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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间，瞿宣颖以笔名“铢庵”在《人间世》第二十六期刊《湘乡曾氏遗闻》一文，云“曾文正公遗像传于世者，一为公殁前一年，在两江督署用照相机所摄。其时有人荐一善画者为公写真，而公已衰老，不耐久坐，公子乃为公照一相。其时照相之术甚拙，亦须十余分方能毕事。此为公生平惟一之照相，其他画像皆由此摹出。其二为南京莫愁湖胜棋楼上之石刻像。野服飘然，虽钩勒甚简，亦颇得神似。其三为清故宫之湘淮纪功册。三年前曾见于市肆，今不知落何处。盖公弟国荃于光绪中叶追摹以进者，公着侯爵冠服，戴双眼花翎，面目绝肖，设色绝工。《人间世》第十九期所载各像，不外从此传摹而出也。”瞿宣颖，字兑之，号蜕园，长沙人，晚清重臣瞿鸿禨之子，精文史掌故、考据学、版本学，著述丰硕。他是曾国藩之女曾纪芬的女婿，对曾家故事无疑是熟悉的。但他说曾国藩只照过一次相，这个说法却不符合事实，因为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就有两次。一次是吴嘉善照的。《曾国藩日记》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载：“树堂约吴子登来，以玻璃用药水照出小像，盖西洋人之法也。为余照一像。”曾纪泽当天在现场，其日记也记录了这个事。“子登”即吴嘉善，江西南丰人，咸丰十一年进士，著名算学家，后来出使法国。一次是洋人照的。《曾纪泽日记》同治十一年八月十八日载：“接陈莘耕函，内有洋人照文正公小像，送至上房，与家人瞻视。”陈莘耕即陈志尹，江西南丰人，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后来随曾纪泽出使，任驻英三等翻译官。实际上，《人间世》第十九期所载曾国藩遗像五幅，其中有三幅是照片。面对如此明白的事实，瞿宣颖却说它们是“传摹而出”，原因在于他坚定地认为曾国藩一生只照过一次相。瞿宣颖对曾国藩照相之事的了解，应当听自曾纪芬。同治十一年，曾纪芬住在两江总督府，因此，她应该知道曾国藩不止拍过一次照。瞿宣颖写《湘乡曾氏遗闻》一文在1935年，此时曾纪芬尚在世，他应该会向她求证相关事实。由此可知，瞿宣颖之所以认为曾国藩一生只照过一次相，可能是因为曾纪芬记忆有误，使瞿宣颖获得的信息不准确。《人间世》第十九期所载三幅曾国藩照片是迄今可见的他的全部照片。关于它们拍于何时、拍者为谁，坊间说法纷歧。以瞿宣颖与曾家的特殊关系，其说法尚不准确，那么坊间说法有多少可信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三幅照片上的曾国藩，年龄差别很明显。一张胡须全黑，一张胡须半黑半白，一张胡须全白。为叙述方便，本文分别将它们称之为“照片一”、“照片二”、“照片三”。 
坊间大多以为“照片一”是曾国藩唯一的照片，拍于同治十年，地点在两江总督府，拍摄者有说曾纪泽的，有说吴嘉善的。显然，这个说法的根据是瞿宣颖《湘乡曾氏遗闻》一文。但是，同治十年曾国藩已六十岁，而“照片一”的曾国藩应只五十出头。因此，“照片一”不可能拍于同治十年，而应该拍于同治元年至四年之间。这个时间段内，有条件为曾国藩拍照的有三个人：李善兰、吴嘉善、容闳。李善兰，字壬叔，浙江海宁人，数学家、天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翻译了大量西方数学、力学、天文学等科学书籍。容闳，原名光照，号纯甫，广东香山人，教育家、外交家、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者。《王韬日记》咸丰十年三月二十日载：“清晨，吴子登来访，言拟学《照影法》。其书壬叔已译其半。照影镜已托艾君约瑟（王韬原注：字迪谨，英国耶稣会士人，颇诚谨）购得，惟药未能有耳。”二十四日：“清晨，吴子登来，同访艾君约瑟，将壬叔所译《照影法》略询疑义。艾君颇肯指授。”闰三月二十九日：“吴子登、李壬叔来，将往吴门，匆匆数语，即偕诣春甫（即容闳，笔者注）即寓斋。时春甫学照影法，已约略得其半矣。试照余像，模糊不可辨，衣褶眉目皆未了了，想由未入门之故耳。”由此可知，从咸丰十年开始，李、吴、容在上海向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学习照相。《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载：“早饭后见司道一次。出城看垣字营操演，约二时许，巳刻毕。拜周缦云、李壬叔、邓弥之。”这是李善兰首次出现在《曾国藩日记》中。《曾国藩日记》四月二十九日载：“中饭请客便饭，李壬叔、周缦云、钱子密、周弢甫、向伯常五人在座，未正散。”可知此时李善兰已入曾国藩幕府。几天后，容闳也来到安庆，首次见到曾国藩。《赵烈文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载：“金子香同广东友人容君淳甫（赵烈文原注：光照，香山人，通夷言夷字，曾居花旗八年，应其国贡举得隽，去年左孟辛函荐于我，属引见揆帅，故来）来。”五月初九日，时为曾国藩幕僚的莫友芝在李善兰处见到容闳。当日《莫友芝日记》载：“遂过壬叔，识容醇甫（莫友芝原注：光照，香山人）。壬叔谓其曾历海外诸国，读书八年，能解各国语言，方为鬼办茶，将往祁门。”《赵烈文日记》五月初十日载：“候周缦云、李壬叔送行，将趁轮舟到沪也。金子香、容淳甫尚未动身。”容闳首次来见一事，《曾国藩日记》没有记载，但在曾国藩信札中有反映。同治元年六月初九日，曾國藩致信桂超万，提及“顷有洋商容光照来皖，言及硼炮之利，亦令赴沪试办，渐次习其作法，或可有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致信郭嵩焘，云“容春浦上年曾来安庆，鄙意以其人久处泰西，深得要领，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果其招徕渐多，则开厂不于浦东，不于湘潭，凡两湖近水偏僻之县，均可开厂。如湘之常、澧，鄂之荆、襄，滨江不乏善地。此间如华若汀、徐雪村、龚春海辈，内陆不乏良工。曷与容君熟商，请其出洋，广为罗致?”吴嘉善首次拜见曾国藩，也在同治元年。八月初三日，《郭嵩焘日记》载：“吴子登过船一谈，询知与赵方城县尹解军火至安庆，谋一见湘乡相国也。”《曾国藩日记》载，八月十三日见吴，二十一日，请吴吃中饭。同治二年，容闳再次来见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十月二十三日载：“早饭后见客二次，衙门期也。清理文件，围棋一局。见客，立见者三次，坐见者三次，李壬叔、容纯甫等坐颇久。容名光照，一名宏，广东人，熟于外洋事，曾在花旗国寓居八年，余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之器，将以二十六日成行也。”同治四年，容闳完成曾国藩交办的购买西洋机器的任务，十一月从美国回到上海，然后往徐州见曾国藩。容闳在徐州待了三天。由以上可知，同治元年至四年间，李善兰、吴嘉善、容闳都有可能为曾国藩拍照。而曾纪泽是没有可能为曾国藩拍照的，他学会照像是数年之后的事。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李鸿章致信容闳，云“另示现倩洋匠照摹鄙人小照，配镜见贻，尤纫雅意。曾文正公镜像到时，当寄交劼刚通侯查收”。如果此“镜像”系“照片一”，那么“照片一”的拍摄者很可能就是容闳了。
“照片二”有多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标有曾国藩的威氏拼音名字：tseng kwo-fan。曾国藩存世照片中，只有“照片二”出现过他的威氏拼音名字，由此看来，“照片二”系洋人所拍的可能性最大。它应当在曾国藩去世后不久刊登于西洋报纸杂志上，故而还写有“曾文正公”。“照片二”的曾国藩年龄应在五十七、八岁，即拍摄时间当在同治七年前后。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平定西捻封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十月二十六日，李鸿章抵金陵，而曾国藩将于几天后进京陛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遂连续几天举办隆重的庆祝、饯别活动。《曾国藩日记》十月二十八日载：“是日余与马穀山及将军、织造、提督、司道等公请李少帅......李帅散席拜幕府，旋拜澄弟，久坐，二更始去，余亦陪坐良久。” 二十九日载：“是日公请李相及其两弟、幕府，并请余及穀山之幕府与澄弟、泽儿辈。余听戏大半时，午正三刻入内，未与宴也......申正，少泉入内来鬯谈。穀山旋亦入内一谈，同吃夜饭，复同至外厅听灯戏，二更后散。”三十日：“是日李揆帅合安徽全省之文武官绅公饯余之行。午初三刻出厅听戏，入座。至傍夕始散，入内。夜与澄弟久谈。二更后，李帅由幕府出，至余处一谈，二更三点去。”同治七年十月对于曾国藩和李鸿章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是适合拍照纪念的。如果他们想请洋人拍照，一个叫做威廉·桑德斯的摄影师应该会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威廉·桑德斯是英国人，有名气。据贝内特著《中国摄影史 西方摄影师 1861-1879》一书考察，同治元年威廉·桑德斯在上海开设森泰照相馆，其照相活动则远至北京、天津、日本。他至少为李鸿章拍过两次照，其中一次大概在同治九年前后。封治国先生《一张珍贵的照片—吴嘉善与曾国藩交往考略》一文提及，摄影史学者徐家宁见过一张粘贴在森泰照相馆卡纸上的曾国藩照片。这说明威廉·桑德斯确为曾国藩拍过照。光绪十二年五月，李鸿章给醇亲王奕譞寄曾国藩照片，很可能是为清廷绘制曾国藩像提供参照。流传于世的曾国藩朝服画像的容貌与“照片二”最为接近，由此判断，李鸿章寄给奕譞的可能就是“照片二”。说明李鸿章与“照片二”的拍摄有密切关系。因此，同治七年十月威廉·桑德斯可能在金陵为曾国藩、李鸿章拍过照。“照片二”可能就是此次所拍。
“照片二”，标有曾国藩的威氏拼音名字。来源：网络,原始出处当是西洋报纸杂志
曾国藩朝服画像，容貌与“照片二”最为接近 “照片三”分为有背景、无背景两个版本。《人间世》的无背景。有背景的见于封治国先生《一张珍贵的照片—吴嘉善与曾国藩交往考略》一文，可知该照片是“照片三”的原始版。封文说：“相比较李鸿章，曾国藩的影像存世极少，摄于晚年的目前仅见一帧。几经周折，2019年4月，笔者在摄影史学者徐家宁及高初两位先生的帮助下终于得到确认，这帧带有背景的晚年曾国藩像正是出自吴嘉善之手。徐家宁先生还表示，他曾见过一张粘贴在上海森泰照相馆卡纸上的版本，图像十分清晰。不过，此照片是否为日记中所载，还缺乏有力的佐证。”虽然缺乏铁证，但说“照片三”就是同治十年三月吴嘉善拍摄的那张，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因为照片上的曾国藩就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曾纪泽日记》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载：“饭后观吴子登照像良久。”二十八日载：“饭后与吴子登一谈，观其照像极久。至上房侍疾，复观子登照像。”四月二十六日载：“饭后与瑞臣象棋一局，安置照像几，演试良久。”这些记载与《湘乡曾氏遗闻》“其时照相之术甚拙，亦须十余分方能毕事”的说法是相符的。显然，此次拍摄是吴嘉善操作的。曾纪泽应该还在初学，那么他学习操作是理所当然的，免不了会摆弄摆弄设备。《湘乡曾氏遗闻》关于曾纪泽为曾国藩拍照的说法大概就是这么产生的。三月二十五日，曾纪瑞致信纪泽、纪鸿，云“康侯兄寄来文正公镜像，瞻仰之余，不觉泣下。弟自戊午六月在黄金堂拜送之后，有不得见者十有五年，曩时年轻，虽随侍日多，亦记不清楚，然追忆及之，仅能恍惚一二。今者得仰遗像，须发已将全白，觉丰采亦不如戊午年之丰满，岂为去年所影相耶？”同日，曾纪官致信纪泽、纪鸿，亦云“顷康侯兄寄来伯考文正公镜像，瞻仰之下，靡不怆涕。弟自戊午敬送后不见慈颜十有五年，其时虽仅六岁，而依□时多，犹能记忆。今仰遗像，须发间白，丰采不如从前之丰颐，亦不及在鄂时所见画像之饱满，□泣之余，不胜惊骇。”“康侯”系曾国藩生平至交刘蓉的次子刘麒祥。上年九月，刘蓉命刘麒祥赴金陵为曾国藩祝生，刘麒祥故而得到“文正公镜像”，即曾国藩照片。曾国藩去世，刘麒祥遂将此照片寄与曾国荃之子曾纪瑞、曾纪官。从曾纪瑞信中“须发已将全白”的描述，可知此照片即“照片三”。
“照片三”， 有背景。来源：封治国《一张珍贵的照片—吴嘉善与曾国藩交往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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