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缘起 这个栏目的缘起其实是前几天班里同学帮我搬书，我把多了的一套《容斋随笔》作为酬答送给了小邓同学。后来，小邓就此做了打卡，我才看到这套书的内容：有断句错误，也有注释错误。甚至因此影响了孩子的理解。 当时的我心里只有羞赧，觉得没好好看内容就把书给了孩子。于是我决定找一套靠谱的注释本《容斋随笔》给小邓。当我打开京东，发现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都没有出过此书的注释本，甚至点校整理过的本子都是近几年才出的。 于是我升起来自己做一个校注本子的想法，带着孩子一起读这本《容斋随笔》，也作为熟悉文言语感和积累文言字词的一种方法吧。一天一条，于我于学生，都是一种提高。 校对和注释都不易，尤其是手头资料有限。不过我的本意不过是提供一个相对靠谱的文本，所以这里把“校对”隐去，做一简单说明：以手头已有的“四部丛刊”影印本为底本，参考明崇祯三年马元调序刊本（这未必是一个可以参校的本子，小朋友们不要模仿哦~），如有疑问，再查其他版本资料。如有改动，出注提示。 那么，我们这个栏目，主要做的还是《容斋随笔》的注释和翻译工作了。如果是我认为同学们应该已经掌握的字词，不注；其余的，我尽可能注得详细，给同学们参考。至于翻译，因为笔力有限，也只能作为参考。翻译上，我不太喜欢逐字对应，所以会有意译的成分，要提醒同学们注意。 这个或许能坚持很久，或许就半道夭折的项目也就这样开始了。《容斋随笔》这本书记载了许多历史、文学的资料，是一部“文史艺术百科书”。洪迈文笔也好，看这本书，希望可以帮助同学们培养语感、积累知识——一些稀奇古怪的知识，未必无用。  卷一·罗处士志  成都有唐《平南蛮碑》，开元十九年[1]剑南节度副大使张敬忠[2]所立。时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3]为边患，明皇遣内常侍[4]高守信为南道招慰处置使[5]以讨之，拔其九城。此事新、旧《唐书》及野史皆不载。肃宗以鱼朝恩[6]为观军容处置使，宪宗用吐突承璀[7]为招讨使，议者讥其以中人[8]主兵柄[9]，不知明皇用守信盖有以[10]启之也。裴光庭[11]、萧嵩[12]时为相，无足责者。杨氏苗裔，至今犹连“晟”字云。  [1]开元十九年：开元，唐玄宗（即下文明皇）年号。开元十九年，约为公元731年。 [2]剑南节度副大使张敬忠：剑南，即剑南道，唐代以“道”为地方最高的行政区划。节度使是集一道军政大权的官员，唐初在边境设置，后来遍及内陆，形成所谓“藩镇割据”的局面。张敬忠，京兆（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详。 [3]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详见下文考证。 [4]内常侍：宫廷内官官职。 [5]南道招慰处置使：南道，即剑南道。处置使，具有处置、决断权的军中官员，前加“招慰”，即指其主要工作是平息叛乱、安抚叛贼。 [6]鱼朝恩：唐代著名的宦官，安史之乱中护送玄宗出逃，后来服侍肃宗，颇受信重，甚至被封为郑国公。下文的“观军容处置使”，全称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最初正是为鱼朝恩所设的，让他随军出征，监视将帅。 [7]吐突承璀：唐代宦官，最初服侍太子李纯（即唐宪宗）。太子即位后，吐突承璀备受重用，成为掌军将领，后被封为蓟国公。下文的“招讨使”即位率军出征时将领的临时官职。 [8]中人：这里即指宦官。 [9]兵柄：即军权，兵权。 [10]有以：表示具备某种原因、条件。 [11]裴光庭：裴光庭（678-733），绛州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开元十七年（729）成为宰相。 [12]萧嵩：萧嵩（？-749），字乔甫，号体竣，南兰陵郡（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开元十六年（728）成为宰相。 译：成都有一块唐代的《平南蛮碑》，是开元十九年剑南节度副使张敬忠立的。当时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在边境作乱，唐明皇派遣内常侍高守信，任命他为南道招慰处置使讨伐乱贼，攻下了他们九座城池。这件事在新、旧《唐书》和各种野史中都没有记载。唐肃宗任命鱼朝恩为观军容处置使，唐宪宗任命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议论的人讽刺他们用宦官掌管军权，却不知道唐明皇用高守信才是开始这么做的原因啊。裴光庭、萧嵩当时是宰相，没什么好责怪的。杨盛颠的后代，至今还连用“晟”字。（南方民族有父子连名制度。） 考证：关于“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在通行版本中有两种标点方式，一种以这一句论及两个人，所以断为“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一种以“染浪州”为地名，这一句说的就是一个人，断为“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 第一种方式下，标点的人并不知道“染”是谁，而“浪州”，根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的记载，有两个，都是唐代设置，且都在今四川境内，看起来都说得通。 而标为第二种的学者，往往把“染浪州”改换，认为是“渠浪州”，甚至认为杨盛颠即为永徽二年（651）作乱的杨承颠。（此部分内容参见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以及《方国瑜文集·第二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向达先生在《蛮书校注》的注语中说：“平蛮碑所记疑为永徽之役，'承’、'盛’同音异字，染浪州即渠浪州耳。”在《蛮书校注》中有“渠蓝赵”，今大理凤仪，向达先生未进一步做勾连，但在方国瑜先生的文章中，径直把《容斋随笔》中《唐平蛮碑》这一段文字改易，以“渠”易“染”，言“渠浪州”即“渠蓝赵”，但未言所本。然则，“承”、“盛”同音，“晟”、“承”又同音么？这与洪迈所述的这段文字逻辑不合。二来，永徽二年（651）距开元十九年（731）八十年，“杨承颠”恐怕不能活到彼时还能作乱，且也非羁縻州的刺史。方国瑜先生说平南蛮碑可能是事后追记，但杨承颠在云南大理附近作乱，却在八十年后的成都立碑，有些牵强，同样也不符合洪迈这段文字的逻辑。而将“染”改为“渠”，也实在没有文献的依据。 在方国瑜先生《云南民族史讲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引用了《唐平蛮碑》，并说“亦见《酉阳杂俎》”，但我翻遍《酉阳杂俎》，未见这样的记载。且洪迈说此事野史不载，《酉阳杂俎》应当是比较有名的，如果记载，洪迈不会这么说，更不可能基本照抄——在罗开玉的《三国南中与诸葛亮》（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一书中，同时引用了《酉阳杂俎》和《容斋随笔》的文字作为平南蛮碑的证据，两段文字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是“长乐浪州”和“大酋长染、浪州”。见下图。   而经我检索发现，所谓出自《酉阳杂俎》的这段文字很可能是明代曹学佺的《蜀中广记·卷一》所载： 《酉阳杂俎》：“成都有唐《平南蛮碑》，开元十九年剑南节度副大使张敬忠所立。时南蛮大酋长、乐浪州刺史杨盛颠为边患，明皇遣内常侍高守信为南道招慰处置使以讨之，拔其九城。此事新、旧《唐书》及野史皆不载。按碑目，以此为萧晋用撰在昭烈庙中矣” 但今所见《酉阳杂俎》中并未有此文字，可能是曹学佺误记。但这里的“乐浪州”却很有趣，因为在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三·废浪川州》中也有记载。这段文字在上图也被引用，这里也不具引。但顾祖禹所言是“南蛮大酋、长乐浪州刺史杨盛显”，又和“杨盛颠”区别，但这区别似乎不如“杨承颠”与“杨盛颠”的大。而且，羁縻州早置，称为“刺史”，更加合情合理。“乐”的繁体字和“染”也较为相近。（虽然“渠”也接近） 虽然上所述民族史学者的判断或引用都有错误，但我们就能据《蜀中广记》和《读史方舆纪要》来改易《容斋随笔》吗？恐怕不能。这两本书晚出，且也不全同，更何况《蜀中广记》所言还是出自《酉阳杂俎》。不甘心的我又去国家图书馆看了各种《容斋随笔》的本子，里面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就校对的原则来说，本校和对校是优先于他校和理校的，虽然我内心里较为认同曹学佺和顾祖禹的说法，但我实在没有这样的勇气去改易文字。哪怕我举了许多边角的例证想要说服自己：比如，这位杨盛颠或“染”显然不是“大酋长”，在史书中称南蛮用“大酋”的多。且南蛮的名字也少有一个字的，尤其是在已经汉化的情况下，不管是云南和四川。 可实情就是，尽管我们读不通这一句话，但我们不能对此做改动，在缺乏十分过硬，或是来自《容斋随笔》自身版本系统的证据的情况下。那么，许多学者点校时点为“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也是十分合理的。只是对我来说，这里读不通，我也有一点证据，我不甘心就这么断句，我只好连着放在这里，有待于材料和诸公。算是一点学过文献学的小小的任性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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