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十月二十日，三千余名戚家军士兵满怀希望地来到蓟州校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困扰他们多时的军饷问题会在今天解决，因为他们的总兵王保表示要当面与他们商议军饷一事，他们认为自己占理，得到“双饷”是理所应当。 然而，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校场等待他们的不是军饷，而是同袍的弓箭和钢刀。 战斗力强悍的戚家军为何要集体向总兵讨要军饷？总兵王保和其手下的明军将士又为何要对同袍戚家军痛下杀手？ 一荣俱荣戚家军又称义乌军、浙兵，是明嘉靖年间，戚继光为抗击倭寇而在浙江招募的一批士兵。 土木堡之战后，明军战斗力开始下滑，至嘉靖年间，作为明军主力的卫所兵已明显腐化，战斗力堪忧，而恰在此时倭寇频繁劫掠东南沿海地区，为了解决倭寇问题，戚继光决定在浙江一带招募新兵，严格训练，打造一支真正能打仗的军队。 由于倭寇威胁客观存在，朝中重臣大多支持戚继光，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戚家军战斗力爆表，辗转东南各省与倭寇作战，短短数年，就基本解决倭寇问题。  倭寇问题解决后，戚继光被北调蓟州以防备蒙古，戚继光麾下士兵也变成了北方明军。 但接触一段时间后，戚继光意识到，北方明军战斗素养堪忧，于是请求调身在南方的戚家军前往蓟州充当教官，戚家军遂来到北方。 戚继光在北方边境统兵16年，他筑防线、练精兵，在最初的4000余戚家军的带动下，北方明军的战斗力也有了一个明显提升，一时之间，蒙古骑兵不敢南下劫掠。 凭借出色的表现，戚继光与戚家军名扬天下，但是这只是第一层逻辑。 在明朝，尤其是明朝后期，考虑任何事都不能脱离一个问题：派系斗争。 戚继光与戚家军能够名扬天下，是因为戚家军战斗力强悍不假，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朝堂是张居正主政，而张居正重用戚继光。  因为有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才得以自由在浙江募兵，戚家军才有充足的军械粮饷，因为有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才能在军中被长期重用。 如果没有张居正的支持，戚家军的组建、训练、作战每一步都寸步难行，这就是晚明，派系斗争压倒一切。 英雄迟暮张居正主政10年，大权在握，尽管他的改革颇具成效，但在万历皇帝眼中，他张居正越权了。 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要将权力收回，而收回权力最好的方式就是打倒张居正，哪怕他已经死了。 在万历皇帝的授意下，野心家们纷纷弹劾张居正，在万历皇帝的引导下，这些弹劾被无限放大，张居正被削爵、抄家，张居正生前重用大臣们自然也要跟着倒霉。 万历十年1582年，戚继光被调离北方，改派往广东。 戚继光亦察觉到朝中风向改变，于是主动请辞，希望远离权力的旋涡。 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简单请求，万历皇帝也不打算满足戚继光，作为张居正的亲信，想全身而退可没那么容易。 于是，万历帝先是以爱才的名义拒绝了戚继光辞官回家的请求，又在3年后，找一个戚继光作战不利的借口将其免官。 为大明帝国征战一生的戚继光在被免官后不久便郁郁而终，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戚继光死后，戚家军仍留在蓟州，仍是一支实力强悍的队伍。  南兵与北兵明朝后期，除戚继光组建的戚家军外，明廷还有一支劲旅，常年驻扎在东北地区的李成梁部。 李成梁家族盘踞辽东多年，其做派已经与军阀类似。 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派遣水陆大军30万，悍然越过对马海峡入侵朝鲜。 此时的朝鲜政治腐败，军队松散，根本不是经历过战国时代的日军的对手，日军势如破竹，朝鲜军溃不成军，只得向宗主国明帝国求援。 万历皇帝派李如松率领4万余明军入朝作战，李如松是李成梁之子，他所率领入朝的明军也大多来自辽东一带，而由吴惟忠所率领的4000戚家军也在入朝作战的明军序列之中。 朝鲜之役中， 无论是“北军”还是“南军”，均作战英勇，很快便扭转战局，日军被迫议和，明帝国保住了边境安全。  但是，以上这些只是站在宏观角度上泛泛而谈，如果关注一些细节，便会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 在明军入朝作战期间，作为主帅的李如松是“北军”代言人，他处处偏袒“北军”，所以戚家军尽管在战场上作战勇猛，打下许多硬仗恶仗，但是在封赏时，战功却常常被加在李如松嫡系“北军”身上。 平壤之役中，戚家军作战勇猛，先登破城，但是李如松却公然颠倒黑白，将戚家军“首叙”之功给了“北军”。 李如松一再偏袒“北军”的行为让戚家军将士十分愤怒，“南军”将领王必迪甚至当面斥责李如松“不智不信不仁”。 自戚继光时代开始，“南军”与“北军”的矛盾就已存在，此番入朝作战，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为日后的那场悲剧埋下了伏笔。 “双饷 ”与屠刀当初戚继光在组建戚家军时，就给予招募之兵以比较高的待遇，较高的军饷和充分的后勤保障，也是戚家军战斗力强悍的原因之一。 当时明军募兵的基础年饷是18两，入朝作战前，东征经略宋应昌承诺，出国作战，饷银必定翻倍，按照当时的标准，入朝作战的戚家军能够获得的饷银大约是43两。 但是，自万历朝早期，明廷的财政就不甚乐观，张居正主政时，戚继光得到重用，戚家军就能够获得较高的军饷，且基本不会欠饷。 而张居正死后，戚家军便在朝中失去了依仗，原本天经地义的军饷也不再永远按时发放。 此番远赴朝鲜作战，戚家军原本指望靠着作战勇猛立下战功，获得封赏，但这个愿望在李如松的偏袒成为奢望。  李如松 更让戚家军难以接受的是，由于承诺“双饷”的东征经略宋应昌去职，戚家军将士用战场拼命换来的“43两银子”也要泡汤。 戚家军将士大为恼怒，多次据理力争，要讨回本该属于他们的“双饷”，但是这些请求都被素来与他们有矛盾的“北军”掌权者驳回。 戚家军多次聚众讨饷无果，还被人议论说“南军”有异心。 积攒已久的矛盾终于在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那天集中爆发，那天，总兵王保告知戚家军，对于军饷有异议的将士可以在这一天全部来校场，自己要当面与这些将士商讨军饷的事情。 戚家军士兵满心欢喜，以为军饷之事终于要有转机了，于是纷纷前往校场。 由于是在自家军营中，所要讨论的问题也是与作战无关的军饷问题，戚家军将士自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但是，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校场等待他们的根本不是朝廷拖欠他们的军饷，而是一场蓄意的埋伏。 不了了之戚家军将士到达校场后，已经在周围埋伏好的“北军”立刻发起攻击，弓箭、枪弹像雨点一样砸在戚家军将士身上。 戚家军将士毫无准备，瞬间死伤大半，屠杀一阵后，总兵王保竟开始点名，点到一个杀一个，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最终前往讨要军饷的戚家军士兵全部死于自己同袍的屠刀之下。  残忍屠杀戚家军将士后，总兵王保向朝廷汇报，说“南军”以讨要军饷为由“聚众哗变”，已被总兵王保率兵镇压。 王保在蓟镇对戚家军士兵的蓄意诱骗、设伏和屠杀，被说成了戚家军将士挑起的“兵变”，王保倒成了镇压叛乱的英雄。 对于这种明显站不住脚的说法，朝中也有大臣表示怀疑，并为戚家军鸣不平。 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等人对王保的说法提出质疑，并提出应该惩戒王保滥杀之罪。 但巡关御史马文卿等人却极力偏袒王保等人。 张居正死后，戚家军在朝中的依靠就倒了，戴士衡、汪以时等人只是出于道义为被无辜杀害的戚家军将士鸣不平，但是马文卿等人却出于派系斗争的考虑坚持保住王保，两方出发点不同，愿意为此付出的能量也不同。 结果不出意外，马文卿一派占据上风，王保诱杀戚家军一事不了了之。 这就是晚明，派系斗争压倒一切。 在朝中有靠山的“北军”即便在战场上表现不佳也可以获得封赏，有靠山的王保即便犯下屠杀同袍的滔天罪行也能安然无恙，而没有靠山的戚家军，即便作战勇猛，战功也会被有靠山的人拿走，即便惨遭同袍屠杀，也无处鸣冤。 养寇自重有明一朝，武人地位较低，土木堡之战后，明朝武装力量主体的卫所兵战斗力锐减，为了走出军事力量下滑的困境，明廷开始大举募兵。  就历史经验而言，募兵的战斗力通常较强，但是募兵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导致军阀做大。 唐帝国因为各节度使佣兵自重而造成军阀割据的局面，汉末三国的群雄逐鹿也是东汉朝廷为镇压黄巾起义允许地方豪强自主募兵的结果。 明廷刚刚开始募兵时，朝廷还是可以管住地方武将的，一旦某个武人过于强大，朝廷有办法将其调走或处理。 随着明末派系斗争的白热化，关于武将的处置问题，早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而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 领兵在外的武将悲哀地发现，他们的命运并不取决于在战场上立有多少战功，而取决于自己所属的派系在朝中是否得势。 如果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只有一个办法：养寇自重。 只有敌人存在，武将们才有存在的价值，于是，他们不再寻求将敌人彻底消灭干净，反而要留下他们，让自己的价值一直存在。 随着明廷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由朝廷派发的军饷开始经常性地不能按时发放，而在这个过程中，靠着养寇自重发展盘踞一方的武将们却开始向军阀化的方向滑去。 这便是后期明军在各支部队在战场上协调配合能力极差的原因，后期的明军，更像是一个军阀联盟，而且还是各怀鬼胎的军阀联盟。 而在另一边，那些被刻意“留下来”的明军的敌人，却在与明军的一次次作战中，积攒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即便最开始只是一些散兵游勇，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之后也能成长为优秀的士兵。  内斗会亡国，亡国也得内斗“内斗会亡国，亡国也得内斗”这是《南明史》作者顾城先生对北京被攻克后继续存续了近20年的南明政权的评价。 事实上，这种内斗压倒一切的局面在明朝后期就已经形成，并在东林党掌权后达到高潮。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内斗的帝国根本形不成合力，这样的帝国看似强大，实则羸弱不堪，所以宋代的赵构衣冠南渡后，仍能让南宋有百年国祚，而南明的弘光、隆武、永历政权却守不住半壁江山。 努尔哈赤能够从一个建州女真部落的小酋长一步步成长为割据东北的一方军阀，除其自身能力出众外，辽东李成梁家族始终打着养寇自重算盘也是重要原因。 而明廷朝堂之上各势力、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又让明廷派去剿灭努尔哈赤的各路军队之间不愿进行配合，结果被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后金军一次次打败。 明廷为了征讨后金，只得一次次加税，但加税不是对所有人都公平的，家财万贯的大地主、大商人因为朝中有人，加税加不到他们头上，反而那些收入刚刚可以维持温饱的农民，因为无依无靠，成为了加税主要承担者，一次次加税让一个个农民不堪重负，终于，一个叫李自成的人骑上了战马，拿起了刀枪，向大明帝国的首都北京狂奔而来。  当内斗的传统已经形成，就很难再改变，明军有机会剿灭所有叛军，更有机会挡住后金军的进攻，即便在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依旧有机会守住南方的半壁江山，甚至是只剩西南一隅，也有机会发动反击，至少收复长江以南的所有地区。 但因为内斗，明廷一次次让这些机会从自己手中溜走，即便亡国的危机就在眼前，他们也从来没有忘记过内斗。 面对这样的对手，满清权贵们只需要做到赏功罚过，只需要保证自己内斗不那么激烈（满清内部也有内斗，而且有时很残酷，只是不像明廷那样事事以内斗为先），就能够问鼎天下，甚至在颁布“剃发令”这样几乎等同于自杀的政令后，依旧能够逆风翻盘。 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得内斗，这样的明廷不亡确实是天理难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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