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与武英殿修书处共同创造了清代中央官刻书的繁荣，是清代出版印刷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曹寅承刻钦颁《全唐诗》是其比较重要的一项活动。从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的金埴《不下带编》对曹寅刻书活动的记述[1]，到民国陶湘《清代殿版书目》对扬州诗局刻书的情有独钟[2]，之后谈版本、出版印刷史的论著都在说曹寅刻书，但真正研究曹寅刻书的并不多。周勋初《叙〈全唐诗〉成书经过》是第一篇全面考察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的论文，挖掘第一手文献，论从史出，堪为典范[3]。谢国桢《从清武英殿谈到扬州诗局刻书》介绍金埴“康版”之说，并对金埴推崇曹寅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和说明，认为曹寅是康熙朝开精写精刻之风的代表人物[4]。潘天祯《扬州诗局杂考》对曹寅在扬州奉旨刻书、楝亭藏本的刊刻、殿本与扬州诗局刻书、以及“康版”问题等，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辨析，时有灼见[5]；李致忠《清代刻书考述》[6]、卢秀菊《清代盛世之皇室印刷事业》[7]、韩文宁《曹寅和扬州诗局及其刻书》[8]、窦秀艳《清代刻书家曹寅》[9]、吉少甫《曹寅刻书考》[10]、黄进德《曹寅与扬州书局》[11]等等，都对曹寅刻书做了深浅不同的论述，曹红军《曹寅与扬州诗局、扬州书局刻书活动考辨》[12]及其博士论文《康雍乾三朝中央机构刻印书研究》[13]对扬州诗局与扬州书局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著《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Ts'ao Yin & The K'ang- His Emperor）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全面探讨曹寅生平功业的论著[14]。还有王澄编著《扬州刻书考》[15]及一大批目录著作。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重要资源。在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曹寅暨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谈谈自己的研究观点。
一、扬州诗局与《全唐诗》的刊刻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第五次南巡，三月“十七日，驾幸苏州，驻跸行宫。……十九日……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臣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照常升转。”[16](P677－678)《进全唐诗表》也说：“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奉旨颁发《全唐诗》一部，命臣寅刊刻，臣定求、臣沈三曾、臣中讷、臣从律、臣士鋐、臣树本、臣鼎晋、臣汪绎、臣嗣瑮、臣梅等校对。”[17](P4)可知这时间是无误的，此为受命由来。其时曹寅的本职是江宁织造（官署在今南京），并正在首次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任内①。
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诗》的任务下发给曹寅后，即着手安排编校人员。《圣驾五幸江南恭录》记载，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康熙帝驻跸苏州，彭定求等“俱赴行宫叩贺”，三月二十日，“赐苏州各乡绅彭定求等每位茶食，满点一盘”。康熙帝探问了彭定求的病，赐其御书新诗一幅，说：“汝学问好，品行好，家世好，不管闲事。”“命就扬州书局与校《全唐诗》，许销假照现任官升转。定求在局二载，竣事即还，亦未尝销假也。”② 三月二十二日“传上谕，谕江抚宋行文召翰林汪士鋐、汪绎、徐树本，钦召纂修书史”[18](P601)。四月初六日，“驻跸杭州，召……乡绅沈三曾、邵远平、谈九乾、沈恺曾、杨中讷、陈恂、查嗣瑮、陈邦彦，俱进行宫做诗，题目赋得……”[18](P605)，四月二十四日，在常州府“又召在省乡绅王泽弘、熊潚、王材任、车鼎晋、从澍、潘从律、黄六鸿等进宫朝见考诗”[18](P611)。这里彭定求、汪士鋐、汪绎、徐树本、沈三曾、杨中讷、查嗣瑮、车鼎晋、潘从律九位都已出现，虽然有几位没有“命就扬州书局与校《全唐诗》”、“钦召纂修书史”这样的文字记载，但结合曹寅康熙四十四年五月初一日的奏折：“臣寅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至今尚未到扬，俟其到齐校刊，谨当奏闻。又，闰四月二十三日，有翰林院庶吉士臣俞梅赴臣寅衙门口传上谕，命臣俞梅就近校刊全唐诗集。钦此。”[19](P32)我们可知包括后来增加的俞梅，这十位江浙两省在籍翰林都是康熙帝钦点来编校《全唐诗》的。彭定求也说：“康熙乙酉三月，上巡幸江南，简在籍翰林官十人校刊《全唐诗》于扬州。余林居既久……”[20](P741)为什么起用江浙两省在籍翰林？周勋初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任务紧迫，采取的非常措施，以“就近”的原则，临时凑起的一个班子，这也表明这项工作似乎并不是早有完整的计划然后按部付之实践的[3](P186)。周勋初在文中还用朱彝尊《合刻集韵类编序》的记载印证了《四库全书总目》提法两者的一致。那么，从“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21](P1725)，到康熙四十四年，也有两年的时间，完全用不着这么匆忙，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探讨。
曹寅奉旨的同时，就领到了《全唐诗》的底本。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在征引了王士禛《分甘馀话》卷四“唐诗统签”条，并略述诸家记江宁（曹寅）收唐诗事后说：“疑曹氏早聚唐集，至刊《全唐诗》，其意殆曹寅启之，康熙特以名义条件为助耳。”[22](P344)周氏此疑当是胡适所说“大胆的假设”，但无法“小心的求证”，因为没有史料依据。宋荦记载“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臣曹寅校刊”，康熙帝《御制全唐诗序》也说：“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诸编，参互校勘，蒐补缺遗。”[17](P2)可知康熙帝颁发《全唐诗》一部，命曹寅刊刻是确凿无疑的。
康熙帝颁发给曹寅的《全唐诗》就是季振宜编辑的《全唐诗》。扬州泰兴季振宜为清初藏书大家，凡宋元旧刻及其钞本，几乎无所漏略，其编次的《全唐诗》有717卷。季振宜《全唐诗序》说：“顾予是集窃有因矣。常熟钱尚书曾以《唐诗记事》为根据，欲集成唐人一代之诗。盖投老为之，能事未毕，而大江之南，竟不知其有此书。予得其稿子于尚书之族孙遵王，其篇帙残断，亦以过半，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十七卷。”③ 顾崧于康熙十四年（1675）九月晦日所撰《书〈唐诗目录〉后》一文云：“先生乃奋然罗列各家之集及唐宋人选本，上至武德，下迄五代；人自为集，冠之以传，条晰次第，会合其全，而又以所藏宋本、秘钞校雠同异，误者正之，疑者释之，编葺数年，方获成稿。随命书佣缮录正本，将付枣梨，以广其传。全唐之诗，庶几备矣。先生之功，不亦伟哉！”[23]季振宜《全唐诗》原稿本（即底本），或整书、或剪贴地汇入了各种唐人别集或总集，并有三种颜色的校雠文字。季振宜在成稿后曾缮录一正本，而将其原稿本赠予顾崧。在顾崧的《书〈唐诗目录〉后》之后，还有一篇“长洲周麟”的题辞：“维兄闲居无他嗜好，每优游于图书彝鼎间，以寄其性情意趣之所至。游迹半天下，与太兴季氏交最逆。侍御捐馆后，为文述知己之感，令阅者泪下沾襟。又尝为余言沧翁生平纂著甚富，即所见类集《全唐诗》，十年始成，备极大观，副本存憩闲堂中。吴江俞无选《唐诗正》，适余下榻楼头，借登中、晚未经见者，厘为《续遗》四卷。卯岁杪秋，维兄重加编辑，于自述内获见赠言，因次原韵，所识风雅未坠之云尔。”[24]周麟所谓的“副本”是相对于季氏原稿本而言的，所以存于憩闲堂中的“副本”应当就是顾崧提及的季氏命书佣缮录的“正本”（即清稿本）。季振宜缮录出“正本”（清稿本）的目的是“将付枣梨，以广其传”，但季氏在撰写《全唐诗序》后的第二年即故去。以后是经顾崧之手，将这部“正本”（清稿本）转售给徐乾学，大概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康熙帝下诏访辑经史子集后不久，徐乾学就将他从顾崧处购得的这部季氏《全唐诗》进呈御览了。叶德辉说：“其后季氏之藏，半由徐乾学传是楼转入天府。”[25](P254)徐乾学殁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季氏《全唐诗》入宫时间应在此之前。这部誊清的“正本”（清稿本）进入内府以后，康熙帝于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即在第五次南巡期间，将其颁发给江宁织造曹寅，并成为了康熙《御定全唐诗》的重要底本。正如周勋初指出的，《御制全唐诗序》“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的“所有”只是一个从属词，并不是康熙帝将内府所藏各种唐诗版本都交给曹寅。曹寅在扬州设局刻《全唐诗》时，从康熙帝那里只领到一部季振宜的《全唐诗》[3](P187)。
曹寅奉旨后，即积极着手筹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将扬州诗局建在天宁寺，并全身心地投入诗局的工作④。天宁寺在扬州城北，为清初扬州八大刹之首，相传晋代为谢安别墅，晋安帝义熙年间就别墅建寺，有尼泊尔名僧在此译《华严经》，历史悠久。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南巡，康熙帝都曾驾幸天宁寺，足见康熙帝对此寺的重视。而且天宁寺寺宇宏敞，便于大规模开展编校刻印工作。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奏折：“臣因掣盐往来仪真、扬州之间，董理刻书，随校随写，不敢少怠，谨此奏闻。”[19](P32)八月十五日奏折：“但臣盐务任满，即匍匐谢恩，以伸伏马恋主之诚。所有诗局写刻人工，虽经细心挑选甚多，而一二细碎事务，亦所时有，拟于暂交臣李煦代为管理，俟臣回南，仍归臣身任其事，庶不致有误。”[19](P33－34)表明曹寅在盐差任满进京谢恩的时候，诗局工作才暂交李煦代为管理，一俟谢恩事了，回到南方，仍亲自管理诗局之事，不由现任盐差李煦照管。
编校词臣是陆续到位的。五月一日开局时，仅俞梅一人到局；彭定求等陆续于五月内到任；汪士鋐可能是丁忧居丧的缘故，七月一日仍未到局[19](P32)。
曹寅、彭定求等人即以季振宜《全唐诗》为底本，参考明胡震亨辑《唐音统签》等书，开始制订新编《全唐诗》刊刻凡例。曹寅在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和八月十五日的奏折上分别写道：“臣即将全唐诗及统签，按次分与，皆欣欢感激，勤于校对。其中凡例，钦遵前旨，除一、二碎细条目与众翰林商议，另具折请旨外。”[19](P32－33)“臣同翰林臣彭定求等十员，商酌校刊全唐诗凡例，进呈钦定。”[19](P33)《御制全唐诗序》说：“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诸编，参互校勘，蒐补缺遗。”[17]（P2）从此中可以看出曹寅是遵旨草拟凡例，以季振宜《全唐诗》与胡震亨《唐音统签》作为基础，应该是康熙帝的旨意。周勋初在详细考察《全唐诗》成书经过后，指出“季振宜的《全唐诗》和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二书都是扬州诗局工作时的主要依据，但在开始分派任务时，则是以季书为底本，御定《全唐诗》中各家诗人集子中的作品编次差不多都照袭季书，因此，季振宜《全唐诗》是更为重要的编写依据。”[3](P195)《四库全书总目》说：“以震亨书为稿本，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21](P1725)有些含糊其词地降低了《全唐诗集》的地位，这是因为四库全书馆臣不了解《御定全唐诗》的实际编书情况。周勋初说，因为乾隆时特殊的政治情况，“不便强调季书的重要作用”，四库全书馆臣故意颠倒事实，“玄烨把季振宜的书交给曹寅刻印，提到季书时不提编者姓名，曹寅等人也不提该书具体情况，颇有存心攘人之美的嫌疑”[1](P195－196)，则是偏激之词。当时无论是康熙帝还是曹寅，都无意攘夺季振宜编书之名，《御制全唐诗序》及《御定全唐诗·凡例》都有明确文字，《四库全书总目》即据以叙述，可证康熙帝、曹寅并无攘名之嫌。
《全唐诗》刊刻的凡例、规制等细节均需由康熙帝钦定，曹寅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七月至十月的奏折中曾多次请示。《御定全唐诗》凡例共23条，在体例上破除了前人编选唐诗时，用初、盛、中、晚四期以划分唐诗的标准。例如第十条写道：“唐人世次前后最为冗杂，向来别无善本，《全唐诗》及《唐音统签》亦多讹谬。应以登第之年为主；其未曾登第，及虽登第而无考者，以人仕之年为主；处士则以其卒岁为主；若更无卒岁可考，则就其赠答唱和之人先后附入。其他或同赋一体，或同应省试，并以类相从，不必仍初、盛、中、晚之旧，割裂年代前后悬殊。”[17](P3)按作者时代先后顺序编排，仍先帝王后妃宗室之作，后百官士人之诗。《全唐诗》所收诸家诗前后次第比较系统连贯，且其校勘颇善。凡例中论述校勘的，如第十七条有关诗集所凭版本问题的论述：“诗集有善本可校者详加校定，如善本难觅，仍照全唐、统签旧本，以俟考证。”[17](P4)精选版本，兼及石刻。“集外逸诗，或见于他书，或传之石刻，应旁加搜采，次第补入，以成全书。”[17](P4)这也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以震亨书为稿本，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断碑残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21](P1725)。为删除芜杂，补拾遗漏，曹寅“遣人四处访觅，添入校对”[19](P33)，这些都保证了校刊的质量。从《凡例》不难看出，曹寅等人并不是简单照搬他人成果，而是在吸取前人精华的前提下，精心创建了《全唐诗》的新体系，因而才赢得了行家康熙帝“凡例甚好”[19](P33)的嘉奖。
适值此时刻书中正流行软字精刻风尚，《全唐诗》自然不能例外，曹寅对此特别重视。要写刻这样大部头的书籍，书写尤须精工，曹寅特上奏康熙帝说：“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19](P33)为此，曹寅于七月专门召集文人训练名手缮写和雕刻《全唐诗》，并不惜因此而延误整个项目的进程。《全唐诗》字体参用唐代欧阳询、元代赵孟頫的笔迹，九百卷前后字体几近一致，写得一笔不苟。这是由于曹寅特别重视手写上版“写刻”的结果。因为字体风格独特，所以一举成为清代雕版史上的杰作、康版的典范。
在一切都停当之后，曹寅乃“钦遵校刊”，正式进行《全唐诗》的编校写刻。翰林们勉力校勘，“疲腕勉为舒，昏眸庶复拭。”[26](P6b)汪绎有《和忍斋校书述怀叠韵见示》云：“唐贤千八百，分校百之十。勘雠俨对簿，出入多恐失。”[27](P197－198)，可见其认真之状。彭定求也说他：“其在扬也，客舍凄清，庖湢不具。散帙编摩，订疑晰误。虚怀咨访，心手交悴。每当朋曹广坐中退然若不胜衣。……而血疾时作，作亦旋止。与余别时，视君颜色固当无恙，孰知其逝期迅速至此也。”[20](P742)汪绎素有血症，驻局初期“血疾时作，亦旋止”，渐而“病来益颓惰，研匣经时拭”[27](P197－198)，病入膏肓。合查嗣瑮《东山将归常熟》[28](P96)和汪绎《次韵答忍斋查浦送别》二诗观之，四十四年（1705）秋汪绎即回籍调养。后或再赴而返，次年五月十二日病故。是时，“遗孤尚在乳抱”⑤。彭定求有诗悼曰：“才名籍甚动簪绅，仙骨姗姗本轶尘。匝岁论交情似旧，魂销一别甫经旬”。“缘何呕血事酸辛，词翰研精便损神。从此骚坛风月地，共应垂泪惜斯人。”[29](P6a)沈三曾在诗局期间，与彭定求“短榻同听萧寺雨，扁舟并采野塘香”[30](P14b－15a)，最为亲密。曹寅四十五年七月初一的奏折将其列入“有病或告假者”中，但未提及病情，不久病故。两人可算是为编校《全唐诗》而殉职的了。坚持到参加了四十六年上半年校刊《全唐诗》的结束工作的，现查到的有彭定求[31](P248－251)、汪士鋐[32](P367－369)、查嗣瑮[33](P745)三人。
曹寅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校刊全唐诗，现今镂刻已成者，臣先将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装潢一样贰部进呈。其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伏候钦定，俾臣知所遵行。尚有现在装潢数十家，容臣赴京恭谢天恩，赍捧进呈御览。”康熙帝朱批：“知道了。样本都改过发回。”[19](P34)《全唐诗》大规模的刊印工作自此开始，扬州诗局进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⑥。校刊翰林们已完全领会了康熙帝的要求，编校中再无疑碍。写手刻工经过前期的培训磨合，俱已熟练，进展神速。今本《全唐诗》900卷计9814页，除去先前所试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页以上，在雕版印刷时代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
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说：“又诗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诗，今年可以竣事。”⑦到了七月初一奏折：“遵旨校刊全唐诗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余页，大约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对错字毕，即可全本进呈。共计有十二套，除春间所进二套外，又校对得六套，谨装订进呈御览，伏求圣训俯鉴错误，指示臣等，使得刊改归正，以成一代之书。再，众翰林同臣公具一折，敬求御制诗序，阐奖唐贤，昭垂万世，使间气英灵，永传不朽。臣等草形蚁质，亦获挂名其间，已列衔具公本叩求。”康熙帝朱批：“刻的书甚好，等细细看完序文，完时即打发去。”[19](P40－41)至此，《全唐诗》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声。九月十五日奏折：“今有刻对完全唐诗九十套，进呈御览。其余俱已刻完，月内对完，即行刷印进呈，合并奏闻。”⑧ 《进全唐诗表》说：“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书成，谨装潢成帙，进呈圣览者。”[17](P4)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康熙帝《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冠式书前。《全唐诗》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结束。全书分装12函，函10册，是为《全唐诗》初印本，无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现在谈《全唐诗》版本的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该初印本。
到《全唐诗》再印时，康熙帝谕旨在书前加上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曹寅为此于康熙五十年（1711）三月初十日奏：“臣于康熙四十四年奉旨命臣校刊全唐诗，久经告竣进呈，此皆皇上圣心独运，定为必传之书，臣同诸官不过较字督工。今准翰林咨，奉圣谕并钞列臣等衔名，刊刻款式到臣，谨遵旨补入刊刻。”[19](P83)对于这个加了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的《全唐诗》版本，这里之所以强调是再印本，而不是初印本加上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是因为比较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这两种版本的《全唐诗》，不只是后本增加了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两个本子的版心尺寸也略有差异。这当是康熙四十五年刻成的书版，到康熙五十年再印时，书版发生了收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影印的《全唐诗》，应该就是增加了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的康熙五十年再印本，这是需要指出的。
《全唐诗》雕版的板片因曹寅的关系收藏在江宁织造局里，道光四年编刊的《上元县志》卷末《遮佚》曾记“《全唐诗》板藏织造汉府”，但其后下落不明。而稿本《如我谈·新〈全唐诗〉木板》中却有记述：“汉府存贮康熙间《全唐诗》木板一分，计十二部。每部十本，共十二架。每年刷印若干，即责成案书陈瑞承办。自夏月江溢为灾，未能移避。迨予至时，业已架倾，板漂过半矣。予咎难辞，为一生之憾事也。”⑨ 由此可知，道光二十五年（1845）陈坦园莅任江宁织造局以后，曾逢长江洪水泛滥，由于交接脱节，事出仓猝，对《全唐诗》板片没有采取“移避”措施，半数以上一被大水冲掉了。陈坦园为此惋惜不止，抱憾终生！⑩
二、扬州诗局的经费不是来自两淮“盐羡”
近代版本学家陶湘在为《清代殿版书目》写的序《清代殿版书始末记》中说：“两淮盐政曹寅以盐羡刻《全唐诗》，软字精美，世称扬州诗局刻本，以奉敕，亦称内府本。”[2](P65)陶湘自称“予购求殿板书，起光绪十五年己丑，讫民国十六（应为“八”）年己巳，得百数十种。按代为次，编目以存”[2](P68)，对殿版书有长期的研究，因而他的说法影响很大，“曹寅以盐羡刻《全唐诗》”，长期以来几被奉为圭臬。
谢国桢在《从清武英殿谈到扬州诗局刻书》一文中说：“这里指的'康版’，就是在康熙四十年间指令江宁织造曹寅设立扬州诗局训练名手雕刻《全唐诗》的事情。这件事，是由江宁织造兼两淮盐运使曹寅，以盐余的款额，承担起来设立扬州诗局编刻《全唐诗》的任务。”[4]
潘天祯《扬州诗局杂考》说：“至于扬州设局的经费，陶湘说是来自两淮'盐羡’，大致可信。这种官办书局，经费充裕，其规模非私营书坊可比，仅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就刻成写刻精美的《全唐诗》九百卷，没有雄厚的书写人员、刻印、装订工匠等出版力量是不可能的；除了曹寅和彭定求等十翰林一类钦定人员之外，还应拥有一批校勘和办理事务的人员。……”[5](P148)
白新良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曹寅在江宁织造兼巡视两淮盐槽监察御史任上奉旨以经营盐务余款，在扬州创办以编校、刊刻内府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即扬州诗局。由于经费充足，经营人员用心督课，故刻、刊、校、印都非常认真，因而质量很高。”[34](P354)
卢秀菊在《清代盛世之皇室印刷事业》中说：“扬州诗局由曹寅（1658—1712）所设立，他于康熙三十二年至五十一年（1693—1712）任职江南织造局，并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十五年（1706）、四十七年（1708）、四十九年（1710）四度兼领两淮盐政。因两淮盐政岁入丰腴，通常由内务府指派旗人任管理之职。曹寅和皇室关系密切，清帝特命数种图书交由扬州诗局付梓。由于财源丰富，扬州诗局刊刻本以精美工致著称。”[7](P52)
吉少甫在《曹寅刻书考》中说：“曹寅刻书的费用，即来自于盐政。”[10](P223)
张志强在《江苏图书印刷史》中说：“江苏地区与内府刻书活动有关的便是江宁织造曹寅设立的扬州诗局，它受康熙帝指令，为内府刊印各种书籍。……曹寅以盐余款项筹建了扬州诗局，同时亲自主持扬州诗局的校勘古籍工作。”[35](P103)
祁美琴在《清代内务府》中分析织造官员的收入支出时，指出刻印书籍是织造官员的四项重要支出之一，她说：“康熙年间，为网罗江南名士，曹寅、李煦等曾几次受命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籍，每次刻印少则几十部，多则上千部，其所需费用也主要由织造自己筹措，花费不少的银两。”[36](P239)这里虽然没有说是代理盐差的收入，但作者在分析织造官员的收入时，代理盐差的收入却是一个重要的进项，因而这里就暂且把它归在这里。
潘吉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中说：“武英殿本在清代长期成为唯一的官刊本。清初时由于对出版控制较严，地方官刊本较少，只有满洲正白旗人、与皇室关系密切的曹寅（1658—1712）康熙时任巡视两淮盐政时，受武英殿修书处委托，按殿版体例出版一些书籍，后称扬州诗局本，仍属武英殿本系统，因皇帝允许动用国家盐务财金，印刷同样精美，所刊的书有《全唐诗》900卷、《渊鉴类函》450卷、《全唐诗录》100卷、《御定历代题画诗类》120卷、《佩文韵府》106卷等，版式也与殿版相同，而且也多以宋体字印刷。”[37](P401)
韩文宁在《曹寅和扬州诗局及其刻书》中说：“曹寅以盐款，筹设扬州诗局并首刻《全唐诗》。”[8]
黄进德在《曹寅与扬州书局》中说：“近人陶湘《清代殿版书始末记》尝谓，书局的经费来自两淮盐课耗羡。由此看来，离开了盐课耗羡提供的充裕资金，曹寅于刊刻图书方面要在短期内取得如此突出的成效，那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因此留下了一大笔亏空，以致遗累后人，这又是他始料所不及的。”[11](P203)
肖东发在《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中说：“清代内府殿本也曾设立分号——扬州诗局。该局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皇帝命令江宁织造曹寅设立的，为内府刊印各种书籍。……曹寅以盐余的款额筹建诗局，四十四年七月就召集文人，训练刻工，编纂和雕刻《全唐诗》。……从扬州诗局的受命成立、经费来源、主管人的身份及其服务对象，都说明它属于内府刻书，再看《全唐诗》的字体、纸张、雕刻、刷印、装帧等，也与武英殿本具有同样风格。”[38](P207－208)
王澄编著《扬州刻书考》就说：“'扬州繁华以盐盛’。清代扬州雕版印刷也是随着盐业的发展而兴盛。第一件相关大事，是康熙皇帝命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在扬州设局，刊刻《全唐诗》等内府古籍。既是刻内府古籍，为何命盐政官员在扬州设局办事？对此，旨意没有明言。曹寅主持刻过近三千卷内府书籍，清廷没有下拨所需经费，而是由盐政让扬州盐商支付。这一事实表明，康熙皇帝命曹寅在扬州设局刻书，本意就是要财力雄厚的扬州盐商承担这项巨额开支。80年后，嘉庆皇帝也用其曾祖的办法，命两淮巡盐御史阿克当阿、两淮盐运使曾燠在扬州设馆、设局，编校刊刻《全唐文》等内府古籍，据说用了60万两银子，也是由两淮盐政让扬州盐商支付。同治、光绪年间设于扬州的淮南书局的刻书经费，'仍于（盐务）裁减成本项下开支’。除了扬州诗局、扬州书局、淮南书局三大官书局之外，清代两淮盐政官署和两淮盐政官员刻本也很多，所需经费差不多均在'运库’中开支，实际上也是由扬州盐商付出。官方大量刻书是好事，如果没有盐商的财力支持，恐怕这类好事就难以办成。今天谈论清代扬州官刻本的丰硕成果，不能不承认扬州盐商的巨大贡献。”[15](P53－54)
这么多学者几乎是众口一词！但关于曹寅以盐余的款额筹建诗局，从上引诸家之说，可知他们都没有确切的说法依据，无论是说奉旨以经营盐务余款、还是说皇帝允许动用国家盐务财金，或是说扬州设局的经费来自两淮“盐羡”，或是说是由盐政让扬州盐商支付，都是臆测之词，原因就在大家以为，“离开了盐课耗羡提供的充裕资金，曹寅于刊刻图书方面要在短期内取得如此突出的成效，那是不可想象的”。甚至说是“经营盐务余款”，“经营盐务余款”究竟什么意思，可能并没有深究过。
在现有的文献中，我们已知此乃“钦召纂修书史”[18](P601)；从体制上说，扬州诗局属于清政府的临时修书机构，清代类似这样的临时修书机构，至少在康乾时期有不少，如乾隆时为翻译刊刻《清文翻译全藏经》而设的清字经馆，这些在《清会典》中都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根据档案中的零星记载，知道它们的归属。康熙帝钦点十翰林，“命就扬州书局与校《全唐诗》，许销假照现任官升转。”[39](P5307)曹寅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奏折云：“臣寅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至今尚未到扬，俟其到齐校刊，谨当奏闻。又，闰四月二十三日，有翰林院庶吉士臣俞梅赴臣寅衙门口传上谕，命臣俞梅就近校刊全唐诗集。钦此。奏请圣旨，钦遵咨行江苏巡抚臣宋荦，移咨吏部、翰林院衙门。俟刊刻完日，该衙门一并具本奏闻。”[19](P32)康熙帝原定以九人之力编校《全唐诗》，后临时决定增至十人，让俞梅就近从泰州到扬州参加诗局工作。那么这些翰林的俸银、办公银等，应该是由清廷支出，通过户部由正项银粮内拨放。“江宁织造衙门岁支俸廪、粮料等项，案经前督臣准有部文，另行报销；续于奏销钱粮等事案内，准户部咨覆，江南总督阿席熙疏称：江宁、京口满汉官兵及织造衙门并安游等营，岁支本折银粮数目，自康熙拾柒年为始，交与江宁、安徽贰巡抚奏销”[19](P11)。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我们只见到康熙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康熙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两份奏销江宁织造支过俸饷文册[19](P3－5，11－13)，可见档案还有很多散佚。“于康熙四十七年二月初三日，面奉圣谕：'除修理机房、船只、停支买办银两三件准行外，惟制帛、线罗、诰命，每年应用若干，工部现存若干，须核实再一并启奏。’”[40](P57)这时《全唐诗》已经刊刻完毕。但《全唐诗》毕竟是奉旨修书，一切用度开销无论从哪里支出，是江南织造开支，由两淮盐政支付，还是内务府开销、户部核销，总是要奏销的，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找到相关的奏销档。倒是《与曹寅会陈织造事宜六款折》的最后说：“臣等仰荷殊恩，报效无地，而巡盐银内，尚有余剩，请自戊子纲为始，前项银两于多得余银内支用，年终造册报销，永远定例。此臣寅、煦公同筹计，倘荷圣裁，并赐准行，则藩司、驿道既免支解之烦，而织造不至惧工，地方永戴皇仁矣。”[40](P59)揣其文意，可知（1）即使是动支巡盐余银，也是要“年终造册报销”的；（2）在曹寅、李煦上此折并得实行此策之前，是并不曾动支巡盐余银作为公用的，此巡盐余银当是巡盐御史的“陋规”。再则，两淮巡盐御史并不是曹寅长期的职位，而只是兼差，且要与苏州织造李煦隔一年一换。具体轮换时间李煦在奏折中有明确记载，“窃两淮盐差，向于十月十三日到任，次年十月十二日满差，此每岁相沿如是也。”[40](P225)则曹寅到扬州兼管盐差的时间是：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到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四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到四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四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到四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和四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到五十年十月十二日，共四任。其余时间都是由李煦轮管盐差。而编刻《全唐诗》康熙帝只交给曹寅一人，与李煦无关，即使如大家所说的编刻《全唐诗》是动支巡盐余银，也只能在曹寅兼管时才能办到，当李煦兼管时怎么办？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否定上述学者关于扬州设局的经费来自两淮“盐羡”的说法，应肯定扬州诗局的经费来自国库，至于实际从哪里支出，还有待档案资料的新发现。
再则，编刻《全唐诗》究竟用了多少银子，也有待探讨。
三、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诗》的任务交给曹寅的原因
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诗》的任务交给曹寅的原因，学界没有认真地讨论过，黄进德、窦秀艳曾各自归纳过几大原因。
黄进德《曹寅与扬州书局》归纳康熙简派曹寅董理《全唐诗》的四大原因：（1）曹寅能诗善词，也喜作戏曲，颇以文学自负；（2）曹寅自称有“聚书之癖”，楝亭藏书为《全唐诗》的校刊提供了方便；（3）这批闲散家居的在籍翰林都是懒散惯了的宿儒或病号，曹寅具有较高的管理才能；（4）曹寅工作审慎负责[11](P195)。
窦秀艳《清代刻书家曹寅》：康熙皇帝为什么把内府刻书改在扬州？可能有如下原因：（1）时局稳定，江南物价平稳，人民富足，文人士子沉浸在盛世之乐中。趁此时机使天子之风化自北及南，粉饰太平，巩固其思想统治。（2）江浙一带在明清一直是人文荟萃、藏书刻书最富之地。特别是江苏的南京、昆山、苏州、扬州等书肆所刻图书，学者较为重视，影响也最大。曹寅自称有“聚书之癖”，藏书十万册，也算是一位中等以上藏书家。从《楝亭书目》可以看出，曹寅作为诗人比较重视收集整理诗文材料，其收藏的唐诗总集、别集、选本、注本就有近百种，其中较多宋本、旧本，这些丰富的材料有利于《全唐诗》的刊刻。（3）东南一直是反清活动频繁地带，曹寅在江南为官二十多年，结识了不少明遗民中的重要人物。《青溪文集》谈及曹寅在江南的盛况时写到：“及公（曹寅）辖盐务于两淮，金陵之士从而渡江者十八九。”曹寅以他的文才、胸襟气度、政治地位广泛结交名人，成为江浙文化界的核心人物，让曹寅主持这项文化盛事能达到更好的政治效果。另外曹寅和康熙皇帝还有特殊的关系，曹寅的母亲曾是康熙皇帝的乳母，曹寅自幼侍读东官，并曾做过康熙皇帝的御前侍卫。康熙皇帝6次南巡有4次住在曹家，他非常了解曹寅，把这个重任交给曹寅，可谓知人善任。于是在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南巡时就指令曹寅设立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9]。
但我们只要稍作分析，就能肯定归纳的这几点实际上都难以成为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诗》的任务交给曹寅的原因。上节讨论的大家以为曹寅以盐余的款额筹建诗局，也就是说康熙帝要利用江南的财力，虽然让笔者给否定了，还不失为以前大家比较集中的一个论点，除此外，大致还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说因为扬州有刻书的传统。
严佐之在《古籍版本学概论》中说：“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玄烨派江宁织造兼两淮盐运使曹寅在扬州设局刻书。当时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是最繁华的都市，号称'两京两州’，刻工印匠也多集中在江南，技术力量较胜于京师。……扬州诗局刻本在苏、扬地区优良刻书传统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开创出康熙版式的时代风范，并以精详的校勘文字，而成为清代官刻本中的典范。”[41](P73)
吉少甫在《曹寅刻书考》中说：“扬州，自隋唐以来，就是一个因盐业而著称的繁荣的都市。到了十七八世纪之交，扬州经济更加发展，文化和出版事业也随之发达起来，成为江南的刻书中心之一。曹寅在《广陵载酒歌》中有句形容：'广陵载漕船满河，广陵载酒车接轲。时平政和粟米贱，官闲事少宾朋多。从来淮海盛文宴，近时翰墨崇贤科。……’（见《楝亭诗钞》卷六）”[10](P221)。
韩文宁《曹寅和扬州诗局及其刻书》说：“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三月十九日，康熙帝指令曹寅设立扬州诗局，为内府刊印书籍。当时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是最繁华的都市，号称“两京两州”，而刻工印匠多集中在江南，技术力量较胜于京师。”[8]
［美］梅尔清在《清初扬州文化》中说：“1705年第五次南巡中，康熙皇帝命令后来任两淮巡盐御史的仆从曹寅在天宁寺故址设立一个钦办的印书坊。设立此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承担清朝第一项大文化工程，出版《全唐诗》。……由于扬州至少在清朝伊始就有了活跃的官方的印书坊和不计其数的私人出版商，因此在当地雇佣娴熟的技工是最有可能的。”[42](P207)
确实，江浙一带在明清一直是人文荟萃、藏书刻书最富之地。特别是江苏的南京、昆山、苏州、扬州等书肆所刻图书，学者较为重视，影响也最大。但有刻书传统的地方很多，扬州固然有刻书的传统，但此前所刻未必有武英殿刻得精美。
二是说内府编书日益增多，由于修书处技术力量不足，新开一个印刷机构。
齐秀梅、杨玉良等著《清宫藏书》说：“康熙四十年以后，内府编书日益增多，由于修书处技术力量不足，有些大型图书还发交地方官员捐资承刻于扬州诗局或苏州诗局。如《全唐诗》为通政使、江宁织造曹寅承刻……”[43](P144)。
台北故宫博物院“皇城聚珍——清代殿本图书特展”就说：“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后，图书雕印量倍增，康熙皇帝遂命江宁织造兼两淮盐运使曹寅在扬州设局刻书，其字体秀丽，别具一格，世称扬州诗局本，由于是奉敕雕印，所以也算政府出版品的一种。”[44](P5)
这里需要稍作一辩的是，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把扬州诗局所刻《全唐诗》等归为“局刻本”，则显然是仅据扬州诗局之名，与后来的官书局混同了，虽然张秀民在“武英殿本”题下，曾提及《御定全唐诗》，在“局刻本”题下也曾说：“曾国藩先令莫友芝采访遗书，同治二年首创金陵书局于江宁铁作坊，是为官书局之始。”(11) 但显然在认识上还是模糊的，其把扬州诗局所刻《全唐诗》等归为“局刻本”的观点需要纠正。
三是说曹寅是个最合适的选择。
［美］史景迁在《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中说：“1705年4月12日第五次南巡时曹寅接到刊刻《全唐诗》的旨意。如此康熙为清朝著名的大型文集编纂工程开了先河；这是他获得自信感和稳定感的标志：通过军事镇压吴三桂和噶尔丹，他得到了'武’的称号，现在他也要确保'文’的名声——文治的皇帝，尽管他没有汉族血统，也要证明自己对汉族诗歌传统的欣赏。然而，选择曹寅而不是一些真正著名的儒家学者或官员也是很重要的；曹寅以刚好合式的姿态横跨两边——既是被特别指派到地方的满洲包衣，又是有一定名望的诗人和资助人。选择这样一个人主持这项事务，表明即使在执政四十年后，康熙仍然依赖那些真正称得上是他自己人的人。”[14](P167－168)
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扬州，选择了以前从来没有过刻书经历的曹寅？“在接到1705年诏书前，曹寅没有承担过任何重要的刊刻工程，但在协助顾昌收集刻印他的父亲顾景星的作品时积累了一些经验，施瑮编辑他的祖父、著名诗人施闰章的作品时也与曹寅亲密合作过。”(12) 何况连参加校刻《全唐诗》的人都是康熙帝安排的。
康熙帝是一位雄才大略、多才多艺的皇帝，对传统的经史、诗文有较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造诣，对天文地理、历法数算等也颇感兴趣，统治期间常以御题书法、御制诗文赏赐臣工，以示荣宠。康熙帝后半期六度南巡，所经之处，寻古迹，访遗轶，勉励臣工，奖掖儒生，营造出一种歌舞升平、稽古右文的盛世气象。这一方面固然出自于康熙帝一贯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也是在统治基本稳固以后，借弘扬文治来收拢人心的统治策略的体现。
马积高在《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和文学》一书中论及清初诗坛时指出，康熙己未博鸿科是一个重要的诗风转折点，随着由仕明而入清的诗人（如钱、吴）和遗民诗人（顾、杜等）逐渐退出人生舞台，诗坛已由入清以后出仕的中青年诗人占领，在此种形势之下，“描写时事或抒发对时事的感慨的作品有所减少”，“山水游览、题画、咏名物等反映文人生活的诗大量增加”[45](P63、65)。这是一个文人远离政治的时代。曹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对曹寅与康熙帝的君臣主奴关系，实际上还是康熙帝的宠信与曹寅的忠诚。曹寅与众多明遗民密切交往，广泛交流，是为拉拢他们，软化其反清立场，替他的主子康熙帝充当“统战”工具罢了。
康熙帝开设博学鸿儒科；首次南巡，康熙帝即至曲阜，拜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书“万世师表”四字，命悬挂于大成殿，推崇孔圣儒学等，目的都是想通过尊孔崇儒，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加强意识形态上的统治，使具有离心倾向的汉族上层人士逐渐向清廷靠拢，从而巩固其政权。这种偃武修文、文武并重的政策和措施，在客观上对管理大清王朝，促进“盛世”的形成，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康熙帝在南巡中，曾谒明太祖陵，亲作祝文，命人祭之。又修葺明太祖陵，御书“治隆唐宋”碑额。也曾令访察明代后裔，欲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后因大学士奏称明亡已久，子孙湮没无闻，今虽查访亦难得其实而作罢。乃委该地方佐贰官一员专司祀典，以时致祭。祭陵肯定了明朝功业。其《过明太祖陵有感》云：“拔起英雄草昧间，煌煌大业岂能删？”康熙帝又说过：“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现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有明二百余年，其流风善政，诚不可枚举。”这种客观的态度，坦荡的胸怀，以及修葺明祖陵、寻访明后裔、委员司祀典等在礼仪上对前朝的尊重，肯定会安慰一些遗老和具有怀旧心理的人们，使之减少离心倾向，增强其向心力。康熙帝南巡，是国家统一、政权稳固的标志，也是治国重心转移的表现；即由巩固治理北方转向南方，由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清朝由此而进入“盛世”的历程。
在扬州校刻《全唐诗》，可能是康熙帝整个国策中的一步，通过此举，营建江南文化之风，吸引江南士人的目光，消解明遗民的对抗心理，与以前实行的博学鸿儒政策是异曲同工的。曹寅从小成长在康熙帝身边，对康熙帝的思想能领会得好、也能贯彻得好，如与明遗民的交往，赢得他们的认可，实质就是替康熙帝暨清王朝在做工作；曹寅平生酷爱诗文，喜作剧曲，藏书颇丰，在20余年的织造任上，结交了大批文采风流的官吏及文人儒士，实际上正像王利器分析的那样：曹寅作为朝廷派往江南的心腹重臣，除了行使织造职能外，还“以其所负使命为网罗江南名士，使之校书，为之刻书，把这一批人团结在'斯文一脉’的旗帜之下，从而消除民族间的隔阂，使社会稳步走向繁荣富强，为大一统、多民族的祖国，作出贡献。”[46](P9)可见，江南一带的稳固，对于一个刚刚掌握政权的少数民族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为了提高曹寅在江南汉族文化人中间的声望，康熙帝将校刊《全唐诗》等重大任务交曹寅主持，这是主子提携奴才的一个重要手段，康熙帝对曹家恩宠异常。对于统治者而言，特旨让某个臣工刊印某部书籍是笼络人心、以示恩宠的一种有效手段，像宋荤、于敏中、刘墉、彭元端等名臣都曾得到过这种荣幸。他们刻印进呈的书籍在康熙朝中央机构所刊书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需要加以重视和研究。
注释：
① 曹寅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是康熙四十三年七月康熙帝钦点，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至扬州到任办事，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江宁织造曹寅奏谢钦点巡盐并请陛见折（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江宁织造曹寅奏谢钦点巡盐并到任日期折（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三日）”，第22－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3月。《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系整理排印本，与本文相关的原档影印件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1、3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1985年。两书所录同一档案，因编者不同，拟题可能有异，而且个别文字排印本有误。为省篇幅，也为排印本较常见，本文参考文献略掉了《汇编》，读者可自行覆按。
②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六，第5307页，中华书局，1987年11月。彭定求《三月二十日，行在奉旨校刊全唐诗》云：“一从移疾掩紫关，浩荡恩施久就闲。自问姓名铅椠外，尚蒙记忆草茅间。编摩郑重登诗苑，栖讬分明近道山。欲报涓埃微志在，白头敢缀紫宸班。（旨许销假，即行叙俸升转。定求老病未能也。）”《南畇诗稿·乙酉集上》第6b页，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光绪七年刊本。此《南畇诗稿》首有康熙己丑春三月上已日娄东门人唐孙华撰《南畇诗集序》，但封面书签、内书名页、中缝均为“南畇诗稿”，序文中缝为“南畇诗稿序”。刊刻时间在原书上没有见到，此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著录。
③ ［清］季振宜：《全唐诗序》，《全唐诗季振宜写本》（《故宫珍本丛刊》第621册）第1册第1页，海南出版社，2000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这部《全唐诗季振宜写本》，据《故宫珍本丛刊·卷首》册“故宫珍本图书书影等照片”第50页《全唐诗季振宜写本》书影的文字说明：“全唐诗季振宜写本。清季振宜编，清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精写本。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刻印框栏，行格，版框19.4cmx14.8cm。细黑口，左右双边，双对黑鱼尾。有康熙十二年季氏自序及跋语，略谓是集有唐二百九十九年及五代五十余年之时（'时’疑为'诗’字之误），凡得人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得诗四万二千九百三十一首。经始于康熙三年，断手于十二年。原为常熟钱谦益所辑，后季振宜得其残稿于钱氏族孙遵王，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十七卷，目录五卷。书成未刊。钤有'沧苇’诸印及汪士钟藏印。康熙年采进宫中，为康熙年内府编纂《钦定全唐诗》的底本之一。”（海南出版社，2000）但《故宫珍本丛刊》影印的《全唐诗季振宜写本》中没有“'沧苇’诸印及汪士钟藏印”。现存于北京故宫的所谓《全唐诗季振宜写本》，其实是曹寅扬州诗局在编纂了《御定全唐诗》之后，重新抄写送还内廷的一部，而原来康熙帝颁发给曹寅作为编书蓝本的季振宜命书佣缮录的“正本”（清稿本）并没有送还内府，该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因此，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这部“全唐诗季振宜写本”的名称显然就不对了，应定名为“季振宜编全唐诗扬州诗局抄本”。
④ 扬州诗局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在扬州创办的编校出版机构，其开局的任务是奉旨校刻《全唐诗》。但现在学界仍有不少错误认识，如李致忠《清代刻书考述》沿袭陶湘《清代殿版书目》的错误，说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御用的扬州诗局刻印了《圣祖诗集》十卷、《诗二集》十卷、《诗三集》八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编《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翁连溪编著《清代内府刻书图录》（北京出版社，2004年）均著录《御制诗初集十卷二集十卷》为“康熙四十二年宋荦扬州诗局刻本”，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柯愈春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也都有类似错误。而且错误并不限于一部《御制诗初二集》。在刊刻《全唐诗》之前并没有扬州诗局的存在。笔者曾认真查阅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图书，结果是都没有“扬州诗局”的字样。
⑤ ［清］查慎行：《秋影楼诗集序》：“癸未……公亦于是年八月奉太安人南归。明年，车驾渡江，特命公居家食俸，校刻《全唐诗》。丙戌七月，书局未竣，而公讣忽至。余时适请假葬亲，遂急装遄返，取道虞山，哭公于寝。遗孤尚在乳抱。太安人出此编见嘱，余受而藏之。”［清］汪绎撰：《秋影楼诗集》，第1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421册第171页，影印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二年查慎行刻本，上海：上海古籍版社。
⑥ 李瑞良编著《中国出版编年史》“清圣祖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条，记曹寅“奉旨与彭定求等编纂《全唐诗》，同时开局校刊，称扬州诗局。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九月编竣，次年由扬州诗局刊印。”（第562页—56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这段文字的记述是错误的。
⑦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江宁织造曹寅奏传谕李煦并报校修唐诗今年可以竣事折（康熙四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第37页，中华书局，1975年3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江宁织造曹寅奏传谕李煦并报校修唐诗今年可以竣事折（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八日），第1册第317页，档案出版社，1984年5月。对于该奏折的时间，奏折原件和《康熙朝汉文殊批奏折汇编》目录均为”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原件写作”康熙肆拾伍年贰月拾捌日”），但从奏折文字来看，”臣寅于正月二十八日出京，二月十八日至江宁，次日即至扬州，谨记训旨，即传谕李煦及众商等，无不感激天恩，至于涕零泥首。”这份奏折的时间断断不会早于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原折所写”康熙肆拾伍年贰月拾捌日”，当是笔误。不知《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凭什么定该件时间为康熙四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编者应该是看到了原件中时间的矛盾，也认定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八日时间的不对，或许以为是曹寅在”拾捌日”之前漏写了一个”贰”字。但我们根据曹寅的办事风格，是基本上可以断定该奏折的时间应为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九日或二十日，当然这也只是推测。
⑧ 此奏折影印件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江宁织造曹寅奏报起程日期并进刻对已完之全唐诗折（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第1册第425—426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年5月。原折“今有刻对完全唐诗九十套”句为“今有刻对完全唐诗玖套拾套”，当是曹寅笔误，今从《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43页）。《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没有如“凡例”规定的注明，此处有勘误。
⑨ 刘枚在《〈如我谈〉中有关曹寅和江宁织造的材料》中披露其父刘致中发现了陈坦园稿本《如我谈》，《文教资料》1998年第5期。陈坦园是江宁织造副使的身份，见吴新雷《考释(如我谈)有关江宁织造曹寅的新资料》，吴新雷、黄进德著：《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
⑩ 这被大水冲掉的《全唐诗》板片应该就是曹寅扬州诗局初雕《全唐诗》板片。但自扬州诗局雕印《全唐诗》后，很快就有了翻刻本，甚至连清官都收藏有翻刻本，因此，对于《全唐诗》板片的流传与散佚还需进一步研究。
(11) 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第548、5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又，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本）》，第391、399—100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后书最后一句误为：“是为官局之在始。”
(12) ［美］史景迁：《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第168页，陈引驰，郭茜，赵颖之，丁曼，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前者1704年完成，后者耗时数年，于1707年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