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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被迫西征 当时到平汉路西进行外线作战,根本没有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打算。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过平汉路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无法再回到鄂豫皖苏区。经中央回电同意,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 我们是1932年10月离开鄂豫皖苏区的。走前,敌人的飞机整天在新集上空盘旋,新集已被炸成一片废墟,省苏维埃和军委的驻地,除两间房子外,全部倒塌了。 究竟是哪一天行动,这是关键的军事机密,因为怕泄密,不仅一般不电告中央,也不会事先通知的。因此过平汉路的那一天,事前我们一无所知,接到通知,时间非常仓促。电台那时还没有固定的运输队,而时间又非常紧迫,只好临时把军委的补充队(俘虏的一些敌兵及下级军官)和经保卫局审查有反革命嫌疑的一些同志,组成运输队,帮助电台搬运机器设备。 蔡威那部电台随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行动,过铁路时,他们被敌人截住了。王树声得知这一情况后,派徐深吉率部队猛追,终于把蔡威的电台全部追了回来。 部队到达平汉路以西后,敌情发生了变化。敌军在平汉路一侧放了几个主力师的兵力,又怕我们和湘鄂西集合到一起,在洪湖也补充了几个师的兵力,我们又处在重兵包围之中,欲回不能,只好继续向西向北行动。就是这时,我们仍没有放弃回鄂豫皖苏区的打算。 大军西行,经过随县南里,走京山直插枣阳,在枣阳又打了一仗,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 我们电台白天随部队行动,夜晚宿营就开始工作,没有房子就露天干。由于战斗频繁,战况激烈,经常是炮弹呼啸而过,子弹打在我们工作的桌子上,砰砰乱响。可为了收发一些紧要电报,也只好坚持工作。常常是总部来人催我们赶快转移时,我们还在紧张地收报、发报,待收发完电报后,再收拾机器追赶部队。 枣阳这一仗以后,再回鄂豫皖就有被全歼的危险,这才下决心不再回鄂豫皖苏区,决定向西北方向的豫西发展。去豫西必须经过枣阳、襄樊交界的地方淅川南花塘(也是鄂豫陕三省交界处),在那里又打了一仗,打垮敌人一个多旅,突破了包围圈进入豫西。在豫西又兜了一个小圈子,到达豫西重镇南阳。在南阳发现了二方面军(不是后来二、六军团会合成立的“二方面军”)的标语,说明二方面军已在我们之前脱离了湘鄂西苏区,远征路过这里。当地老百姓讲:队伍的服装不如你们的整齐,破破烂烂的。这说明他们是非常艰苦的。 几个负伤的师级干部一直被担架抬着随军行动,既不方便,目标又大。到南阳后,为了减轻部队负担,领导上决定将陈赓、刘英化装送离部队,去上海治病。刘英因颅骨破裂,脑神经受损,失去记忆,周围的同志他均不能相认,却记得自己的马,马也认识他。他的马无人敢骑,在行军中始终跟随着他。刘英在养伤过程中,经红四方面军卫生部医生苏井观治疗护理,不但保全了生命,而且竟然恢复了一些记忆,可见当时我们的医术还是很高明的。何畏伤势渐轻,仍留在军中。可是万万没想到,陈赓和刘英到达上海后,均被逮捕。据说,由于陈赓在广东东征时曾救过的命,经宋庆龄、何香凝多方营救,蒋迫于舆论,才释放了陈赓,刘英则遇难。刘英曾在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学习过,很有才干,是红军中的大将。刘英的死,是十分可惜的,使我军失去了一位帅才。 经南化塘,到漫川关,此地形势险恶,两边是崇山峻岭,我们在峡谷中走了两夜,粮食殆尽,无水无盐,只好吃些辣子刺激肠胃。地处绝境,还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为了冲过漫川关,旷继勋(原被撤职,此时又被任命为师长)率领先头部队去偷袭漫川关附近一个最高的山头。如果能抢占这个制高点,大部队就可以冲过去。但由于暴露了目标,敌人抢先占领了这个制高点,突围计划落空。 冲不过去,大部队仍然收缩在谷中。等了将近一天的时间,夜晚,、去看阵地,寻找突围的口子,终于找到一个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但山势陡峭,山路狭窄,只能一个一个向上爬行,过于笨重的辎重带不了,有些骡马也不能上。于是决定炸毁山炮,埋掉一部充电机。第三天夜晚,命令大家下决心爬山突围,、走在前面,他们向我们交代,无论如何要跟上队伍,想方设法把驮机器的牲口牵上去。这一夜,我们终于突破敌人的包围圈。 过了漫川关,又下山到达关中平原的商州地带。远望八百里秦川,地势平坦,真是一个富足的地区。我们马不停蹄继续前行,走的完全是李自成潼关大战后败走的路线。又走了两天半,距离西安已经不很远了。 11月初的一天下午,我们到达子午镇(在西安南几十里),在这里又打了一仗,消灭了杨虎城部的一个旅。再继续西行,又折向南,直插秦岭。秦岭海拔4000米,山山相连,岭岭相接,连绵不断,地形复杂。翠竹古藤,郁郁葱葱,云遮雾绕,扑朔迷离。山谷中是河,两边是小路。据说,这就是诸葛亮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小道。我们在山谷中行军,有时走山崖边的小路,人牵着人走过去;有时根本没有路,要出一条路来。秦岭山中,村落稀疏,人烟稀少,找一个向导都十分困难。没有宿营的房子,就睡在冰天雪地之中。到了宿营地,我们电台首先和中央通报,或与湘鄂西联络,上海则始终没有接通。 在山中走了大约5天,只行军不打仗,在汉中北城固县出了秦岭。出山以后,在广州起义纪念日(12月11日)那一天到达洋县。在洋县召开了会议,主要是议论在汉中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并将此意图电告中央。汉中盆地,四面环山,只靠我们这2万来人,1.2万支枪,占领汉中盆地的确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通过电台又得到情报,敌人正从湖南、河南派出两支部队,向汉中挺进。我军那时还身着单衣,破烂不堪,同志们的脚,由于长途跋涉,反复过河水,破的破,伤的伤,身体素质大大下降。也感到在汉中难于站住脚,这时他又想以汉中南面的巴山为根据地(实际是没有放弃在汉中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于是决定南走大巴山。 形势变化迫使四方面军过铁路后放弃了鄂豫皖苏区。原打算在鄂西停步,后又想在豫西立脚,那时二方面军的有些零散部队曾和我们联系过,但未能如愿。过了漫川关,关中平原当然不是立足之地,在汉中住了两天之后,也觉得不是久留之处,这才决定南上巴山。但根据地总得建立在有群众的地方,这才能有饭吃,有兵源,而巴山上既无田地,又少人烟。无奈,只好下山奔向川北。 八、建立新根据地 巴山是很长的山脉,四川北部的屏障,海拔也在4000米左右。老百姓说巴山是上山70里,山上70里,下山70里。部队从下午3点出发,午夜12点到达山顶。山上有些地方积雪很深,又冷又累,腿僵脚木,膝盖已不能弯曲,走到后来,只能机械地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电台的运输队,病号增多,掉队的不少,只好再从连队抽一些战士帮忙。午夜在山顶上宿营,黎明继续下山。下山时,由于雪滑坡陡,只好像滑雪一样,屁股往地上一坐滑下山去。下山后的第一个地方是通江县北的两河口,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战斗,消灭了地方上的民团。先头部队继续前进,经苦草坝到达通江,我们电台则暂时在两河口宿营。 到通江后才逐步站住脚,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以两河口、毛裕镇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然后向南江发展。开会有时让我参加,貌似非常重视我,优待我,而有关政治方面的会议则又不通知我。他始终是又信任我,又怀疑我。我们能得以幸免,是由于他离开我们不行,没有技术人员,电台无法工作,也就无法了解和掌握情况。当时周纯全对我们的态度,既有无微不至的照顾,又在暗中监视我们,完全证明了的矛盾。 到达川北时,部队有1.4万人左右,枪1.1万余支,四个整师的建制,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七十三师。后来就以这四个师为基础,扩编为四个军。十师编为四军,周纯全、王宏坤负责(许世友开始是副师长,后提为师长、副军长)。十一师编为三十军,原师长倪志亮调任总指挥部当参谋长,余天云军长,李先念为政委。十二师编为九军,军长先为何畏,后为孙玉清。七十三师编为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兼。 在川北苏区,一面准备打仗,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党、建政、建立根据地。不久,成立了川陕省委,最初罗世文任书记,刘瑞龙任秘书长,还有袁克服(曾任陕西省军区政委)、张琴秋等同志。这时,部队穿上了棉衣,有了鞋子,住上了房子,解决了毯子,饭吃得饱,觉睡得好,伤病员有医院治疗,士气大振。 川北历史上就出大烟土,漫山遍野的罂粟花,色彩鲜艳,十分好看。烟土是那里以物换物的最好“通货”。我们刚到川北时,也只好拿烟土换棉布、换盐巴,甚至可以换电池、药品和枪支弹药。四川的军阀部队都是身带两支枪:步枪和烟枪。我们刚扩军的时候,大部分小伙子也是带着烟枪来参军的,入伍以后才能让他们慢慢戒掉。老百姓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我们就号召动员,铲除罂粟花改种粮食,除偏僻的地区外,老百姓都能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号召,戒烟运动开展得比较顺利。此后扩军时,就很少有带烟枪的了。 有了根据地,环境比较安定,我们电台在涪阳坝又开始了工作,并进行了扩建。在西征途中,一直是两个电台在工作,虽然有多余的设备,但人手不够,只好弃置不用。这时我们决定再扩建一个台,并成立电务处。我任处长兼三台台长,一台台长是王子纲,二台台长是蔡威。我既总管业务,也管机要、行政,电务处的人就是三台的人。此后又组建了两个台,四台台长游正刚(我们培养出来的学员),五台台长徐明德(解放后曾任海军副参谋长)。为了培养人才,我们在通江又办了一个训练班,前后有三四十人参加。由于学员文化水平低,而有些人又不相信,常常是办办停停。比如,那时王维舟带领三十三军从川东过来,他带来一批学生,就不相信,甚至连王维舟也不相信,俘虏人员就更不相信了,只吸收两三个人参加训练班。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把这个班断断续续办了下来。最后,总算每个军都配备了一部电台,跟指挥部行动的军则不配电台。 九、破译 王子纲的报务在红军中是屈指可数的,蔡威在机务方面非常钻研,译电、机要我搞得比较多。为了对付敌人的围攻,我们开始建立敌人的情报工作,我和蔡威集中搞破译。先是弄清了敌人用英语符号通报(如长官的名字、地点等),慢慢积累摸索,就把敌人的番号、驻地、电台呼号都搞清楚了,这对我们的破译工作十分重要。第二步,把所有的收音机都打开,收听记录敌报,然后整理破译。 要摸清敌人密码的路子,必须对敌情有所了解,对社会情况、社会知识也要知道一些,对敌人电报的形式、行文规律也要搞清楚。敌人的电报有一定的公文程式,这套程式非常严格,因此熟悉了就可以掌握它的规律。这样,猜出其中一个字,按其行文规律,可以把全部猜出来。当然,也要懂得敌报的番号、月日的代号,如果这些方面的知识一点都没有,是很难猜译出来的。另外,对明码本子要非常熟。那时我可以把明码本子完全背下来,有时接到密电,不用翻本子,直接在电话上念给领导听,向领导汇报。经过努力,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就把敌人的密码全部弄清楚了。虽然有时敌人也更换密码,但因有前面的基础,还是比较容易猜破的,因为敌人的老本子是始终不丢的。 很长时间内不相信我们搞到的情报,当我们把敌军的等情况向他汇报时,他总要问:“可不可靠?”只有当他通过地面侦察得到的情报和我们的汇报相符时,他才相信。经过几次这样的对照,才比较相信我们的情报了。一天深夜一两点,只带一个警卫人员突然来到电台,见我和王子纲还有其他同志正在埋头工作,十分认真,他很感动,这才比较信任我们。 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计划,就是根据我们提供的敌情制定的,并把田打垮了,这证明我们的情报是准确的。后来敌人可能怀疑他们的密码被我们破译,因此频繁地改变密码,成了乱码,但我们仍然可以破译。 十、红四方面军高层的矛盾 1932年陕西杨虎城部的孙蔚如军长,通过陕南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派他的参议武志平来我军,希望与我们取得联系。对此事又相信又怀疑,杨部是杂牌军,原是西北军,受的排挤,因此可以相信;但又认为孙蔚如此举可能是窥视我们的意图,即我们究竟是向陕西方向发展,还是向四川发展,这又值得怀疑。当然,在当时这样的怀疑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武志平带来一份详细的川北地图送给我们,同时还送给我们一些东西,如药品、电池等。和武谈过话后,决定派徐以新去陕南同孙蔚如联络,而派徐以新去谈判的原因之一是电台的电池紧张。徐与孙谈判的结果是:孙供给我们四川的情况,共同反蒋。徐回来后,果然带回来一些电池,更重要的是带回孙送给我们的一本使用过的密码底本,对破译使用密码的规律是有所借鉴的。 当时形势很好,对孙部的工作还可以做得更深一些,但由于思想很“左”,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没有深刻认识,而没有进一步展开和深入,这种“左”的倾向,在以后处理和杨森的关系中也暴露出来。 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苏区后,川军的各派军阀出于共同的利益,一致对付我们。刘湘、刘文辉、潘文华、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田颂尧、刘存厚等各派系的部队,由把他们组织起来,在重庆建立蒋的行营,主任是贺国光。但不管如何,四川军阀派系的矛盾很深。在历史上有过英舰炮轰万县事件,杨森顶了一下,这在当时也是不容易的,因此我们认为杨森还是有点爱国主义思想的。这时杨也很想和我们拉关系,杨的目的十分明确,因为他在万县有一大批枪支弹药,刘湘垂涎欲滴,很想弄到手,他为了保存自己,所以急于和我们搞好关系。不久双方互派了联络员,他还赠送了我们不少东西,应该说我们和杨的关系比较深了。四方面军不少领导干部主张联杨抗刘,而不同意,他只想暂时利用杨森。当打垮邓锡侯和李家钰之后,即主张攻杨。领导层内部产生了矛盾,特别是参谋主任舒玉璋极力反对。他为此竟在的屋子里给打电话,在电话中大骂军阀主义,在一旁制止,舒玉璋就与大吵。命令警卫员将舒玉璋捆起来,关了禁闭。据说,舒玉璋后来在得胜山被打死。我和舒玉璋来往很多,他生性耿直、正派,人很好,谙熟军事参谋业务,对蒋军内部情况比较熟悉,和我交谈很多,这对我的情报工作很有参考价值。他惨死的消息传出后,我们都十分痛心。 进驻通江以前,在陕南小河口,红四方面军领导内部发生了分歧,争执不下。曾中生、李春林、廖承志(那时叫何柳华)、朱光、张琴秋、徐以新、王振华等对不满,对撤离鄂豫皖苏区有意见,对发动群众的政策和干部使用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看法。听说他们要派人把意见上报到中央。 廖承志极有文采,速记很好,经常为抄抄写写,整理张的报告文稿。后廖离开苏区去上海,到上海时被捕,经宋庆龄、何香凝营救出狱。不久又回到通江,却被逮捕。此时被捕的还有曾中生、李春林、王振华、朱光等同志。张琴秋(曾为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的爱人。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后,沈泽民仍坚持苏区工作,后牺牲)因此时已与结婚,幸免于难。李春林、王振华从此下落不明,朱光由于在监狱中曾被利用写了反中央的口号和绘画,为此也把他放了,廖承志后也被释放。 在川北苏区当时“左”的东西很多,虽然打土豪、分土地执行得比较坚决,但工商业政策有很大偏差,知识分子政策更有问题,连小知识分子也要受到怀疑。 自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以后,从中央的来电上看,对没有什么责备的言辞。后来,中央可能发现还没有下最大的决心建立和巩固川北根据地时,才有些批评的语言。如电文中就曾有不要三心二意,要决心立下脚跟,发动群众,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等意见,但对严厉的批评是没有的。当然,其中也有客观原因,即在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管电台的曾三来电通知我们,密码(即我从上海带进苏区的密码)是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黄平主持制定的,而黄已被捕叛变,这个密码已不可靠,非常机密的情况,不要用此密码。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汇报后,张决定基本上不再向中央报告军事情况,只报一些战报,因而中央对川北苏区了解很少,当然也就没有更多的批评指示。 十一、川陕苏区在反围攻中壮大 在重庆建立行营后,就开始准备对红四方面军的围攻。我们首先是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由于对敌情了解得较详尽,很快就把田颂尧打垮了。这时主要战线又转移到苏区东线。先是给刘存厚歼灭性的打击,占领宣汉、绥定,威胁开江、万县,直指刘湘。反刘湘决定性的一仗是在万源县的青龙关,我们的队伍摆在青龙关、南天门、笔架山一线,集中杀伤力强的火力于正面必争之险要高地,王陵基的几个师进入这个地区后,准备部署兵力强攻我们的阵地。我们侦破敌人这一意图后,迅速派出一支部队从左边直去,同时右边也插入一支部队,两边的制高点均被我们控制,把敌人的主力师全部包围起来。敌人强攻青龙关、南天门、笔架山一线,火力很猛,我们则集中最强的炮火压制敌人,打得他们难以招架,我们从电台中都能听到敌人的呼救声。此时,我们通过电台侦知,敌人的总指挥王陵基已擅离指挥岗位,回到万县他小老婆那里过年去了。我们急忙打电话告诉总部,总部迅速通知前线指挥调整兵力,结果全歼敌人的进攻部队。我们从青龙关下来,向南猛追,直达开江、万县附近,敌五路军全线溃退。我通江一线就迅速乘胜反攻,随即恢复通、南、巴大片苏区,敌人的六路围攻至此全部结束,川陕苏区进一步得到巩固壮大。 这时形势很好,红四方面军有9万之众,到过嘉陵江时,扩编为几个军:四军、五军、三十军、三十一军,还有王维舟的三十三军(人数较少)。 十二、为中央红军提供情报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湖南时,我们从收到的情报中,深知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但当时我们对中央红军的去向捉摸不定。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我们以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的密码。蒋的密码非常难猜,破译的任务主要由我和蔡威担任。开始我们只能猜出几个字,以后发展到一部分字。我们一个电报一个电报地猜,逐步积累,摸索规律,终于破译了的密码。当时只有一个电台,把所有的收音机打开收听敌报,训练班学员也值班收报,每人守收一个敌台,日夜不停,非常紧张。由于学员的能力较差,我们还要亲自动手,有病也要坚持工作,然后将我们收录的大量敌报和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的大量敌情,送给军委及总指挥部,经过分析、整理,再发给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的电台在约定的时间内就要向我们呼叫。长征结束后,在延安对我讲,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呀!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特别是长征在贵州期间,是你们提供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到达陕南时,我们也从敌台收到不少消息。可惜他们没有电台,我们无法与他们通报。我曾建议派一个团去联络支援他们,顺便带电讯器材和密码,不同意,由此也可以看出是不顾全大局的。 十三、懋功会师 当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到达四川边界,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与中央红军汇合。这就是说,我们也要长征了。因此,四方面军的长征,应该说是从离开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就开始了,过嘉陵江是1935年3月。 中央红军到达长江以南的四川边界后,曾与我们通报,提出与四方面军会合,至少要取得联系。为此,他们希望四方面军派出一支部队到川西吸引敌人,减轻他们的压力。最初准备按此方针行动,但如只派出一支小部队到川西,又怕不解决问题,因此决定派大部分部队渡江西进,援助中央红军,只留少量部队在通南巴。但不知为什么,原计划留下战斗力较弱的红四军却没有留下,也随同其他部队渡江西进了。这样,渡江的意图就变成:(1)援助中央红军;(2)放弃贫瘠的通南巴苏区,准备在嘉陵江与岷江之间的富庶地区建立根据地。过江以后,阆中、江油一带人多粮足,条件很好,但不知为什么没在那里立脚。根据回忆,从情报所知,中央红军要渡江入川,北上是肯定的,因而四方面军应西进策应。后来也确曾接到中央来电,要张部配合策应,并拟定了建立川康甘根据地的计划。因此,大约在5月,四方面军又继续向西渡过岷江,到达松(藩)理(化)茂(县)地区,有名的夹金山(大雪山)即在此地的西南方向。 我的电台驻在黑水芦花,蔡威的电台跟随总指挥部到了前方。此时中央红军已到达西康的金沙江畔,中央决定双方各派一支先头部队在懋功附近会师。6月,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三十军、九军各一部到达夹金山,徐总指挥即派九军二十五师韩东山的两个团,先翻过夹金山与中央红军会合。当听到先头部队已经会师的消息时,大家异常兴奋。会师后,决定执行一个新的战略――建立川陕康甘根据地。那时还没听说到陕北,而是在甘南一带建立根据地。 会师前,四方面军进行了动员。因为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物质上的困难很大,战士体质较弱,减员不少。四方面军决定给予物质上的支援和兵员上的补充。在思想上则要做到亲切热情,亲如一家,但这只是在表面上。而在前方会见中央领导同志回到卓尔基后,曾亲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说:会师后要调整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朱老总要过来,刘(伯承)参谋长也要过来,他当总政委。总部所属的一、二、三、四局也要调整,你们这一摊子归总部,变成总司令部三局。原总部三局局长王诤是被俘人员,把重要部门交给他管,不很放心。因此,王诤调回一方面军司令部三局任局长,要我做总部三局的局长,一方面军的伍云甫任副局长兼政委,王子纲先在三局一科当科长再说。现在一方面军减员很厉害,人员少,病号多,掉队的也不少,身体素质很差,营养不良,装备也不好,队伍已经不像样子。原总部很快就要过来,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总之,他对我们散布了一方面军很多消极的和挑拨性的东西,但在公开场合也讲几句要热情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等冠冕堂皇的话。这就暴露了他对中央红军的真实思想――两面派的实质。 这个电话之后不久,又来了通知,叫总部的同志去迎接朱老总和刘参谋长。在卓尔基一个小喇嘛庙附近,我、王子纲、曾传六(保卫部长)还有经理部长(即后勤部)郑义斋等人,在门外等候他们的到来。少顷,朱老总骑着马带着警卫员来到我们驻地,随后刘参谋长也来了,他们只带了一个搞秘书工作的刘少文,后来又来了个周子昆。可见,他们对是没有什么戒备的。 初次见面朱老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未见面以前,总觉得红军统帅一定十分威武。但相见之后,感到朱老总非常朴素,慈祥和蔼,平易近人,没有首长架子,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讲,毫无拘束感,他也能和任何人搭上腔。对参谋长则感到十分精明,态度比较严肃,不像朱老总那样能随便说得上话。他的眼睛不好,但总是书不离手。刘少文则比较活跃,一看便知他是朱刘的助手。 会后,跑到我房子里,并叫来郑义斋、曾传六、王子纲等人,对我们讲了很多挑拨离间性的话。他说:朱老总不会打仗,没有什么大用,是个空架子。当时我们觉得这些话讲得很奇怪,并没有感到这是他以后闹分裂、和叛党的前奏。他又说了不少中央红军的坏话:总之,他们已是一支疲惫不堪、军容不振的队伍,是不能打仗了,今后合作中还会发生问题。当然,他也说了一些要注意搞好关系,生活上要给予帮助的话。(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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