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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道”似乎比“蜀道”更难！贵州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四川好歹还有个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 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地形地貌更为复杂的贵州，“黔道”比之“蜀道”岂不更加艰难险峻，为何没有“黔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呢？ 
因为四川自秦汉起，便已经是中央帝国的核心管辖区域。 秦汉时期，得益于李冰父子设计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让四川盆地在免遭水患的同时，又有充足的水源来发展农业，成都平原真正达到了“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境界。 直到今天，都江堰水利工程仍在造福整个成都平原。 
同时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自秦以降，四川盆地就已经是中央朝廷直接管辖的核心地带了。 而在李白身处的唐朝，四川盆地这一块儿更是享誉四方的天府之国！ 成都也是大唐帝国境内数一数二的大城市！ 唐朝时，帝国有四大最为富裕的区域，分别是：都城长安（代表关中地区），东都洛阳（代表中原地区），扬州（代表江南地区），成都（代表巴蜀地区）。 除了长安洛阳这两大都城外，天下便是“扬一益二”！ 而成都从两汉至唐宋，锦绣绸缎都颇受天下名流的喜爱。 
当时的蜀绣蜀锦绝对算得上是抢手的高级货，就像今天高级商场里面的奢侈品一样，只有达官显贵、商贾巨富才消费得起。 蜀地除了物产丰富，还是中央帝国的大后方。 安史之乱时，叛军攻陷长安，唐明皇李隆基仓皇逃至蜀地避难。 
当帝国生变时，安全又富饶的四川盆地就是大后方。 可见当时的成都平原对于中央帝国有多么的重要，当时进川出川的路上应该也是热闹非凡。 但是从帝国的中心关中地区去往成都平原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今天，有高铁，有飞机，有高速公路可以自驾，于是在现代人眼里，从西安到成都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要从长安去往成都，必须翻越秦岭和大巴山脉，此中路途之遥远艰辛，现代人是很难想象得出的。 当时只有靠人力在秦岭及大巴山脉中开发出一条一条蜀道（大唐国道），来连接成都平原与关中平原。 
蜀道虽说算得上是唐朝时的国道，但它大概率连今天的乡村公路都比不了。 修了蜀道，并不意味着进川就变得容易起来。 蜀道大多依山而建，地势陡峭险峻，某些路段稍不注意就会跌入万丈高的悬崖沟谷。 古人要进出蜀地一趟，真的很不容易。 以至于素以乐观、豪放著称的李白，在走过一遍蜀道去长安后，都忍不住仰天长叹道：“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李白是四川绵阳江油人氏，唐朝天宝年间，他从老家走蜀道去长安，蜀道的险峻艰难把我们的诗仙都给征服了！ 而贵州在唐朝时期还是化外之地！ 说起地形，贵州比四川盆地更加险峻，但唐朝时的贵州由于存在感实在太低，当时的人们连贵州这个地域概念都没有，更别提什么“黔道”了。 贵州的开发历史要远远晚于四川，明朝中后期才开始，甚至比云南都晚（云南在明朝初年，便有沐家世代驻守，汉化更早）。 而唐朝对贵州是进行的羁縻统治，既不派官员赴任，也没有税收，当地就是自生自灭的状态，与中央朝廷几乎没有任何实质关系。 可能唐朝人对贵州为数不多的印象就是“夜郎自大”这个成语了吧。 
夜郎国就在贵州那一带，是唐朝罪犯的流放地之一。 我们的诗仙李白同志，听到好友王昌龄流放夜郎时，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千古佳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由此可见当时蛮荒偏远的贵州，给唐朝人造成了多么大的阴影。 直到明清时期，贵州才完成改土归流。 得亏了明清两朝对贵州的经营，才让这片“化外之地”最终成为了汉地十八省的一部分。 但在明朝中前期，贵州依然是“半自治”状态，朝廷只控制了几个大点的城市和驿站，大多数地区都依靠当地的土司治理。 贵州历史的转折点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此时已经是明晚期了。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一个叫杨应龙的贵州土司举兵反叛，与朝廷作对，史称“播州之乱”，它与“抗倭援朝”、“萨尔浒之战”并称为“万历三大征”。 
虽然万历帝不上朝，但遇到造反这样的大事，不管不行啊！ 这个危及江山社稷的杨应龙必须除掉！ 万历命李化龙为主帅，率领24万大军开赴贵州平叛，剿灭杨应龙！ 在遵义海龙囤，明军与叛军展开决战，明军凭借人数和火器优势，最终艰难取胜，彻底平定叛乱。 这场战争也成为了贵州土司的绝唱，自此以后，贵州开始全面“改土归流”，土司制度成为历史。 
而贵州彻底完成“改土归流”则要到清朝的康乾时期了。 也即是，贵州在最近的两百多年才被大多数人所熟知。 放在唐朝那时候，即便李白真的写出“黔道难”这样的诗句，想必也不会成为千古绝句。 毕竟唐朝有几个人知道贵州呀，但蜀地和成都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所以，李白的“蜀道难”一出，立即产生轰动效应，流传千年，直到今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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