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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延安一共三次，特别提起最后一次在延安的情形。 到延安和离延安，毛泽东都亲自接送，记得到的那一晚，中共特别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对和平的热情。 会上我曾说了一番话（有中外记者随行，后来曾在报上发表过），主要的意思是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我们应该百分之百地做到。 后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里曾被CC分子郑亦同所引用，颇有讥讽之意，我当时曾加以驳斥说：“如果郑同志的引用是同意我的见解，我是愿意接受的；但如果是一种讽刺，那么我要反问郑同志一句：我们对于这个方案是不是准备来个七折八扣？”这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末后，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了全场的鼓掌欢笑（这话后来传遍了全国，以后遇到中共朋友，也常和我谈起这件事）。 我说完下来，毛泽东还和我说：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我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 他愉快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 以后，还有一位中共朋友和我说：“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 我笑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毛先生说我还可以四到延安，虽然后来蒋有要我四到延安的提议，但未成事实，而第四次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  1946年3月，军调三人小组在延安 我三月初由延安回到重庆，当时最迫切的一项问题是东北停战，于是再由我、周恩来、马歇尔会商，先由马提出“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授予执行部命令草案”一份，周未同意。 马突奉美政府命于11日晚返美，由吉伦将军代理，经过多次商谈，周把吉伦将军18日提案带回延安请示，直至25日三人继续研商，几经讨论，于27日通过了如下的决定： 三人会议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赴东北授予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命令。 由精选人员所组成之执行小组应立即派往东北执行下列诸指示： 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之工作； 二、小组应在政府军队及中共军队地区工作，并避免进入仍为苏军驻留之地区； 三、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的调处。 三人会议同意附入记录之点： 关于东北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继续商谈； 关于东北政治问题，另行商谈，迅求解决。 这个协议，只是解决东北停战的问题，其余军事和政治问题还多，不过，我已经不能再亲自参加会议了。 因为这时候，伊宁方面已托由苏方转知，催我速回迪化继续商谈未得协议的军事部分。并且说，如果再不回去，那么，元旦签订的条款就完全无效了。 3月29日我再飞迪化，这一商谈，经过了六十多天的折冲，到6月6日才全部获得协议。跟着，7月1日，组成了民族民主的联合省政府。 主席仍由我兼，两位副主席都是少数民族人士，其余各厅、处、会、局，汉族和少数民族适当地互为正副主官，省府中少数民族占了多数，省府各单位大量延用各少数民族的干部，并订颁了施政纲领。这一措施，在国内尚属创举。 当然，此后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根据和平条款加以处理，还有许多实施的具体办法需要商定。同时，办理选举问题，解决民族纠纷问题，安定社会人心问题，真是百端待理，极为紧张。 在这段时间，我虽然时刻系念着国共问题，但已无余力去作考虑，也没法离开新疆。直到1947年元月，我才勉强抽空回南京一行。 在我驻留迪化的九个月里，内陆的变化很大，两党的关系日益恶化。其间有马歇尔的八上庐山，有各民主党派人士的调停，均未能获得协议，使局面趋于缓和； 而国民党军队对中共部队发动全面的进攻，直到张家口安东的攻占，反共军事达到最高峰，全国大打特打起来；再加上国民大会的片面召开，已至完全无法挽回的境地。 其中缘由，当然由于国民党有意制造种种事件（如撕毁停战协定、撕毁政协决议、撕毁整军方案等）所应负的责任。事后，南京朋友曾告诉我，在问题最紧张的时候，马歇尔曾向蒋建议要我回来，但蒋很犹豫，没有同意。 他这时已受了主战派的影响，认为战有把握，何必一定要谈和。这样，我就回来，又能有什么作用呢？ 事态已演变到这一地步，可以说，过去一切的协议是完全无用了，我们所有一切的努力也是完全落空了，懊丧的心情甚至使我悔恨不应该为了新疆一隅的问题，滞留迪化9个月之久，而对于整个大局的恶化处在坐视不理的地位。 不过事已至此，也是无法。记得我于1947年1月3日到了南京，马歇尔便叫皮宗敢（蒋的随从参谋，时任英文翻译）来对我说，马很希望和我会面，请我去吃晚饭。  马歇尔和蒋介石 我说：“很好，我也想去看望他。”我们见了面，谈了些闲话，吃了饭就看电影。他的表情，在冷静中流露出一些失望，但除闲谈外，没有表示任何的意见。 我因为刚回南京，许多事情感到陌生，更不便先开口，只有在他礼貌而和蔼的招待中混了几乎三个多钟头。大概过了三天，他就宣告回国了。他已调任国务卿，行前没有宣布，是上了飞机才发表谈话的。 马歇尔走后，由第三者参加调处的和谈更已近乎尾声，不过，司徒雷登仍以大使资格和南京保持接触。马之离华是在八上庐山之后，在失败的、懊丧的，也是极端不满的心情下走的。 在他的谈话中，已经露骨地指出对国民党顽固派（他的意思当然蒋也在内）的不满。这时，蒋对和的念头又在活动了。 1947年2月初的一天，他找我去说：“现在大家都希望你再到延安去一趟。”在主张上，我当然应该走一趟，不过在情绪上，我是相当消极。我考虑之后说：“也可以，不过一个人去不大好，能请邵力子、张岳军两位同行最好。”蒋说：“先一个人去也可以，将来到谈的时候再说。”我也同意了，于是托由司徒雷登通知中共。 不久，中共以某负责人谈话方式在广播上表示： ……蒋介石对于中共所提两项最低限度要求，取消伪宪及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既然置之不理，这就证明其所说和谈完全是欺骗。 ……张治中氏本人即曾于去年3月27日代表蒋介石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但是，仅仅7天，就被蒋介石撕毁，在东北大打起来。 此次再来谈判，试问有何办法证明谈成的任何东西不被蒋介石在几天之后加以撕毁？如果去年一月由蒋介石主持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可以由蒋介石撕毁干净，敢于召集非法国大，制造伪宪法，保障独裁，试问有何办法证明现在的所谓和谈有一丝一毫的真实？ 单以此种种，我们对于现在喧嚷的所谓和谈，完全丧失信任。除非蒋介石取消伪宪，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便无法证明他不是欺骗。…… 在当时情形之下，取消伪宪和恢复1946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两点是不会被蒋接受的，所以，我的延安之行是不可能了。 不过和谈虽然一时不能进行，但我仍然坚决主张不能放弃以政治方式解决的方针。事既不成，而顽固分子对我个人则极尽冷嘲热讽的能事。在碰了一鼻子灰之后，不得不带着无限感伤的心情飞回新疆去。 在临走前（2月24日）还给蒋一封长信，详细分析政府威信的低落，党政军种种弱点的暴露，请蒋务必改变领导作风，检讨各项政策，特别着重外交政策——对苏联政策与对中共政策的改弦更张。 我坚决主张对外联苏，对内和共，“觅取各种有效途径，把握时机，争取主动，一心追求和平统一的鹄的”，“我国今后所采外交政策，应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获致邦交平衡的发展，在这一原则之下，中美关系固然应该巩固，而中苏关系更应该增进；更应以中美、中苏的关系，促进美苏两国的关系”。 并且，特别强调：“如果我们稍微注意现实，或更加警觉，必将发现当前所采取一面倒（亲美）的外交政策，是否能符合国家利益，是否能解决国内问题，殊多疑义。”对于这篇率直而又激烈的建议，蒋并没有什么表示。 在这里，我特别提出一段经过。这时候，宋子文的代行政院长已经做不下去，蒋的意思要自己兼任，要张岳军任副院长，于是，亲自召集最高国防会议，征询大家意见。半晌没人作声，还是我先说，我提出两个理由表示不赞成。 一是行政院长担负实际责任，而主席是国家元首，站在领导的地位，不宜首当其冲。二是这些年来院长一职，总不外是蒋、孔、宋这几位轮流充任，对中外观感都不好，好像中国再没人了。 我这样一说，蒋就站起来带着负气的口吻说：“好，张文白同志不赞成由我兼，我就不兼，请大家推选好了，推选谁就谁做好了！” 大家僵住了，后来就有CC分子起来发言，赞成由蒋兼任；还有两位老先生出来赞成先由蒋代理，再行物色适当人选。这样，就内定由张岳军担任。 在我要离开南京的前一晚，张到我家谈了很久。我向他临别赠言，盼望他：“一定要把握两项方针：一是对外的，改善中苏关系；一是对内的，力谋恢复和平。这两大政策实现了，那么你就成功了，你领导的行政院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否则必失败无疑！” 谁知，他上台以后，不但没有实行，而且对内下了“戡乱”的命令，对外中苏关系越弄越僵。 我在9月回到南京时，他请我吃饭，饭后问我：“请问有什么指教？”我说：“你失败了！我建议给你的两大政策，你不但没做到，而且更坏，当然失败了！” 他说：“我有什么办法？党内的空气这样，蒋先生和大家的意见又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应该不干这个院长。”他说：“辞不掉有什么办法？” 这一段故事，正是当时中国政局的一幅写照。 1947年3月7日，我和邵力子先生到机场送董必武先生率中共南京办事处人员撤回延安（是南京政府勒令撤退的），次日，我便飞回迪化去。在那里一住便是7个月。  周恩来和张治中在延安 这一年，国内发生许多事件：（一）1月底，美国宣布退出中国三人军事会议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二）2月下旬，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人员叶剑英等被迫全部返回延安。 （三）南京政府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人员，限于3月5日前撤返延安。 （四）3月，国民党部队在胡宗南指挥下，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占了延安。 （五）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蒋和陈诚宣称作战到底，陈并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余曾有言，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但过去因和谈关系，国军多是被动挨打。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 （六）白崇禧迭次在立法院高呼支持政府，消灭中共，反对谈和。（七）物价飞速上涨，经济情况日趋混乱。 （八）7月，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戡乱”令。 内陆的悲剧一幕又一幕地继续演出，使我在边疆看了不禁惊心动魄！而当时，新疆的情势，又因种种关系，伊方人员撤回伊宁，新局陷于僵持，我没有继续留在迪化的必要，自己很想回到内陆来，对改善中苏关系、恢复国内和平再尽一点力量，于是，在9月11日获得蒋的许可，又回到南京来了。 回来的第二天早上，见了蒋。他问我对大局的意见，我还是重申前说，特别主张在这时先从改善中苏关系一点做起，分析详尽，他连声说：“对”，并说：“你去做做看。” 这次回南京，前后居留达5个月之久，到苏州、杭州、上海、台湾游览了一回，在台湾还到了张学良的住处——新竹温泉，对他作第三次访问。 第一次是西安事变后，他送蒋回南京，在鸡鸣寺宋子文家里；第二次是抗战期间在湖南沅陵。 一别十年了，他面上的皱纹刻画着时光的飞逝，内心尤其蒙上了惨酷的伤痕。那天，我们谈了很多，他还赠了我一首诗：“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 午饭后再谈，最后黯然握别。我看他很难过，只得勉强安慰他：“我相信国内总是要和平的，只要有和平的一天，也就是你恢复自由的一天，将来国家还是需要你的！” 现在看起来，这话对他实在太残忍了！早知这样，我不应该说这种话！ 各地的游览，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躲避现实、寻求排遣的方法，虽在旅途中，也不禁时时想起人民和国家的艰难情况，不免万感交集，尤其念念不忘如何恢复和谈一事。 11月回到南京，我经过详细考虑后，认为内战正在激烈进行，恢复和谈此时不复可能，何不先从打开中苏僵局着手。就在12月18日写了一个机密建议给蒋，认为过去一面倒（亲美）外交政策，根本丧失独立自主之精神，不符合国家现实利益，建议排除“美国吃醋”的顾虑，径向苏联提出派遣特使赴苏，以谋打开中苏僵局，觅取解决国内问题的途径。并分析利害，至为详尽。 这时，蒋亦有打开中苏僵局的念头，要我试从侧面进行，我也曾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他顾虑太多，摇摆不定，终未能实现这个建议。 对中国问题，苏联这时曾公开表示：承认国民政府和蒋的领导，并本着三国外长会议精神，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希望我们保持和平。这是苏联对中国问题的坚决态度。 1948年元月7日，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将军回国之前，曾到我家里辞行，有一个谈话。当时由卜道明翻译，事后我把它记录下来，并且译成俄文，在他调升为驻华大使到任后给他看过，他调升为驻华大使到任后给他看过，他认为大意不错，原文是这样的： 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少将奉命回国特向张治中将军辞行谈话 （罗申武官于三十七年元月七日午后五时到沈举人巷一号向张将军辞行，略致寒暄后，渠突向张将军提出一项相当严肃的问题。下面是问答记录，系由卜道明先生担任翻译。） 罗：我快要回国了，在回国前，很愿意扼要地明了在中国政府中负了重要责任的张将军对于中国局势前途的看法怎样。 张：我认为要看中国的前途，不能只从中国方面去看，应该从世界的前途来看。比方现在的世界局势，我们都希望世界能够维持永久的和平，绝不愿意发生战争。 但是，目前国际情势如此紧张，尤其美苏两国间关系日见紧张，就有些好战的人们，在国际鼓吹战争，准备战争，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避免的了。 当然，万一世界战争爆发，这就是美苏之间的战争。那么，中国将怎么样？在我个人的意见，中国应该采取善意的中立。既不联合美国对苏联作战，也不联合苏联对美国作战。 我这种说法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因为中国如果能够保持善意的中立，对美国有利，对苏联也有利，对中国当然更有利。为什么？理由很多。 即就纯军事观点来说，如果中国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对苏联作战，美国必须调动大量的海空陆军横渡太平洋来协助中国。这样一来，中国便成为美国的一个沉重的负担； 相反的，如果中国联合苏联来对美国作战，苏联也必须从辽远的西伯利亚出动大量的陆空军来协助中国，而且形成两面作战。在战略上说，是顶不合宜的事。所以我说，中国能保持善意的中立，对美有利，对苏也有利，其理由在此。 但是，怎样才能够使中国做到善意的中立？首先要做到中国内部的和平统一，然后才能消除一切足以妨碍中国善意中立的因素。怎样才能使中国内部和平统一？ 我认为首先要改善目前中苏的关系。就是要多方设法打开目前中苏的僵局，恢复在广东时代和抗战初期中苏间友好合作的关系。因为，如果中国和平统一了，在世界和平时期，我们可以完全推行美苏并重的外交政策——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的外交政策。 万一世界战争爆发，我们也一定可以采取善意的中立。我更认为，中国采取美苏并重的外交政策，不但可以保障远东的和平，同时也可以促进世界的和平。 这是我对中国前途的大致看法。 罗：在目前中国对苏联的情形之下，怎样才能推行您所说的美苏并重的外交政策？ 张：关于这点，我记得从前曾和您说过，就是中国在东方处于很好的地位。我们应该有一个抱负，善用中国的地位，来促进美苏在国际上的友好关系，最少也可以促进美苏在东方的合作关系。 我们绝不愿意因为中国的关系，使美苏关系更趋复杂，乃至拖美苏下水。至于说如何做到美苏并重的外交政策，明白地说，当中国和平统一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当然可以商定出一个美苏并重的外交政策，公诸全国和世界，这不是一个最有效的保证吗？ 罗：您的话是不错，不过我认为中国内部首先要自己想办法，停止战争。这战争即使再打十年、十五年，也不会有结果的。这不但我个人希望中国和平，我们苏联政府和领袖们也是希望中国能够和平，希望中国成为和平、统一、独立、强盛的一个国家。 可是，我认为美国政府是不愿意中国和平的，中国越乱，美国越容易控制中国，所以他们是希望中国继续打仗的。 张：我对于您所说美国希望中国继续战争，不愿意中国和平这一点，不能同意。 我认为，美国同样地希望中国和平，我有很多理由和事实可以证明。别的不说，只要从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看便很清楚。 就军事上说，刚才已经分析过，中国在战时能够善意中立，就可以减少美国的负担。就经济上说，美国是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它需要中国广大的市场；如果中国继续战争，美国对中国怎样能做生意和投资赚钱呢？ 罗：您这种说法，当然也有理由。但是美国势力，已经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侵入中国，企图控制中国。中国越乱，它就越便于控制中国。这是本人数年来研究所得到的结论。 张：对于这一点，因为时间关系，我想不必继续研究，不过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假定美国不希望中国和平，而苏联则希望中国和平，中国人正在极力追求和平，那么，倘使苏联能够帮助中国达到和平的目的，就可争取中国人民的感情，改善中苏的关系，这不是极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吗？ 同时，我还可以告诉您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中苏现在也有一个共同的利害关系存在，而且这种关系是正在发展中的。 美国的世界政策，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在亚洲的政策，是培植日本第一，帮助中国第二。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当然他们可以说是为了对付苏联。 这正如日本在1931年“九一八”占领东北后的情形一样。他们说：日本占领东北，不是为了对付中国，而是为了对付苏联。 您试想，日本培植强大了之后，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中国，但是你们苏联便能安枕无忧吗？这种摆在我们面前而且日趋发展的事实，不是中苏两国共同的利害关系吗？ 如果苏联看清楚这种利害关系，帮助中国解决内部问题，使中国避免战争，获致和平统一的话，美苏间有了这样伟大的一个缓冲国家，我想美国是可以放弃培植日本以对付苏联的企图。那么，美苏在东方的关系因此得到了缓和，远东的和平因此获得了保障，甚至对世界的和平也是有帮助的。 罗：您的话对我很有帮助。我自问对于中国问题有相当的理解，现在听了您这一番话，使我对中国问题有了更加深一层的认识；同时更充实了我这次回国对中国问题的报告。很感谢您。 这里的情形，很需要彼得罗夫大使回来。我曾经接到他去年10月的信，本来预定11月回任，但是没有实现；或者因为外长莫洛托夫和外次维辛斯基两位去参加国际会议，他尚有若干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尚未能来。 张：近日报载彼得罗夫大使调任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的传说，您有所闻否？ 罗：没有这回事，我回国后一定催促彼大使早日回任。 张：我也希望您快快回来。 罗：我希望三月间便回来，而且希望回来的时候，中国的情形已经好转，已经获得和平了。 张：中国的和平实在重要，中苏关系的改善，我认为同样的重要，希望大家为增进中苏友谊、改善中苏关系而努力。 罗：我对张将军所讲的为增进中苏友好关系而努力，很愿意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获得成功！我这次回莫斯科，也一定愿意多说可以促进中苏友好的话。 张：谢谢您的好意。今天我们谈的话都是原则的，如果苏联政府对打开中苏僵局，促成中国和平，愿意具体地来谈的话，我们是愿意来共同努力的。最后举杯祝斯大林委员长健康！并祝您一路福星！ （附记：此项谈话由下午5时至6时40分完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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