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风雨也无晴》之乌台诗案

细雨青衫 2023-08-13 发布于重庆

展开全文

开封市图书馆三余读书会贺捷新文学讲座《苏轼》

乌

台

诗

案

主讲人：贺捷新

唐代出诗人，宋代出文人。

苏子性格糅杂三样：士大夫儒家个人节操，内心更切入“穷则独善其身”；佛学是其性格础石——苏子喜禅宗，心境恬淡；而美学和诗意是其道家性格。

苏东坡何尝不有身世之感？什么叫“身世”——身体和生路。若真能了解“身世”之意，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论苏轼还是我们，本是为人生而艺术，但若把人生放在身世颠沛之中，一转而为艺术，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达观，即艺术人生了；不然身世坎坷中，苏子何以写出如斯人间佳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可朝云说：“老爷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说：“还是朝云懂我。”

“乌台诗案”是苏轼绕不过去的一道人生之坎。发生在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重点打击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苏轼和与他同观点的北宋政坛官员。“乌台诗案”历来纳入新旧党争。苏轼收御史台监狱，此案因以诗文获罪，文学史称“乌台诗案”。因御史台大屋顶，落日时分乌泱泱一片的乌鸦落满屋顶，故御史台俗称乌台。是不是有将乌鸦污名化了？我想。未必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诗中乌鸦新疆叫老鸹，不也是乌色打底一派哑寒中的一点灵性么。

有关乌台诗案史料：金人破汴梁，有关乌台诗案档案流落民间。南宋初朋九万据档案编攥《乌台诗案》一书，胡仔据该书和其父笔录审讯苏轼案件做了摘编，收入自著《苕溪渔隐从话》。

不由想起全国民盟主席章伯钧带女儿小愚去拜见张伯驹，为女儿拜张夫人潘素为师学习画花鸟。见父亲对张先生态度十分尊敬甚至恭敬，回家路上诒和悄悄问：“那张伯驹担任过什么职务？做什么工作呢？”父亲笑了，说：“他曾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其实公子哥就是他的工作。”这个回答让小愚吃惊不小。父亲随即解释：“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就等于游手好闲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国文化很大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里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胡仔自著《苕溪渔隐从话》，不也是吗，不然我们今天说道文人苏东坡，从何说起？

终宋一朝，“重文抑武”；而宋朝边患不绝，却“重文抑武”，究其根本：宋丢了北方燕云16州，先天不足。宋立国伊始即以“先本而后末。安内以攘外”为国策。安内，一则平叛如平宋江方腊起义等：再则协调朝廷内部矛盾——这是与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夺取天下的方式分不开的。赵匡胤本是后周归德军节度使，出兵征辽之际，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是以带兵武臣身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政权，故一定会防止臣民以同样方式篡位。宋太祖深知，唐末节度使之乱是唐朝灭亡之因，他本人即节度使，故“杯酒释兵权”，把天下精兵尽由天子掌握。终宋一朝，“重文抑武”，出兵征伐以文官统帅武将。中央设立枢密使专管军事，以分宰相之权；地方州郡设立通判，以分长吏之权。宋朝有效地以科举制度把出身各个阶层的文人士大夫笼络于朝廷，给予优厚物质待遇。

宋代士大夫内斗不断，但对朝廷是尽忠的。但北宋提倡告攻邗（告密揭发为风气），如宋仁宗时改革派领袖范仲淹被贬出朝，大臣纷纷上书救援，唯言官高若讷缄口，欧写信责备高讷未尽言官之责。高把信上交皇帝，欧贬于夷陵。这种政治上短视忽视社会道德的做法起着很坏的社会作用。《宋史．陈升之传》：“时俗好藏亲友尺牍，有讼，则转相告言，有司据以诘推”，“揭赏以求过，以能邗人为风采”成为风气，当局想要禁止也不能了。“熙宁变法”推行后朝内和地方大员拥护新法和反对新法之间判分二途，新旧之争党同伐异，愈对告密风推波助澜。无伦新党旧党摘取对方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兴起文字狱。如《墨庄漫录》载：王素主政成都，劝妓女陈凤焚烧掉张安道写给她所有书信，因为张立朝结怨多，怕陈凤受其牵累。

时异族入侵，没钱开支，促使宋朝不得不对祖宗之法要做出修订。“熙宁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如果实行得法，老百姓会从中得益，但北宋官僚机构庞大而腐败，连王安石的弟子陆佃也说：“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一变法就好混水摸鱼，捞取个人利益，然但凡法令须通过官吏推行，一则不能把官吏全部罢免，二则若土壤腐败，再换什么秧子还是会烂掉。

王安石是一位立志改革进步的政治家，人称“拗相公”。整体而言是思想进步，作风正派，勇于任事的人物。但在变法派中有吃变法饭的投机分子如吕惠卿，曾布，邓绾及后世蔡京。他们推行新法只为取悦皇帝而扩大个人的权力和财富。守旧派的成份也很复杂，有只顾大官僚利益的元老文谚博之类，也有如司马光等反对变革的保守派，但也有长期在地方为官，深知百姓疾苦的政治家如苏轼、苏辙、韩琦，他们忧国忧民做地方官亲见新法有弊端，给人民增添了新的苦难，因此才对新法做出十分尖锐的批评。

怎么看“熙宁变法”和北宋新旧党之争？应做具体科学分析：抑新扬旧，是以君子和小人划线；反之抑旧扬新，则以对待王安石的态度来划线。王安石本人也不会赞同绝对化的评论。王安石虽刚愎自用，但他只是对反对派不予重用，没有给予特别的迫害。到了西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罢相后，新法逐渐变质，从“惠国”向“惠奸”转化，特别是元丰二年，蔡确为御史中丞之后，兴大狱，弹压朝士。苏轼的乌台诗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与艺术家两种身份不好兼容如李煜、宋徽宗。因艺术家注重感情和真诚，而政治家看重眼前利益和操作技术。苏早年上书主张变法，时仁宗暮气已深，苏主张未被采纳。苏轼并不反对变法，关键是怎么变。对于“熙宁变法”中条款，苏轼不满的是变法实施中的程序和手段操之过急，没顾及到各个阶层利益之间的均衡。熙宁之初苏轼曾上书论王安石新法之利与弊，入狱后亦不三缄其口，积极态度说明其忧国忧民。由于党争激烈，正常规则被破坏，容忍精神日渐剥蚀，“忧时本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杜甫诗）。苏轼的社会责任心适为仕途危险。如他在任职密州地方官时，目睹天灾人祸之下农民苦况，而自己无力拯救百姓于水火之苦闷，故诗云：“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庑。”苏轼《山村绝句》之三：“仗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眼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意为：百姓贷的青苗钱立刻在城中花费殆尽，庄家幼小子弟多生长在城市，不着道只学得城中人语音而已，讽刺新苗法不切实际。时正在推行新法，这就被抓了辫子——讥讽“青苗法”不务实。

“青苗法”规定青黄不接时，借贷给农民收二分利息，本意在解决农民经济困难，但具体执行中大有问题：１，户分五等，最富户可贷钱15贯，以此类推，赤贫户只能贷钱300文，可知重点不在扶贫，而在多向富户收利息。２，强制贷款。温保户不需要贷钱，贷了反可能破产，不贷后果很严重。３，秋季还贷款，不收米只收钱。百姓用米换钱中间又受商人剥削。４，散发青苗钱时，官府设酒肆于谯门，令妓女坐肆鼓乐以蛊惑之。”引诱农民消费，借了钱仍徒手而归。苏轼长期做地方官，熟悉实际情况，忧国忧民，以诗文针砭现实，于是招致“乌台诗案”。

对苏轼一连串有预谋诬告下，元丰二年7月28日朝廷派遣太常博士黄甫僎到湖州传讯苏轼。驸马王晋卿住在汴京，闻讯即派人密告南京苏辙，苏辙火速派人往湖州告之苏轼。黄甫僎抵湖州，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足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淫恶，人心汹汹不可测。苏轼恐惧，未知罪名，亦具靴袍秉笏。他们上堂一言不发，制造恐怖气氛。苏轼以为自己会被当场处死，紧张万分，乞归与家人诀别。黄埔僎傲慢，才说不至于此。一纸传讯而已。“乌台诗案”一开始就极大地催残了苏轼的人格，“拉一太守如驱鸡犬”，轼在太湖中面对风涛洪洞，月色如昼，感来时不可测，一度想投水自尽。御史台收缴苏轼四本《钱塘集》，于中搜罗剔诀罗织罪名。诗歌非谏书，“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用形象说话的。儒家诗歌自古具有教化功能，“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燕子和蝙蝠之争黑白，凤凰睡了，夜猫子当家）。

苏轼入狱御史台半年，铁壁幽窗前途渺茫。一入狱狱卒问有五代“誓书铁卷”否？死囚才问这个。与其子苏迈相约送饭只送菜和肉，如有不测就送鱼。一次苏迈出外筹措银两，托人送饭没交代。那人恰做条鱼送去。轼以为凶信，万分悲愤，写下寄苏辙诗：“圣主宽容德似春，小臣孤直自危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依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一场虚惊，其情真诚悱恻，不忍诵之。

李定谏书贬谪苏轼远方永不录用。舒覃主张杀苏轼，以把旧党一网打尽。曹皇后宋氏告神宗：当年仁宗取轼辙为进士，回宫喜悦：“今日得二文士，然吾老矣，度不能用，将留以遗后人”，使神宗感动，曹太后病重时叮嘱神宗“不可冤滥，致伤中和”，别杀苏轼我的病就好了。丞相吴冲用曹操待弥衡态度劝神宗宽容。王安石致信神宗勿杀人才。神宗没杀苏轼，令苏轼以官赎罪，“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乌台诗案貌似尘埃落定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