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平｜从北白鹅墓地看周人东迁后的社会变局

摘要：北白鹅墓地是年代基本明确在春秋早期的重要考古发现，这一发现使我们能够观察与思考王朝东迁后的周人社会变化。北白鹅墓地为代表的春秋早期贵族墓葬，随葬青铜礼器普遍劣质或拼凑，反映了周王朝从社会到经济陷入困顿的局面。东迁后的周王朝，面临着族群的安置和新址的建设、资源和生产的重新组织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社会和经济的困顿，加速了王室的失势，也加速了文化的衰退，并促成了春秋中期新的社会格局。

2021年4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组织了“燕姬的嫁妆——垣曲北白鹅考古揭示的周代女性生活”展览，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展览以燕（匽）姬甗铭文“虢季为燕姬媵甗/永宝用享”的媵器内容为切入点，由嫁妆来展开婚嫁主题。展览分“家世赫赫、宴乐堂堂、中祖煌煌、金玉漾漾”四个部分，来表达北白鹅墓主所处的盛世，同时以红彤彤的背景来强调婚嫁这一喜庆场景。近年来有不少重要考古新发现被整理并以展览的形式向社会公布考古成果，北白鹅展览这样强烈的叙事性展览，是很成功的案例。

北白鹅墓地是近年重要的考古发现，其重要性之一是其年代基本可明确为春秋早期，使我们能够静观王朝东迁后的社会景观[1]。实际上，西周到东周的社会发展，既不是经过暴力的政权更替，也不是平稳的政治中心迁移，这样少有的现象很容易让我们忽视其社会变化、特别是忽视春秋早期社会所面临的新局面。笔者在北白鹅展览期间，曾有幸受邀在展览现场做了一场题为“此情可待成追忆——春秋早期的贵族生活”的讲座，重点是阐述东迁后陷入困顿的周人社会。本文是延续讲座的主要想法，供读者指正。

一

北白鹅墓地自2020年开始进行考古工作，经勘探发现墓地面积达20万平方米，分布有墓葬217座、车马坑5座[2]。目前已经报道的M2、M3、M5三座墓葬，年代均属于春秋早期[3]。虽然学界对北白鹅墓地的性质乃至年代仍然有不同看法[4]，但从墓地青铜器材料特别是铭文来看，一些基本问题还是比较明确的。例如M5铭文青铜器有太保燕仲鼎7、燕仲太保鬲2、燕太子鬲4、太保燕仲2、琱射壶2、太保燕仲盘1、太保燕仲匜1。M5系列的“太保”、“燕仲”铭文表明，M5的墓主应该就是太保燕仲，即北白鹅墓地属于太保召公家族后裔。M3见夺簋4、虢季作燕姬甗1，基于北白鹅族属及两周之际妇称原则，燕姬甗属于虢季嫁女的媵器[5]。这些情况结合春秋早期的政治形势，笔者认同发掘者对北白鹅墓地性质的认识，即墓地是西周灭亡后自关中东迁而来的召氏后裔族群形成的。这一点，也是本文展开讨论的基础。

北白鹅墓地在当今行政隶属于晋南的垣曲县，这里位于太行山之南，东北-西南两侧分别是太行山支脉王屋山和中条山。因此在地理区位上，北白鹅墓地隔黄河面向南方，接近洛阳盆地的成周地区。实际上，北白鹅距离成周约70公里，而三门峡虢国距离成周超过100公里。在春秋早期，北白鹅应该属于畿内之地。

召氏族群被安置在北白鹅是一个优厚的待遇。西周时期，晋南一带是仅次于大周原地区居民集中分布的地区。仅在汾河到太行山脉之间、特别是汾河东侧支流滏河、浍河、涑水河一带，近年的考古发现就有曲沃天马-曲村的晋国、绛县横水倗国和翼城大河口霸国等国遗存。霸、倗均非姬姓国家，但贵族和国君随葬品丰富程度、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层次都不亚于同时期的晋国，体现了西周诸侯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以上诸侯国墓地或聚落的规模都比较大，且都自西周早期延续至两周之际而未间断。因此晋南一带可以说是西周时期社会发展最为稳定的区域。从洛阳成周过黄河向北进入晋南地区，又有孟津渡等多个通道。北白鹅墓地处于成周至晋南之间，无疑是一处优选之地。考虑到西周晚期的召氏在周王室中仍然具有重要政治地位，传世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都有位高权重的人物出现，这样的安排是可以理解的。但地处王畿的这支春秋早期重要政治力量，很可能也和虢国一样，在春秋早中期晋国的崛起之途中被扫荡，成为周人东迁社会变局中的一段插曲。

北白鹅墓地有很高的社会等级。按照发掘简报，M5是北白鹅墓地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墓葬，墓口长6.6、宽4.4米。出土青铜礼器包括鼎7、簋6、鬲6、2、方壶2、铺1、盘1、匜1，乐器只见青铜甬钟1和石磐残件1。墓葬受到盗扰较严重，不过从礼器组合看，似乎只缺失甗和铺各1，而乐器的编钟和编磬则损失较多。M5的规模、器用特别是乐器情况表明，墓主燕仲应该是相当于诸侯一级贵族。与邻近的同时期诸侯国国君墓葬相比，M5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级别相似（表一）。如晋侯墓地M93墓主为一代晋侯[6]，墓口长6.3、宽5.1米，使用鼎5簋6的鼎制，等级略低于北白鹅M5。虢国墓地M2001也是一代虢君的虢季墓[7]，其随葬品较M5丰富且器类更多，不过这两座墓葬均使用7鼎的器用，是春秋早期诸侯国国君墓葬中鼎制较高者[8]。

表一 北白鹅 M5 墓葬情况比较表

不过，北白鹅墓地随葬品特别是青铜礼器并没有表现出高等级的文化水平。目前已有简报报道的M2和M3未被盗扰，两墓是观察墓葬器用的典型材料。先看M2，礼器组合为鼎3、2、壶2、盘1，以及明器的盉1、方彝1[9]。M2三鼎墓说明其等级较高，但器用简陋。M2这个级别的墓葬组合不见簋，是少见的情况；同时水器中有盘无匜，即便是以明器的盉与盘组合，也是明显的拼凑。同时，M2的3件列鼎光素无纹，制作十分草率。在M2所有的青铜礼器中，只有一对品相较好。再看M3的青铜礼器，其礼器组合包括鼎4、簋4、甗1，明器有簋1、尊1、觯1、方彝1、盘1。M3还出有8件一套编磬，是较M2更高的社会等级。不过，M3作为四鼎墓，组合中无酒器和水器，无疑是缺失不全的。M3的4件鼎也给人以拼凑之感（图一），最大的M3:14和最小的M3:12鼎为素面，其他两件饰窃曲纹；M3:14鼎耳为绹索状，与其他鼎耳形制不同；最小的M3:12口径18.9厘米，体量明显较小，有可能应另归属于明器。M3形制相同的4件夺簋除后配的一盖外，年代属于西周中晚期之际，应该是承袭前世先人的遗产。

图一 北白鹅 M3 列鼎（“燕姬的嫁妆”展厅图片）

类似北白鹅墓地青铜礼器制作低劣、组合拼凑的现象，在春秋早期其他墓地也非常常见。当时政治上颇为强势的虢国，只有国君一级墓葬如M2001虢季墓、M2009虢仲墓的青铜礼器制作水平稍高。同时期其他诸侯国墓葬青铜器制作都较低劣，包括当时较为重要的晋国，如晋侯墓地M93、M102晋侯夫妇墓青铜器。在近年发掘的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中，无论鄂侯夫妇墓葬还是其他贵族墓葬，青铜器制作也都是水平较低。甚至一些带鄂侯铭文的青铜器，都给人以类似明器的感觉。

另一处体现春秋早期青铜器制作水平低劣的，是距离上村岭虢国墓地约60公里的上石河墓地。2017-2018年在义马上石河发掘春秋时期一百多座墓葬和7座马坑[10]，其中M93墓坑长4.8、宽3.6米，是墓地规模最大的墓葬[11]。M93随葬最大的鼎有“虢季氏子虎父”铭文，因此上石河墓地被认为属于虢国的邦墓地。M93青铜礼器组合为鼎3、簋4、方壶2，以及明器的鼎1、簋1、盘1、盉1（图二）。在M93礼器中，3件鼎纹饰各不相同，明显属于拼凑，4件簋和2件方壶均无器底，完全无实用性。可以说，M93礼器代表了春秋早期高级贵族青铜器制作水平的底线。

图二　上石河 M93 青铜器

上石河M93随葬品还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时期明器现象的认识。M93随葬了一套鼎、簋、盘、盉的明器，这些器物体量明显小于同出其他青铜礼器，制作也更为低劣（图二）。这表明，M93那些无器底的簋、方壶并非明器，也说明类似品质较差的、如夏饷铺鄂国青铜器并非明器。换言之，春秋早期青铜礼器制作较差是一种社会生产现象，而不是有意为之。作为“明器”的埋葬习俗，所反映的是经济生产能力的低下，而非社会习俗的改变。另一方面，从洛阳到晋南地区一些春秋早期高等级墓葬流行的类似上石河M93的明器，往往包括有鼎、簋、爵、觯、尊等器类，其中鼎、簋等为当世的器形，而酒器器类则或模仿、或臆测西周早中期器形。周原地区诸多的青铜器窖藏中，并未见收藏有西周早中期酒器的情况。可知春秋早期的这类明器，或可能始于东迁贵族怀旧的一种表达。

二

考古学面对的物质文化材料，往往是静态的、在一定时期内也只是渐变的。这种情况，让作为考古学家的我们不太容易关注社会格局的变化或社会现象的变迁。比如西周王朝覆亡，即便是当时的青铜器铭文也未见只言片语的记录。实际上，西周王朝在外来压力之下被迫仓皇东迁，社会各个方面的形势，势必都会发生、实际上也必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目前我们研究春秋早期社会应该重视的内容。北白鹅墓地除了反映如前所述墓葬随葬品形态的状况，还可以引发我们对东周社会格局变化的一些推想。

北白鹅墓地作为一处西周移民安置遗存，提示我们还有更多类似的、属于东迁族群活动的遗存。西周建立后，通过迁徙殷遗、封建诸侯等政治经营手段，在丰镐和周原及其周边的西部都邑地区、成周及晋南的东部都邑地区，形成了西周时期两个人口密度大、文化发达的中心。而考古学所见两周之际前后社会景观的变化，是西部中心地区周人聚落的瓦解式消落，和东部地区聚落特别是墓地的较多出现。这一变化不仅实证了传世文献所载的东西周社会巨变，还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年代和性质尚在讨论中的两周之际阶段遗存。

西周王朝东迁，意味着社会的多方面重组。这些重组首先涉及的是在上述东迁活动中人口的移动带来族群的安置问题，原来在丰镐和周原领有采邑的诸多族群，不可能都会得到与原来相对应的土地。在这一背景下可知，前述上石河墓地虽然出有虢国铭文青铜器，但这处墓地的族群是否与虢国的相同，则令人仍然存疑。与此同时，移民安置中需要建设大量新的聚落，此前聚族而居的组织形态，当然不可能都能得到保障。春秋早期之后，青铜器铭文的称谓，私名中带国族前缀的方式大幅度减少；与此相对应，墓地中也少有此前墓地那样围绕族长的布局。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方向，是流动性更强、较宽松的社会管控局面。在新的聚落建设活动中，周王室及其管理机构是重新安置的重点。考古发现和学者研究都表明，平王所迁的洛邑位于今洛阳涧河两岸的东周王城，东迁后新建都邑，并未沿用此前活动的成周旧址[12]。新建王城可以按需求规划、建设王室及其官僚机构，而不必屈就已有居民的旧城之中，显示出周平王意欲重整王朝的愿望。

东迁后为社会持续发展所面临更大的挑战，是资源和生产的重新组织。离弃西部政治中心，不仅使周人丧失了旧地的全部不动产，也丢失了那些匆忙中埋藏在窖藏中的青铜礼器等财产。春秋早期很少有人像北白鹅M3墓主那样拥有旧世遗产，许多人员包括贵族很可能在东迁后变得赤贫。另一方面，在新的疆域和政治背景下，西周王室原来拥有的资源和财政来源，也会大幅度下降。换言之，春秋早期的周王朝面临着空前的经济困难，一些东迁的族群甚至会在此次变局中破产或解体。春秋早期即便是高等级贵族，体现其身份等级的青铜礼器多是被粗糙甚至是低劣地制作，就不难理解了。

东迁后诸多方面的失控，也直接导致周王室迅速地衰败。西周建立后，周王朝以分封制实现地理上的政治和文化扩张。但世袭制下的诸侯国很容易造成周王室在政治、经济上的积弱，因此很快在西周中晚期周文化就进入发展滞缓的状态。两周之际前后的戎生编钟、晋姜鼎、曾伯桼簠等青铜器铭文表明，诸侯国自行获取铜、盐等重要资源。学者研究也认为，西周诸侯国有独立地获取铜资源的能力[13]。春秋早期周王朝并未改变其统治方式，在继续缺乏内驱力且社会剧变的状况下，衰败之势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各地诸侯在新时期迅速发展，新的社会格局很快形成，随着王畿周边的晋、齐、楚、秦等国崛起，王朝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地缘政治集团并立格局，一直延续至秦统一。

东周社会的剧变，还伴随着传统文化的溃败。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曾仲斿父铜器群[14]，包括9鼎7簋这样高等级的器用组合。其中一对曾仲斿父方壶没有装饰常见的一首双躯的半浮雕龙纹或者是卷体的龙纹，而是装饰多周窃曲纹、波曲纹和垂鳞纹。这样与众不同的新奇装饰，被许多学者所称赞和看重。但如果将曾仲斿父方壶与曾国其他圆壶相比，不难看出方壶纹饰从布局到细节完全抄袭自曾伯陭壶这类圆壶[15]（图三）。可以设想，随着周王室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下降，地方诸侯国失去了文化引领的标杆与标准，才会出现曾国这种以社会等级较高的方壶，模仿等级较低圆壶的现象，才会出现这样忽视礼制、盲目“创新”的现象。

1. 曾伯陭壶 2. 曾仲斿父方壶

图三 曾伯陭壶和曾仲斿父方壶纹饰对比

东迁的周人社会还伴随着文化发展普遍的停滞甚至是衰败。考古学文化表明，西周中晚期文化发展已进入滞缓期，物质文化中的陶器、青铜器变化小，分期时间段较长，这是西周政体缺乏活力、进入僵化阶段的体现。春秋早期这种衰败的文化局面加剧，以最能体现文化发展水准的青铜器铭文为例，北白鹅M5墓主太保燕仲作为最高首领，其青铜器铭文字体和排列均十分拙劣，这在与M3夺簋铭文对比下更加明显（图四）。不只是北白鹅墓地，春秋早期不少诸侯国青铜器铭文都有类似情况，也经常出现错排、漏字等制作问题。春秋早期之后铭文在青铜器中迅速衰落，春秋中期就已在洛阳和晋南地区罕见。传统文化的衰退，与新的地缘政治集团崛起几乎同时并行，预示着周文化传统格局正在被打破，新的文化风格即将在春秋中期出现。

图四 北白鹅 M5 燕仲铭文和 M3 夺簋铭文对比

1. 太保燕仲（M5 : 8）铭文 2. 太保燕仲鼎（M5 : 25）铭文3. 夺簋（M3 : 21）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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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已有学者从文化交流的视角看其时的民族文化融合，参考徐良高：《北白鹅墓地出土虎纹铜罐的性质与历史意义刍议》，《文物季刊》2022年第1期。

[2]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中国文物报》2022年3月12日第8版。

[3]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M2、M3发掘简报》，《文物季刊》2022年第1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出土铜盒》，《江汉考古》2021年第2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M5出土有铭铜器》，《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3期。

[4]关于北白鹅墓地国族性质，学者们有较多不同看法。如韩巍先生认为墓地属于姞姓南燕，燕姬为M3墓主之妻，参见韩巍：《也谈垣曲北白鹅墓地的族姓问题（草稿）》，该文在网络发表，链接为https://mp.weixin.qq.com/s/RB9fZbC0TxZcXCX8mpehaA；吴镇烽先生认为此燕为召公之后的姬姓北燕，燕姬为北燕女子，参见吴镇烽:《浅议北白鹅虢季甗中的“匽姬”》，《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九辑）》2021年，第29~31页。关于墓地年代，学者一般认为在春秋早期，但牛世山先生认为可早至西周晚期，参见牛世山：《垣曲北白鹅周代墓地的若干问题》，《南方文物》2021年第5期。

[5]周初族系之间同姓不婚之俗，至春秋时期年份已久，这一限制显然不再，同姓婚姻之例已有不少例子。

[6]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8]此前有学者认为虢国墓地M2009墓主虢仲使用9鼎。该墓材料没有正式报道，不过根据虢国博物馆展览材料，该墓重要器用仍然是鼎7、鬲6、簋6的组合。

[9]明器在墓葬中难以定义和指认，不过在春秋早期高等级墓葬中，一些青铜器器形较小、几乎无纹饰、器盖或底丧失功能，较为容易识别。

[10]燕飞等：《河南义马上石河春秋墓地》，《大众考古》2019年第4期。

[11]河南省考古研究院：《河南义马上石河墓地M93、M94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1年第2期。

[12]徐昭峰：《东周王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10页。

[13]黎海超：《资源与社会——以商周时期铜器流通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12页。

[14]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

[15]张昌平：《从曾仲斿父方壶看青铜礼器的制作理念》，《文物》2019年第11期。

（作者：张昌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文物季刊》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