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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的重大危机

 握中悬璧 2023-08-20 发布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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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帝国(六十一)釜底抽薪


西晋帝国(六十二)釜底抽薪

永嘉三年(309年)秋天的壶关之战为西晋帝国敲响了丧钟,之前汉军几乎只在黄河北岸作战,但这一次晋军在并州遭遇重创后已经无力发动进攻,之后匈奴的反击转瞬即至。

八月下旬,刘聪与王弥率军兵抵黄河北岸大阳县(今河南三门峡一带)。

司马越闻讯派平北将军曹武前去阻击,但根本无法抵挡汉军兵锋,武部将军彭默,晋军败退回黄河南岸。

之后刘聪渡河南下,朝廷派出的司隶校尉刘暾、将军宋抽等都无法抵挡。

为了孤立洛阳,刘聪打算先扫清洛阳周边的据点,于是在九月初一围攻兖州陈留郡的浚仪县(今河南开封附近)。

司马越闻讯又派曹武前去征讨,但晋军却在九月十二日惨遭失败,司马越只好退守洛阳。

由于进展太过顺利,刘聪认为这座西晋帝国的都城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于是立刻对洛阳发动进攻,然而他却在洛阳城南的宣阳门外吃到了南下后的第一场败仗。

司马越见形势似乎将要逆转,于是命王堪、曹武再次出征,结果又遭败绩,这下洛阳方面再也不敢主动出战了。

虽然之后刘聪对洛阳城西的西明门的进攻仍未取得进展,但此时洛阳被重重围困,形势依旧紧迫。

这种情况下,镇守长安的司马模不能无动于衷,司马越是他的兄长不得不救,而洛阳一旦实现,汉军必然继续西征进攻关中,毕竟匈奴汉国的国策是“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长安的重要性似乎还在洛阳之上。

于是司马模便以将军淳于定、吕毅率军支援洛阳。

听闻援军将至,刘聪只好暂时放弃洛阳准备围点打援,而关中援军对此一无所知,于是在弘农郡宜阳县(今河南宜阳西)遭到了以逸待劳的汉军的阻击,淳于定等大败而归。

刘聪在两个月内连胜晋军,创造了辉煌的战绩,他自以为洛阳周边已经被肃清,于是竟产生了轻敌之心,结果中了弘农太守垣延的诈降之计,一场夜袭过后,刘聪大败,退回黄河以北。

对洛阳初次进攻的失败让刘渊认识到晋国底蕴尚在,非以倾国之力出击难以轻易击败,于是在十月份,刘渊再次派遣刘聪、王弥、刘曜、刘景率领五万精骑兵再攻洛阳,大司空呼延翼则带领步兵作为后续部队。

汉军渡河南下后一路高歌猛进,进屯西明门,然而还未发起进攻便遭遇当头一棒,护军贾胤发动夜袭,双方在城北大夏门发生激战,最终晋军斩杀征虏将军呼延颢。

遭遇这次打击,汉军锐气已失,二十七日,刘聪向南到洛水沿岸驻扎。

待稳住阵脚后,刘聪再次包围洛阳,但不久后却再次受挫,呼延翼为部下所杀,士卒大部溃散,刘渊担心前线局势,命刘聪率军返回,但刘聪却上奏说晋军势弱,不能因为这点挫折就撤军,因此坚持要留下作战。

为了扭转颓势,刘聪前往嵩山祷告,不想司马越命参军孙询、将军丘光、楼裒等三千精兵趁机发动突袭,斩杀冠军将军呼延朗,而另一位代理指挥军队的安阳王刘厉因担心获罪而投水自杀。

此时洛阳仍未有城破的迹象,而汉军因为呼延翼被杀导致后续粮草供应不足,于是王弥建议刘聪暂时退回平阳筹集军粮,而他本人则留在中原待命。

虽然刘聪仍不愿撤退,但太史令宣于修之对刘渊说此时晋国气运尚在,不撤兵一定会失败,而要到辛未年(两年后)才能攻克洛阳,于是刘渊将刘聪等人召回,洛阳的第二次危机解除了。

然而这只是表象而已,王弥之计才是真正厉害的杀招。

此人前后两次进攻洛阳,虽然均宣告失败,但他从中得到了许多经验教训。

作为帝国的都城,洛阳城高池深,当初司马乂劣势明显,但却可以凭此与司马颖、司马颙二王长期抗衡,因此很难直接将其攻下。

但洛阳并非没有弱点,它致命的软肋就是不是城防而是粮草。

只要将切断通向洛阳的补给线,没有造血能力的洛阳城肯定无法支持长期作战。

王弥提出自己留在中原就是为此,他要扫荡中原,打击西晋帝国的生产力,这样便能让洛阳不战而溃。

这一行动是具备群众基础的,当时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流民为躲避战乱居住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等地,足有数万家之多。

资源和土地是有限的,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冲突自然难以避免,而朝廷内忧外患之下根本无暇调解,最终以王弥作乱为导火索,矛盾被全面激化了。

由于本地人必然是心向晋廷的,因此王弥开始拉拢受到苛待的外地流民,这些人大多加入了王弥的队伍,他们焚烧城邑,杀死郡守,东晋史学家孙盛的父亲颍川太守孙恂很可能就死于这场动乱。

永嘉四年(310年)五月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天灾,据《晋书》记载,当时“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这样一来,洛阳的物资供应只能依靠东南方的,兖、豫、青、徐、荆、扬等数州了。

但王弥在兖、豫二州的破坏导致洛阳与东南方向的联系被切断,上述地区的资源无法被运往洛阳,因此匈奴不费一兵一卒便令洛阳遭遇了第三次危机,而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更胜以往。

十月份,洛阳开始出现大饥荒。

然而就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西晋帝国似乎仍未有灭亡在即的紧迫感,他们仍醉心于政治斗争。

当时关中地区也发生了严重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再加上疫病横行,盗贼烧杀抢掠,百姓苦不堪言。

镇守关中的司马模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只好将铜人、钟鼎铸成釜器来换粮食,结果这种行为遭到了批评。

或许司马越也觉得这个弟弟难堪大用,因此上表朝廷征召他回朝担任司空,而派中书监傅祗代替他的职务。

司马越的出发点是好的,作为洛阳的重要外援,关中必须保持稳定,而事实证明他这几个出镇地方的兄弟都不称职

但傅祗却是有相关经验的,当初关中爆发齐万年之乱,傅祗任安西军司,加散骑常侍,与安西将军司夏侯骏一同讨伐齐万年,对关中相对熟悉。

这样将司马模召回至少能保证他的安全,毕竟关中和匈奴控制下的河东近在咫尺,免得他如司马腾一般死于非命。

但司马模似乎并未领会到兄长的苦心,他很可能认为司马越是要借机剥夺自己的权力,当时司马模的谋臣淳于定劝说他不要接受征召,而司马模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

由此可见,在巨大的内忧外患之下,亲兄弟之间都开始出现隔阂,司马越集团距离分崩离析已经为时不远了。

与此同时,洛阳城内的饥荒仍在加剧,当时光禄傅祗、太常挚虞给凉州张轨写信告洛阳物资匮乏,而同一期间周馥提出迁都寿春时给出的一个理由便是“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

周馥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荆、湘、江、扬各先运四年米租十五万斛,布绢各十四万匹,以供大驾”,由此可见,上述地区的物资是无法运往洛阳的,这也从一个侧面突出了王弥釜底抽薪之计的有效性。

司马越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之前的清君侧行动后他“大失众望,而多有猜嫌”,但司马越毕竟控制了朝廷,也掌握了话语权,他可以不顾及这些。

但如今洛阳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他不想被困死在这里,因此只能尽快展开自救。

司马越的第一个策略便是征募各地军队入京勤王。

虽然司马炽和司马越处于对立面上,但如今大祸将至,两个人已经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于是司马炽令传檄各地的使者告诉当地长官“若今日,尚可救,后则无逮矣”,他也清楚这是最后的自救机会了。

只可惜他们二人注定要失望了,或许是因为心怀异志,又或许是因为贼兵阻截,总之“莫有至者

当时当时散骑侍郎高韬说了一些忧国忧民之言,司马越诬陷他诽谤时政并将其害死,然而此举怎能堵得住忠臣义士的悠悠之口?司马越更加不安了。

思来想去,他决定离开洛阳这个死地,于是身着戎装觐见司马炽,以讨伐石勒为由请求再次出镇。

对于司马越的心态,司马炽一清二楚,如果他也走了,洛阳就彻底没希望了,于是便出言挽留。

然而司马越早已下定决心,执意要离开,于是永嘉四年(310年)十一月十五日率众离开洛阳前往许昌,而只留下了东海王世子司马毗,目的大概是监督司马炽。

这一次司马越带走了能带走的绝大多数人员和物资,据《晋书》记载,司马越“以行台自随,宫省无复守卫”可见他将整个朝廷几乎都挖空了。

由于司马越的自私行为,《晋书》说洛阳“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盗贼公行,桴鼓之音不绝”,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惨状。

司马越却不管这些,他率众继续前行,终于在项县(今河南沈丘)停了下来,而这里将是他最终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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