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四五月间, 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 到天津指导城市接管工作。刘少奇在天津期间, 针对多项问题作了一系列的讲话, 这在当时被称为“刘少奇同志对天津工作的指示”, 后简称“天津讲话”。“天津讲话”实际上是刘少奇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与天津城市接管实践相结合所作出的指示, 从实际效果看, 讲话对当时天津的接管工作和当地经济的快速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 讲话中也存在一些不足, 后来受到批评甚至批判。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 随着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 “天津讲话”也重新得到人们的全面评价。一、“天津讲话”的历史背景1949年1月15日下午, 天津解放。同日, 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军管会宣告对天津实行军事管制, 同时奉行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以及解放军平津前线的约法八章。当时, 天津的接收管理工作面临不少严峻问题, 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工商业的情况不容乐观, 如生产停滞, 工厂不开工, 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问题等。时任中共华北局书记的薄一波在给毛泽东报告平、津、唐经济动态的信中指出, 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各方面困难仍然没有解决;二是通货膨胀;三是“某些干部对资本家困难, 未敢正面提出 (怕说右倾) , 对工人的自发斗争, 亦未表明态度 (区委一般是默认了) ”[1]。此外, “天津多靠工厂生活, 若果不能继续开工 (国民党时代每礼拜开三天工) , 则不但谈不上建设, 直接间接将有百万人不能生活”。“每月需补垫十五亿左右的人民券始能过得去。”[2]一方面生产不振, 经济凋敝, 另一方面人口压力巨大, 社会隐含不安因素。面对这样的形势, 仅以增加流通货币来维持现状, 而无相应经济储备, 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 来到天津视察指导城市接管工作。王光美回忆说:“少奇同志是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肩负着真正管好城市的使命到天津去的。”[3]行前, 刘少奇阅读了相关材料, 撰写了调查提纲, 并邀请熟悉贸易金融工作的龚饮冰、卢旭章两人同行。刘少奇还与时任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王光英会面, 询问天津工商业的情况, 让王光英回去多和天津工商业人士联系, 宣传党的政策, 安定下来, 恢复生产。4月10日, 刘少奇到达天津。在天津视察期间, 刘少奇深入基层, 科学调研, 积极应对天津接管初期的混乱局势。在时任天津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黄敬陪同下, 刘少奇视察了国营天津棉纺织一厂、天津自行车厂、天津造纸总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天津市私营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毛纺织厂等多处公、私营工厂、企业, 认真听取天津市对外贸易、海关、银行、工会等的汇报, 邀请天津市工商业家开座谈会, 并在天津市对内对外贸易负责干部座谈会、天津市委员会会议、天津市干部会议、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等会议上发表讲话。刘少奇在天津停留一个月左右, 并一直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不仅提出要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作为城市工作的总路线, 同时纠正了接管工作中的“左”的偏向, 提出一系列关于城市接管的具体措施。在听取天津市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后, 刘少奇随即写下《天津工作问题》提纲, 指出要在党的总路线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 以及正确建立与改善各方面的关系等。[2]他还随时将视察情况通过天津市委发给华北局, 再由薄一波转报毛泽东。“在天津除了视察工厂, 开得最多的还是各级干部会议, 内容都是围绕怎样结合天津情况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3]在此期间, 刘少奇发表了一系列对天津工作的指示, 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天津讲话”。二、“天津讲话”的内容及成效刘少奇“天津讲话”的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是贯彻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 把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将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作为中心任务, 纠正城市接管工作中“左”的偏向, 要求既重视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 同时还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二是重视城市工作中的“四面八方”, 重视依靠群众组织, 发挥各方积极性, 促进城市生产的恢复。(一) 关于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作为指导城市工作的总的路线, 纠正城市接管工作中“左”的偏向, 强调要管理城市, 恢复生产, 发展经济, 正确分清团结对象和斗争对象。确定城市工作的总路线。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那么, 应该如何以城市为重心进行工作?决议中也作了回答, 那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 团结其他劳动群众, 争取知识分子, 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 同时对帝国主义者、国民党与官僚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具体的工作中要“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 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刘少奇在天津视察工作期间, 明确强调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指导思想及制定的方针政策“是城市工作的总路线、总方针”, 它明确了依靠、合作和斗争的对象, 是“很完整的一个路线”。“在如何对待资本家的问题上, 刘少奇细致地讲政策, 释疑惑, 谈利害,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发展生产。”总体上来讲, 当时城市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在城市工作的总路线下把生产事业尽快地恢复发展起来。纠正城市接管工作中“左”的偏向。刘少奇就天津工作指出, 在接收工作基本完成后, 主要任务是“管理、改造、发展天津”。然而, 随着城市工作的深入, 也出现了一些“左”的思想。比如片面强调斗争, 强调不顾一切地解除雇佣关系, 不顾大局, 不顾整体, 只顾眼前利益。这一方面造成资本家的恐惧心理, 害怕共产党要领导工人对他们展开清算斗争;一方面使工人对政策产生误读, 认为共产党允许他们分店分厂、斗争资本家。对此, 刘少奇指出:“这是自杀政策, 将来总有一天要垮台的”, “对资本家有斗争有联合”他认为这种不当做法会导致资本家不敢生产, 关闭工厂, 从而工人失业, 所以, 要号召工人暂时忍耐痛苦, 以使劳资两利。刘少奇还指出:将小资产阶级, 小资本家或自由资产阶级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是不正确的, “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政策。虽然恢复发展生产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 但由于阶级属性限制, 自由资产阶级又有着天然的弱点与不足, 有时表现出来相当的危害性。比如1948年10月, 在华北解放区临清市国营贸易机关抢购棉绒事件中, 由于委托私商代购, 私商买空卖空, 掺假使潮, 向公家渔利, 使国库及小生产者受到很大损失。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也指出, 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 不是不受限制的;容许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政策和计划的轨道内有发展余地, 是为国民经济整体, 以及工人等劳动人民的利益考虑。[4]所以, 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也一再指出, 要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 “为资本家找利益”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上”。在刘少奇的指导下, 天津的同志们逐步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1949年6月, 天津市委在讨论刘少奇指示时明确指出:天津接管之时, 面临诸多困难, 如何恢复与发展生产是严重而迫切的任务;客观方面的“左”倾偏向如果发展下去, 实际是不顾历史条件, 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的做法;今后首先是从鼓励资本家的积极性出发, 改进各方面的工作, 但鼓励资本家的积极性, 绝不是抑制工人, 而向资本家一面倒。(二) 关于指导城市接收管理发展的具体措施照顾城市工作中的“四面八方”。在4月18日的天津市委会上, 刘少奇就贸易公司的原料与产品问题, 阐述了城市工作中的“四面八方”:四面指公私、劳资、城乡、内外这四方面关系, 而八方是每方面关系中的两方。刘少奇指出, 四面八方的总体情况, 以及每一方的全面情况、具体情况都要了解。[7]如何全面照顾呢?刘少奇提出, 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包括公私营工业贸易等部门在内的组织以解决问题。在对外贸易方面, 刘少奇指出, 可以组织对外贸易委员会。同时注意公私兼顾, 如让资本家参加对外贸易委员会, 国营工厂与私营工厂互相商量, 共同把对外贸易搞好。刘少奇明确指出, 生产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除了国家的以外, 还有私人的”[8]。政府的主要方针是让国营与私营相互合作, 共同发展, 也就是公私兼顾。在畅通城乡物资流动方面, 刘少奇指出, 城乡物资的周转是城市的工业品与乡村的农业品交换的问题, 让城乡交换关系灵活发展, 需要和资本家商人合作。只有畅通城乡物资交换, 农业与工业, 城市与乡村才都会得到利益。在贯彻公私兼顾政策方面, 刘少奇指出, 要和资本家合作, 商量如何进行生产和生意, 公私结合起来形成整体的生产体系。在贯彻劳资两利政策方面, 刘少奇具体提出了应对措施:如所有公私工厂合理对待提高工人生活水准问题;公私工厂必须开工生产;重视工会工作等等。对工人群众, 刘少奇摆事实讲道理, 为他们的长远利益着想;对资本家, 刘少奇要求他们诚实经营, 积极与公营经济合作, 并且真正实现与工人的平等, 比如穿起工作服, 放下自己的架子等。重视依靠群众组织队伍。刘少奇先后参与过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对工人运动、工会等的作用有丰富的经验和准确的认识。在天津, 刘少奇对工人组织的重要性也相当重视, 他一再强调要依靠群众, 组织好队伍, 建立工会组织, 贯彻执行政策方针, 扩大群众基础。他指出, 应该在具体组织原则上注意三点:一是要认识到工会的阶级性;二是要注重工会的群众性;三是要重视工会的纪律性, 工会的决议需要得到遵守。他刚到天津没多久, 就以码头工人为例, 说明将工人组织起来就具有很好的战斗性, “如有百分之三十是共产党员, 什么事都好办”。刘少奇还指出, 城市以集中为特点, 应该加强市一级的机构以便集中领导等。(三) “天津讲话”收到的成效刘少奇“天津讲话”得到了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拥护。同年6月, 天津市委就如何贯彻刘少奇的指示召开专门工作会议, 讨论纠正关于城市工作的路线、政策及策略方面的偏向, 重新布置工作。薄一波回忆说:“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 是力图贯彻毛主席的思想的”, “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讲话逐渐解除了资本家群体中存在的各种疑虑, 提高了他们在生产恢复与发展方面的积极性;工人们也认识到只有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方针, 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之后, 才能使生活得到改善。于是, “劳资纠纷显著减少”, 城市生产事业得以恢复与发展。相关报道也表明, 在刘少奇视察并作出指示后, 天津的城市接管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1949年9月29日的《人民日报》刊文《天津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 报道了天津的恢复发展情况。报道指出, 正是在人民政府“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 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总方针的指导下, 天津工商业自接管工作开始的半年来, 逐渐恢复与向前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刘少奇“天津讲话”的积极作用。三、历史辩证地看待“天津讲话”如前所述, “天津讲话”有效地指导了天津等城市的接管工作, 促进了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但它的内容主要是面对复杂问题的即兴发言和演讲, 同时也涉及到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 当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党内许多人还缺少充分深入的认识, 所以在批评“左”的错误倾向时, 也出现了一些不够妥当的言辞。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也为此作了自我批评:“原则上没有错误, 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但后来,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受到了过火的批判。1980年2月,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决定“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后, 4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重读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一文, 指出:“天津讲话”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符合天津市的实际情况, 对天津的管理、改造和发展工作, 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刘少奇当时的说法, 已经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 基本上是正确的。”文章还对之前加在“天津讲话”头上的多项“罪名”一一进行澄清。今天, 我们要把“天津讲话”放到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 而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1949年四五月间, 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 平稳接管城市, 尽快恢复解放区的经济发展秩序, 是党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而当时对我们党来说, 接管大城市、领导大城市的经济建设, 还没有多少经验, 对涉及到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也还没有充分系统的认识。而且, 天津城市的接管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偏向, 有的干部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存在模糊认识, 有的干部、工人有挤垮私营企业和错误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情绪。这些问题如果不处理好, 不仅不利于天津的城市接管工作, 也会对其他城市的接管工作产生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刘少奇发表“天津讲话”, 符合和顺应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 也产生了积极效果。要充分肯定其中提出的一系列正确观点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评价的:“我们刚进城, 最怕的是'左’, 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 是完全正确的……所以, 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除了上文提到的正确对待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以外, “天津讲话”还提出了城乡一体的观点、处理执政党与各阶层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关系的观点和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举措, 由此形成了天津城市接管工作模式, 为其他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和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范例。所以“他讲话之后, 大家感到讲得好……当时, 华北局曾派人到各地择要进行了传达, 六月份还起草了一份给太原、石家庄、张家口、唐山等市委的电报指示, 要求'普遍宣传少奇同志在天津所讲解的各个问题’ (毛主席同意了的) ”。当然, “天津讲话”中也存在个别未经推敲, 不够严谨的地方, 比如在讲话中, 刘少奇采取了“剥削越多越好”的表述。他的本意, 是想向工人、资本家说明,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历史条件下, 剥削在客观上是难以避免的。虽然用意可以理解, 但表达容易引起误会。刘少奇后来自己也提到, 如果对某些问题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向党中央多请示, 和同志们多商量, 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但是, 我们不能从只言片语出发, 以偏概全, 借此对“天津讲话”进行全盘否定。总之, 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 需要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我们共产党人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事件和文献的根本观点和方法, 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只有按照这样的观点和方法, 才能够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作出历史辩证的认识和评价。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06期，作者王东、肖竹尹，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