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张伯苓善于募捐，但在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的旧中国，要维护一所私立大学的生存，困难是很多的。 李组坤先生捐助开设的矿科，就因内战频繁而于 1926 年 6 月停办。在困难面前，张伯苓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以“不倒翁”自喻，谓“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南开逐步形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在一次周会上，张伯苓对“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八字作了具体解释。 他说：“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只有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已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 “允能，就是要做到最能。能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 他说，“日新月异，就是每个人不但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是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张伯苓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都除掉自私自利之心，一致为国努力，这个国家一定会富强起来”。他特别注意“爱国爱群之公德”的教育，突出一个“公”字，以达到“养公化私”的目的。 张伯苓所提倡的“能”，包括智能、体能、技能、才能等。他认为，知识浅薄是智能不如人；身体衰弱是体能不如人；拙嘴笨舌是口才不如人；遇事糊涂是判断是非能力不如人；处理事务滞效是工作能力不如人；一盘散沙是凝聚力不如人。 南开精神，激荡人心，使一代又一代南开学子受益匪浅。我国著名化学家申津文教授，是南开毕业生。他说，我“从初中一年级一入校门，老校长张伯苓就给大家反复地讲南开精神，南开的校歌也唱'巍巍我南开精神”，这精神确实概括了极其丰富的内容，推动着我们为祖国的复兴和繁荣富强而献身。现在我已年近古稀，但一想起南开精神就感到我仍然年轻，依然浑身充满力量，要继续为四化建设贡献余生。” 国破家亡，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南开大学也未能幸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更加猖狂。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几乎每天都派人到南开大学“参观”，课堂、实验室、学生宿舍、图书馆等每一处都不放过。更可恶的是，他们还把南开大学的校园当作练兵场，严重扰乱了学校的正常教学。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张伯苓四处奔走，呼吁“团结一致对外”。他告诫师生：“我自遭九一八的严重困难，暴露了国家的弱点，民族的颓废，几乎国将不国了，在这国势附危之时，凡我国民，均应奋发精神，为民族争生存，尤其是我们知识分子，更应先天下之忧而忧。” 张伯苓更是不畏所惧，在南开专开“东三省地理”课，教育学生认识东北地区对中国建设的重要性。 1934 年，华北事变期间，南开学生打着“毋忘国耻”等旗号。日本驻华领事当即指责南开蓄意宣传“仇日”、“抗日”，坐在主席台上的张伯苓严词以对：“中国人有爱国自由，外国人不得干预。” 张伯苓的爱国行为引发了日本侵略者的嫉恨。“七七”事变后，日军又很快在天津发动了“七二八”事变。 从 28 日午夜到 29 日，日军整夜炮轰南开大学。29 日白天，日本飞机又投掷了大批炸弹。之后，疯狂的日军又将未炸平的楼房，泼上汽油纵火烧毁。大学部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师宿舍楼和大部平房，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室楼均被夷为平地，化为一片废墟，张伯苓三十余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遭到日军炮击后的南开大学旧照 他悲痛万分，社会各界纷纷声讨日军毁灭文明的野蛮行径，北平沦陷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都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南开、北大、清华三校师生，怀着悲愤的心情，告别母校，踏上征途，分别南下。 1937 年底，经过协商三校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并在一个月之内就复课。 上海和南京沦陷后，临时大学配合国民政府长期抗战的国策，迁往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和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三人担任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在艰苦的抗战时期，联大不曾有一日停课，培养和造就了不少栋梁之才。 “七二八”事变后，8 月上旬，张伯苓及其家属辗转来到重庆，华北事变后，张伯苓鉴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便于 1936 年在重庆购地筹建南渝中学。 蒋介石率先捐资，四川工商界人士也纷纷解囊相助，几经曲折，1936 年夏，南渝中学落成，9 月正式招生开学。 张伯苓一家来到渝后，定居在南渝中学“津南村”三号寓所。1938 年，南渝中学易名为南开中学，保持了天津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是抗战时期中国学校的典范。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日军战机接踵而来，山城再无宁日，南开中学经常会遭到敌机轰炸，但学校的教学及日常工作，从未因之停顿，即使在教学楼被敌机轰炸的第二天，南开中学一年一度的招生考试仍照常举行。 张伯苓的魄力和不向困难屈服的精神，赢得了国人的钦佩，就连当时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威尔基也对他极为推崇。威尔基到南开中学拜访了张伯苓，回国后在其著作《天下一家》中写道：“张伯苓先生气宇轩昂，有严肃、沉思的学者风度，但又具有爽朗的幽默感……无论我们谈到战争或美国的大学，他的知识和判断，美国人士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抗战开始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开始在重庆战斗，周恩来是南开的毕业生，是南开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与张伯苓早已相识。 周恩来对母校、对老校长怀着深厚的感情，对张伯苓一贯敬重，所以经常抽时间去津南村看望老校长，南开中学也是周恩来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阵地。 张伯苓在国共两界都有极高的威望。1944 年，国民政府为表彰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的功绩，颁发给他一枚一等景星勋章。 战后，毛泽东赴重庆参加谈判时，曾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专程到津南村看望了张伯苓。 抗战胜利后，张伯苓便指派喻传鉴、黄钰生、丁辅仁、伉乃如等先后飞抵天津，准备复校的筹备工作。 复校工作在一片废墟上开始。1946 年春，张伯苓回到天津，受到天津人民和南开校友的热烈欢迎。不久，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 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大学，张伯苓任校长。南开大学扩大为三处（秘书处、教务处、训导处）四院（文学院、理学院、政经学院、工学院)。 10 月 17 日，南开大学和南开学校同时开学，张伯苓兴奋不已，慷慨表示： “南开还要长，还要更长，我要继续为南开再努力于十五年。” 张伯苓雄心勃勃地设想，要在上海和东北某地再建两所南开中学。“大南开”的蓝图化为现实似乎指日可待。 1946 年6 月，张伯苓因摄护腺肿大病赴美医治。这一年正是张伯苓的70寿辰，一些侨居美国的南开校友和各界人士联合为他祝寿。 胡适和 12 位美国教授纷纷撰文纪念张伯苓 70 寿辰，并汇集成册，书名为《另一个中国》。司徒雷登在该书的导言中称赞张伯苓“具有远见卓识、诚挚热情和洁白无瑕的道德修养”，并赞赏“在中国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  张伯苓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张伯苓在创办南开学校时立志“终身从事教育，不傲官”，所以他放弃了很多当官的机会。 抗战开始后，南开大学被炸了，要到西部去重建，筹款和募捐更加艰难，他开始觉得办教育离不开政治，又出于爱国激情，外加对蒋介石的盲从，他改变初衷，投身政治。 正如他后来说的：“我国人从不干涉政治，以往我也是这个态度。但现在需要干涉政治，今天你不干涉它，它会干涉你，政治不良，便深受其害。” 1938 年，国民政府在汉口成立国民参政会。蒋介石为了装点门面，邀请张伯苓担任参政会副议会。张伯苓认为国民参政会是中国民主议会的一个尝试，对此抱有很大的信心，因此欣然答应。 1941 年，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举行时，张伯苓被选为主席之一，并担任第一次会议临时主席。其后第三、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张伯苓均连任主席团主席。  南开大学剧社演出的话剧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7 年 6 月，张伯苓以 17 万张选票当选“天津市国大代表”。从 1938 年到 1947 年，张伯苓满腔热情地活跃在政治舞台，俨然从一个教育家变成了一个政治人物。 重庆期间，蒋介石多次到津南村拜访张伯苓，或祝寿，或探病，或题词,或赠款，尽极拉拢之能事。张伯苓受宠若惊，对蒋介石更加信任，常说：“蒋先生最爱国”，并经常在公众场合吹捧蒋介石。 张伯苓主张“好人政治”，倡导爱国、和平、民主，但实质上，却帮了国民党的忙，对于自己参与政治和政治活动，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我厌谈政治，其实何尝如此。……我认为要人人有业后，始可谈政治。现在一般在政界混饭吃的人，皆家无产业，没有饭吃，机会一到，就乱喊乱叫，我岂忍心劝人去入此陷阱乎！所以我的方针是先办实业，后谈政治，从实业中拿出钱来去办政治。而不是从政治中拿些钱来去买议员，这种先实业而后政治，就是我的政治梦！ 张伯苓的“政治梦”只是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他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没有清醒的认识，以致晚年“一脚踏在臭水沟里”。 1948 年国民党政府改组，原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辞职，各派系都想争夺考试院院长这一空缺。 蒋介石一连三次打电话给张伯苓，想把他请出来担任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那时候常患头晕病，血管出现老年性硬化现象。家人和大夫都劝他不要去南京，还是留在南开大学好。 张伯苓乃致电蒋介石，表示辞谢，自觉难以担负此重任，婉请蒋谅解，可是，蒋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张伯苓，信中说：“行宪后，把教育部划归考试院，请先生为全国教育事业着想，再多尽一份力量。” 抗战胜利后，南开复校回到天津八里台后，经费按月由教育部拨给，照理是应该没有问题，但教育部却多方阻碍，迟迟不拨。现在，蒋介石既然声称要把教育部划归考试院，南开的经费就有希望了。 于是，他向蒋介石提出附加条件：同意担任考试院院长 3 个月，南开校长一职还是兼着。蒋介石自然一口答应，派张群北上去迎接张伯苓。 7月，张伯苓与张群同机飞往南京就任。对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一事，大多数南开校友表示惋惜，都劝老校长不要去南京当官。 张伯苓对老友的好意长叹一声说：“蒋先生要我去跑龙套，我只得去跑。” 谁知，张伯苓到南京就职不到一个月，就又回到了天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夫人见张伯苓回到家里，眉头紧皱，神色沮丧，就问：“国民政府怎么样?” 张伯苓摇摇头，不住叹气，过了半天才说：“唉！真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啊!” 南京见考试院院长迟迟不回，接二连三打电报来催，要他回去任职。张伯苓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回到南京任上。这时，淮海、平津战役相继展开，摆下决战局势，南京政府乱成一团，考试院这种有名无实的空衙门，根本无事可干，张伯苓只得闲着，为处于平津战役前线的南开大学、为天津的家眷担心。 不久，天津解放了。张伯苓回北方的归路断了，他只好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独自一人回到重庆南开中学的老寓所。 人去楼空，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张伯苓耐不了这种凄情与寂寞，就想方设法辗转地把在天津的夫人和儿媳接到重庆。 他听夫人讲述天津解放后的情况，便决心在重庆作长期居留的准备，不想再担任什么考试院院长这种空头职务了。 就这样，他一住就是十多个月。这十个月来，形势变化更大，整个华东地区都已解放，现在只剩下风雨飘摇的西南了，连不可一世的蒋介石也逃亡到重庆来了。 蒋介石到重庆，知道张伯苓避居在沙坪坝，就驱车直赴沙坪坝津南村拜访。他认为，这样一位在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决不能落人中共之手，要把他弄到台湾去。 张伯苓早已心灰意懒，提出辞职，蒋介石自知再劝说也无用，寒暄几句就起身告辞了。 几天后，蒋介石又来到张伯苓的寓所，催促张回任，要求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并表示家属可以随行，一切费用由国民政府支付，张伯苓默不作声，场面极为尴尬。 张夫人见状，不紧不忙地对蒋说：“我们的三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里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蒋先生，你叫他辞职吧。” 张夫人这段情词恳切的要求，说得蒋介石无话可答。蒋介石又沉默了一会儿，不得不起身告辞了。 张伯苓默默地将客送到门外。蒋介石在大门口又站了好半晌，两人相对无言，心中各有心事，又不好明言。 最后，蒋介石向张伯苓点头告别，紧了紧身上的大氅，返身坐进汽车。 不知是神思恍惚，还是心烦意乱，上车时不小心，额头竟撞在汽车的门框上。卫士和司机吓得面如土色，都不知该怎么做才好。 张伯苓夫妇也连忙上前关切地问：“撞得怎么样?”蒋介石捂着额角，紧皱着眉头，半晌才应道：“不，不要紧。” 回到林园，蒋介石又气又恼，心中感到非常懊丧，埋怨自己真不该屈尊，去迁就这个老夫子。自己额角还无缘无故撞了一个包，真是越想越气，恨不得对张伯苓拿出一点硬的来，狠狠发泄一下自己心头的气。 他思索了一下，还是把火气压下去了。他抖抖索索地抓过毛笔，在一张公文信笺上写道：“兹批准张伯苓先生辞去考试院院长职务。” 写好后，他套上信封，交给蒋经国说：“你亲自送去，交给张伯苓，并且再告诉他：我给他留下一架专机，他几时想走就几时走。” 蒋介石确实给他留下了一架飞机，可是张伯苓一直没走。 有了这番经历，张伯苓的政治倾向开始发生转变。“我在南京几个月，亲眼看到国民党的官吏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所以，他们必然要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能取胜，就是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张伯苓还打电话向毛泽东表示祝贺和称赞。 出任考试院院长，是张伯苓政治生涯的“顶峰”。但也是这段经历，使他由一位著名教育家“南开先生”瞬间变成了“前朝遗老”。因此张伯苓在新中国的处境颇为尴尬。 1950 年5 月，在周恩来安排下，张伯苓夫妇由重庆飞往北京。张伯苓在北京住了 4 个多月后，于 9 月 15 日回到天津，住在大理道87号。 第二天，张伯苓回到日夜想念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目睹南开的新变化，他感慨万千，兴奋地说：“当年我办南开时，道路是那样的坎坷，真是'南开，难开’，如今是平川大道了。” 但此时，已是“城郭依旧，人面已非”，许多南开师生视归来的老校长为“瘟疫”，认为他是战犯，态度冷淡，并不欢迎。 张伯苓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但未得到允许。南开校庆时，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坐在台下。张伯苓自感“一生事业全遭否定”，自此变得沉默寡言，神情颓丧。 1951 年 2 月14 日，张伯苓复患中风，口角歪斜，不能言语，但神志尚消楚。 南开校友会公推黄钰生代笔写遗嘱，遗嘱全文如下： 一八九七年，余愤于帝国主义之侵略，因严范孙先生之启发，从事教育，五十年来，矢志未渝。凡余所致力而未逮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与我同学共勉者，今将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付诸实施。余所尝效力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在人民政府之下，亦将积极改造，迅速发展。今日之人民政府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廉洁良好政府，其发展生产、友好苏联之政策，实为高瞻远瞩，英明正确之政策。凡我友好同学，尤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待之。友好同学，务共努力。 遗嘱拟就后，黄钰生一段一段读给张伯苓听，张表示同意。 2 月 23 日下午 6 时半，张伯苓辞世，享年 75 岁。 张伯苓逝世后，周恩来赶到天津吊唁。在谈到张伯苓的功过时，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对好的就承认是好的，但不掩盖他不好的地方，对不好的就说不好，但他有好的地方也不能够一概勾销。” 接着，他说，“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周恩来赴津吊唁之事，并未公开报道。当时媒体除了《天津日报》在 2月 26 日以《前南开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发表张伯苓遗嘱和张家的“哀启”外，没有作任何报道。44 天之后，张伯苓的朋友和学生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由黄钰生致悼词。 此后，南开大学展开了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之类不实之词、诬蔑之词像污水一样一股脑泼向辞世不久的张伯苓。 1960 年，南开大学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更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时间还以历史的真实，“文革”结束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重新评价张伯苓。1986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张伯苓诞辰 110 周年纪念大会，李鹏题词：“绩著南开，教泽广布。”彭真题词：“兴办学校，改革封建落后教育的民主主义爱国教育家。”南开大学敬塑张伯苓铜像，以资永怀。 张伯苓去世后先葬于吴家窑永安公墓，后移津东杨安台祖坟。张夫人逝世后，二人合葬于天津市北仓第一公墓。1989 年 10 月 16 日，张伯苓铜像移入南开大学中心花园，张伯苓及其夫人的骨灰移葬于铜像后侧，张伯苓终于与其一手创办的南开合为一体。 其一生著有《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以及《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