊,说不上文雅,可你跟他接触,跟他闲谈,你会发现他待人热诚,谈吐不凡,说古道今。从庄子的'反性归朴、与天为一'的自然主义哲学思想,到佛学的禅宗教理,从唐宋名人李、杜、陆游、李清照到莎士比亚、左拉、霍桑,他都能跟你侃侃而谈,透着学识广博。

他叫伟嘉。

从小心高志远的他,难耐广东一个小城镇的平庸无为的生话氛围,决计外出闯荡。他在广州学会了调音,在一家相当规模的歌厅当过调音师。收入虽然可观,可每日灯红酒绿,狂歌劲舞的场面与他宁静求学的心境相矛盾,他日渐厌烦。他在武汉学过经商,营销医药器材。业绩颇佳,可商场上尔虞我诈,人情如纸的现状令他心灰意冷。他辞职南下,考上湖南长沙师范学院中文系。

1997年2月份踌躇满志的伟嘉,来北京求发展,他幻想着有朝一日,他能成名,那些厚厚的、烫金的文学家,诗人大辞典上,将会出现自己的大名﹣﹣伟嘉。

对于谋生的职业,伟嘉选择了调酒。在京西海淀区办的调酒培训班里伟嘉学技出众,第一批拿到调酒师资格证书。他不仅能调出可口的佳酿,还能讲出许多名酒的文化背景。

那天,伟嘉在一张报纸上同时看到两则招聘启事,一则是某大酒店高薪聘请调酒师,另一则是某中央单位报社招聘编辑的启事,伟嘉毫不犹豫地去了这家报社招聘办公室。

伟嘉很顺利地通过业务考试、面试,成为这家报社市场部的见习编辑。伟嘉勤勉努力地做了两个月编辑,不知是他负责的这个版面商业气息太浓,还是对编辑部里无所事事的氛难以融通,总之,他没找到那种令他兴奋向上的感觉。

伟嘉离开了这家报社。在海淀区一个叫挂甲屯的地方,他租了一间平房,每天把自己关在里面,除了读书,他也去逛逛公园,雨夜中独自走在大街上体味都市的寂静。他对房东老太太说自己是考研究生,博得人家的好感和怜惜,常常给他送些吃喝。他经济上很拮据,多亏了朋友相助,常常给他汇些钱来,那个小小的邮电所便是他常常光顾的地方。

1997年5月间,他应聘去了北京一家声讯服务台,做夜间值班的心理咨询员。开始,他很喜欢这个职业,在这万赖俱寂的夜里,能跟这么多年龄相仿的男男女女们娓娓交谈,他们坦露心扉深处的隐秘,把他视为指点迷津的师长,他尽自己的全力,挖掘最美好动听的词汇,去抚慰那些受伤的心灵,他夜复一夜地坐在这间狭窄,布满电话线的小屋里,重复着那些温情爱怜的语言,他为失恋者弥合心灵的创痛,为轻生者扬起希望的风帆,为弧寂者架起友情的热线。那时,打他热线电话的人很多,他常常是整宿整宿地对着话筒没完没了地说。

他试图通过调整别人的心理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可他自己的心理由谁来调整呢?他整夜整夜地说话,以至白天见到任何人都懒得再说什么,他的精力有限,白天他的读书、写作计划都在困乏难支中搁浅了。更叫他难以忍受的是自己个性的丧失,他想说的他想做的,都在这千篇一律的对话中化解了。

他不甘心这般毫无规律,又这样循规蹈距矛盾地生活下去。他又辞去声询台的工作,回到那间阴暗的小屋。那天,他给上海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诉说了自己的苦闷,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感情的无遇而压力日增,跪在冰冷的地板上无泪痛哭,怎么我们这一群人都将这样纷纷败下阵去吗?我不甘心,我的心碎了,逝去的灵魄早没了踪影可我还要去奋斗。'

伟嘉一直没有停笔,尝试着写小说、写散文、写朦胧诗,他把自己的习作寄给一些报刊杂志,却如石沉大海。

1998年1月9日,伟嘉凭藉自己文字功底和创意思路。被《音乐生活报》录用了。他负责收藏栏目的采编工作,前几次求职的失败,他归咎自己的清高,他要好好做这份工作。

伟嘉供职的这家报刊是面向全国发行的大报,他感到了无形的压力。编辑部同仁们业务精熟,令他钦羡,他想让自己的栏目成为报纸的精品栏目,他企盼着超越的兴奋。

在这一时期,伟嘉不仅承受着工作上的压力,他思想上也面临着重要的决择。他自思一事无成的原因是自己的懦弱平庸,循规蹈距地在庸人的模式里苟生。这些在他的日记里都有所流露:

'生活乏味。来点动荡感吧,调整心态。'

'辗转于自己所得局促的空间,事至如今多说无用,一个人的悲剧往往在于眼高手低,这也是众人所知的。而今之计只有延续,犯罪的念头引诱着我,只是也让我看清明白自己的弱点:怯懦

'我的生命,我的所望,我之所为,不也是一种重复吗?纵容着这种重复,我的生命也会渐渐失了真么?哦,不、不、不,这会比失去生命更难受。那么,是谈改变的时候了,是的,该改变了,拿出勇气去改变……'

'我很怕,'停滞'这个词,当然还有它背后的事实,思想停滞在某一阶段,不如重新开始吧,要计划﹣-'

按照伟嘉的说法,那个罪恶的念头是突然而至,像魔鬼附体一样怎么也驱赶不走它。

那是1998年1月22日的晚上,伟嘉编完手中稿件已然快12点了。他躺倒在床,却难以入眠。他想到自己的理想,想到父母的期藉,想到朋友们对他的厚望。也想到一事无成,窘迫的现状,他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去干一桩连自己也不敢想象的大事,来证明自己并非庸碌之辈,以此突破自己心理上那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朝敢为与自信迈出一步。让自己懦弱的个性见鬼的去吧!

他为此兴奋了一个晚上,他把这一晚看成是突破自我,走向新生的开端。

他选择了抢劫。

那天晚上,他从容地选择了作案地点﹣﹣他曾在那附近住过的挂甲屯邮电所。他常在那取钱寄物,对所里的情况熟悉。他依然从容地戴上手套,在一个折开的信封上写下那几行字,从抽屉里和床底下找到不久前买的一把仿真玩具手枪和一瓶准备刷厕所用的硫酸。

那一夜,没有任何促使他放弃罪恶的思维出现,也没有意外阻止他实施罪行的事件发生,他终于睡着了。

案情分折会上,'1.23'专案组的刑警们各抒己见。

案犯选择中午邮电所人少的时候作案,说明他对邮电所的情况熟悉。

作案中避免说话而字条代言,很显然他是担心有口音被辨别出来,如此分析,他应当是外地人。作案时慌乱,连掉在脚下的大宗钱款都未敢去拾,说明他心理素质差,不是惯犯。

从使用作案凶器来看,不大符合常规作案的逻辑。硫酸只有毁容的作用,并不能直接产生使对方丧失反抗的效用,何况随身带着也不方便。枪和硫酸有经验的劫匪只会选择前者。由此分析加上那张用繁体字写的纸条,刑警们断定,这是一个初次作案,心理素质不高,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

围绕熟悉邮电所情况的展开工作,刑警们放弃了过年与家人团聚,不厌其烦地一个个地调查,一个个地排除。邮电所工作人员,附近有关单位内部人员的工作都做过,没有发现可疑人员,下一步工作更为繁杂。刑警们要同邮局职工一道,从300多个麻袋里装的近年来60万张各种汇款单和包裹单据里逐一查验,重点查找是有繁体字签名的单据。

这无疑是大海捞针,但只要有一线希望,刑警们也会尽全力去捞这根针。

这根针是一张汇款单,它进入刑警的视线真是奇迹的出现。初一、初二、初三在百姓们吃饺子逛庙会过年的时候,刑警们跟邮局数十名职工一道爬在桌子上,一张一张地翻查那些枯燥无味的单据,将所有用繁体字签名的单据挑出来,比对、核查。

那张汇款单首先引起刑警们注意的是汇款人附言栏里的那句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公地道。'再看取款人签字栏里,签收人伟嘉,用的正是繁体字。

这是一个叫李民的人,1997年3月11日从广东省揭阳市汇至海淀区青龙桥挂甲屯3号旁门的一张汇款单,款额是1500元。收款人伟嘉在邮电所附近住,对邮电所情况自然很熟悉。

这一切会是巧合吗?

挂甲屯3号旁门是一户普通人家,离邮电所就50米远。房东一位老太太是这样描述去年3月份来此租房的小伙子的:'他呀。脏了巴叽,穿一身黑衣服,个头不高,特别瘦。大小伙子的头发挺长,留个抓髻都快过肩膀了。他说是来北京考什么研究生,人倒是挺老实的成天关在屋里看书写字,有时连饭也不吃,他在这住了两个月就搬走了,再没回来过。'

伟嘉是重大嫌疑人。刑警们决定立即前往广东揭阳,从李民那里查出伟嘉的住址。

正月十五。刑警们一路颠波,终于赶到广东揭阳。李民没有让刑警们失望。他说,他与伟嘉是同学,关系一直不错,伟嘉心气高总想在外面闯荡出一番事业,可他在经济上却很窘迫。伟嘉要面子不愿向家里伸手要钱。他出于同学好友之谊,常常给他寄些钱。3月初寄去1500元,附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公地道。'本无他意,只是开个玩笔而已。李民说出伟嘉现在去《音乐生活报》当编辑,住在宣武区和平门外10号。

2月18日,两名刑警来到《音乐生活报》传唤伟嘉。

编辑部里,伟嘉正低头编稿,勾勾划划,潇洒自如,他依旧穿着那件黑色的呢子大衣,依旧梳着长长的马尾头,听到刑警叫的名字。伟嘉抬起头。'我们是公安局的,找你谈点事。'伟嘉脸上有些惊惧的神色,但他很快便镇定下来。'我是文化人,从来不跟警察打交道。'伟嘉说话没打磕绊。可他的手却下意识地去摸大衣兜。刑警眼疾手快,上前从他大衣兜里搜出一把手枪。'别紧张,那是我拿着玩的玩具枪。'伟嘉笑笑。'你心里清楚,我们要找的也是这把玩具手枪。'刑警拉开柜门,从里面又找到那瓶硫酸和那顶黑色的毛线帽。

伟嘉不再说什么了。他把未编完的稿子整理好,凄惘地对进来的社领导说:'我本来是想当个好编辑的,看来现在不成了。'

伟嘉被刑警押着出门,生来第一次坐上警车,去他永远不情愿去的地方。

伟嘉笔迹经过技术部门鉴定与发生抢劫时嫌疑人留下的字条上的字迹一致。

审讯室里,伟嘉静静地坐着。他还是第一次听这些警察们反复对他说政策、法律、从宽、从严。尽管这些词汇对他很生疏,他还是一字不漏地听进去了。

'伟嘉,那天是你拿这把玩具手枪和硫酸抢劫了邮电所吗?'伟嘉无力地抬起头,同样无力地垂下去,他低着头痛快地说出:那个'是'字。

伟嘉脑海里又浮现出那天令他惊悸、难忘的一幕﹣-

他冲进邮电所时心里紧张极了,他握枪的手一直在发抖,他看见撒落在柜台上和地上的钱,可他根本不敢去捡,他心里嘀咕着,她俩要是稍有反抗,我应立即就跑,他怕玩具枪露馅,带那瓶硫酸也是给自己壮胆,好在一切都还顺利。他对自己说钱有多少算多少吧,反正自己已经做了,预期的目的达到了。

他冲出邮电所大门,向西狂跑了一阵,挥手拦住一辆出租汽车。他在西客站下车,又换了车回到和平门租住的地方。这会儿他的心才踏实下来,数了数抢来钱,有4000多元。

伟嘉是戴着手铐被送往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那是关押大案要案犯罪嫌疑人的地方。戴手铐的时候,伟嘉哭了。

在市局预审室里,笔者见到了伟嘉,的确,他不是那种粗俗、凶恶以此为生的职业劫匪的形象,他安详平静地坐在角落里。预审员给地一支烟,他接过来,说声谢谢。

他跟预审员配合得很好,他不想隐瞒什么。

他说他对不起朋友。朋友们对他很关心,对他的前途寄以厚望。他说他对不起那两个女营业员,他甚至担心她们会为此丢了饭碗,他说都是自己的罪过。他说也对不起警察,没让他们过个好年。

我问及他因何走上这一条路。

他说工作压力、经济压力、心理压力太重。他的心太高,太想成就自己的事业了。每每想到自己窘迫的现状,想到自己安于守常的惰性,难以突破寻常的思维模式,他就无法忍耐。他要打破这种心理上死气沉沉的平衡,他要战胜自己怯懦的个性,他要做这样冲破心灵羁绊的试验,以证实自己并非庸碌之辈。

那么就以犯罪为代价吗?

伟嘉半天不语。后来他才说,他不大懂法。现在后悔极了,做了那件事后,只是感到刺激、紧张。后来有了负罪感,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突破的只是一个常人和罪犯的界线,他不但没能证实个性心理的转折反而为此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我问伟嘉你当心理热线咨询员时,每天都在劝慰别人行善学好,别走极端,而自己却肆意枉为,违法犯罪。这怎么解释呢?

伟嘉无言以答。后来我在伟的日记里读到这样一段话:'很难说明我这个人,双重甚至多重性格在我身上互相揉和,不让我有一丝安宁。'伟嘉平常惯于孤寂清高。他能看得上,谈得来的朋友不多,唯有一个叫晓婕的女孩例外。她比他大几岁,他把她视为知心的大姐姐。他们有相同的志趣爱好,他们经常清茶一杯相对彻夜长谈。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把自己心灵中丑恶的一面向她透露丝毫,事发后,晓婕根本不相信伟嘉会做这等事。笔者也约见过这位纯真略显成熟,供职于北京某公司的女孩。她说伟嘉才华横溢,好好干将来一定会成为最出色的记者。在他们的交往中,他对她坦露的是向善的形象,他欺骗了她。如果他能把潜藏在深层的恶念对她说,她会原谅理解他,会开导帮助他。他还是很听她的话的,那结果或许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伟嘉的孤寂和清高害了自己,当他的恶念膨胀之时,没有人对他畸形的心理进行矫治,没有人提醒他那是一条危险的绝路。清醒过来虽然晚了些,好在他总算是清醒过来了。他说他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尽管身陷囹圄,面壁思过之后,他还要去挽缪斯女神的臂膀。伟嘉托晓婕给他捎来《唐宋名家词选》和其他文学书藉,他不想让时间荒废过去。

他给狱友讲唐诗,及其他的文学知识,那些犯了大案的狱友们对他到是格外敬重,入号时他没带什么东西,现在衣被、毛巾、牙刷都有了,全为狱友所赠。

伟嘉还负责编辑监号中那张自新小报。他被从编辑部带走时,放下一堆未编完的稿子,现在摞在他床头的稿件又成堆了。想象着每个监号里的号友读着他精心编辑的小报或许对他有一丝慰藉。

一个本来应该有着光明前程的年轻人,只因为一念之差,把这一切都葬送了。在伟嘉众多的悔悟中,他尤其对自己法制观念淡薄追悔莫及,他涉及的知识广博,唯独对法律敬而远之。他说自己恶念萌生之时,要是头脑中有法律的意念加以约束,他也不会到这里来了。

恶梦醒来是清晨,但愿伟嘉能在痛思彻悟之后重塑一个崭新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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