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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5日，在傅作义派兵护送下，胡适带着夫人江冬秀在北平南苑机场乘飞机南去，紧随胡适之后飞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北平艺专音乐系主任赵梅伯等人。但更多的学者不为所动，他们决心留在北平。 当北京大学地下党找到历史系的教授向达和郑天挺谈话时，两人表示：“请放心，我们不会走，估计多数同仁也不会走。”两人还答应会动员其他教授留下来。 徐悲鸿主持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接到了南京教育部要求南迁的电报，徐悲鸿于是亲自主持校务会议，讨论迁校问题。 在会上，徐悲鸿第一个发言，坚决反对迁校。他的主张得到了吴作人、叶浅予等知名艺术家的支持。尽管音乐系主任赵梅伯力主迁校，但附和者寥寥无几，最后他只好一个人乘飞机悻悻地走了。 后来，南京当局给北平艺专汇来巨额的应变费，并申明这笔钱是南迁的费用。徐悲鸿决定钱照收不误，但校不迁，把这笔钱分发给全校师生，购买粮食衣物，同时留下一部分，作为护校的资金。 竺可祯是蒋介石的小同乡，又是国内知名学者，蒋介石为了劝其去台湾，可谓是费了心血。一天蒋介石正与汤恩伯商量上海防务，见到蒋经国走了进来，蒋介石连忙问：“竺可祯找到了吗，嗯？他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 蒋经国说：“竺可祯住院了，我说总裁要召见他，他说有病走不了。” 原来，蒋介石从保密局长毛人凤的报告中，得知已有不少学者“失踪”了，蒋介石估计这些人多半是藏起来等解放军来。考虑到今后的影响，蒋介石不能不罗致一些人才。比如竺可祯这位浙江大学校长，在知识界中颇有声望，也是蒋介石极力想带到台湾去的人。 蒋介石对蒋经国说：“你亲自去找他。你们不是很熟悉吗？就说我的意思，要他到台湾去办教育。还有，你劝劝他，不要书生气十足，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先甜后苦，先拉后打的。” 蒋经国答应后，连忙驱车赶往医院。 到了医院后，蒋经国开门见山地说：“竺校长，我父亲派我来转达他的意思。请你到台湾去办学校。” 竺可祯说：“谢谢你父亲的好意。我不去了。” 蒋经国追问：“为什么不去呢？” 竺可桢说：“如今大势已去，在台湾你们能维持多久？我看国家总要统一的吧，自古已然。” 蒋经国不死心地继续劝说：“竺校长，时局绝非如此，你还是到台湾去办大学吧，当教育部长也行。你我是知交，我是决不会对不起你的。” 竺可祯直接说：“我看你也不必到台湾去了，你也留下来吧！” 蒋经国一下站了起来，冷冷地说：“人各有志，你不愿走，也不必劝我！”说完，拂袖而去。 蒋介石为了能尽可能多地网罗人才，送到台湾去，还在重庆亲自去请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到台湾去。 1948年国民政府改组，原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辞职，各派系都想争夺考试院长这一空缺。蒋介石一连三次打电话给张伯苓，想把他请出来担任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那时候常患头晕病，南开校友景大夫给他诊断，张伯苓的血管有老年性硬化现象。张的夫人和景大夫都劝张不要去南京，还是留在南开大学好。 张伯苓致电蒋介石，表示辞谢，自觉难以担负此重任，婉请蒋介石谅解。蒋介石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张伯苓，信中说：“行宪后，把教育部划归考试院，请先生为全国教育事业着想，再多尽一份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张伯苓向蒋介石提出几个条件：同意担任考试院长3个月，南开校长一职还是兼着。蒋介石自然一口答应，派张群北上去迎接张伯苓。 张伯苓在南京担任了考试院长，天津解放了，张伯苓只得躲避到重庆去。在重庆期间，张伯苓非常寂寞，就想方设法辗转地把在天津的妻子和儿媳接到重庆。他听妻子讲述天津解放后的情况，便决心在重庆作长期居留的准备，不想再担任什么考试院长这种空头职务了。这样一住就是十多个月。 蒋介石到重庆后，知道张伯苓避居在沙坪坝，就乘车直赴沙坪坝津南村拜访。见面后，蒋介石说明来意：“最近，我将飞回台湾，老先生是否离开重庆，跟我同机去台湾？” 张伯苓始终低头不语，不加回答。蒋介石坐在对面，也不好说话。室内出现了难堪的沉默。 张夫人见到这尴尬局面，忙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就叫他辞职吧。” 蒋介石只得悻悻地说：“老先生要退休，就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一切生活上的安排和费用，都由我给想办法。” 张夫人说：“我们的3个儿子都在北方，他舍不得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蒋先生，你叫他辞职吧。” 蒋介石又沉默了一会儿，不得不起身告辞了。回去后，蒋介石抖抖索索地抓过毛笔，在一张公文信笺上写道：“兹批准张伯苓先生辞去考试院院长职务。”写好后，他套上信封，交给蒋经国说：“你亲自送去，交给张伯苓，并且再告诉他：我给他留下一架专机，他几时想走就几时走。” 蒋介石确实给张伯苓留下了一架飞机，可是张伯苓一直没走，当时大部分的知名学者和张伯苓一样，选择留了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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