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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尘埃，往往会阻碍人们的双眼。然而，当尘埃落尽——历史的真相却一再地透着光火，不容人们遗忘。
今天，当历史已经翻过一个甲子甚或一个百年，人们终于可以冷静的目光审视以往，梳理历史的纷繁和散乱，而求得事实的真相。也许，这是今天的人们，应该孜孜以求的……
瞿益锴就是在历史尘埃中被无情湮灭的一个文化学人。
瞿益锴，亦即瞿宣颖（1894—1973）。作为民国著名学者，瞿宣颖是晚清重臣瞿鸿禨（1850—1918）的幼子。1920年，27岁的瞿宣颖进入北洋政府，1946年归沪独居，1973年去世。今天，循着其生前留下的文献，观其跌宕起伏的一生，颇为传奇。
瞿宣颖早年从近代著名文学家王闿运学。13岁，进入京师译学馆主修英语，兼习法文、德文、俄文等多国语言。毕业后毕业后去上海读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接受现代新式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底子和西学基础。他长期从政，阅历丰富，改名为瞿益锴，成为其一生的遗憾和获罪原由。抗战后，他回到上海，取号蜕园，写作时署名瞿蜕园，意在如蝉蜕般告别旧我。
而后人，根据其频繁的名号改动中，可感受其复杂坎坷的人生心里路程。尽管他又曾以教授身份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名校执教。直到今天，人们尚不易分清那么多笔名其实是他一人，因为他同时做了若干方向的学术和文章。
瞿宣颖其实是“史官”。源于在北洋政府曾担任过政事堂（国务院）印铸局局长，国史编纂处处长，河北省通志馆馆长。担任三职，堪比古代史官。具体而言，瞿宣颖从史料的采集、编辑、教学，到校订、出版，都亲自干过，都管理过。
1929年9月，国民党元老李煜瀛（李石曾）倡议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并担任院长，这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的前身。瞿宣颖是史学研究会会员之一。
瞿宣颖极为熟悉旧京古籍和历代名家日记，如《日下旧闻考》《天咫偶闻》《故宫遗录》等，辑录、整理、出版了不少。他根据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等，辑录出《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撰写了《北京建置谈荟》《从北京之沿革观察中国建筑之进化》等长文，编辑出版了《北京历史风土丛书》第一辑。这套书他请史学家陈垣作序，并由梁启超来题签。他在致陈垣的书信中说：“《北京建置谈荟》，则颖所自撰也，书虽不足观，以供普通人浏览，稍稍传播爱护史迹之观念，未为不可用也。”该书由广业书社出过石印、线装铅印两版。广业书社亦即瞿宣颖自己创办的印书社。
当然还有1942年10月1日创刊于北京的《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至1943年10月1日第2卷第10期停刊。其宗旨在研究学术，主要发表外文和古汉语的编译作品，以求提高原作的使用价值，内容以编译国内外有关国故、现代史地、人物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文章为主，也报道学术文化消息、学术动态，同时登载书籍介绍及本馆馆务纪要等。 此外，是刊还刊登了为数不少的考古学遗址发现的内容，代表作如《辽阳发现汉代壁画》、《埃及古墓中发现木乃伊》、《墨西哥京城发现古城遗址》等，给广大读者特别是考古学界的学者们以莫大的鼓舞，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也促进了世界各地考古学界的了解和交流。
是刊为研究当时的学术刊物提供了范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42年10月1日。身为馆长的瞿益锴，专门在《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创刊号上撰写导言。在导言中，他这样写道：
学问之道无穷，而人之所需亦至广，区区刊此数十页之文字，共于文化上之贡献，抑可谓至微极末矣。我国历来习惯不患无书可读，而患无尽人可读之书；不患无读书之人，而患人无读书之乐。
往日印刷艰难，得书非易，其能流通至广者，一则考试所用之敲门砖，一则最低民众教育之课本，又其一则极通俗之小说耳。由于需要之普遍，遂有大量之流通。比及近年，印刷技术发达，出版情形为之一变。最显著之进步，为古书之廉价重印，昔日百金秘籍，今已可为中人揰架所需；专门名著，昔人所想望不能一见者，今则学生亦可人手一编，资其涉猎……
华北编译馆鉴于近今出版界之日益沉闷，颇欲于此，稍尽绵薄。年来以辑刊近代知识丛书为主要事业，意在提倡尽人可读之书，顾知识无穷，出书匪易，所需至广，所给难局，无以则别辑此馆刊，以当杂俎之享。
瞿宣颖处在改朝换代之后的时代。民国人不把晚清的东西当文物，越是当时的学者，越认为不值得进博物馆。改朝换代便是旧臣败家，新执政者闪亮登场，京城八旗阶层败落，众多王公生活无以为继。这就意味着历史中断，更何况那些“杂史”——历史的边角料。
瞿宣颖自幼家中来往，无不是逊清重臣；他所求学、交往的无不是宿儒；家中翻检出前人的旧纸，无不是郭嵩焘、康有为、岑春煊等一辈名士之间的通信手札。他的掌故学有一半是天生而来的：自家和亲友即为半部近代史，任何旧事旧识都是写掌故的素材。他有意识地保存家族的史料，而今已成为重要文献。这是瞿宣颖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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