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汉德克 【摘要】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六八运动”的衰落,德语文学中激进的反叛和政治批判倾向逐渐缓和,文学重新回归表达内心和真实的功能。在这一“新主体性”文学的大背景下,汉德克的创作也发生了转变。《无欲的悲歌》和《左撇子女人》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个体努力摆脱日常生活无形的暴力,尝试给出自我认知、坚守主体意识的可能性方案。 【关键词】日常生活;主体性;自我;汉德克 【作者简介】任卫东,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教授。 本文刊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2期《德语诗学与文化研究·汉德克专栏》。为适应微信排版,注释有删减。 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获得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是意料之外的实至名归。意料之外,是因为自出道就一直保持特立独行风格的汉德克,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作家,尤其是他在南斯拉夫战争中,公开站在塞尔维亚一边,遭到了西方媒体的强烈抨击。1999年,为抗议包括德国在内的北约轰炸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他退回了1973年获得的毕希纳奖奖金。2006年,他出席被海牙国际法庭起诉犯有种族屠杀罪和反人类罪的米洛舍维奇葬礼,再次引起整个西方主流社会的围攻。所以,尽管他陪跑诺奖多年,但绝大部分学者认为,他的“政治不正确”将导致他与诺奖无缘。而他的获奖,更是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媒体骂声一片,不仅阿尔巴尼亚总理、科索沃总统等政治人物表示抗议,更有斯洛文尼亚籍的著名哲学家齐泽克等知识分子、作家纷纷表示不满。然而,即使有再多的抗议和不满,人们也无法对汉德克的文学成就视而不见,无法否认汉德克是当代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德语作家之一。2004年,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汉德克是德语文学活着的经典,是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登上文坛,在半个多世纪中,汉德克著作等身,几乎包揽了德语文学界所有重要奖项,成为当今德语乃至欧洲文坛令人无法忽略的存在。 //一、 综 述// 1966年是汉德克的文学元年。那年4月,24岁的汉德克第一次参加在普林斯顿召开的“四七社”年会,就展露出锋芒,他在会上尖锐批评包括格拉斯和伯尔等著名作家在内的德语文坛“描写无能”,德语文学批评也像文学创作一样“幼稚可笑”。汉德克在文坛亮相的反叛姿态,为他整个60年代的创作定下了反传统的基调。同年春天,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Die Hornissen)出版,小说反传统叙事、反情节、不断变换视角的形式,令人耳目一新。6月,他的“说话剧”《骂观众》(Publikumsbeschimpfung)首演,这一没有人物形象、没有故事情节、没有对话的“反戏剧”,引起了巨大反响,汉德克名声大噪。从这两部作品以及1968年的戏剧《卡斯帕尔》(Kaspar)和1970年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Die Angst des Tormanns beim Elfmeter)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60年代,汉德克创作的核心问题是语言反思和语言批判。在小说和戏剧中,他以极端语言实验的方式,揭示了语言对人的束缚。人创造的语言,作为先于个体存在的约定和秩序,迫使个体进入并接受它。个体极端主体性的语言表达自我感受的愿望与社会日常语言的约定俗成之间必然形成巨大的矛盾。“进入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种强加于自身的表达方式和意义系统,进入一个早已存在的秩序,接受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一种被给定的价值和道德的体系。学会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丧失自我和主体性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六八运动”的衰落,文学上激进的反叛情绪和政治化趋势逐渐减弱,文学重新发挥其作为表达内心感受、表现现实世界的媒介之功能,这一趋势被称为“新主体性”。德国文学史研究者柯普曼认为,这是德国战后以反思战争、表现战后社会为主题的“社会小说”时代的终结。在这个文学语境下,汉德克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1972年的两部小说《短信长别》(Der kurze Brief zum langen Abschied)和《无欲的悲歌》(Wunschloses Unglück)放弃了激进的语言反思和形式实验,呈现出向传统叙事的回归,注重情节性和人物塑造,寻找在文学中言说自我的可能性,带有回归经典文学传统的倾向。批评界认为汉德克换成了全新的风格:“有明显的现实指涉”,“被个人不幸的经历所打动”,汉德克从一个讲究形式的作家转变成一个讲述经历的作家。汉德克70年代的其他小说《真实感受的时刻》(Die Stunde der wahren Empfindung,1975年)和《左撇子女人》(Die linkshändige Frau,1976年)等,都试图从不同角度表现个体努力摆脱日常生活的无聊和束缚,寻找自我、重塑自我,成为“新主体性文学”的经典代表作。20世纪70年代末,汉德克经历了母亲去世、婚姻破裂的打击,人生陷入谷底,文学创作也跌入了“无法言语的写作困境”。为了摆脱这次前所未有的危机,1978年,汉德克踏上了美国阿拉斯加长途之旅,最后经纽约返回奥地利。这次旅行,是汉德克的治愈之旅。1979年出版的小说《缓慢的归乡》(Langsame Heimkehr)不仅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自己的旅行和思考,更标志着汉德克走出了人生低谷和失语的创作危机,开始了一个新的创作时期。不仅许多评论家视这部小说为汉德克的转型之作,汉德克自己也认为,他是“从《缓慢的归乡》才真正开始了写作之路”。这部小说是归乡四部曲中的第一部,随后的三部曲《圣山启示录》(Die Lehre der Sainte-Victoire,1980年)、《童年故事》(Kindergeschichte,1981年)和诗体剧《关于乡村》(Über die Dörfer,1982年)以及《痛苦的中国人》(Der Chinese des Schmerzes,1983年)和代表着这个时期创作高峰的《去往第九王国》(Die Wiederholung,1986年),都继续表现主体寻找自我的艰难探索,并且表达出主体与世界和解、达成某种和谐统一、回归自我的可能性。彼得·汉德克 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及东欧的震荡,特别是南斯拉夫战争,引起了汉德克的强烈关注,他多次前往该地区,发表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作品,其态度备受争议。在1996年发表的《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Eine winterliche Reise zu den Flüssen Donau, Save, Morawa und Drina oder Gerechtigkeit für Serbien)中,他公开谴责西方是“流氓国家”,因而遭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围殴”,同年的《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Sommerlicher Nachtrag zu einer winterlichen Reise)再次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从此,西方对汉德克的批评和争议就没有停止过,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更是甚嚣尘上,以致汉德克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对南斯拉夫战争的态度时,他愤而中断采访说,每个记者都问他同样的问题,却没有人读过他的作品,而他是个作家,是继承了荷马、塞万提斯和托尔斯泰文学传统的作家。 //二、 日常生活“暴力”下自我的丧失// 彼得·汉德克是一位继承了人道主义传统、充满人性关怀的作家。他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始终聚焦于个体与世界的冲突,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关照。他以极端的形式揭露并控诉个体在各种秩序中失去了自我,然而,在他时而谩骂时而无语、时而反叛时而冷酷的表面之下,在他自闭式的内省后面,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忧虑和对更美好世界的渴望。 1971年,汉德克的母亲自杀,成为汉德克创作《无欲的悲歌》的直接动因。汉德克以儿子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带着细腻的情感和冷静的审视,叙述并反思了母亲的一生。如书名所言,母亲的一生是一个因失去了欲望而导致的悲剧。 母亲于20世纪20年代出生在奥地利一个闭塞、贫穷、落后的乡村。除了农奴制被取消外,那里“依然维持着1848年以前的状况”,时间的停滞感让日常生活变成了一个没有尽头、没有变化、无望的单调重复与循环。那里的女性就更加没有希望了,她们的一生早已经注定,连看相的人都不会给女人占卜未来,因为“反正对女人来说,所谓未来不过是个玩笑而已”。母亲的父亲相信依靠积攒能获得财产,实现“物化的自由”。讽刺的是,他靠压抑个人欲求积攒的做法,不仅没有让他拥有财产并产生自由感,反而让他沦为积攒的奴隶。但是,他依然让子女们也“继承这种骇人的无欲无求”。而母亲是有欲望的,她平生第一个愿望就是上学,因为上学“让她感到了自我的存在”。然而,外祖父只是摇摇手,连话都不用说,就扼杀了母亲强烈的欲望和乞求。等待她的,是所有当地女人的日常生活,在男人、孩子、厨房之间奔忙,过完“累了/倦了/病了/病重了/死了”的一生。关于日常生活与人的关系,德国哲学家奥多·马夸尔德指出,日常对人而言是一种暴君,它奴役人,抽空人的本质内核,所以,或许有意识或许无意识,人一直试图逃离日常。“几千年来,所有阶层的人,都想逃脱相同事物的每日重复。”小说中十五六岁的母亲逃了,她离开家,到了城里,去餐馆帮厨。都市生活、完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衣着、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交友、社交、约会,一切都让她兴奋,老板对她工作能力的认可,使她获得了自信。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很引人注目又似乎令人费解,那就是:奥地利并入纳粹德国后,母亲曾兴奋地参加纳粹党组织的集体活动,并且爱上了一位作为有妇之夫的纳粹军官,生下了孩子。母亲并不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相反,她完全不懂政治,也不感兴趣。然而,当时的各种集会、游行、高音喇叭广播、高悬于大楼上的纳粹标志,像一场巨大的演出,每个人都是演员,整个社会都处在狂热和癫狂状态。所有这一切,中断了枯燥的日常,让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有了“节日的气氛”,让每个人普通的、渺小的甚至卑微的存在都显示出某种意义和重要性。对于“非日常”的渴望,是人的本性。处于日常生活中的人,同时对日常生活保持着巨大的离心性。马夸尔德认为,动物只有日常,上帝只拥有星期日,而处于动物和上帝之间的人,同时拥有两者,人在工作之余需要庆典,人有日常和节日,节日是对日常生活的偏离和暂停。因此,对于母亲来说,纳粹宣传鼓动的是什么,她并不感兴趣,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活动都像是庆典仪式,使她所有的“劳动都有了意义”,使每一个平常的日子“成为节日”。她变得自信、自立,有了自我意识和自豪感。尤其是战争的爆发,“让往常日复一日的自然而然成为让人兴奋的偶然”,让她所处的平庸环境变成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因为战争是对日常生活最彻底的悬置。虽然节日、友谊、爱情甚至争吵,是日常生活的调剂和逃离,但是,战争作为人巨大的冒险,能够“彻底颠覆生活方式和所有日常秩序”。在战争这种“例外状态”中,人会对以往身边无关紧要的人“产生新的感觉”,一种家人般的亲近感。母亲就是在这种亢奋中找到了所谓的爱情。她爱上的那个人,曾经是个普通的银行职员,只是因为当上了纳粹军官才“显得与众不同”。每个人都看得出来,母亲自己也知道,这个年龄比她大、个子比她矮、头发几乎掉光了、还有家室、对她只有例行公事式的体贴的平庸男人,跟自己极不般配,她也为自己爱的是这样一个人感到可笑。但是,母亲依然一厢情愿地把这段关系幻想成“理想中永恒的爱情”,强行给自己黯淡乏味的一生添上一笔非同寻常的亮色。当一切疯狂终于结束,生活不得不回归到日复一日的日常状态,母亲失去了所有表达自己欲望的可能,甚至跳一个舞、哼一首歌,都成了不合时宜,不到三十岁的她,只能恋恋不舍地说:“我当初……”她想“按照自己的构想去生活……然后就是'要理智!’”所有的白日梦都结束了,她学着像戴了面具一样活动,学着像别人一样说话,从丈夫到孩子,从孩子到丈夫,做不完的家务,丈夫的家暴,她沦入了所有女人的命运,她“所有的个性都消失在典型性中”。她不再有倾诉自己的可能,就连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忏悔,也只能“喃喃地背诵教义问答手册里的条目”,“自我真实比月亮的一部分还让人感觉陌生。如果有谁谈的是自己……就会被人说成'古怪’。个人命运就算真能够发展得与众不同,其中的个性也会被磨灭得只剩下梦里的支离破碎,被宗教、习俗和教养的规程弄得疲惫不堪,弄得个人身上几乎就看不到什么人性的东西,'个性’只是作为骂人的词而为人所知”。母亲的慰藉只能是作为日常生活点缀的各种节庆活动,她唯一的一次冲动,只是给自己买了件衬衫。母亲的后半生就是被日常生活磨灭掉个性、失去自我的过程,是社会秩序共性剥夺掉个人故事和个人情感的过程,直到她失去了所有欲望,不再说话,直到她认识到,“个体什么也不是”。她不再像年轻时那样逃离,她已经知道无处可逃,她“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她无动于衷地接受了看不到结束的日子,“今天是昨天,昨天是一切依旧。又挺过了一天,又过了一个星期了”。在祛魅的现代社会中,能将深陷于日常生活泥淖的人解脱出来的是艺术。人在艺术中获得的审美体验能悬置日常生活,矫正日常生活的无聊。汉德克在很多作品中设计了文学艺术的治愈功能。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借助艺术作品,重新找到自我:《短信长别》中的叙述者,在旅行中一直在阅读凯勒的《绿衣亨利》,最终帮助他摆脱创伤和危机;《痛苦的中国人》中,洛泽每天阅读维吉尔的《农事诗》,从中发现另一种生存的可能;《去往第九王国》中,柯巴尔借助随身携带的哥哥的果园笔记和斯洛文尼亚语词典,再次获得叙述能力;《圣山启示录》中的“我”在塞尚的绘画艺术中学会观看和重新感受世界。对于汉德克而言,文学是他认识自我和世界的途径。他在《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中写到自己文学创作的主题时说:“我只有一个主题:认清自我,更清楚地认清自我”,“文学之于我,长期是一种手段,一种让我对我自己——如果说不是完全明白,那也是越来越明白的手段。它帮我认识到我存在,我在世界上存在”。在《无欲的悲歌》中,母亲最终通过阅读文学作品重新找回了自己。“她把每一本书都当作对自己生活的记录来读,在阅读中苏醒,通过阅读生平第一次袒露自我,学会谈论自己。”文学不仅暂时中断了日常,让母亲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而且文学也成了一种媒介,母亲借助文学作品,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拉开距离,得以从书中他人的生活中反观自己、看清自己。但是,对母亲来说,这种认识来得太晚了,她已经没有机会和能力改变自己。“文学并没有教会她从现在开始为自己着想,而是告诉她现在这些都已经太迟了。”她只能从书中找到错失的、无法弥补的遗憾。这种认识,对母亲是幸,亦是不幸。所谓不幸,因为她清楚地意识到,生活是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她感到孤独、寒冷、哀伤,“活着成了一种酷刑”。幸,是因为她终于清醒地思考并自己决定了自己的道路:死亡。她有条不紊地做了自杀前的每一件事,打扮得非常体面,甚至做好了避免死后出现不雅样子的预防措施,在遗书中交代如何办理后事,并告诉家人:“她很平静,很幸福,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睡去了。”母亲用死亡逃脱了自己无力改变的日常生活,在死亡中恢复了她作为人的个性和尊严。正因如此,叙述者“我”作为理解母亲的儿子,“为她的自杀而忘我地骄傲”。 汉德克在《无欲的悲歌》中描写了母亲不幸的一生。小说德文题目的字面意思是“没有欲望(愿望)的不幸”,母亲一生中不断被迫放弃自己的欲望,陷入不幸的深渊。她唯一实现了的愿望,是最后结束自己不幸一生的愿望。汉德克后来说到过,面对亲人的死亡,人总会有一种形而上的负罪感。在书写了母亲无欲而不幸的一生后,汉德克产生了一种需求,即:描写一个完全虚构的、他梦想到的女人,他要让这个女人活着、活下去。这就是汉德克创作《左撇子女人》的动机。 //三、 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自我// 在汉德克那里,愿望或者欲求是与幸福联系在一起的,失去欲望就可能面临不幸,欲望是衡量个体之所以为人的尺度。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可以变成“我欲故我在”。欲望让人有独立和反抗的力量,欲望能扩大人的视野,让现实重新变得有追求。“左撇子女人”是母亲的相反面,她是一个有欲望且按照自己欲望生活的女人。30岁的女人玛丽安娜,嫁给了一家著名瓷器公司的销售经理。丈夫经常出差,他们有个8岁的儿子,生活在德国一座大城市市郊的别墅区。她过着典型欧洲中产家庭主妇的生活,富足而平静。然而,玛丽安娜却突然毫无征兆和缘由地要求与丈夫分开。与《无欲的悲歌》中描写母亲一生的线性叙事不同,《左撇子女人》只选取了女主人公提出分手后短暂一段时间的生活横截面,而且没有任何突发事件,只是在如常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女主人公的内心变化。汉德克在拍摄电影《左撇子女人》时说,他要表现的是个体与世界之间的一场战斗,就像美国西部片中的主人公与邪恶势力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汉德克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环境是欧洲的日常生活,是20世纪70年代西欧大城市的中产阶级日常。如果说在《无欲的悲歌》中,母亲的日常充满了性别歧视、贫困、战争的死亡、战后生活的艰辛、家暴、无休止的劳作,让读者会赞同母亲的反抗,甚至在母亲放弃自己的欲望之后,忍不住想唤醒她。那么,在《左撇子女人》中,生活环境变成了高度发达、高度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中产阶级的日常,玛丽安娜生活条件优渥,丈夫非常爱她,儿子聪明乖巧,她不需要工作,过着有闲有钱的日子。所以,当她向丈夫提出分手时,不仅丈夫觉得她是在开玩笑,读者也不明所以,甚至觉得她是好日子过得太久了,无事生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