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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儒家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学术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当时，陆九渊37岁，象山讲学，正是心学方兴未艾之时。朱熹46岁，经20年潜心钻研，性理之学达到炉火纯清的程度。这年初夏，陆九渊举进士时的主考官吕祖谦，应朱熹之邀到福建崇安寒泉精舍与朱熹同编《近思录》。因有感于朱熹学识深厚，萌发约请学人聚会论交，研讨学术的想法。于是请朱熹、陆九龄、陆九渊至江西信州铅山鹅湖寺相会。当时来的还有刘子澄、赵景明、赵景昭、朱亨道、朱济道等学人，闻讯而来旁听的有说百余人，有说二百余人。相会共三天，就“为学之方”展开了激烈讨论。 
首先是因为吕祖谦的声望。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他出身于官宦世家，往上数八代，从宋太祖时期的状元吕蒙正开始，那是代代出名人名宦。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吕祖谦南宋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陆九渊参加会试的那年，吕祖谦是考官，后来陆九渊五甲同进士出身，按封建社会的说法，吕祖谦是陆九渊的恩师。恩师出面邀请，学生岂敢违逆？因为吕祖谦在福建崇安与朱熹同编《近思录》，完成后，便要回浙江金华。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与铅山县是相邻的两个县，从崇安回浙江，必然是翻过武夷山的隘口分水关进入铅山，然后经铅山从水路到信州（今上饶）玉山县，再弃船登岸东行入浙江境内。这段路的旱路是当时的闽赣官道，而鹅湖寺正好位于铅山境内的官道旁边，在当时等于就在国道边上，交通非常方便，绝非偏僻之地。邀请陆氏兄弟来此相会，对他们来说也非常适宜。他们可以乘船经抚河进入信江，直达铅山县的江村（今鹅湖镇），登岸后走几公里就可到达鹅湖寺。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没有比这更快捷安全的交通了。鹅湖寺在宋朝的时候，规模宏大，是名闻遐迩的佛家禅林，在此安置上百人的吃住和讲学，找不到比该寺更适当的场所。鹅湖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历史成全了鹅湖寺，使之见证了中国哲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一次创举。遗憾的是，鹅湖寺已经消失了几百年了。还要说明一下，有人文章中说鹅湖寺在山上，错了。山上的是峰顶禅院。鹅湖寺在山下，后来因纪念鹅湖之会而建四贤祠(后改名鹅湖书院)，该祠就在寺院的旁边，现在是铅山县著名的旅游景点，不了解历史的以为鹅湖之会在鹅湖书院，这是误解。是有了鹅湖之会，才有鹅湖书院。朱熹一辈子著作等身，但却没有专文专著记述这次盛会的内容和经过。陆九渊一辈子述而不作，光顾着讲学，引来粉丝无数，却也没有顾得上写个回忆录。八百多年前的鹅湖之会，举行了三天，文字资料的短缺，为后人的研究增加了不小的困难。堂堂官修正史《宋史》只在“儒林”章节，介绍陆九渊时候提了一句有关鹅湖之会的事：“ 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论辨所学多不合。”总共只有十七个字。但是，这并不影响朱陆鹅湖之会的重大意义，也不影响后人对这次辩论的主题的认知。
陆九渊去世后，他的学生们七拼八凑，整理了一部《象山语录》，由于是多人记录而成，风格不一，又夹杂了许多方言口语，以及一些没有来由的话，使人读来不免有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所以《象山语录》企图模仿《论语》，阐述关于陆九渊哲学思想的材料，都没有很好地体现。整理语录的多人是鹅湖之会的亲历者，虽然他们极力为自己的偶像喝彩，记述有偏颇 ，但还是可以通过有些记录窥豹一斑。“翌日（来到鹅湖寺第二天），二公（朱熹和陆九渊）商量数十折（彼此你来我往辩论了几十个回合）。议论来莫不悉破其说（在辩论的过程中陆九渊都一一批驳朱熹的论说——这是陆九渊弟子的观点，下同。）。继日，凡致辩，其说随屈（多次辩论，朱熹的观点都被驳倒）。伯恭（吕祖谦）甚有虚心相听之意，竟为元晦（朱熹）所尼（阻拦）。”陆九渊的口才无碍，一生讲学，赢得无数崇拜者赞许。《宋史》记载：他在鹅湖之会以后若干年，被朱熹邀请到庐山白鹿洞书院开专题讲座，教授儒家的义利观（《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些学生竟然当场感动得掉泪。朱熹虽然也经常讲学，是学馆的教席，但年纪比陆九渊大九岁，我胡思乱想：朱熹祖籍婺源，在福建长大，两个地方的方言都非常难懂，他当时如果说方言，谁能听懂？后人评价说，朱陆之辩，陆略占上风，我想这不奇怪。论辩的能力和语言的表达是很重要的因素。国学大师吕思勉（见文后注释）解放前编著的《国学知识大全》就上述引用的“语录”诘问：“所谓议论数十折者，悉已不可得闻。惟《象山年谱》，谓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子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 而已。”吕思勉先生的这段话很重要，我尝试用白话文再复述一遍：所谓辩论几十个回合，现在完全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只有《象山年谱》（陆九渊去世后，其长子主编的陆九渊生平事迹）说得对：鹅湖之会，讨论教育做人的问题。朱熹的意思是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简明扼要的结论。陆九渊和陆九龄的意思是开启内心之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然后再去博览。意思是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朱熹认为陆九渊“教人”（这里不只是教育人的意思，还包含做人的意思）的主张太简单；陆九渊认为朱熹的学说太繁琐复杂。
《象山年谱》的记载当然更加靠谱，几句话就把鹅湖之会双方观点的异同说清楚了。这段话，几乎被所有的有关鹅湖之会的学术专著所引用，作为鹅湖之会的主旨，而不是如某些散文家杜撰的评诗主题（预告：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下期文章中再写）。
在如何成为君子、圣贤这个问题上，朱熹主张要“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 主张人要先多读书，多观察、研究、总结事物，只有这样，才能在'博’的基础上归结到精深的道理上来。如此日复一日，最终由事及人，即由明白事理，逐渐知道应该如何为人，最终成为君子、圣贤。
陆九渊和他的哥哥陆九龄出发点则是“以人为本”，认为应当“先发明（通过内心自省而使本来的善心彰显）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包括阅读但不限于）”，反对先在外界的事物上做'穷理’之工夫（包括博览群书），强调要先体认本心，去此心之蔽，先学做人，然后由人及事，再扩散到事事物物中去，最终成为君子、圣贤。朱熹是教人先读书才能完善自我，陆九渊的观点是教人先保持做人的道德底线才能成才。注意，以上两句话是我的杜撰，不是引自经典！纯粹为了让哲学家的“阳春白雪”，成为大老粗的“下里巴人”，仅作抛砖引玉之谬论。
有关鹅湖之辩我的理解当然非常肤浅和狭隘，有更权威的解释请读下文（括号注释为我所加，后同）：
在鹅湖之会上，陆九渊与朱熹讨论" 为学之方" ，即道德的教育和修养问题时产生矛盾分歧。朱熹主张" 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 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这也就是所谓" 道问学" 与" 尊德性" 之争。对《中庸》的"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一语，朱熹解释说："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 (《中庸章句》）朱熹以为" 以诚敬存心" 与" 格物致知" 不可偏废，不过他较多地注意了从" 道问学" 入手，强调" 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 (同上），偏重了" 道体之细"。而陆九渊则以为要" 先立乎其大者。" 他说：" 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象山语录上》，《全集》卷三十四）就是说，首先要存心；一旦" 发明本心" ，就" 自昭明德" ，自然明理了。——《世界全史·世界中世纪哲学思想史》（史仲文、胡晓林主编）《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鹅湖之会的亲历者之一）的一段话： “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吕祖谦）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这段话说明了吕祖谦撮合朱陆会的动机，他有心使双方观点交流，达到统一，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我）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朱熹）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陆九渊）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 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这个“欠开阔”，可否理解为观点偏狭？）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
事实上，心学、理学并非水火不容。正如明儒黄宗羲所说：“ 二先生（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同“智”）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迁，原无有背于圣人，矧（shěn 况且）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即使在争议最大的治学问题上，也不过是各有侧重，心学重明心领悟，理学重读书积累。但并非心学不讲读书，理学不讲贯通。朱熹自己也说：“大抵子思（孔子之孙、孔鲤之子）以来教人之法，'尊德性’、'道问学’两事（“尊德性道问学”，语出《礼记·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意谓君子既要尊重与生俱有的善性，又要经由学习、存养发展善性。）为用力之要。今子静（陆九渊）所说'尊德性’，而某（我）平日所闻，却是'道问学’上多。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道理全不仔细。而熹自觉于义理上不乱说，却于紧要事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不堕一边耳。”这段话朱熹对双方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也有自我批评的意思。但朱、陆弟子在他们的宗师争论之后却门户分开，形同水火。理学趋于训诂，心学趋于禅学，彼此都走不下去，最终还是在后学的发扬中，互有吸取，渐趋融合。【待续】【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江苏省常州市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家”，但他是钱穆的老师。吕思勉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吕思勉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等。【说明】按照古人的传统习惯，对他人的称谓为了体现尊重，是不会直呼其名的，一般称字、号。如朱熹应该称呼朱子或朱晦庵，陆九龄和陆九渊应该分别称呼陆子寿、陆子静，吕祖谦应该称呼吕东莱或者吕伯恭。现已经按当代习惯称呼姓名，并非对先贤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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