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屋书信》弁言
《白屋书信》刘大白著/徐蔚南编，1932年5月上海大夏书局出版
去年夏天，大白突然呕血接着发热肚泻，邵力子先生劝他往北平去疗养，郭任远先生劝他赶快到上海来医治。后来他决定来上海治疗，入圣心医院，由我的两个老同学徐彦若博士和张友梅博士诊治。进医院的第二天，用X 光来检验他的肺部。检查时，还请了龚寒梅博士参加，我也在场，检查完了摄取照相结果各人都非常惊骇，原来大白左右两肺满是细孔，彷佛掷上了一把面包屑了！三个医生在冲洗底片室里就和我说大白的病，已不是人力所能医治的了，只是迁延时日而已。在医院中诊治一月，居然发热停止，胸间的疮口结疤，但是肚泻还是时断时续。医生对他说肚泻不止，或许因为水土不服；他自己也觉得在医院中处处不便，于是决定回杭州去疗养。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我到圣心医院去接送他到沪杭车上，不料这一次的送别竟是我送大白的最后一次了！上海的战云一天一天浓至，大白的病也一天一天沉重了。一月上旬大白的妹妹怡君先生来信说，大白病危了，问起“后事如何”。我便和邵力子、郭任远、陈望道、夏丏尊、朱少卿、王新甫诸先生商量，留在上海的一班朋友已商量得有点头绪了，不料战事勃发，立刻我们这一辈拏笔杆的人，个个都陷入于狼狈穷困的泥沼。不幸大白就在我们这辈穷朋友在狼狈中时，二月十三日这一天永别了尘世！十九路军抗敌胜利的兴奋，飞机投弹的恐怖，经济恐慌的痛苦，炮火轰炸的威吓，闸北大火的凄惨……在这样神经极度紧张里大白凄凉之死，却总也一刻不能忘记，几次提笔想写一点纪念大白的文字，却总是写不完成。
刘大白像
自从大白离开上海之后，写给我的信不少，还有许多留着没有遗失。我想，文字写不成，把他的书信抄出来吧，在炮声中断断续续地抄成了这八十封信。从这八十封信里，大白的性情、学问、生活、希望和他的病情，我们至少都可以窥见一角了。这八十封信是从民国十七年起的，十七年前的信，因为找不到了，所以没有抄写，大白是心地最坦白的人，他信中有几个字在旁人看了，或者要觉得刺眼的，就用××来代替了。“白屋”这两个字彷佛就是大白的别号，他自己最喜欢用的，像他从前住在绍兴月牙池头时，在门上写着“白屋刘寓”，他的书箱上贴着“白屋书箱”的签条，他的著作有“白屋文话”，“白屋说诗”，“白屋联话”，所以这本收集他书信的册子也就名为“白屋书信”了。二十一年三月五日，徐蔚南。
笔者注释： 1、《白屋书信》由徐蔚南整理和编辑，收入刘大白先生1928年2月28日到1932年1月31日期间，写给好友徐蔚南的80封信。徐蔚南怎样含着悲痛编辑这些信，都写在弁言里了。在这80封书信里，刘大白向徐蔚南倾吐了自己创作、工作、生活、思想、性情、学问、病情以及其他情况，作为比徐蔚南年长20岁的忘年之交，也不时指点徐蔚南对于人生观的态度。其中有两封信的内容最让笔者感动：一封信（是分两次写的）就是用诗歌写下的著名的“遗嘱”：
写于1931年7月17日，杭州。
写于1931年7月20日，杭州。
笔者的感动在于刘大白对于人生的真诚和坦率，连面对死亡也能写出如此浪漫的诗句，完全是他人生的本色，试想，世上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作家孙昌建说：“写文人印象一类的文字，要还原其本来面貌，如果仅凭同辈或晚辈的回忆文字，还是有点靠不住的，最好是有作家本人的日记和书信。日记和书信，再怎么矫情和伪饰，也还是一种心情的流露。”“原先我以为人写了遗嘱一类的，总是不抱什么希望了。但看了大白先生的信才知道，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生命充满希望的，”“分两次写就的遗嘱，他是用诗的形式写的，所以我们也可理解这是不同于现实的一种遗嘱，因为他有浪漫主义和幽默风趣的一面。”（孙昌建著：《浙江一师别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
徐蔚南弁言一页
“遗嘱”中提及“回潮入海”，意思即水葬，但是后来刘大白的家属把“遗嘱”看作了文艺作品，并未按照他的遗愿，还是土葬了。刘大白墓地现在位于杭州灵隐的杭州雕塑院内。刘大白把遗嘱寄给徐蔚南，而不是留给家属或其他亲朋好友，可见，徐蔚南是他最信赖的朋友。第二封让我感动的信，是刘大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1932年1月31日写给徐蔚南的那封信：
你前几天有没有回盛泽去？上海底危险受到了没有？住在祥茂里的望道，住在中兴里的哲明，有没有受危险？现在有没有安全地逃到租界里？请探明示知。我这几天精神比较好一点，但脚气病仍为一百分之一百分。故事的坛子和白屋联话等，我还想再写几条，再行付印。至于其余的配件，我想来参加一点意见。我想索性印一本白屋联留，你以为何如？二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信中说的“危险”，是指上海“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击上海，爆发“淞沪抗战”。病重中的刘大白，仍然惦念着徐蔚南、陈望道、杨哲明等一班友人，他希望徐蔚南去老家盛泽躲避战火。因为战事骤起，交通受阻，这封信直到2月10日徐蔚南才收到，而2月13日刘大白就去世了。刘大白临终前还记挂朋友的安危，这种友情实在使徐蔚南始终无法接受这个噩耗。
《中央日报》1933年2月13日刊登刘大白逝世一周年纪念刊
2、笔者写本文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道出了徐蔚南编辑出版这本书，除了主要纪念刘大白的意义之外，还有一层其他意思在里面。这篇文章作者笔名“瀚”，看文字也是刘大白和徐蔚南的朋友，文章发表在《申报》1932年6月7日，这本书出版不久，现在节录一点：“听说大白身后萧条，连棺材里的被头盖着了头就盖不着脚，他死前曾说起要和几位朋友谈谈后事，终于叹了一口气说：'吾的朋友都是拿笔杆的穷朋友，后事也无庸谈了！’“蔚南是大白的知己，自从大白死后，著名滑稽的蔚南也变成丧家之×（唐突）。他为了纪念大白并想扶助大白子女的教育，特地拿大白给他的信整理出来，共有八十封，编成《白屋书信》。”要知道，刘大白不仅是执教著名大学的名教授，而且还当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没想到这样一位高官竟如此清贫！他去世后，子女上学的钱都成问题！徐蔚南出书也是为了帮助孩子们能继续完成学业，让他们接受帮助又不觉得欠了情。原来徐蔚南出书还有这样一个用意。
《大晚报》1934年2月13日刊登刘大白逝世二周年纪念刊，这天是农历年三十，其他报纸都没发专刊，唯有大晚报发了特刊。
3、刘大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笔者引用上海图书馆资深女研究员萧斌如的话作为评价：“刘大白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诗人，他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以惊人的毅力写下大量革命诗歌，被誉为'五四’以来用新诗形式写出农民疾苦的第一人。同时，他还是一位文学家和音韵学者，具有多方面才华。但由于他去世过早，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鲜为人知。我平时比较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人物，发觉刘大白的千余首诗，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于是萌发了对刘大白的研究。”（《我与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7月）刘大白的《田主来》《卖布谣》等新歌谣，反映了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受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生活；他的《五一运动歌》则是最早反映工人阶级疾苦的新诗。刘大白与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同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开创者。刘大白于1924年加入新南社，并为《新南社社刊》第一期撰写了《秋燕》等诗四首；徐蔚南在同一期上发表《赞剑》和《一张画的悲思》两首译诗。
3、绍兴学者陈于德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他在《诗人刘大白史料》中的一段记述，使笔者终于找到一个依据，1923年8月徐蔚南去绍兴省立第五中学执教的依据。过去，多数介绍徐蔚南的资料上，都说是由邵力子先生介绍去绍兴五中的，但没有说明资料的来源，而陈于德的记述可以作为依据，他说：“二十年代上半期，作家徐蔚南（江苏人)和王世颖（福建人）由刘先生（指刘大白，当时刘担任五中教导主任）介绍来绍，执教讲学，公余之暇，游览了绍兴的名胜古迹，写下了几十篇短小精美的散文，陆续发表于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后由上海开明书店汇集出版，书名《龙山梦痕》，特邀刘大白为之作序。”（《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绍兴县政协文史委编印，1984年12月）这段话既说出刘大白邀请徐蔚南、王世颖到绍兴五中执教，又点出了为什么徐、王二人请刘大白为散文集《龙山梦痕》作序的原因。陈于德是刘大白的学生，在复旦应该也认识徐蔚南（在复旦，谁都知道徐蔚南是刘大白最好的朋友，徐蔚南自己说过：自己的宿舍除了睡觉外，就喜欢呆在大白的宿舍里）。1932年10月，陈先生在绍兴中学执教，并主编《绍兴新闻报》，那年，徐蔚南和朱少屏陪同柳亚子夫妇游览绍兴时，就是徐蔚南事先通知陈先生安排的，并且陈全程陪同，他的记述应该不会错。刘大白到复旦大学任教，则是由邵力子先生介绍的
写于2023年8月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