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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先生的后半生，一直陷入深重的矛盾和苦闷之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极其烦躁、痛苦的心情中度过的。 同陈朝夕相处的家人和属僚，以及一切真正相知的老友都知道他自从政以后，很少有称心愉快的日子，他经常表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是担任记者工作的那些年份。 对当年上海望平街的报人生活，他一直向往，渴望重回新闻界，蒋介石对任何人为他起草的文稿，都要用红蓝铅笔反复勾画，有时明明根据他的意见改了，一会儿，他又画掉或又把它改回来。 陈经常在家人前慨叹：“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上最大苦事！”这还仅就文字本身而言。 有时，陈对蒋叫他写的文稿，也提出一些建议和自己的看法，但绝少为蒋所接受。一次最突出的事例，是蒋介石叫他写的那本《西安半月记》。 1936年蒋在西安那次，侍从室有毛庆祥、汪日章、王学素几个秘书随行，蒋同意陈留南京稍缓再去。恰好这次发生了张学良将军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 赖中国共产党的苦心斡旋，使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蒋回京后，指使陈布雷把接受张、杨要求的过程篡改为“对张、杨训话”，并面授了全书的要目，叫陈到杭州去“闭门造车”。  陈布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陈根据指示，不住在自己家里，而在里西湖的新新旅馆开了一个房间。陈虽未去西安，但事变经过全然清楚，现在要把蒋被迫承诺条件，伪造成“领袖”对张、杨的“训话”，他感到这是他那一支笔的最大耻辱。 他无处泄愤，只好在家人前发火出气，他拿着手中的狼毫笔，在墨盒中狠戳，在旁的陈夫人急得奔告陈的五妹若希（我的母亲）去劝说，陈还是暴怒如故，说： “你们不懂，写文章当然有难易，但叫我全部说谎话，怎么不动肝火？” 说着说着，又把一支笔在墨盒中狠戳，以至把这支笔杆也戳断了，这对陈布雷来说，已算是最强烈的“抗议”形式了。 话虽如此，最后陈还是完成了这部谎言“名著”——《西安半月记》，包括对张、杨的“训词”。 抗战后期，蒋介石授意陈布雷，叫他执笔写《中国之命运》，长时期来，陈已把奉命写文当做痛苦的事，借故拖搁了很久。 蒋催促多次，陈最后以牙痛去成都华西医院做老年假牙为由，把执笔的任务推荐给已进侍从室的陶希圣，蒋同意了，陈这才舒了一口气。 一个陈的同邑知友，曾记述了陈亲口对他说的话：“余今日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成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这是沉溺在痛苦深渊中的灵魂的呼喊！ 陈又对老同学董贞柯说：“政治实在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对下一辈也常有此表示。 早在1932年夏，他的长子陈迟中学毕业后，曾有两个志愿：一是学农科，想研究如何化杂草为肥料；一是由于时代背景，他对日帝侵略的忿恨，想进中央政治学校。 征求父亲的意见，陈听完他的话，断然表示：“即使情切救国，也莫要学政治。政治，太肮脏了！” 后来，陈迟终于进了浙江大学农学院，陈的另外几个子女分别学医、学测量、学土木工程，两个最幼的有一人进北大文科，这还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的事。 抗战胜利后，陈的一位亲家公、三子陈适的岳父董廉三，曾以多年老友的身份劝他“急流勇退”。陈青年时代在杭州的同窗知友董贞柯、范秉琳也恳劝过他：“身体这样不好，且已勉力坚持到抗战胜利，还是引退吧！” 陈却痛苦地回答：“无法自拔了！” 还有一位叶景葵（葵初），是陈求学浙江高等学堂时所敬爱的一位老师，那时，他在上海办一所“合众图书馆”。有一次，陈特地去拜访，叶对陈说： “你做了官，初任教育厅长和教育部次长，我们已经不大愿意同你来往了。后来你担任了什么侍从室主任，我们连看也不愿意看你了。” 还说：“蒋如此做法，必无好结果。”陈无言以对，只有望着老师失声痛哭而已。 陈布雷身体一向孱弱，繁剧的工作，长期紧张的脑力劳动，使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加上无法摆脱的矛盾和苦闷，失眠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到后来，几乎每晚非服安眠药不可，每次剂量达四五颗之多，而且不时更换新品种，其中很多是进口的烈性安眠药。 朋友出国回来，送他别的礼物他不收受，如送安眠药给他，他从不拒绝。抗战后期和胜利以后，陈感到自己体力日衰，不堪工作，曾不止一次萌自尽之念。 实际上，身体不好是一方面，而更主要的是心境恶劣，他既看不到前途，又不能自拔，与其在苦闷中煎熬，不如一死了之，以求解脱。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举国欢腾，他的近身助手陈芷町打电话给他，向他报喜，在电话中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但陈布雷却回答说：“有什么可高兴的？艰难的日子正在后面呢。” 那时，我们也参加了重庆的胜利游行，兴高采烈地回来，而他却满面忧戚，毫无欢容。可能他一方面洞察到国民党内的腐败已积重难返，同时也可能他了解内幕太多，因而已预见到一场更大的内战终将不可避免吧。 那年9月，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开始，他的心情一度似曾比较好些。可是后来局势的发展，愈来愈使他失望，他的眉头也一天比一天锁得紧了。 1948年11月，在陈布雷心中酝酿已久的自杀之念，在淮海战役震撼大地的炮声中，化为他的决心。那时，恰好他的胞妹瞻华的独生女在上海结婚，陈就借此为名，力劝夫人王允默等到上海参加婚礼，包括我的父亲也被他劝走，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和亲友们会会”。 这显然是他有意的安排，但万万没有料到，他竟断然走上了绝路。因为，在他自杀前二三天，和他同住在南京湖南路寓邸中的，仅秘书蒋君章、书记金省吾、副官陶永标、勤务严尚友以及司机、厨师而已。 11日，他关照陶永标，说他精神不好，如有来客，一概不见。当天，他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杂记”，接着他就给蒋介石、陈芷町、李惟果、蒋君章等以及夫人王允默、胞弟训慈、训悆和子女写诀别信，达十数封之多。 12日，他突然打电话把女儿陈琏的丈夫袁永熙找来，说： “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以至不能自拔。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们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 这话他对下一辈已告诫多次，而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又郑重地说上一遍。 当天深夜，他把自己反锁在室内，吞服了一百几十颗烈性安眠药，待13日上午，陶永标三次敲门未应，从气窗爬了进去，已经晚了。 这一百几十颗烈性安眠药的毒性，足以致二十多个常人于死地，一个瘦弱的书生怎么抵挡得了呢！ 这时候，陈的一叠遗书也被发现了，大家只见陈平生爱用的狼毫笔没有插入铜笔套，还搁在墨盒上；一支派克自来水笔未加套，还在他枕边…… 陈布雷先生在自杀前一天写的一篇“杂记”，当时有的报纸也发表了。文如下：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7月6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倘使我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有些价值。 而我是为了脑力实在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总觉得头绪纷繁，无从着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子已经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不胜痛苦焦忧（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为我有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只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而死，但在一般意义上，是一种极不可恕的罪恶。 天下最大的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 但我这一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之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之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稍稍好转而免。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虑，则生命便失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迟钝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何况有形的身体？ 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而客观形势的要求，十倍艰难、也十倍复杂于当时，然则如我者，将何以自处？ 某日曾与立夫（又常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须：（一）使我有好身体；（二）领袖对我只有几多分力量能挑起来有大体的认识，而勿过高估我精力和抗战时候一样；（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然后我这一颗心，才定得下来。 但是，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 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 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分心去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有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的，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己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太不相应了。思之思之，如此烦忧已二十天于兹，我今算成了忧郁狂了。忧郁狂是足以发生大变态的，我便为这种变态反常心理现象而陷于不可救，岂非天乎！…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 我只有一句话奉劝各好友与同志，乘少壮时期精力旺盛时，速为国家、为人民加紧作最大的奋斗，莫待“老大徒伤悲”！ 陈布雷自杀的消息传到上海，陈的青年时代同窗学友董贞柯曾说：“死得其时，犹有哀荣。”但我在全国解放后，见到张治中和邵力子，他们都说： “布雷先生可惜了，他没有勇气活下来，他是真心希望中华民族独立、国家强盛的一个爱国书生。” 陈的老师钱均夫（钱学森之父），也惋惜地说：“布雷如能活到今天，看看站了起来的新中国，该多好！” 钱老先生是清季浙江高等学堂的老师，后在浙教育厅任首席秘书，与陈又是同事，他是很器重陈这个老学生的。 我的第一篇写到陈布雷的文字，即《郭沫若与陈布雷》一文发表后，李一氓曾公开了一个一直为人所不知的秘密，说：陈布雷担任蒋介石的秘书，还是共产党员推荐的。 当年，蒋介石在北伐进程中攫取军政大权后，他背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面目已日益暴露。正好这时，他到上海，想在新闻界物色一位秘书，为其佐理文字工作。 在上海工作的共产党员包括李一氓在内，考虑能不能通过一个特殊的途径，推荐一个能为中华民族着想的人物，从而对减少革命的损失多少有所裨益呢？ 当然，推荐一位革命的人物必不能见容于蒋，只能找中间的，比较正直的，于是，想到了陈布雷。至于通过什么方式向蒋推荐，李老未谈。我后与冯乃超谈及此事，他说他当时也在上海，不过未参与其事。然而，他说李老的话是可信的，因为李老当年在党内负责的正是这一方面的工作。 布雷先生在他的一生中，不知多少次说过：“百无一用是书生。”在他同亲朋的谈话中，在他同友好的通信中， 在他的《回忆录》中，在他的遗书中，以至在王允默的悼文中，都可以找到“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事实上，“书生”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是“无用”，而是往往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有的甚至是相当大的作用。 关键在于你是否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陈布雷的“如椽大笔”后来没有能为亿万中国民众服务，而只是效忠于蒋介石一个人，这才是他一生的悲剧所在。 我对我这位舅父的德操一向是钦敬的，我们上一辈和同辈的亲戚对他的私德，也同样钦敬。记得张治中在和我交谈中，曾两次对布雷先生的品德表示由衷的叹服，还说： “你有这样的好娘舅，实在是你的幸福，他的高尚品德值得我们学习的太多了。” 淡泊、廉洁，正义感、爱国心……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好品德，在布雷先生身上表现得相当突出。 邹韬奋先生与他在《时事新报》共事时曾为文赞美过他（近年出版的《韬奋全集》还收录此文），陈的文章、正义感、爱国心，特别是对职务的认真态度等等，备极颂扬，甚至视作楷模。 上文述及周恩来说的“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当亦指此。无怪乎当前海峡两岸，凡是接触过布雷先生的人或略知他品格的人都在纪念这位历史人物。 根据手迹影印的陈布雷《回忆录》，1949年1月在上海出版。陈夫人王允默写了一篇“前记”，文中叙述了她对“先夫子”自尽的看法。文如下： 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素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施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 及中日战起，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摒除他想，一意任事。 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乃时时引咎自责。 尝谓人生谁不乐生，但如体力精神已不堪工作，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故遗书中，力劝友朋及时努力国事，勿使老大伤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绝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 其日记函札间亦隐约流露此意，他日付印问世，其志当可大白。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 不料国事蜩螗，日复一日，先夫子为责任心所驱使，明知健康情形已不胜任，只得勉力为之，终至心力交瘁，死而后已，素志迄未得偿。悲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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