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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上午，从重庆北站坐高铁去成都。列车在成都平原上疾驰，一小时十六分钟便到了成都东站。 换乘地铁，至高升桥站下，步行来到蜀汉大街。在“西月城谭豆花”点了特色小吃，权当午饭。饭毕，穿过此街，左拐，前往位于武侯祠大街231号的目的地“武侯祠”。 可进入大门，迈过二门，眼前出现的并非诸葛武侯的祠堂，而是气势恢宏的“汉昭烈庙”！ 昭烈庙正中有蓝底金字的“业绍高光”匾额，下为刘备贴金塑像，高3米，仪容丰满庄重，耳大垂肩。左侧陪祀的是他的孙子北地王刘谌像。蜀汉后主刘禅降魏时，其子刘谌劝阻无效，自杀于昭烈庙。 刘备像侧原有后主刘禅像，因其昏庸无能，抛弃基业，丧权辱国，宋真宗时被四川地方官撤除，后来就没有再塑。 两侧偏殿，东有关羽父子和周仓塑像，西有张飞祖孙三代塑像。“义薄云天”“诚贯金石”的匾额分别表现了关、张两人的不同性格。 两侧东、西廊房分别塑有蜀汉文臣、武将坐像各十四尊。东侧文臣廊坊以庞统为首，西侧武将廊房以赵云领衔——虽战功卓著，却有“反骨”、最终还是反了的魏延，自然是不在其列的。这些塑像，个个气宇轩昂，形神兼备。
昭烈庙后，下数级台阶，穿过过厅，迎面才是武侯祠（诸葛亮殿）。由于君臣的关系，武侯祠低于汉昭烈庙。诸葛亮生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谥号“忠武侯”，所以，纪念他的祠堂被称作“武侯祠”。 祠堂正殿中供奉着诸葛亮祖孙三代塑像。殿内正中是诸葛亮头戴纶巾、手执羽扇的贴金塑像，其上有“静远堂”三个描金大字匾额。“静远”二字，当取自诸葛亮写给儿子诸葛瞻《诫子书》中的“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在诸葛亮塑像的右边和左边，分别供奉着其子诸葛瞻与其孙诸葛尚的塑像——二人在绵竹抗击魏将邓艾的战斗中不幸身亡。 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于公元223年病故白帝城之后，灵柩运回成都，下葬于此，其陵墓史称惠陵（位于诸葛亮殿的西边）。而按照汉制，有陵必有庙，所以在同时期，也就有了汉昭烈庙诞生。 公元234年8月，五十四岁的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伐前线的五丈原，归葬于成都。后人建“武侯祠”于此，以祭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丞相。 武侯祠建于唐以前，初与昭烈庙相邻；明朝初年重建时并入了“汉昭烈庙”，形成了中国现存的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的祠庙。 武侯祠后面的建筑是迁建而来的“三义庙”，自然是为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 整个“武侯祠”三国历史遗迹区，其主建筑由大门、二门、昭烈庙、过厅、武侯祠等五部分构成。它们严格排列在从南到北的一条中轴线上，高低不等，井然有序。从中，你当然会发现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度、君臣关系，但你更会明白什么才是历史所需，什么才会被后人铭记。撇开刘备想赓续汉室江山不论，撇开诸葛亮报答“知遇之恩”不说，也撇开文臣武将们想“立身扬名”“封官晋爵”不谈，单就在那样一个纷争、变乱的时代里，他们君臣一体，勠力同心，主观上称王争霸，客观上却为开疆拓土、保境安民，和渐进式的国家统一做出了殊死努力，你就得感佩，并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理当在庙堂里永远地享受“祭祀”！
7月28日上午，直接从住处乘坐公交，前往杜甫草堂博物馆。草堂博物馆位于青羊区草堂街道青华路37号。 我走了后门——从北门进入博物馆内草堂旧址景区。最先去了“少陵草堂”碑亭。碑亭是一座以茅草作顶的亭子，内竖有一石碑，镌刻“少陵草堂”四个大字，笔力浑厚，笔姿秀润，是果亲王允礼所书。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果亲王送达赖进藏，经过成都，特拜谒草堂，留下此手迹。 在“少陵草堂”碑亭的北面，就是著名的“茅屋故居”。故居主体建筑五开间，竹条夹墙，裹以黄泥，屋顶为茅草遮苫；故居内陈设简朴。现故居遗址，是五代前蜀诗人韦庄所考证得出的；而故居也是几经毁损、几经修复而成的。参观当日，天气晴热，游客摩肩接踵，但抵近茅屋故居，却让人顿生凉意，如饮冰雪。
杜甫在草堂内居住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公元760-765年）。这五年，他生活相对安定，留下诗作240多首——几乎占杜甫全部存世诗歌的六分之一！这些诗歌有格调清新、充满生活情趣的《春夜喜雨》《绝句四首（其三）》（“两个黄鹂鸣翠柳”）《江村》和《客至》等，也有最能体现杜甫民本思想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尽管自己的草堂在公元761年8月的一个狂风暴雨的日子里被掀翻了顶，但诗人却依然呼唤对更为贫苦的“寒士”的关注，这是何等的思想境界！“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又是何等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 杜甫流寓成都时，虽经严武的举荐，担任过成都剑南节度府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从六品上的闲散官职），终因不习惯幕府生活而辞官。但这些并不影响他对国家和时局的关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既伤感诸葛亮统一大业未就而不幸去世，也伤感广大英雄人物乃至自己未能在“安史之乱”中竭忠尽智地报效国家；“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则表达了他希望早日平定叛乱的爱国思想，情真语挚，沉郁顿挫。 作于公元763年春天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则被后世诗评家称作杜甫的“生平第一首快诗”——762年冬季，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作为一个热爱祖国而又饱经丧乱的诗人，杜甫当时正寓居于草堂，听闻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走笔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传达出人们普遍的思安、思归之情。 现代著名诗人冯至在他所著《杜甫传》中这样说：“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他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草堂。”
在草堂旧址景区，我流连时间最长的景点除掉“茅屋旧居”外，还有正对着南门的“大雅堂”和与其临近的“浣花祠”。 “大雅堂”内，陈列着迄今为止国内最大面积（64平方米）的大型彩釉镶嵌磨漆壁画和12尊历代著名诗人雕塑，前者形象地展示了杜甫生平，而后者则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 往深处看，屈原、陶渊明、陈子昂、王维、李白、白居易、李商隐、苏轼、黄庭坚、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等十二位中国诗歌史上的杰出代表，他们与杜甫一样，都是以“诗人”而非“能臣干吏”的身份享誉后世的；他们“相聚”一堂，更形象地昭示着：中国古代杰出诗人骨子里都有着一种精神品质，那就是“向真向善向美好”和“忧国忧民忧天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的探索者、践行者、倡导者和弘扬者，他们的诗歌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的沃土与源泉。
出大雅堂，向西，穿过草堂影壁，越过红墙夹道的花径，进入浣花祠。祠内有浣花女任氏的塑像。 关于任氏与“浣花”，有一个美妙的传说：浣花夫人本是浣花溪畔一贫家女，其未嫁时，一日有僧过其家门，满身疮疹，衣衫褴褛，见者无不恶心，唯任氏敬之；僧持衣求浣，任氏欣然濯之，溪边每一浣衣，莲花应手而出，顷刻花漂满潭，再视其僧，不知所往。众人惊异，因识其浣衣处为“百花潭”。 大历三年（768年，距杜甫离开成都仅三年），泸州刺史杨子琳发动叛乱，率精兵数千攻入成都，占据了城池。值此形势危急之际，已成为西川节度使崔宁夫人的“魁伟果干”的任氏，散财募勇，披挂上阵，“手自麾兵”，击败了杨子琳。任氏因保卫成都有功而成为巾帼英雄，并被后人立祠供奉。 不仅如此，为纪念这位巾帼英雄，旧俗，成都人每年都会在任氏生日这一天（四月十九日）举行“浣花日”。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卷八中记载：“四月十九日，成都……倾城皆出，锦绣夹道。” 杜甫来成都时，筑茅屋于浣花溪畔；离开成都后，崔宁一度拥有了杜甫故居，但任氏笃信佛教，“舍宅为寺”——是为浣花寺（即扩建了的草堂寺）。  继续西行，踏上了景区的中轴线。自东北向西南，“工部祠”“诗史堂”“大廨”三座主要纪念性建筑物，均坐落于其上。工部祠内有明、清两代石刻杜甫像，宋代黄庭坚、陆游配祀于其像两侧。诗史堂被誉为杜甫的诗歌集成之堂，堂内悬挂有朱德、陈毅、郭沫若等人的题词，堂前一片梅林，两株硕大的罗汉松，枝繁叶茂，更烘托出高堂素壁的雅洁。大廨为杜甫办公场所，是一座通堂式敞厅，高朗明亮，气势不凡。 出“大廨”，过溪桥，也就到了西门（即正门）。  是啊，华夏历史上，有以“文治武功”留传千古的帝王，有以“伊周功业”垂范于世的能臣贤相，也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士子，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庶民。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跨越，是令人景仰的“庙堂”与让人流连的“草堂”携手并行、协力推进的结果。 来源：文乡枞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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