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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亲 牛牛 省亲，指的是归家探望父母或其他尊长，是中华传统中再平常不过的习俗。然而，在那不平常的岁月里，我的省亲却有另一番的感受，乃至感慨。 自文革发生后不久，父亲与母亲忽然被遣送回乡。我们兄妹虽已尽力与乡人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与照顾，但毕竟离开家乡的日子已久，家乡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乃至物是人非。父母回到家乡的起居、生活，一直成为我的牵挂，想着偷闲回去看个究竟。 至于我，离开家乡已近二十年多了，说是对家乡毫无感情，却是乡情时时萦绕，时而回忆起孩童时的趣事；说是有真挚的感情，却又是一片模糊，说不出家乡中的亲人，记不起孩童时的里巷。我的初次省亲自然是怀揣着忐忑的心情而行。 回乡可走陆路或水路，陆路车票贵，当然也可以骑自行车，但路途生疏，不敢造次；走水路则每天只有中午一班渡船，但价钱便宜，为确保成行，我提前三天便去把票购得。又利用下班时间准备了一些日用品。这些日子里，心不在焉，祈祷着星期六千万不要开会，也不要有什么临时的工作，焦急地等待着星期六的到来。 也算是天从人愿，星期六，我可以按计划出发了。这是一艘自带动力的大型渡船，隆隆的机器声告诉我，船已启航了。我透过船窗，注视着慢慢远离的矗立在长堤的大钟楼，一时也说不出是钟楼悄悄地离开了我，还是我正慢慢离开了它，心里是一种悠悠我心，无处寻觅、无法名状的感受。船窗在江水的拍打下，传来了微微的浪花声；清澈的珠江水在我们这艘船的冲击下，掀起了一卷卷洁白的浪花。江面上，一艘又一艘汽船从船边经过，那些打鱼的、运货的、运肥料的，一艘又一艘被我们抛在后头。这些景物，在我脑海里不知不觉转换成一幅活生生的强者往前越，弱者落后头的人间生态图。看着这平静的江水，却又在眼前卷起的浪花，一种乡愁暗暗滋长着。十多年平静的生活，一朝即被巨大的文革浪潮摧毁，在我的想象中，父亲透着书香的房间，现在已充盈着似是熟悉而又满眼陌生的乡土气。他们在乡间生活已一个多星期了，习惯吗？能承受吗？父亲瘦弱的身体可无恙？一个个疑虑在眼前闪现。 下午，约四时许，船靠岸了。码头上一棵大榕树下坐满了乘凉的村民。我上了岸，踏在家乡的土地上，真有一种游子返故乡，又惊又喜，疑假却真的特殊感受。十多年未闻未见的乡土气，应是亲切，却又有点惶恐。眼前的父老乡亲，是否有我本家的亲人？我该如何称呼他们呢？他们知道父母回乡的事吗？我小心地从口袋里取出写上父母居住地址的纸条，怯怯地走上前询问。这些乡民也不失古朴的民风，一位老伯大概也看出我是从外边来的，站了起来，给了我详细的指点。 与码头相接的是一个弯道，转过这弯便是一条宽敞的水泥大道，大道两旁排列着大大小小的街巷。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父母的居所。此地虽说是故乡，但我们并无一寸之地。幸得尚有本房亲人在，又有抗战时父亲在乡中执教的学生，经他们鼎力相助，才找到了一户租住得较为宽敞、又热情敦厚的人家，请他们让出了一个房间，得以暂时栖身。 吃过晚饭，我陪伴着父母，三人在房间闲聊。乡村的夏夜，清风阵阵，树影摇曳，一向达观，颇具诗人气质的父亲笑眯眯地说：“回到家乡，颇有蔡邕之乐。这里有清新的空气，有乡亲的笑脸，再没有人对着我喊口号，挥老拳了。” “你离开家乡这么长时间，还能认得这里的叔伯兄弟吗？”我小心地问。 “当然认得啦，我回来后的第二天，耀华两兄弟便来慰问我，前天阿喜的儿子又带来了一大把蔬菜。还有，任田也来了，他是这里颇有威望的老革命，他对我说，不用怕，乡人了解你，村干部了解你，我更会保护你的。并叮嘱我要爱护身体，问题一定会弄清楚的。” 听着父亲的滔滔不绝，母亲也开腔搭话了。她平时响亮又不失婉丽的声音，此时变得有点悽悽怯怯的：“看你好像是来享福似的，稍宽松了一点，便洋洋自得，也不知往后怎样。” “有怎样呀，以前在牛栏，什么滋味没尝过，大不了生活清贫些，赏几个老拳罢。” “能清贫过日子就上香谢佛啦，凭你和我的劳动能赚足过日子的工分吗？靠我们手中那几个钱，又能撑持多久呢？” 说着说着，她暗暗擦拭了几下两颊，我连忙安慰她：“不要想那么远了，有困难我和妹妹会努力想办法的。”但心里明白，这些话母亲已听过太多遍了，是如此的无力。不过她毕竟是明白人，很快便收拾心情，反而絮叨起我一个人在外的生活来。 我们一直谈，谈生活、谈乡情，亦谈我们几兄妹的处境。父亲更是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不要泄气，要勇于独立生活，顽强学习。他再三说：“要坚信学习是有益的，现在社会风气鄙弃知识，不能因别人放弃学习，自己也放弃。”我后来回想，发现父亲的这一叮嘱，这一希望，像座右铭一直鞭策着我在文革千变万化的风气中，默默地看书、学习，正在为今后的发展积累着知识和力量。 第二天清晨，我又要赶着乘坐驶往广州的唯一一班船，回广州了。江水荡漾着微微的晨风，水面上泛起一轮轮的涟漪。轮船发动机的巨大声响，似乎要打碎此间的宁静。遥望远去的故乡，不免惆怅，生出遐想。我急忙打开笔记本，记下了唯恐忘记的几句：“故乡阔别已经年，劫里红羊认逝川。惊鸟急飞何去住，涸鱼相呴强相怜。踌躇野里多岐路，太息人间尽怨篇。回首长歌揖父老，一群鸡鸭竞喧阗。”十多年来的首次回乡，竟是这样特殊又短暂。 过了约一个月，父亲来信告诉我，一个在海外的远房亲戚知道他的处境，把一间弃置多年，有点破旧的房子给他住。在乡亲叔伯的帮助下，这房子已修缮完毕，现在总算有一处独立的栖身之地了，而且更可以省下一笔租房子的费用。这可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于是我又准备在星期六回去一趟。 离星期六还有几天，该带些什么东西回去呢？农村生活固然难与城市相比，但油水不可或缺。那时是每十天一期肉票，得凭票购买。于是我把一个月的肉票与别人换成在这个星期购买的票，全买了肥猪肉，并在朋友的帮助下，煎成猪油。几个朋友知道我要把这些油带回乡时，也把省下来的猪油送给我。这样积储了满满两大瓶。 吸取上次的经验，走水路只能陪伴父母一个晚上，太不划算了。我决定这次骑自行车回去。我详细考察了路程，听取司机朋友的意见。星期六，在学校匆匆吃过午饭后，回到寓所，拿起行装，推着自行车出发了。 洛溪渡口是到番禺必经之处。当我到来时，这里已经有二三十人在等候着那艘还停在对岸的、人车混载的巨大轮渡了。二十分钟左右，这只大渡船便徐徐靠上了我们这岸边。船上工作人员紧张而熟练地把渡船牢牢固定，手执小红旗的工作人员小心地指挥着一辆一辆的客车与货车缓缓地驶上河岸，然后又指挥准备渡河的客车与货车驶到甲板。大约载了三四辆车后，工作人员向岸上焦急等待的人群使劲一挥手，人们便鱼贯而行，走到船上。我随着人群，稳稳地推着自行车，在卡车与船舷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震耳欲聋的机器声响起后，渡船缓缓离开码头，驶向对岸。大概是渡轮上人多，交谈、呼唤的声音不绝于耳，隆隆的机器声，已淹没在一片嘈杂的人声里。站在甲板上，若不看江面，是完全感觉不到是在珠江上行走，只如置身于墟集一样。然而，这样的情景很快就过去了，同样也是用了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间，渡轮又靠了岸。这时上岸的则是车让人先上了，而后上渡船的人因占了有利的位置，得以“优先”上岸。这时我才深深体会到什么叫“迟来先上岸”。心想，世界原来也有这么一点公平，迟下船，能享受早上岸，大家机会均等，没有谁占谁的便宜。 我骑着车，在夹杂着石子的黄泥公路上行走。两旁挂满黄尘，变了颜色的“绿树”，在微风吹拂下，时而飘起了一缕缕的微尘。这些微尘洒落在公路，也附上了我的衣服；然而，随着机动车的身影，或微风的吹扬，这些尘埃又马上飞上了树梢，再沾在一片片绿叶上，好像玩着你来我往的“游戏”。 公路是笔直的，沿途难得一见村落，只见一块一块的稻田分列于公路两旁。不久，便进入了番禺的中心市镇——市桥镇。在当时可是一个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小镇。我沿着镇上这条只可勉强通过两部卡车的公路骑行，沿路看到的只是一条连接着一条的狭窄小巷，没有高楼大厦；散落在公路两旁的是住家式的商店，门面不大，冷冷清清的。骑了约二十分钟，没想到居然又回到了原处，这时我才知道这是市区唯一的环形公路。 带着一种落寞的心情，我离开了市桥，又向前赶路了。不知不觉来到了沿路未曾遇见过的、村口长着一株巨大榕树的村庄。我忽发奇想——这可是母亲的故乡？几经打听，果然。我不由自主下车向前翘望，除了池塘和隐约的旧房子外，什么也看不到，可惜时间已近下午四时，人生路不熟，不敢贸然进村，只好怀着眷恋的心情，离开了。 再骑了约半个小时，终于回到了家乡。父亲刚搬进的新房子虽然不大，但却带着乡情，更透露着浓浓的家族情意。母亲把一个只有十四五平方米的正厅，分隔成一房一厅，厅外是一个小小的天井，厨房就在天井旁。最出乎我意料的是厨房旁还有一个不大的院子，院里生长着一丛翠绿的竹，这竹是那样的熟悉，仿佛是我们以前家中西面院子的那丛竹也跟着移植到这里来了。父亲对我说：“看到这丛竹，就好像看到过去的生活，看到你们的成长。每逢风吹篁动，心里特别舒畅。” 在这不大的院子里，母亲还饲养了七八只鸡、鸭。站在旁边的叔叔告诉我：“每天除了参加生产队安排的劳动外，这个院子就是她的寄托了。”我看着这群在吱吱喳喳地叫的鸡、鸭，感到了她对生活的豁达和乐观。这时天井外的门忽然被推开了，哦，是耀华，只见他把一大袋东西从自行车上取下，扛起直往厨房走去。原来是他从家私工厂收集的边角木料，送来给母亲作柴火。母亲指着这些大大小小、不规则的木料对我说：“耀华叔经常送柴火来，很有心呀，以后你不用跑这么远送木柴回来了。” 只见耀华叔把木柴堆放好后，又从自行车的挂包中取出一个精致的木匣子，走进厅里。父亲笑了笑说：“又来一局啦。”原来这是一盒围棋。他们两人很快便展开了有趣的手谈。棋子在桌面上噼噼啪啪作响，黑的、白的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互相对峙分布在棋盘上。棋子还未摆到小半个棋盘，忽然从天井传来了妈妈的声音：“任田伯，什么风把你吹来呀！”父亲往天井看了一看，只见任田还客客气气地站在门外，急忙离开了坐位，一边对妈妈说：“还不请田哥进来，你忘记他是失聪的？”一边把任田请进了屋。耀华也把桌上的棋子收拾起来，他们三人在桌面上写写画画，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后来我才知道，任田是专程来告诉父亲，“要爱护身体，不要勉强做过重的体力劳动，有什么事可通过耀华告诉他。村里的干部都很尊敬他，他会找人帮忙的”。他们就这样一直比比划划，直到太阳下山才各自回家。 晚上，父亲却出乎我意料，帮我“上课”了。他对我讲《易经》，告诉我：“自《易》产生后便分出'经典派’与'方术派’。'方术’不可随便学，要学正统的东西。”他又告诉我：“学易应与我国古代的科学史一起学，才不会走入虚无主义的歧途”，又反复强调“要深入理解'易’'周易’'易经’这三个概念，这样才不会对文献产生超时代的误判”。他还边讲，边举例子，尽管我一时难以明白，但听起来觉得挺有趣的。 第二天早上，父亲像平时一样，扛起一把锄头，去干他日常的工作——打扫牛棚了。这可以说是生产队中较为轻松的工作。但四体不勤的他还是干得手忙脚乱的。我忙着给他打水冲刷，他也舞动着手中的锄头，使劲地在地上扒。这时来了一个二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只见他远远便喊：“乾伯，这么早就打扫啦。”说着，他走了过去，也不打招呼便取过旁边的铁铲，熟练地干了起来。不一会，牛栅便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这时年青人也没有再说什么，把铁铲往墙边一放，转身便离开了。我忙问父亲：“他是谁？”“是阿喜的孙子呀，他经常帮我干活的。”收拾好后，父亲又带着我在村中漫步，一边行走，一边讲着“石楼八景”的典故，“犹记琅玕百鸟喧，只今残照吊荒园。文鸾未肯巢荆棘，白鹤空归访子孙。历劫定无余卵在，撑天倘有一竿存？退藏我怆危屯会，怕拨榛丛觅旧根！”我听着听着，似乎听出了父亲无限的感慨。诗写于三十年前，现在这个美丽的“竹园”已荡然无存，昔日的小鸟也不知栖息何方。我感受到父亲的吟诵声，传出的几分悽婉与感伤。 回到家中，父亲似乎余兴未尽，望着厅上用竹排架成的小阁说：“我的书都堆放在上面，你尽量挑一些带回去吧，这些书该你保存和阅读了。” 午饭后，我攀上了这“小阁”，把挑选出来的书装进一个大麻包袋中。约三时许，妈妈便催我回去了。临走前，妈妈又叮嘱：“书很重，要小心点，不要贪快。下次回来记得去探望袁妈，她也快是七十岁的老人家了。” 书确实很重，我也是第一次载着这么重的东西骑行。母亲一直陪着我，走到村口，扶我上车。车在我的蹬踏中缓缓离开了母亲，也不知母亲是什么时候转身回家的。我全神贯注，紧紧握着车把，努力驾驭着这百多斤的车子。开始时确实有点担心，担心自己能否胜任，担心会否因不能骑踏而要推车回广州，更担心在沙石路上，车的轮胎能否经得起重压的考验。但过了不久，这心情不知不觉消失了，我蹬着车，迎着一路的晚风，口中时而哼着学生时代的小调。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终于到了渡口，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上了渡船。顺利回到寓所，这时我才长长吁了一口气，兴幸首骑的成功，更兴幸带回了这满袋丰富的精神财富。 入冬了，我又准备再次回乡，完成一次特殊的省亲——按照母亲的嘱托，去探望时或听闻的袁妈。袁妈不是我们村里人，在父亲还不到一岁便成为孤儿的时候，是袁妈一直陪伴着父亲，直至他长大成人。父亲一向把她视同母亲，并亲切地叫她“袁妈”，虽不是生身之母，却胜似亲生。然而，这首次的探访，是绝对不能让袁妈知道父亲的处境的，经再三考虑，我决定这次简装出行，装着是专程去探访她。 我还是骑着那辆有点残破，但久经考验的自行车，轻松地通过了洛溪渡口，沿着这条熟悉的公路，往市桥方向走去。不久，我按路人的指示转进了一条陌生的乡间小道。这时心里不免有些发虚，一边骑，一边张望，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路人，抓紧机会问路，生怕走错了。幸好不用十多分钟，前方便出现了一个牌楼，正是“袁边”。进入这陌生，又热盼着的小村子，我推着自行车在这条似在世外桃园般的小村里步行。沿小山岗走去，很快便是一片广阔的平地，我猜想，这大概是四面山岗下的一块“盆地”吧。远处是一排排在珠江三角洲中常见的古旧平房，青砖木构，倒显得有些别致。我继续往有人家的方向走去，在一户门前停下，想向屋主人打听袁妈的住所。但喊了三四声，也没有回音。正当我失望地往回走的时候，在我身后来了一个年青人，我急忙上前问路。这年青人好奇地打量着我，对我说：“你是袁妈什么人，找她有事吗？”我说明了来意，这年轻人还是将信将疑的，一边走，一边说，“你找哪个袁妈呀，我们这里都姓袁的呢。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来找袁婆婆的。她认识你吗？”我也不知怎样向他解释才能让他明白，只是点头微笑，说：“她见了我就会明白的。” 转过几间房子，年青人便示意我停下来，他自己独自走到屋里，不久便扶着一个满头斑白的婆婆走了出来，也不等我上前询问，这年青人便嚷着说：“婆婆，这年青人说是来探望袁妈呢。”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只要眼前这位满头银发，精神矍烁的老人表现出惊喜，她就准是袁妈了。老人家向我望了一眼，果然惊喜地说：“宝乾，什么风这么好，来探我呀。”说着也不容我解释，便把我引进了屋内。我连忙向她说：“我是宝乾的儿子呀，来看望你了。”她停下了脚步，定定地看着我，自言自语地说：“真像，真像，与宝乾一个样。”我一边笑，一边向她转达了父母的问候。她听着我的解释，缓缓地伸出长满皱纹的手，抚摸着、端详着我这汗水未干的脸庞，又从房间里取出毛巾，把我带到天井，亲自从水井中打了满满一桶水，让我把脸擦干净。回到厅堂，我小心地从挂包中取出一包面饼，一罐饼干说：“爸、妈因工作忙，未能与我一起来，今天他们特意叫我来探望你老人家呢。几年都未有来看望你，他们很挂念你呀。”袁妈笑眯眯地说：“我知道宝乾很忙，他身体健康我就放心了。”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关心地说：“你爸爸的眼睛好些吗，有没有去医院找医生呀。”哦，她老人家还惦记着爸爸的眼睛，但我知道是绝对不能把实情告诉她的。我连忙说：“他很好，不用挂心。”听我这样说，她那饱经风霜的双颊，绽开了在岁月留给她的摺痕中的笑容。说着，袁妈又说：“难得你来一趟，看看我们的村子去。这村子宝乾也未来过呢。”我们一边走，袁妈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起父亲的往事，讲八姑婆太对他的爱惜与管教，讲塾师对他的表扬和钟爱，更深情地回忆在广州读书时，他们像母子一样愉快的生活。我听着听着，似乎是在跟着还活在世上的“嫲嫲”在漫步，是那么的亲近可爱，我哪里是在探访，完全是一次别样的“省亲”。 袁妈领着我绕到屋后，这里是排列整齐的街巷，大街上矗立着一座年久失修的“节孝牌坊”，看得出这牌坊字体苍劲，写得也有点家法，牌坊两旁的石鼓、瑞兽完整无损，坊上的八仙图也清晰可认。袁妈对着这牌坊，若有所思地说：“要是宝乾在，他准会读出上面的文字。”听着她这么说，我明白她在为父亲的才识而自豪。父亲第一次到外婆家与妈妈相见，讲出挂在厅堂上、从未有客人知晓的对联来历时，受到外公的赞许的情景，她至今还津津乐道。看着这牌坊，我心里想，袁妈多用心呀，父亲留在她脑中的记忆真深。望着这虽则残旧，却未经人为损毁的牌坊，我更深感这里真是安全之地，没有“破四旧”的红卫兵。街道墙壁上虽然刷上几条标语，但见不到一张大字报，更听不到吵耳的口号声。走着走着，我们已来到了村边，这里有一间可算得上是残破不堪的小学，教室绝对是危房。面对这小学，袁妈靠在我耳边，带着几分俏皮的语气，小声地告诉我，他的孙女就在这小学当教师，刚才那青年就是她的孙女婿，边说边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回到村口，我们开始攀登这守望着村子的小山岗。我有点担心袁妈力量不支，刚想上前搀扶她，可是没想到，她大步流星地一个劲地往上走，很快便甩开了我，过了一阵，她发现我有点跟不上了才放慢了脚步，告诉我：“平日我常到这里收集枯枝落叶，带回家作柴火的，这路走惯了。”一边指指点点：“这是乌榄树，用乌榄做成榄角，宝乾可爱吃了。”又关切地问：“你爱吃榄角吗？一定要带些回去尝尝。”她又指着不远处的树丛说，“那是桃花，你若是过年再来，桃花开得可靓了。”在这小山岗上，她如数家珍，说个不停。但天色已慢慢暗下去了，我只好说；“婆婆，时间不早了，要回家了，骑车要两三个小时呢，晚回去，妈妈会担心的。”袁妈听我说要回去，有点不高兴了，责怪地说：“难得见面，有心来，也不多住些日子？”“明天我还要上班呀，以后我会带爸爸、妈妈常来看望你的。”我只能再次说着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话。 在往回走的路上，袁妈一声不发。到家后，只见她独自走进了房间，从房间取来了一袋番薯，又到厨房取了几只鸡蛋，和一瓶“榄角”，叮嘱我“这是宝乾爱吃的东西，一定要带给宝乾吃”。 我谢过袁妈，在她孙女婿的陪同下，步出了村口。 在公路上，不知哪里来的劲，自行车骑得飞快的，在这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上，我一直思考着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袁妈与爸爸，亲如母子，为什么在爸爸的诗集中，对袁妈却没有写下片言只字呢？”这个疑虑萦绕在脑中，直到到家了才埋藏起来。我刚进门，妈妈便从我手中把东西接了过来，关切地问：“见到袁妈了？”“见到了，婆婆就像一个四五十岁的人，精神饱满，滔滔不绝讲着当年的趣事，还带我参观了大半个村子呢。”说着，我便从妈妈手中的挂包内取出番薯、鸡蛋和榄角。看着这熟悉的土产，妈妈笑了。 吃过晚饭后，我又和爸爸、妈妈闲聊起来。这次我有意把话题放到袁妈身上。我问爸爸：“为什么在你的诗集中，没有一首半首关于袁妈的作品呢？”平时对我有问必答，侃侃而谈的爸爸，这时却一言不发，似乎有什么难言之忍。妈妈也在一旁向我使眼色，一边示意我不要追问了，一边设法转换话题。经妈妈的“解围”后，我们回忆了八姑婆太慈善的一生，讲了最近敬善叔为爸爸绘肖像，复生叔送来了亲自绘画的“山川图”，也讲了“莲花寺”的香火。一直到夜阑人静。 我躺在床上，袁妈的身影又时而在眼前出现，我感觉到了爸爸心中总有些欲说不能的苦恼。第二天，一早我便起来，准备到耀华叔家，看看能不能打听到一些情况。 耀华叔一家虽不是我们村里人，但他父辈早就在这村子里定居，与我们结下了兄弟之谊。爸爸与耀华叔更有手足之情，几十年来从未断过书信来往，坦怀相交，悲喜与共。我向耀华叔说出了心中的疑问，他看了看我，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你爸爸一直藏于心中的忍隐，终于让你发现了。你想想，你爸爸一生与'革命’有缘，对'阶级斗争’的理解比我们深刻。他自知自己无端与'剥削阶级’沾上了边，还能让清清白白的袁妈沾上吗？”听耀华叔这一说，我明白了，爸爸是在保护袁妈，不想让出自自己的片言只语把袁妈扯进我们家。只能把对袁妈的记忆，铭在心中，口授给我们。这次省亲，让我明白了更多、更微妙的道理。 这些日子，我每一个半个月便在这个熟悉的渡口、熟悉的公路上来回走动。这样过了大概七八年的光景，“四人帮”被打倒了，父亲的问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原职。这等待了近十年的消息，令父母喜不自胜，他们再没耐心等学校派车把他们接回学校了，叮嘱我找朋友帮忙，找辆车子，尽快返回学校。 找车，我可是束手无策，这时我想起了社交甚广，这些年曾多次给予援手的的挚友劳强。我对他说了情况后，如我所料，他满有把握地说：“什么时候要车呀，包在我身上。”“最好是这个星期天啦”，我冲口而出。 我知道劳强是不会随便许诺的人，答应了我的事，从来不食言。我赶紧写了封信，通知妈妈做好准备。 星期天一大早，我便在约好的地点等待着，不久，劳强也带着一辆大货车，准时到来了。 车沿着我骑自行车的道路行驶，不同的是，我们扬起的一阵阵灰尘，洒落在路两旁的树木与行人的身上。约十时，故乡便出现在眼前。我领着劳强、司机穿过了几道弯弯的街巷，来到了这所饱含亲人心意、为父母遮风挡雨近十年，而今即将与它告别的房子。细小的房子里已挤满了村民，他们都是来帮忙的。进了屋，父亲与劳强和司机寒喧了一番后，母亲便走进厨房，忙着准备午餐。 母亲早就把饲养的鸡宰了三只，熬了一大锅鸡粥，又在前两天把已养到七八十斤重的猪卖了，再到市场买了几斤猪肉，用这些猪肉炒了两大盆“猪肉炒面”，父亲也忙着请几个年青人把耀华两兄弟、任田，及其他一直相帮的亲友都请来，聊作告别和答谢。 吃过午饭，人们搬的搬，抬的抬，更有的乡亲依依不舍，送上各色纪念。这可忙坏母亲了，她一边指挥着众人打包、搬东西，一边又要对到来的客人回礼。街巷里一下子便像过节一样，好不热闹。一些不知底细的人家，也好奇地站在门前看热闹，像是看谁家嫁娶似的。 不多久，货车便装得满满了。劳强怎么也不肯坐到副驾驶的位置，要把位置让给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你推我让的，这时劳强也机灵，干脆登上了装满家私什物的车卡，与我，还有妹妹、妹夫一起坐在什物上，父亲与母亲也就只好坐上副驾驶的位置了。 车刚离开村口，司机好像理解我们回归心切似的，突然加大了油门。一拨一拨凉风吹得我们头发凌乱，几乎听不见互相说话的声音。捆绑着的什物更是被吹得掀起又被我们按下，我不得不隔着车卡与驾驶室连接的窗户，请司机开慢些。一路上，我们有讲有笑，讲着沿路的风光，回顾着十年各人奇奇怪怪的遭遇。劳强指着在车外一闪而过，披满黄尘的木麻黄树说：“这些树木什么时候才不会蒙上污尘呢？”我说：“你读过《世说新语》吗，庾信因树木而感慨人生，我们何尝不是？”“我们的车子不是在飞速行驶吗，总会有摆脱这尘世的时候的。”我会心地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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